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儒家和墨家義利觀概述

義利是人生觀及價值觀里的重要問題,也是中國哲學裡的大問題。而在對待這個問題上,儒家尚義,認為做事只要問此行為應當做或是不應當做,而不必去顧慮個人的利害。墨家則認為一切行為,應該以求得人民的大利為目的。但是也因該看到得是,墨家雖然最重利,然而也並非不講義。不過他們認為義利是一致的。辯證統一的。與此相對應,儒家也並非不講利,否定利,他們也肯定利客觀存在的合理性。這些觀點在儒墨的作品中皆有所體現。

那麼,作為中國古代的兩大顯學,儒墨在對待義和利上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先論儒家的。儒學是中國的傳統哲學。儒學在中國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展。這是儒學的大幸,但是同時又是其他哲學派別的不幸。中國的哲學自從獨尊儒術以來,就不再出現春秋戰國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熱鬧局面。

作為儒家學派的宗師。孔子認為追求富貴是人的本性,所謂,「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認為君主在主持國政的時候應該把解決人民的物質生活放在首位。他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而要「民之利而利之」。子貢問政時,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見孔子比較看重人民的物質生活,不過他存在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思想,並對義給予了更多的關注,所以他「罕言利」,對利持謹慎而又保守的態度。推崇「民為貴」的孟子也強調人民的物質生活利益,「明君利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事妻子,樂歲終生飽,凶歲免於死亡」,指出君主治國應以人民利益為重的思想。荀子也肯定了利得客觀存在性,指出「義與利者,人之所兩也。」董仲舒也肯定了義和利相應依存的關係:「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也養其身。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儒家的集大成者王夫之也說:「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指出人離開物質利益就要陷入危險地境地,不能充分發揮人的作用。可見儒家在義利觀中,講義利二者孰輕孰重,才是義利觀的核心所在。

儒家之於義利,一直是重義輕利得。孔子贊顏回「賢哉,回也!一單食,一瓢飲,在陋巷,不也不堪其憂因也改其樂。」其中體現的是一種重義輕才得態度,是在貧乏的物質生活中尋求精神富足的心態,強調道德上的幸福感。儒家就是講利也是要落到義的上面去。而當義和利發生衝突時,儒家做出的是先義而後利,舍利而取義,甚至是捨身取義的選擇。在儒家看來,義和利不是獨立的關係,而是一種價值選擇關係。孟子關於魚和熊掌的比喻就很能說明這種價值選擇。在此,孟子極大地強調了義的重要性,為了義,生命都可以捨去,更不用說自己的私利了。董仲舒提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要求人們超越功利,保持道義上和人格上的完善。朱熹極力宣揚「不謀利,不計功」的思想,在義與利得選擇上,強調「必以仁義為先,而不是以功利為急」,利永遠在義的後面。選擇義淡化對利得追求,取得道德上的滿足感。王夫之「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人生因行義而顯得可貴,也可為了義而捨去生命,是對孟子的「捨生取義」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將義的重要性提到生死的高度。義是抽象的,有時具體的,滲透在儒者的日常生活,人生追求和選擇中。儒家思想中,義佔據著舉重若輕的地位,對利的追求和獲得,不僅要受義的制約,必要的時候,因義而放棄利,這就是儒家重義輕利得價值取向。

再說墨家的。墨家創始人墨翟的態度,正是與儒家的對立。他極為重視利,而也是很注重義。他認為義和利並非相互反對,而是統一的。利就是義。那麼,我們怎樣辨別一個行為的義還是不義呢?墨子認為,唯一的根據,即在於此行為之利或是不利。有利就是應當,而無利就是不應當的。除了看行為的利和不利外,更沒有別的標準來辨別義還是不義。墨子很注重義,他曾說:「天下莫貴於義」,又說:「義也者,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吾義此知義之為正也。」墨子講義為正,也從效果來說,就是,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故義為正,換句話說,就是,義有利於天下,所以為正。可見墨子思想的根本出發點是利也。

另外,墨子更以人民的利為一切行為的最後的標準。墨子講「言有三表」即理論有三個標準。在三表中,最重要的乃是第三:「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才是墨子立論的最後根據。

墨子書中言利,都是說「人民之大利」、「民之利」、「天下之利」、「國家百姓之利」。墨子所說的利,指的是公利而不是私利,不是一個人的利,而是大多數人的利。儒家說的利,則常常說的是私利。認為私和利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儒家和墨家,雖然是一家反對利,一家重視利,然而他們所說的利,事實上並不是一回事,是不完全相同的。不過,儒家和墨家二家的根本態度不同,儒家因鄙視個人私利,因而也不講人民的公利。

墨經及大量篇幅裡面,也有論述義和利的話。墨經上說:義,利也。義就是利。當然在這裡利是公共的利,所以說以天下之分。

利害常不是簡單的,有的看似利,而其實是大害之媒介,有時看似害,而其實是大利得引導。墨家主張犧牲小利以求大利。這便是墨家在義利上的大致觀點。

最後,也該看到得是,儒家和墨家利義觀雖然有所不同。這與它們所產生的年代和社會背景有著密切的關係。即使如此,它們在義利觀上還是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它們都追求以義為上。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無義則亂。」墨家則提出:「夫天下之大器也,天下莫貴與義.」

總之,儒墨兩家皆重義。但是只是它們在具體的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在義利的內容上,儒墨也有相似之處,畢竟墨出於儒。但是不同於儒家重視禮樂,文質彬彬,有次序的文明等級社會生活。墨家倡導的是質樸的生活方式。孔子是貴族後裔,從周,希望通過正名來規範社會關係,整頓社會次序。而墨子進入了戰國時期,提倡功利,天下的功利。可以看出,儒墨形成時期的社會背景不同。義和利關係的切入點也各部相同。儒家以義統利,義是利得充要條件,即沒有義,就不會有利,義一有了,各個階級的利也就有了。以義為體,以利為用,「不義而且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儒家的義可為利,利必為義,義不能馬上是利,利可義。但是義永遠重於利。但是在儒家的觀點裡面,義利和他們的仁愛一樣是有差等的。墨家倡導利己先利他,是無私的高尚的大利。但是這樣無私的只講貢獻,不求回報的大利,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即使偶爾為之,或者是持續一段時間這樣做,但是幾乎不可能奉行一生。儒家以義至上,過之則容易流於空疏迂闊;墨家提倡大利,其極則帶來尖銳的對立。

總之,儒墨兩家的義利觀,有其相似,也各有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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