梁啟超和曾國藩的人格修養與救國理想

　　摘 要：基於梁啟超和曾國藩生活的時空並不曾交疊，而且兩人留於後世的形象又大相徑庭，因此，他們之間的微妙聯繫常常被忽略。本文嘗試從梁啟超的敘述脈絡中尋找曾國藩給予他的啟示和影響。論述重心著眼於曾國藩從人格修養擴及救國理想的關懷對於梁啟超的啟發。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9/view-7102724.htm　　關鍵詞：梁啟超；曾國藩；人格修養；救國理想 　　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1} 　　1916年，當梁啟超在為他所輯錄的《曾文正公嘉言鈔》寫序時，字裡行間流露的是他對曾國藩的崇敬之情。在這篇序文中，梁啟超言簡意賅地指出，曾國藩並不是天生有過人的才智，甚至可以說在同輩群中甚為「鈍拙」，然而卻是這樣一個才華並不出眾的樸拙人物，「銖積寸累」地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偉大功績。梁啟超在引用《左傳》中「三不朽」的說法來褒獎曾國藩的同時，顯現他亦認可曾國藩一生的成就，首先是「立德」，然後依次為「立功」和「立言」。這其實也昭示了梁啟超把曾國藩的品德修為標舉為值得學習的指標。然而，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同時，不能忽略的是曾國藩「立志」「自拔於流俗」的志氣。在梁啟超看來，曾國藩「一生得力在立志」，並因此成就了他人生中三不朽的功績。 　　梁啟超認為，曾國藩的品德修為並不僅僅是一種獨善其身的修身理論，而是可以擴大和延伸至救國救民的廣度與深度。即便孟子以及王陽明等古人的學說在體系上更為完整，梁啟超卻明確指出：「曾文正之歿，去今不過數十年，國中之習尚事勢，皆不甚相遠……況相去僅一世，遺澤未斬，模楷在望者耶？則茲編也，其真全國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須不可去身者也。」{2}可見，梁啟超清楚地意識到，在追慕遙遠的古代先賢之外，一個實實在在存在於眼前、觸手可及的楷模，具有非凡的意義。 　　一、政治際遇與修身之學 　　曾國藩和梁啟超皆非出身官宦世家，之所以踏上政治道路，除了根深蒂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思想，時代的契機亦把他們推到政治前沿。曾國藩生於1811年（嘉慶十六年），卒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隔年，即1873年（同治十二年），梁啟超誕生於廣東新會，恰恰與他長大後的精神導師擦肩而過。梁啟超在其《三十自述》中對此亦曾著墨，寫道：「餘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義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1}對於自己誕生的這一年，梁啟超除了將之與國內外的大事件做連接，亦不忘提及那是「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當中或許不無遺憾。而且，就國內發生的歷史事件而言，梁啟超所提到的太平天國亡於金陵，曾國藩更是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可見，從自己出生的年份來看，不管在個人或歷史事件上，最重要的關聯人物都是曾國藩。 　　曾國藩在28歲時考中進士，獲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從此踏入仕途，十年七遷，37歲時已官至二品。以此觀之，曾國藩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然而，若是在翰林院走完他一輩子的政治旅途，曾國藩或許就將平平淡淡地度過一生，對後世的影響力也可能不同。曾國藩的政治命運顯然是「時勢造英雄」的一個極佳例子，太平天國割據南方的局勢，撼動的不僅僅是清朝政權，也對以儒家為中心的社會思想結構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 　　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局面，讓曾國藩這個原本手握筆管的翰林也無法靜心待在翰林院中了，熱血澎湃的激情促使他帶著剿滅太平天國的理想踏上戰場。畢竟，當時清朝和太平天國的對峙，還暗中潛藏著中國的儒家傳統和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之間的較勁。換句話說，維護清朝政權也即等同於捍衛儒家傳統，這在曾國藩看來，是一種無法置身事外的職責。不過，疆場上瞬息萬變的局勢，也曾讓曾國藩經歷幾番起起落落。幸而憑著對理想的堅持，曾國藩最終在與太平軍的對決中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也為他贏得了「中興名臣」的讚譽。曾國藩走出翰林院踏足疆場的經歷，在當時文官和武將各有其權責的權力架構下，實屬罕見。