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中國政治制度的比較優勢-共識網-《領導者》雜誌官方網站

中國模式從被質疑到被全球廣泛承認，得益於兩點。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在短短的30年間，中國GDP全球第三，並有望超過日本，排在全球第二，成為有世界影響的巨大存在。在這個過程中，4億貧困人口脫貧，整個社會都享受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甚至有不少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在未來的10-20年之間，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這30年真正的偉大變革是社會結構的變化，中國已不再是一個幾千年以來的農業社會，而是一個開放的、縱向和橫向流動的工業社會、商業社會，並幾乎和世界同時進入信息社會。 　　二是以美國為發源地、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動搖了全球對資本主義體系的信心。BBC在27國2.9萬人所做的調查表明，僅有11%的人認為資本主義在正常運行，有23%的受訪者認為資本主義存在著致命弱點，世界需要新的經濟制度，另有51%的受訪者認為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系統需要規範和改革。最悲觀的是法國人，有43%表示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認為需要徹底拋棄。這個時候，中國的成功自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中國模式的優異表現必然引發全球對其成功原因的研究。有的從國民性的角度分析，認為中國勤勞、節儉，儲蓄率高，從而為投資積累和提供了巨大資本。有的從全球化的角度分析認為，中國具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是人口紅利效應，因此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得以成功實施，並成為全球化最大的贏家。有的從投資的角度看，認為中國打開國門，吸引了大量的國外投資，抓住西方產業轉移的機會，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有的從比較經濟的角度講，認為中國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是中國成功的關鍵。有的研究者更細緻到具體的經濟、社會措施，如認為國有土地有償出讓是中國奇蹟的根源，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等，不一而足。 　　應該說，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中國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個共同的不足：迴避了政治制度因素。政治制度在中國的發展中，起到了如果不是決定性的起碼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之一在於可以制定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而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黨更替的影響。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台之後，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麼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麼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採取對富人增稅、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助的政策，像柯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採取對富人減稅、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畢竟政黨執政只有4年或8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得了4年或8年以後的事情？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益，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於短期分配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麼儘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積居世界前列，人均土地面積也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的溫飽問題，而中國的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兩倍。 　　不僅對內政策處於不確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樣。小布希時代極力搞單邊主義，到了奧巴馬時代又積極主張多邊主義。希拉克和施羅德時代，中法、中德關係極佳，但到了薩科奇和默克爾時代則急速逆轉。台灣的民進黨上台就挑釁大陸，國民黨上台就推動兩岸交流。這種由於政黨和領導人的變化而導致經常性的南轅北轍式的180度調整，其嚴重後果可以想像。 　　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之二在於高效率，對出現的挑戰和機遇能夠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特別是在應對突發災難事件時。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北京三號航站樓，3年完成，這在西方連論證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08年汶川地震，中國高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然是萬里之遙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法國、美國等國就是應對本身發生的突發事件時，都相當混亂和低效。2003年法國發生酷暑、2005年美國遇到卡特琳娜颶風襲擊，就是如此。在災害極其嚴重的時刻，法國總統希拉克繼續度假，直至假期結束，而這次酷暑造成多人死亡！小布希總統則是3天之後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災區早已成為人間地獄，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災，以至他們嘆息寧願選擇前往伊拉克！ 　　低效率一向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為任何一項決策都要經過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並伴隨冗長的程序。其優點理論上曾被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卻是不僅有低效率帶來的弊端，其最終決策由於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其負面作用往往成為主導。比如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無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沒有辦法防範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更無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經實行了100多年的對財團政治捐款的頂額限制。危機爆發後，即使進行修正，也無法消除其後果，更無法回到危機前的狀態。目前來看，更深層的危機是這種制度阻礙新科技的產生和應用。比如在當前能源危機時代，美國加州一家製造太陽能公交車的公司，在美國屢屢碰壁。因為這涉及傳統汽車行業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還有工會的利益，它們個個都有強大的遊說集團。後來這家公司決定到中國來試試運氣，卻被廣州市政府所接受。顯然，一個不被財團綁架和影響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決定。 　　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之三在於在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時期內可以有效遏制腐敗的泛濫。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中國政治制度能夠有效遏制腐敗的結論？首先，中國處於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的道路。其次，和同處於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於這些處於同一進程的國家。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羅斯的教訓，才使得全球正視中國反腐的經驗。第三，任何形式的權錢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將其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於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後，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如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係以及賄賂等等，但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係。他們上任後的腐敗主要是和人的主觀因素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並沒有必須進行錢權交易的剛性原由。 　　當然，中國的腐敗之所以相對於其它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能力對其進行打擊。