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 胡蘭成：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

胡蘭成：張牽張招名作家張愛玲是李鴻章、張佩綸等名人之後，其家世可以牽扯上小半部近現代史。她生逢亂世，沒承想平平安平過一生，卻出名趁早，把我國文化中的人情陰毒、心思敏感、文字富艷極為飽滿地表達出來。當時的文壇一度為之震動，在家國淪陷中的傅雷曾經化名作文稱道，殷殷期待。深受法國文化影響的傅雷一定了解「一戰」前後瓦雷里長詩發表後的反應，即真正個體精神的誕生是比戰爭、思潮、流行更為重大或至少同等重要的事件。沒有此種對個體精神的關切和尊重，戰爭中的血就仍在白流。張愛玲橫空出世表達的，是比啟蒙滑向救亡的國家主義的左右翼文化更為突出的中國人的成就。但是，這麼一個類似於「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天才，命中要做一個與時相違卻洞明一切的大詩人，卻不幸地遭遇時世和人事的多重狙擊，只能孤獨地自我演繹一生。

張愛玲

這種人生之甘苦的經驗，就有無行男人胡蘭成的參與。這個曾被她稱為「張牽」「張招」的胡蘭成竟也靠她在後世幾經沉浮，在今天的讀書人中有著相當大的影響。自然，能在張愛玲那裡登堂入室的胡蘭成也非同小可，他的才、學、識當年讓張愛玲「低到塵埃里」，直到今天仍「驚艷」著文學的純粹的心智。

我猶豫著是否用「心靈」一詞，因為張愛玲本人一經洞明真相即萎謝了放下了。今天的胡迷放不下，因為胡蘭成的經歷和文字確實多有匪夷所思之處，確實挑戰日常的心智，而非自立的心性或自足的心靈。即使自以為縹緲的審美主義者，在胡蘭成那裡也只是找到的智的直覺的愉悅，而非靈性的提升或落實。因此，無論是批評胡蘭成的下作、漢奸無行，還是粉其才的人，都少有將胡蘭成作為我們生存社會化的遺產，而只是牽扯個人的愛憎喜惡而已。

胡蘭成的一生說起來其實簡單。他幾乎是自學成才。30出道，以策士時論捲入社會政治，做報刊主筆，為政客幫閑幫忙。抗戰期間，他擔任汪偽政權的宣傳次長等官職。抗戰勝利後逃亡日本，晚年一度回台灣地區活動，因漢奸身份受到文化界的攻擊，只得再度去國並客死日本。可以說，他是一個直到今天仍不被兩岸社會主流認可的人物。

胡蘭成是浙江農村子弟，成長年月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新學、舊學、西學滿天飛，胡蘭成沒有進過大學受正規教育，但他的才氣和悟性極高，20歲出頭到北京的大學裡工作並遊學，30歲不到出版散文集並寄給魯迅。這樣的人在今天的社會仍比比皆是，因為缺乏師友、集體的切磋砥礪，他們往往有些思想的閃光、文辭的出彩，他們自己也有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心智。由於他們是從邊緣地帶向社會文化的中心地帶行進，他們沒有一開始就位於中心地帶學子文人們的規矩、教條、平實，而是表現得更有靈智，更天馬行空。因此，他們的粉墨登場往往極為矚?目。

胡蘭成第一次大出場就攪動了中央和地方關係這個中國社會的大命題，他發表言論說：「發動對日抗戰，必須與民間起兵開創新朝的氣運結合，不可被利用為地方軍人對中央相爭相妥協的手段。」結果他得罪了地方勢力，一度被關押。但他仍在清談論政的道路上走了下去，甚至變成了「和平運動」的旗手。他第二次大出場受寵或受託於汪精衛，有著烈士情節的汪精衛說的是：「我想付託蘭成先生以宣傳大事，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獨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筆護之。」而胡蘭成也同樣善於戲劇化自己：「當下我唯敬聽。與中華民國歷史上這樣有名的人初次見面，竟難說明什麼感想，只覺山河大地盡皆端然。」

汪精衛

這樣的才子考慮的當然是大詞大事，很少考慮大節大義。兩個自戀自大的才人走到一起，胡蘭成為汪精衛的事業辯護得不遺餘力，他做了汪偽政權的高官：汪偽政權宣傳部政務次長、偽行政院法制局局長、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汪偽集團機關報《南華日報》總主筆等，算得上青雲直上。

這種亂世的風雲際會引導強化了一個文化種子的張揚，這個從基層拔起、已無根基的窮苦孩子見了天日便如浮萍，他的見識、心智和興趣流艷而不俗，他不會一門心思地聚斂，但他會附庸風雅、自作多情、裝扮文化。他活在詞語裝扮的大宇宙里，從作家蘇青送的雜誌上讀到了張愛玲的文字，觸動了他的自戀的心智，在漢奸周佛海們的交際圈中，胡蘭成居然跟張愛玲談起了戀愛。這個38歲的大男人誇起23歲的張愛玲來，可能更多的是為自己感動了，他說張愛玲「是頂天立地，連世界都要起六種震?動」。