這樣一個特殊的機遇，並未讓曾國藩被過多的權力沖昏頭腦，而是更為謹慎地領兵作戰，避免自己行差踏錯，這其實也是他本身人格修養的一種體現。 　　相較於曾國藩，梁啟超可說是少年得志，17歲即中舉。然而，梁啟超在政治上嶄露頭角，卻非在朝堂之上被賞識，而是隨著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而聲名大噪。3年後，1898年的維新變法雖說是站在維護清政權的立場，但這一股「在野」的政治關懷者的聲浪，傳入「在朝」守舊派執政者的耳中，難免因為「在朝」和「在野」的對立，而淪為挑戰之聲。當然，必須指出的是，這其中還包含了兩派之間觀念的差異、利益的衝突、行事作風的相左等等千絲萬縷的糾葛。如此一來，維新變法雖說是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展開，卻在實施103天之後，難逃被慈禧太后干涉而遭扼殺的命運。一心期待通過維新變法改良清朝政體、鞏固清朝基業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也在一夜之間成了朝廷的通緝犯。這也表示，梁啟超躋身朝中的仕途，也因為戊戌政變的發生，而回歸到在野政治關懷者的路徑上。 　　梁啟超的政途，顯然沒有曾國藩順遂，若說曾國藩一生的政治道路皆在廟堂之上，那麼，梁啟超大部分時間的政治身份則是一個在野的政治關懷者。在被清朝通緝期間，逃亡日本的梁啟超並未放棄改良清朝政體的理想。作為一個流亡政治家，梁啟超希冀透過文字來啟蒙中國民眾，以促使大眾的政治覺醒。這當中，創辦於1898年的《清議報》和隨後於1902年出刊的《新民叢報》，即是梁啟超在這方面的努力。宣統皇帝的退位，帶來的是政治體制的轉換。民國建立後，梁啟超不再是通緝犯，也因此獲得了進入政權中心的契機。問題是，不慣處身官場的梁啟超，在北洋政府中雖曾貴為司法總長（1913年）和財政總長（1917年），卻似乎更為習慣在野政治家的角色，故而在任時間皆不長。梁啟超在1917年退出政壇後，投身學術研究，才找到一番新天地。 　　曾國藩戰場上的挫敗以及梁啟超逃亡日本的經歷，不能不說是他們政治道路上的低谷，然而對於心懷愛國之情的曾國藩和梁啟超而言，這些磨難都可以被轉換成人生的歷練。特別是梁啟超的情況更是一種弔詭的現象，他與康有為之所以推動維新變法，完全是為了清朝的自強，但這一舉動在當時的保守派眼中卻是對朝廷的威脅。不過，即便被清廷通緝，梁啟超的愛國心卻沒有因此而動搖，在日本避難時期，仍繼續為他的救國事業做出努力。旅居日本時期的梁啟超曾不止一次地向師友表示，自己因「偶讀《曾文正公家書》」，而在人格和道德修為上受到啟發。當時的梁啟超正從日本前往檀香山籌劃保皇會事務，他在1900年3月24日寫給康有為的信中對此加以敘說： 　　弟子日間偶讀《曾文正公家書》，猛然自省，覺得不如彼處甚多，覺得近年以來學識雖稍進，而道心則日淺，似此斷不足以任大事。因追省去年十月、十一月間上先生各書，種種愆戾，無地自容，因內觀自省，覺妄念穢念，充積方寸，究其極，總自不誠不敬生來。{1} 　　此時的梁啟超，對於之前與康有為因政見稍異而心生齟齬明顯懊惱不已。對此，梁啟超深自反省，認為皆因自己「道心則日淺」、「不誠不敬」所致。而這種種在道德上的自我要求，與「偶讀《曾文正公家書》」有著直接的關聯。 　　在寫給康有為的信一個月之後，曾國藩在人格和道德修為上給予梁啟超的啟發，似乎還餘韻未了。在致函葉覺邁（湘南）、麥孟華（孺博）等友人時，梁啟超更進一步論述了曾國藩的修身之道，並表達出決心以此為榜樣之意。梁啟超在閱讀曾國藩家書的過程中，一個很大的啟發是「覺得非學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所以「養心立身之道斷斷不可不講」{2}。這一點，在閱讀曾國藩家書之前，梁啟超似乎並未加以重視。思想上的這一轉變，帶給梁啟超的不只是自身修養的長進，也讓他的政治理念開發出新的面向。 　　處於人生低潮，流亡海外的梁啟超正應了曾國藩所謂「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的說法。曾國藩在1868年給陳??的信中寫道： 　　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為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寬，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致於內傷。③ 　　曾國藩給予陳??的提點，旅居異鄉的梁啟超是否有緣閱讀不得而知，然而從梁啟超在1898年9月寫給李蕙仙的家書中，卻同樣流露出他在危難之中的豁達胸襟： 　　此次之變，以尋常理勢論之，先生及吾皆應萬無生理，而冒此奇險，若有神助，種種出人意外，是豈無故哉。益信天之所以待我者厚，而有以玉成之也。患難之事，古之豪傑無不備嘗，惟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輕乎？卿固知我，然我願卿之自此以後，更加壯也。{4} 　　此時，梁啟超正處於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的顛沛流離狀態，然而其心境若以曾國藩所說的「活潑潑」和「坦蕩蕩」來形容，似乎也不為過。 　　