中國的「雙規」制度、實名舉報制度、官員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國家所沒有的。雖然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現在名列亞洲廉潔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紀70年代卻是另一番光景。由於腐敗過於嚴重，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進行打擊，結果竟然引發香港警察暴動，將廉政公署佔領，其腐敗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腐敗的有效遏制，根據西方的經驗有三條：一是經濟發展，可以高薪養廉、建立完善的銀行監控體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錢權交易的合法化。我們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敗的那些國家都是最貧窮的國家，像海地，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與海地為伍的還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國一手扶持的所謂「民主」國家，而且在相近的情況下，越「民主」越腐敗。古巴和朝鮮雖然不是發達國家，但廉潔程度遠遠超過上述「民主」國家。一向不被西方視為「民主」國家的新加坡，亞洲廉潔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潔度在亞洲名列第二的則是中國香港特區。極為巧合的是，它們均是華人社會。因此，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在沒有腐敗剛性的前提下，也同樣會達到或接近全球領先的廉政水準。 　　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之四在於這是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說詞。這是意識形態的想當然，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著絕對責任」。在西方「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說是在野黨不配合，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又推卸責任是前任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最近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了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希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多億，這個項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麼大的損失負責。如果中國一個項目決策造成這麼大的損失，責任人怎麼可能會被放過？ 　　說起來，還是和西方「民主」制度脫不了干係。在西方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麼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製造了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嗎？高達500億美元（近3500億人民幣）、持續數年的麥道夫詐騙案，有官員被追究嗎？而在中國，高官問責制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這就是為什麼，當颱風襲擊前夜，大陸的官員嚴陣以待，理由是：避免災害發生。因為發生了災害，當地官員是要被追責的。台灣的官員則度假赴宴，理由是：災害還沒有發生。 　　西方由於任期制的限制，官員往往有短期的過客心態。自己做得好，也未必連任（柯林頓時代儘管如此成功，卻無法保證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勝利），做得不好，如小布希，卻仍然可以連任。政黨利益往往高於國家利益。關於這一點，在奧巴馬上任以來第一次的國情咨文中有著明確的評論：「我知道，兩黨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國民沮喪的是如今在華盛頓，好像每天都是選舉日。我們不能每天只想著讓對手成為媒體嘲弄的對象，不能永遠抱著分出勝負一決高下的心態。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因為有權反對就拖延或阻撓所有法案的通過。在華盛頓，人們可能會認為和對方唱反調是遊戲規則，無論自己的觀點是多麼虛偽和惡毒。但是，正是這種做法使得兩黨都無法對民眾有所幫助，更糟的是，這還會使民眾對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國都變成天天像選舉日，都無法承受兩黨的惡鬥，更遑論其他國家。 　　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之五在於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費。中國政治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須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練，可以說能力是最主要的標準。但在西方社會中，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奧巴馬信伊斯蘭教就肯定選不上）、性別（希拉里的敗選）、種族（黑人、白人）、是否會做秀和有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布希父子總統），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 　　此外，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政黨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政治人才的產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8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8年。至少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的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 　　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之六在於它可以真正代表全民。西方的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底層民眾，或者代表財團。英、法、美三國均如此。上台之後，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體。中央政府則借轉移支付的手段，對同黨執政的地方大力傾斜。 　　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是選舉。一個群體的利益要想得到保護和重視，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投票權，二是必須有相當的數量。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則無法受到有效保護。以法國為例，國民議會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婦女在公共場合著傳統罩袍。儘管法國有500萬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對意見，但由於立法機構無代表，500萬在法國也是少數族裔，根本無法改變被決定的命運。目前在法國還有100多萬沒有投票權的外國人，每年都要辦理在法國的居留手續。但從去年起，每人要交納30至75歐元不等的費用，卻沒有徵得這個群體的任何意見。但是，當法國政府決定僅僅增加門診費一歐元的時候，就在全法國引起廣泛爭論和政黨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為這個群體沒有投票權，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選舉還造成另一個極端，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原因在於，掃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並不熱心，因為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制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 　　中國30年來，經濟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村最早受益。隨著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群體，國家又開始建立保障體系，到後來更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建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整體上講，執政黨保持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作用。這也是海內外很多研究者所公認的。中國的這一特點，如果和其他施行西方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更為明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麼被民粹主義挾持，往往造成過量的分配，以至於損害政府長期分配的能力。要麼被社會精英所把持，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又反過來刺激民粹主義的盛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操縱選票和誤導民眾更為容易。這已被無數事實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