懂得人情卻涉世不深的張愛玲也為這個混世的男人打動了，她給胡蘭成的信中寫道，「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又說，「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裡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她是真心把自己交給他了，一時之間她當然得到了至高至美的幸福。天才也天真的作家與她心儀的男人合作寫下婚書：「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胡蘭成當然不會把自己交付出去，他的本質是浮萍。他的愛都是自戀的對象化，他見得多愛得多，並不因為遇到了張愛玲就收手，也不因為張愛玲而以為曾經滄海。有人說，他對女人有一種「病態的需要」，他一生先後和7個女人結婚，和一個日本有夫之婦同居。而他在38歲的時候，遇見了20歲出頭的張愛玲，隨即與他的妻子離婚，跟張愛玲結婚。此後不到一年，又和武漢的17歲的小姑娘周訓德同居，和同學父親的小妾范秀美結婚。他似乎從來沒有真正愛過一個女人，他的髮妻玉鳳病重時，他可以跑到隔壁村的義母家一住數日：「我在俞家又一住三日，只覺歲月荒荒，有一種糊塗……我與玉鳳沒有分別，並非她在家病重我倒逍遙在外，玉鳳的事亦即是我自身遇到了大災難。我每回當著大事……我皆會忽然有個解脫，回到了天地之初。像個無事人。且是個最最無情的人。當著了這樣的大事，我是把自己還給了天地，恰如個端正聽話的小孩，順以受命。」

范秀美

他也確實沒有分別心。周訓德是護士，張愛玲是名門名人。他都說愛，卻拒絕選擇。他誇周訓德，說「若生天上，生於諸佛之所，若生人世，生於自在妙樂之處」。黯然神傷的張愛玲只好退出：「你是到底不肯。我想過，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只是萎謝了。」張愛玲做不到克羅齊意義上的大詩人，在此刻可能就註定了。

因為混世的胡蘭成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張牽」「張招」，他不會去成全張愛玲的，更不會回報或成全社會，他要的只是自己的慾念滿足，是自己的智力才情遊戲。因此抗戰勝利，他在中國就無立足之地，只得流亡日本。好在他的聰明足以整合點什麼，他在日本期間開始學習日語，並結識大數學家岡潔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湯村秀樹，成就其學問體系，他對東西方文化的理解更像個樣子。因此他的文字總是有可圈可點之處。

但這樣的才子在做人上更有常人所不及處，也是仁人志士所不屑處。因為無牽掛，他們更像是需要世界愛惜的孤獨才俊或孤膽浪子，這個是非對錯明確的世界接納不了他，他就在女人那裡一展才華。胡蘭成被論者稱為「女人的魔星」，他的女人緣太好了。據說，胡蘭成在日本講學時，他的女弟子居然分成兩派，為爭寵而斗。他的最後一次登場是到台灣教書，據說在台北講課時，台灣地區一代才女朱天文、朱天心在其身邊，不斷背誦張愛玲小說中的名句，女作家林慧娥等在一旁看不過去，說：「分明是想被收編進《今生今世》的群芳譜里嘛！」

台灣女作家朱天文是胡蘭成的女弟子

可以說，胡蘭成到老都遊離於社會生活之外。他臨死前給朋友的贈禮是「江山如夢」這樣的話，可說是令人啼笑皆非。他非大奸大惡之人，他只是流氓浪子。他不是一個可以停腳休憩的基石，不是可以開花結實的種子。因此他有紅粉，有知己，有女弟子，有隔代知音，但他的行狀卻如「江山如夢」一樣空洞，「所謂江山，是指故國的山河、揚子江和泰山。不，就我看來，是指故國本身。所謂夢，就是空、是色、是善、是美、是真、是遙、是永久的理想」。這樣的人生可遠觀而不可近睹，否則會如張愛玲一樣凋謝。

胡蘭成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他沒有附麗於社會的人倫生活，反而多次為自己的薄倖、無情、自戀辯解。他自我標榜的審美生活不足以延伸到社會的倫理敘事或說歷史敘事中。因此，即使今天內地社會和台灣社會以寬廣的胸懷接受了他，他的言路思路仍不足以服務於社會全體，而多半是打動文學的個體心智。讓才子發現才子，讓佳人戀惜自己。固然，在一個泯滅個性的站隊潮流里，胡蘭成的才思值得流連。但從胡蘭成的靈智世界走向社會，維護並加持群己權界，仍是今天我們社會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難題。

對於胡蘭成，也許當時人比今人更為明白人生世界的某種真實。胡蘭成同僚、汪偽政權的金雄白曾寫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他感慨說：「其中人物，除了極少數有些學識，有些抱負，尚不失為有志想創造時勢者而外，其他都不過是依違其間，夤緣謀食，儘管有些人僥倖得志，而好夢易醒，竟是黃粱未熟！我一生所目擊的芸芸眾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的命運。」

晚年胡蘭成在日本富士山下

胡蘭成一生的軌跡，近乎法國小說角色於連和中國現實人物余秋雨的混合，只是他並無秋雨大師這樣長達幾十年的「好運」。好在胡蘭成的文字還有著一個聰明人的才思和趣味，隔了時空的距離閱讀胡蘭成，他比秋雨大師顯得空靈。在今天開放的世界裡，他是聊備一格的存在。文學唯美的心智可以去聽聽胡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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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詩人、學者，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湖北隨州人，現居北京。做過中學教師、報社編輯、公務員、志願者等。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科學時報》助理總編輯。主持過十年之久的「當代漢語貢獻獎」。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國話語》《老子傳》《人間世：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家世》《大時間：重新發現易經》《東方聖典》（合編）《立人三部曲》《一個人的世界史：話語如何改變我們的精神世界》《時間之書：余世存說二十四節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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