「捨命報國，側身修行」{5}這八個字用來形容曾國藩和梁啟超的政治和修身之路，大概並不為過。作為儒家思想的忠誠守護者，曾國藩可說是實踐「內聖外王」之道的一個極佳代表。曾國藩早年跟隨唐鑒和倭仁研習理學，之後又深受王夫之的經世致用學說啟發，於是努力結合兩者，在重視「內聖」修為的同時，也不忽略「外王」的努力。為落實此二者，曾國藩提出了他自己的修鍊法門：「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雜，切身日日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1}提出了注重實踐的觀點。曾國藩同時也表示：「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2}強調了禮的重要性，認為禮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塊基石。縱觀曾國藩與梁啟超的一生，修身、齊家與治國，的的確確是他們一生中的追求和成就。 　　吳銘能在《困勉志大人之學――曾文正對梁任公的影響》一文中，就特別關注梁啟超把曾國藩視為品德修養的精神典範一事。吳銘能寫道： 　　曾國藩對梁任公一生之中，尤其在旅日期間到最後病逝於北京，起了極具關鍵性的作用，換言之，康梁亡命海外，分道揚鑣之後，曾國藩在德性修養方面的克己慎獨功夫，長隨伴任公左右，也因此使任公在幾次重大挫折與情感的激憤中，能很快地恢復平靜沉著……③ 　　為證明自己的觀點，吳銘能也舉了梁啟超在宣統二年（1900）二月寫給徐佛蘇的信為例，印證梁啟超雖「屢遇拂逆」，卻可「心境常泰」，實拜曾國藩的修養功夫所賜。{4}晚年的梁啟超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亦明確表示自己從曾國藩身上獲益良多。他在信中寫道：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兩句話：「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將來成就如何，現在想他則甚？著急他則甚？一面不可驕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餒，盡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裡是那裡，如此則可以無入而不自得，而於社會亦總有多少貢獻。我一生學問得力專在此一點，我盼望你們都能應用我這點精神。{5} 　　這段話，是梁啟超寫給正在學習的孩子們的經驗之談，因此指涉的是做學問的理路。由此推及，「莫問收穫，但問耕耘」、「不可驕傲自慢」、「不可怯弱自餒」、「做到那裡是那裡」的格言以及貢獻社會的期待，何嘗不是一門人生的學問！稍加留心，在梁啟超提供給孩子們的人生經驗啟示當中，又何嘗不隱隱浮現著曾國藩留給他的孩子們以及後生晚輩若梁啟超等的人生智慧！ 　　二、人格修養：內聖之學與「私德」的轉化 　　梁啟超從1902年《新民叢報》創刊之始，即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新民」的論文，取名《新民說》。顧名思義，文章中心皆是討論作為一個「新民」所應具備的思想和特質。不過，在寫於1901年的《飲冰室自由書?說悔》一文中，梁啟超已提到《大學》中有「作新民」的說法。 　　在《新民說》中為「新民」下了定義和做了闡述之後，梁啟超即著墨於「公德」，顯示在他的思想中，這是作為中國的「新民」急切需要補足的品德意識，因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6}。梁啟超如此展開論述的理由在於，他在品德修為上劃分了「公德」與「私德」。在他看來：「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7}不過，從1902年的《論公德》發展到1903年的《論私德》，顯示梁啟超對中國人歷來重視的私德也覺得有再加以討論的必要。其原因正如他在《論私德》開篇所說明： 　　吾自去年著《新民說》，其胸中所懷抱欲發表者，條目不下數十，而以《公德篇》托始焉。論德而別舉其公焉者，非謂私德之可以已；謂夫私德者，當久已為盡人所能解悟能踐履，抑且先聖昔賢，言之既已圓滿纖悉，而無待末學小子之嘵嘵詞費也。乃近年以來，舉國囂囂靡靡，所謂利國進群之事業，一二未睹，而末流所趨，反貽頑鈍者以口實，而曰新理想之賊人子而毒天下。噫！余又可以無言乎！作《論私德》。{1} 　　追根究底，私德乃是公德的基礎。若無良好的私德修養，公德的推展也會被「末流」誤導，反落人口實，間接導致「新民」之說面對不必要的攻擊。於是，既要提倡公德，就必須先讓國人具備良好的私德修養。可見，梁啟超已經意識到，即使要培植公德，傳統中國固有的私德修養也不可偏廢。他在《新民說》中一再論述的「公德」和「私德」，換個語境，其實與傳統的內聖外王之說有異曲同工之效。這樣一種敘述脈絡，無形中正符合了梁啟超此時從外王之道走回內聖之學的路向。曾國藩在這一點上給予梁啟超的啟發理應得到重視。 　　