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與中國的戰略選擇

美國霸權與中國的戰略選擇李 曉 《 中華讀書報 》( 2012年11月21日 10 版)

《美國單極思維與世界多極化訴求之博弈》,商務印書館2012年6月第一版,38.00元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國際政治和經濟地位迅速提升,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也在發生著重大變化。特別是冷戰結束後,中國政府和學術界對於現階段主導國際政治經濟規則制定權的美國及其霸權的認識更為理性與清晰,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與此同時,我們對美國霸權的認知依然存在著許多誤區。這對於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中國是極其不利的,甚至會導致相應的戰略誤判,陷於不必要的戰略被動。正是因為如此,當我拜讀程偉教授及其科研團隊撰寫的《美國單極思維與世界多極化訴求之博弈》一書後,可謂欣喜之至。

第一,該書從1492年歐洲大航海時代引發的全球化萌芽時期開始,在向讀者展示出一幅霸權更替的歷史畫卷的同時,深邃地探查到美國單極思維的文化、精神起源及其對美國霸權意志的深遠影響。作者從1620年「五月花號」到達美洲的歷程開始,從「美國國民身份」或「美國國家特徵」(Americannationalidentity)、「美國信念」(Americancreed)和「美國主義」(Americanism)三個維度,深入闡釋了美國單極思維的精神起源及其影響,並得出了三個極具啟發性的精闢結論:一是美國的單極思維及其霸權意識並非伴隨著19世紀末美國經濟實力超越英國而產生,它的形成事實上與其實力狀況基本無關;二是美國單極思維及其全球戰略有著廣泛的民眾思想基礎,並非領導者的個人偏好;三是正因為如此,美國單極思維的全球戰略必將長期持續,因而當今的美國單極思維及其霸權戰略與世界多極化訴求之間的矛盾、鬥爭將成為今後影響世界格局變化的主導性因素。

第二,該書不僅敏銳地把握住美國單極思維的文化與精神起源,分析了它在當今世界形勢下對美國霸權戰略演變的影響,更注重探討了現代美國霸權結構的變化及其在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進程中所面臨的諸多矛盾。在19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所形成的擺脫了黃金約束的「美元體制」,決定了美國的金融霸權「一直是美國全球霸權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美元為核心的金融霸權雖然不是美國全球霸權戰略的全部,但卻是美國霸權主義的重要支撐」。事實上,「美元體制」的形成與發展正是反映著美國霸權結構的重大變化,即霸權的經濟基礎已經從製造業等實體經濟部門調整或轉換到以金融業為核心的虛擬經濟部門。「美元霸權」已成為美國全力維護的核心利益,任何意在削弱或挑戰美元地位的舉動,都將面臨美國全方位的遏制和打擊。當然,正如該書所指出的那樣,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美國的金融霸權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並導致一次全球經濟體制與結構的重大調整。

第三,該書基於美國單極思維及其外交戰略的「傳教士情結」和務實主義傳統,深入分析了美國戰略堅持與策略調整的理論淵源與具體展開,指出後危機時代單極與多極之間的博弈將長期持續,但多極化的基礎並不牢固,在理念、意識等「軟實力」領域存在著嚴重不足。同以往霸權國家主要依賴自身「硬實力」的策略不同,美國在一戰、二戰期間以及戰後相當長時期內一直將其「軟實力」順應潮流地發揮到極致。冷戰後歷屆美國政府不論做出怎樣的外交策略調整,如從「超越遏制」、「接觸」、「先發制人」到所謂的「巧實力」,亦無不是基於其強大的「軟實力」來靈活運用其強大的「硬實力」。與此同時,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雖然形成了「一超多強」的力量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美國霸權的制約,但同時多極化力量之間由於存在諸多利益分歧與矛盾,尚未形成緊密的「戰略利益共同體」,更為重要的是,許多國家和地區間文化傳統的差異乃至對立,使得它們不僅難以形成強大的足以影響世界的「軟實力」,更導致相互間難以形成「認同因素」,面臨著嚴重的「信任缺失」,因而「多極化各個國家主動聯合對抗霸權國家的意願較低」,這種狀況無疑對美國的單極化戰略十分有利,也為其對多極化力量採取戰略牽制和離間創造了條件。

第四,該書基於上述分析,冷靜思索和探討了中國經濟崛起可能面臨的巨大戰略壓力與困境,提出了頗具啟發性的戰略對策和建議。作者對現階段中國面臨的戰略環境做出了清晰的判斷,即「以往中國可以利用美國與其他大國之間的矛盾與鬥爭,在大國關係戰略構架中更多地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而當中國國際地位上升,由美國潛在的競爭對手成為現實的競爭對手時,中國很容易首當其衝地成為美國的直接敵視對象」,因而「中美今後摩擦與矛盾可能性上升的態勢將會使中國為集中力量發展自身而謀求穩定外部環境的努力變得更加困難,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為此,基於以往大國興衰的經驗,中國「在做大做強的過程中對世界負責,同時也是對自己負責的一個重要立場和選擇,就是與美國合作、互利,而不去充當美國挑戰者的角色,這不失為崛起的中國之明智的選擇」。

總之,該書的很多分析及其結論令人深思,特別是以下三個問題更是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一是美國作為一個與以往霸權國家不同的「新興霸權國家」,其特有的建國曆程、政治經濟體制與其單極思維相結合,具有超強的戰略意志、實施能力與策略的自我調整、修復能力,因此,我們能否機械地依照傳統的「霸權循環」或更替的「規律」來認知或分析美國霸權的現狀與未來?二是根據二戰後新興大國挑戰美國霸權的經驗,不論是體系外大國如前蘇聯還是體系內大國如法國、德國(歐洲)還是日本,也不論是單獨挑戰還是集體行動,迄今尚無成功的案例,中國作為一個堅持自身社會主義特色的新興大國,應如何明確自身在現階段及未來世界格局中的戰略定位、制定出科學、可行的國家戰略?三是在思考中國崛起及其道路的時候,還有一個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即在傳統的大國爭霸或更替歷程中,不存在「大國復興」的成功先例。所以,我們有必要嚴肅思索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大國復興」面臨著哪些障礙,這一問題的本質在於,曾經的大國何以成為強國,又為何沉淪?導致大國沉淪的核心要素能否得到根除?「大國復興」的目標是謀求傳統自我發展道路的再次成功,還是順應當今世界潮流的革新與重振;其次,鑒於許多經濟實力等「硬實力」強大的國家未能成為世界強國的經驗,中國如何可以成為一個在理念、道義、制度上佔領全球制高點、兼具「硬實力」與「軟實力」的「新型大國」?從這個意義上講,努力成為具備世界意義的「新型大國」遠比謀求「大國復興」更加符合當下中國國家戰略的現實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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