梁啟超在1902年以「中國之新民」為筆名，落筆撰寫《新民說》時，對「新民」之「新」做了明確的定義，並指出「新民」所追求的也是一種貼近中國國情和民情的品德修為。在《新民說?釋新民之義》中梁啟超表示： 　　「新民」雲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篤與變化氣質之兩途。斯即吾淬厲所固有、採補所本無之說也。一人如是，眾民亦然。{2} 　　這一段話，提綱挈領地提出了所謂的「新」，關鍵在於「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以及「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即表示不止要在原有的品德基礎上去蕪存菁，還要配合時代需求，吸收和容納新的甚至是源於西方的品德元素。 　　基於「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的立場，梁啟超表示：「吾固知言德育者，終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補助。」③這是因為中國舊有的道德觀本是基於傳統的倫常秩序而建立，不能擺脫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倫理準則。然而「道德與倫理異，道德可以包倫理，倫理不可以盡道德。倫理者，或因於時勢而稍變其解釋，道德則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4}。所以，在道德重構的過程中，需要從西方新道德中採補舊道德「所本無而新之」。據梁啟超的觀察，由於中國式的道德立基在倫理關係上，因而顯示為從倫理觀念上開展出來的「私德」；反之，西方的道德觀則偏重社會與國家倫理，故而稱為「公德」。梁啟超因此表示：「故謂中國言倫理有缺點則可，謂中國言道德有缺點則不可。」{5}此中緣由在於梁啟超認為，若道德被局限在「獨善其身」的私德中，將無益於社會國家，但這並不表示私德的培養不重要，而是需要結合兩者，在具備私德修為的同時，將之擴展到社會國家中，成就公德的成長。 　　梁啟超1902年為「新民」立下「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與「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這兩個依循方向時，雖說也是經過時間的沉澱和深刻的思考，然而至1903年寫作《論私德》時，態度上還是有所轉變，即從原本的偏重「公德」，轉向注重「私德」的培養。這一點，梁啟超在《論私德》中亦不諱言： 　　吾疇昔以為中國之舊道德，恐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也，而渴望發明一新道德以補助之。（參觀第五節《論公德》篇）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決非今日可以見諸實際者也。夫言群治者，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與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難。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國民，必非徒以區區泰西之學說所能為力也。{6} 　　此言足以證明，梁啟超清楚地意識到，欲成就他理想中的新民，民眾的「智」與「力」尚在其次，更為關鍵的是「民德」，因為德育若沒有長時間的累積和沉澱，難見其效。如此一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格修養，即展現出其韌性與跨時代之意義。與此同時，梁啟超也看到，中國的思想和品德教育悠遠而廣大，儘管因為時局的變化不能固步自封，卻也不應該、也不可能全然否定。或許，梁啟超在他的《飲冰室自由書?說悔》里引申《大學》中的說法，可以更為貼切地道出「新民」之意：「《大學》曰：『作新民』。能去其舊染之污者謂之自新，能去社會舊染之污者謂之新民。」{1} 　　梁啟超在《新民說》中迫切地闡論公德，正如其所言，乃是因為私德在國人品德中，「當久已為盡人所能解悟，能踐履」。梁啟超在找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以及「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這兩種結合新與舊兩種道德的融匯之道以前，也並非不認同私德的重要性，而只是認為重私德易於走上「束身寡過」的褊狹之路，所以才說：「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為德育之中心點，範圍既日縮日小。」{2}但當梁啟超從曾國藩身上看到私德既可以修身，亦可以擴大影響至身邊的朋友、幕僚，並形成風氣之時，即打破了他對私德易傾向於獨善其身的迷失，看到了「內聖」的自我要求也可以過渡到治理社會國家的「外王」之理想。曾國藩在這一點上，一直是踏踏實實地儘力而為，在他看來：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 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重修養，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③ 　　就因為這一種堅持，曾國藩以身作則，既做修身的內聖功夫，亦達到治國的外王層次，形成了一個時代的風氣。 　　在修身的方法上，梁啟超得益於曾國藩之處甚多。箇中理由，當包含梁啟超將曾國藩視為一個「可學」之人。畢竟曾國藩是如此平實地將其修身的觀點寫在日記與家書中，讓後生晚輩可藉以窺探門徑。在曾國藩的修身法門中，梁啟超留意到，曾國藩在做事上自制力極強，只要下定決心，少有做不到的事。梁啟超一再提及曾國藩在戒煙、早起和寫日記這三件事上的堅持，並以之在《新民說》中與讀者共勉{4}。若說曾國藩的自制力和毅力之堅韌所發揮的效益僅僅讓他成功戒煙或戒除晏起的惡習，那麼，這將只停留在「內聖」的層次。然而，曾國藩之所以在梁啟超的眼中可以成就其三不朽的事業，源於他是一個成功地將「內聖」的自我品德修為延展至「外王」事業的實踐者。梁啟超故而將曾國藩戒除惡習的例子與剿滅太平軍的事迹相互參照，以小窺大，對曾國藩從自身小事做起，並在國家大事上收穫成效的努力，通透地做了剖析。 　　梁啟超除了重視曾國藩的自製和毅力修為，也非常看重曾國藩勇於改過的決心。此一品德也在梁啟超於《德育鑒》以及《曾文正公嘉言鈔》中一再抄錄的相關章句顯示出來。曾國藩改號「滌生」，即是其善於改過的實證。對此，曾國藩曾有一段夫子自道：「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5}曾國藩以「滌生」自號的舉動，顯示他下定決心用此號來警惕自己要知錯即改。曾氏之所以如此要求自己「改過」，是因為深覺若在德行上有失，又不及時糾正，則將漸漸形成為一種習性，那時再期望將惡習革去，已是大為艱難。故而說：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6} 　　曾國藩與梁啟超皆極為重視進德和修業，認為這兩者才是好修之道。他們各自有一段大方向一致、而細節稍有出入的進德與修業之說可相互參照。就曾國藩看來： 　　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悌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業，又算余了一分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1} 　　梁啟超1910年在其《歲晚讀書錄?好修》中則如此寫道： 　　凡人於肉體之外，必更求精神上之愉快，乃可以為養，此即屈子好修之說也。好修之道有二：一曰修德，二曰修學。修德者，從宗教道德上，確有所體驗，而自得之於己，則浩然之氣，終身不衰，自能不淫於富貴，不移於貧賤，此最上也。但非大豪傑之士，未易臻此造詣，則亦當修學以求自養。無論為舊學為新學，苟吾能入其中而稍有所以自得，則自然相引於彌長，而吾身心別有一系著之處，立於擾擾塵勞之表，則外境界不能以相奪；即稍奪矣，亦不至如空壁逐利者，盡為敵據其本營而進退無據也。其道何由？亦曰好修而已矣。{2} 　　二人雖同樣視修德為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曾國藩筆下的「德」不外「孝悌仁義」，梁啟超卻把「德」提升到成為「浩然之氣」的層次，並且得之終身不衰，如若求之而不得，則可從修學上下功夫以為依恃。可見，曾國藩講求的「德」，是每個人在生活中皆可做到的實踐層次，而梁啟超所追求的「德」，卻「非大豪傑之士，未易臻此造詣」。針對修業方面，曾國藩亦精簡指稱「詩文作字是也」，梁啟超則圍繞舊學與新學做論述，並認為不管新學或舊學，只要是學有所成，即是一門他人無法奪去的學問。故此，根據梁啟超的觀點，若非「大豪傑之士」，就應該在修學這一層面下功夫。由此觀之，在進德與修業上，曾國藩秉持其一貫謹慎、踏實的態度，認為這兩者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積來的成果；梁啟超儘管有豪傑與常人之分，亦認為由此二途可獲得精神的愉悅，足以「自得」「自養」。顯現二人道雖不同，於終極目標上卻相當一致。 　　曾國藩和梁啟超在後世的評價，或許會在不同的時代因為他們的政治抉擇而面對貶責。然而，抽離政治考量，曾國藩和梁啟超的品德修養，卻可以在不同時代發揮典範效應。閱讀了曾國藩家書之後，梁啟超立志以曾國藩為楷模，在人格修為上求精進。故而對於曾國藩「苟有富必能潤屋，苟有德必能潤身，不必如孔子之溫良恭儉，孟子之?B面盎背，而後為符驗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儀範」③之說，深有同感。唐浩明將曾國藩的修身之道歸納為「誠、敬、靜、謹、恆」{4}五字的確非常精確，而且與梁啟超在讀過曾國藩家書後給自己立下的修身之法如出一轍。梁氏自訂的修身功課是，「一曰克己、二曰誠意、三曰立敬、四曰習勞、五曰有恆」，並立志終身以此「五事自課」。{5}即使這五項之中有一兩項在用字上不完全相同，但內涵並沒有太大差別，足證梁啟超雖是「偶讀《曾文正公家書》」，卻是一生受用無窮，朝著以德潤身的方向努力。 　　三、救國理想：外王之道與「公德」的擴展 　　梁啟超在沒有找到連接內聖與外王的接榫處之前，認為純粹的品德修為會傾向於「私德」的表現，雖有益於個人，卻對社會國家無所貢獻。然而，從曾國藩的身上，梁啟超卻看到，原來私德也有推己及人，擴大至社會國家的可能性。這麼一來，梁啟超所重視的「公德」也可以從「外王」的傳統中找到依歸。 　　在《曾文正公嘉言鈔》中，梁啟超不止一次抄錄曾國藩感嘆時局的言辭。或許，在抄錄的同時，梁啟超更為欣賞的是曾國藩與其友群在黑暗時局中堅持操守的氣節。曾國藩嘗言： 　　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1} 　　原因無他，僅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所以說：「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然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2}強調了國家的每個子民，在維持社會的是非曲直中，皆背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更何況是在朝堂上有發言權的國家重臣，更應當「先天下之憂而憂」。 　　曾國藩《原才》篇中的一段話，講述了開風氣之先者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梁啟超深為認同，並成了他不止一次抄錄的「嘉言」： 　　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③ 　　即使自身處於一個「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的世界，曾國藩和梁啟超卻始終堅信，只要有足以掀起新風氣的「一二人」，或者對他們而言，不管他們本身有沒有做到，他們其實正努力在扮演這「一二人」的角色，希冀為國家注入一股清流，那麼社會風氣的轉變就指日可待。此一情況，曾國藩本人的另一段文字，說得更直截了當：「惟天下滔滔，禍亂未已；吏治人心，毫無更改；軍政戰事，日崇虛偽。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誠，導之以廉恥，則江河日下，不知所屆。」{4}在此，曾國藩亦提到改善風氣之法，即「倡之以朴誠，導之以廉恥」，也就是回到「內聖」的路子上。 　　梁啟超1910年創辦的《國風報》，既然是在說「國風」，《原才》篇中的說法，自然會引起關注。在倡導「開一國之風」的文章中，梁啟超徵引了《原才》篇以上的論說後，加以闡發道：「此一二人者如在高位，則其勢最順而其效最捷；此一二人者而不在高位，則其收效雖艱，而其勢亦未始不可以成。」{5}所以，不管是在曾國藩或是梁啟超的認知當中，所謂的「一二人」，可以發揮的力量卻不小。如此一來，在這「一二人」登高一呼之後：「是以聲氣所感，如響斯應。不期然而然，於暗無天日之京師宦海中，乃能放此大光明，而雷霆所昭蘇，且將及於全國，一二人之心力，不可謂不偉也。吾是以知君子之道，在知其不可而為之。為之不已，將有可時；若其不為，則天下事固無一可也，夫豈必御史台能獨為君子哉？」{6}這是梁啟超在《台諫近世感言》中對於改變風氣的這「一二人」所做的一個很好的補充。此外，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中《原才》一則的按語中也表示：「公於窮時達時，皆能以心力轉移風氣，可謂不負其言矣。」{7}一再流露出梁啟超對曾國藩造風氣之先的讚賞。 　　對於曾國藩和他的朋友、幕僚們所帶起的重視品德之風氣，梁啟超極力推贊。1905年編撰《德育鑒》時，他對此即有所提及，並以之作為《德育鑒》的篇末總結，顯見其將曾國藩及其同道視為德育的典範。在1910年《國風報》創刊號上刊載的《說國風》一文中，梁啟超從清朝的聖主仁皇帝開始追溯，論述清朝的道義之風，也提到曾國藩和羅澤南等人「幾振之矣」，充分肯定了曾國藩和他的朋友、幕僚們的努力。只可惜因為時局艱難，導致他們必須將精神轉移到戎馬征戰上，間接影響了風氣的擴散和傳承。{1} 　　到了1927年，梁啟超在和學生們的談話中，依然在追慕當年由曾國藩和其友群們建立起來的道德社會： 　　我們一回頭，看數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養。他們看見當時的社會也壞極了，他們一面自己嚴厲的約束自己，不跟惡社會跑，而同時就以這一點來朋友間互相勉勵，天天這樣琢磨著，可以從他們往來的書札中考見。……這些話看起來是很普通的，而他們就只用這些普通話來訓練自己。不怕難，不偷巧，最先從自己做起，立個標準，擴充下去，漸次聲應氣求，擴充到一班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種風氣，到時局不可收拾的時候，就只好讓他們這班人出來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羅，一般書獃子，居然被他們做了這樣偉大的事業，而後來咸豐以後風氣，居然被他們改變了，造成了他們做書獃子時候的理想道德社會了。{2} 　　我們試看曾文正公等，當時是甚麼樣修養的？是這樣的么？他們所修養的條件：是什麼樣克已，什麼樣處事，什麼樣改變風氣，……先從個人，朋友，少數人做起，誠誠懇懇，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許放鬆，我們讀曾氏的《原才》，便可見了。風氣雖壞，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個是一個。這樣繼續不斷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當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遲死數十年，也許他們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項城也走這一條路，也許直到現在還能見這種風氣呢！③ 　　梁啟超在此更為透徹地提到曾國藩和他的朋友、幕僚們其實就是靠著「不怕難，不偷巧」，先從自己的品德修養下功夫，漸漸地把和自己習氣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風氣之後，自然可以有一番作為。所以，梁啟超才會說，「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4}，指的就是他在道德上有影響身邊朋友和幕僚的魅力，足以在黑暗的社會現實中激揚起一股正氣與清流。當然，除了道德修養和影響風氣，曾國藩的治國之才亦不容漠視。然而，追根究底，曾國藩的事功成就，依然須回歸到他的道德修為這一基礎。 　　梁啟超對曾國藩的推崇，並非純粹文字上的高談闊論，而是在行動上也付諸實踐，以身效法。這一點，《說國風》中的一句話足以為證： 　　本報同人，學譾能薄，豈敢比於曾文正所謂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者？顧竊自附於風人之旨，矢志必潔，而稱物惟芳；托體雖卑，而擇言近雅。此則本報命名之意也。{5} 　　雖然自謙只能遵循《詩經?國風》志潔言雅的傳統，但所嚮往的實為以曾國藩為楷模，藉助辦報以形成社會風氣的努力，由此正顯現了梁啟超的用心和理想。當然，在梁啟超辦過的報刊中，並非只有《國風報》貫徹了開通風氣的宗旨，《新民叢報》也有相近意圖。《新民說》即明言： 　　吾以為學識之開通、運動之預備，皆其餘事，而惟道德為之師。無道德觀念以相處，則兩人且不能為群，而更何事之可圖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複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傑證之則如彼，以吾祖國之豪傑證之則如此，認救國之責任者，其可以得師矣。{6} 　　一句「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複也」，連接了曾國藩與澄清天下的關係，也貫穿了曾國藩以及梁啟超期許開通風氣的理想。而梁氏借重報章以開風氣的做法，又切合了將報刊視為「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種的思路，體現出在影響社會的途徑上與曾國藩的相異處。 　　《新民叢報》既抱有「澄清天下」的理想，自然不能缺少對德育的傳揚。畢竟，梁啟超清楚意識到，不管是學識的開通或是政治運動的預備，更為根本的一點是必須有良好的品德為基礎，非此不足以成就大事業。早在1902年創辦《新民叢報》時，梁啟超即在《本報告白》中表示： 　　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葯治之，務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1} 　　可見，梁啟超期待中的「新民」，是「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的新民。他在探討中國和西方的德育觀念時，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分析了智育和德育的關係，並從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做了論述。{2}在梁啟超看來，中國的宋明儒學或是西方的倫理學，其實應被視為如理化、工程、法律、生計等學科的智育，並不能等同於德育。而且，德育也不應被過度膨脹的智育所掩蓋，方可避免德育因此而被詬病，反之亦然。③ 　　基於認識到德育和智育之間的模糊關係，「有志救世」的梁啟超自然會在這一問題上認真思考並付諸實踐。到了晚年，梁啟超在北海和清華研究院學生們的一席談話中，即指出智育的發展終歸必須有德育作為根基，找到讓德育和智育相結合的方法： 　　吾所理想的，也許太難不容易實現：我要想把中國儒家道術的修養來做底子，而在學校功課上把他體現出來。在已往的儒家各個不同的派別中，任便做那一家，那都可以的，不過總要有這類的修養來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礎，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沒有這類做人的基礎，那末做學問並非為自己做的。……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識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我這種做學問的方法，可以為修養的工具；而一面在修養的時候，也不是參禪打坐的空修養，要如王陽明所謂在「事上磨練」。{4} 　　這時候的梁啟超，在退出政壇專治學問後，依然認為不管是如當初的曾國藩般投身軍事政治，或是如現時的自己般獻身於學術，一個不能拋開的堅持是，品德修養必須是這些外在事功的根底。梁啟超這段與學生的談話作於1927年，所以即使他抱著滿懷的憧憬和理想要朝這個方向努力，只可惜天不假年，兩年後，梁啟超即病逝，故這番志願也只能屬於未完成的事業了。 　　處身於一個過渡時代，中西文化的衝擊，新舊文化之間的矛盾，造成了這個時代的動蕩不安。面對這樣的時局，梁啟超難免不會將其與曾國藩所說的「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的時代系聯在一起。所以，即使曾國藩身處道光、咸豐與同治年間，梁啟超則是前腳踏在光緒、宣統時代，後腳踩在民國時期，但是在曾國藩身上，梁啟超卻看到了不為時代所局限的品德修為在繼續發光發熱，並希望效法曾國藩，帶領朋友和學生輩改變社會惡俗，興起新思想、新風氣。所以，梁啟超熱情地呼籲： 　　然而現在的社會，是必須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淪下去，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但是誰來改造他？一點不客氣，是我輩！我輩不改造，誰來改造？要改造社會，先從個人做人方面做去，以次及於旁人，一個、二個，……以至千萬個；只要我自己的努力不斷，不會終沒有成績的。{5} 　　梁啟超透過這番話所傳達出來的訊息是，只要「一回頭看」，不就正好可以看到曾國藩和他的朋友、幕僚們站在身後作為堅實的後盾，扶持著「中國之新民」們穩健地走向未來。可見，梁啟超在修身和開通社會風氣這一環節上，顯然把曾國藩標舉為學習的典範。譚徐峰在論述曾國藩對梁啟超的影響時，也指稱：「《新民說》重在塑造理想人格，曾國藩的操守成為新民這一英雄系譜重要的一環，其關懷不僅僅在修身，更著眼於救世，期待由此形塑國民，團聚成強大的國家。」{1}以曾國藩本身而言，他在強調品德修為之時，是一種回歸到傳統的「內聖」之學；而梁啟超在倡導「新民」的理想時，更多傾向於「外王」的追求。只是，曾國藩在修身的同時不忘為國家做出貢獻，梁啟超在為國家的命運而積極培養「新民」時，也意識到需要品德修養作為根基。如此一來，曾國藩與梁啟超這兩個生活在不同時空中的人，恰恰在追求內聖與外王的努力中，找到交匯點。 　　結 語 　　曾國藩在20歲入漣濱書院時改號「滌生」，有心在品德上去除惡性，在修身品德上下功夫；到了28歲考上進士時，志高氣昂地改名「國藩」，立志成為國之藩籬。梁啟超則是在《新民叢報》創刊後，常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撰稿。曾國藩和梁啟超愛國的志向從他們的名字和筆名上已然清晰可見。梁啟超在1916年寫給蔡鍔的信中嘗謂： 　　今大敵未去，大業百未一就，而此等惡象已見端矣。有時獨居深念，幾欲決然捨去，還我書獃子生涯。然曾文正亦有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則魂魄猶有餘羞。每誦斯言，又復汗出如漿耳。{2} 　　寫這封信給蔡鍔時，梁啟超與蔡鍔正為雲南起義之事而勞心。政局的黑暗自是讓梁啟超想要「決然捨去」的原因，然而，回首曾國藩為國家命運而奮鬥的苦心和用心，若是自己「決然捨去」以圖「苟且自全」，終是慚愧無已。所以，梁啟超一再以曾國藩其人其言為自我警惕和激勵的標竿，期許自己可以如曾國藩般做到修身和治國並舉的成就。 　　在《新民說?論毅力》中，梁啟超突出強調了曾國藩堅韌不拔的毅力，所謂「且勿征諸遠，即最近數十年來威德巍巍照耀寰宇，若曾文正其人者，其初起時之困心衡慮，寧復可思議」③。而其實，這句話同時也流露出梁啟超對曾國藩「初起時」的「困心衡慮」感同身受。咸同年間，曾國藩作為國之藩籬，穩固了清朝已然被晃動的基石。隨後，梁啟超又走在時人前列，以「中國之新民」的視野指示出中國的政治前景。當時，站在19和20世紀之交的梁啟超曾經慨嘆： 　　嗚呼！十九世紀往矣，而二十世紀方將來。曾國藩常言：已往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吾輩於十九世紀之代表人無歆焉無責焉，亦視二十世紀之新人何如耳。{4} 　　曾國藩引用袁了凡的偈語，比喻了以往在品德上有缺失的自己已如昨日般消失，梁啟超則站在19、20世紀之交這個新的時間維度上，將比喻的範圍放大到承載了國家命運的代表人物身上，喻指造成19世紀政治格局的人物已如昨日般飄然而逝。因此，更為重要的是將希望寄托在未來，並從當下開始努力，讓具有新民德的「新人」營建出一個具有新生命力之「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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