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盛：後奧運時代：中國準備好了嗎？

李開盛【該文章閱讀量：210次】【字型大小：大中小】2008年8月8日，奧運大幕即將正式開啟。對中國來說，這既是一個時代的開始，也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自從2001年7月13日申辦成功算起，到這一天正式到來之前，中國全國上下最大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準備奧運。當奧運最終來臨並像一道輝煌旋風刮過之後，中國接下來又該幹什麼呢？一．西方錯誤應對北京奧運對中國來說，奧運之所以被賦予強烈的政治內涵並成為一個民族的百年之夢，源自於近代以來中國的屈辱經歷。自1840年直至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可以說是始終被排斥在以西方為代表的主流世界之外。先是在虛弱的晚清、民國時代遭受外國入侵。新中國成立後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卻由於冷戰對抗而與西方相隔絕。事實上，直到如今，雖然中國與世界互動空前提高，但無論是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還是在文化屬性方面，中西之間仍然存在一條隱約可見的鴻溝。在這種中西區隔、西強中弱的總體背景下，中國迫切需要以一種方式來證明自己的發展模式與成就，來表明自己自信面對世界的形象。當薩馬蘭奇宣布北京獲得舉辦權的那一刻，奧運會選擇了中國，中國也選擇了奧運會。這一背景註定了北京奧運會不可能僅僅是一件世界體育盛事，它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場不動聲色的政治較量。中國希望通過奧運會表達自己，西方則希望通過奧運會改變中國。並非不正確的是，在中國看來，世界特別是對西方各國來說，他們對奧運會的態度就是衡量他們對中國態度的標尺。也正因為這一因素，奧運聖火在西方傳遞受阻以及一些西方國家首腦表態抵制奧運時，中國民眾表達了憤怒的情緒。在這個時刻，原來往往被視為中國外交上主要對手的美國和日本因為表示支持奧運而贏得了中國人的好感，而對中國曆來素少惡意的一些歐洲國家如法國卻因在奧運問題上對中國挑刺，其國家形象在中國變得空前惡劣。當然，這並不說明像法國這些國家就一定錯誤地估計了奧運會對中國的意義。事實上，他們恰恰是意識到了這一意義，才採取了對中國施壓的舉動。但是，他們錯估了對象，錯估了中國應對壓力的抵抗能力。在一些西方人士的眼中，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可能是這次北京奧運會的最佳範本。韓國為了舉辦那次奧運會，全方位地改變國家政策，最終以奧運為契機，從一個獨裁國家變成了一個民主國家。對那些希望中國能夠發生類似變革的人來說，北京奧運會意味著另一次良機，人權、民主因此成為敲打中國奧運的理由。當然，還有不少西方政治家利用藏獨嗆聲，從而藉機實現打壓中國的政治目標。然而，中國不是韓國，中國自身的巨大「塊頭」、它在西方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就決定了它可能也不需要向西方的壓力屈服。一些西方政府與輿論的壓力，在中國看來不過是一些噪音而已。相反，抵制運動在奧運來臨之前變得如此密集，反倒加重了中國人對西方的疑慮心理。特別是西藏事件也成為西方施壓借口以後，中國人更加有理由懷疑西方正在藉機打壓中國的崛起。事實上，在奧運來臨之前，中國不但沒有出現如一些西方人士所寄希望的改變，相反他們在中國民眾眼中的形象反倒被他們自己「改變」了。特別是在中國的網路輿論中，西方被再次與霸權、無恥、陰謀、帝國主義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甚至那些西方所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也被網友們加上引號或是「所謂的」形容詞加以嘲笑，這應該是那些抵制者開始所絕對沒有想到的。二．中國的奧運邏輯從根本上看，西方抵制失敗、北京奧運沒有起到像漢城奧運那樣的作用的更深層原因，在於中國獨特的奧運邏輯。當中國把舉辦好奧運會當成一項最大的政治任務時，把北京奧運視為一場輸不起的比賽時，穩定而不是變革就成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邏輯。儘管近些年來中國政府不再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但在關鍵的問題上，穩定仍然是政府行事的首要指導方針。對當代中國領導人來說，一個規模龐大和情況複雜的中國，任何敏感變革都可能會導致難以預料的情況，被寄予重望的奧運會應成為崛起的標誌而不是變革的賭注。無論政治傾向如何，這點可能是所有中國領導人的共識。胡錦濤和溫家寶是被許多中國人視為形象清新、廉政親民的領導人，在許多經濟、社會事務上也推出了許多重大改革舉措，但在敏感的政治領域，步履卻始終不大。雖然他們的政治地位早已鞏固，卻仍然承擔不起觸發社會變動的風險。政治改革不同於經濟與社會改革，它不但牽涉重大制度與觀念的變更、核心利益的再分配，更涉及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存續，牽一髮而動全身。上個世紀80年代，政治上的鬆動最終演變為難以控制的混亂和不幸的流血事件，這對所有親歷者（無論是民主運動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來說應該仍然記憶猶新。雖然許多人意識到政治改革不可避免，但可能沒有人極力主張要在奧運前冒險舉行。尤其重要的是，這種邏輯並不只官方擁有，許多底層中國人也願意為了奧運而暫時作出犧牲。特別是當西方抵制奧運時，中國民眾普遍視之為對全體中國人的攻擊，那些對現實不滿的中國人也願意壓抑心中的憤懣，或是將這種憤懣對準西方的干涉和強權。筆者曾看到一則典型的網路留言：「現在的我們需要團結，才能度過這一（波）國際反華的浪潮。股市（沒有信心）、城管（濫權執法）……無論是什麼新聞也阻擋不了我力挺國家。」這種官民邏輯的上下呼應，或許是中國能夠在各地群體性事件「群發」的今天，尚能保持社會總體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三．後奧運時代需要不同的政策邏輯中國的奧運邏輯贏得了空前的成功。西方的抵制行動最終被一一化解，反倒是各國領導人紛紛奔奧運而來，美國總統布希在日本八國峰會上向胡錦濤索要中美籃球比賽的門票成為中國人津津樂道的趣聞。隨著奧運的即將舉辦，北京開始在安保方面面臨巨大壓力，但以中國一向自豪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只要沒有意外，把此次奧運辦成歷史上最龐大、最輝煌、最成功的一次奧運基本應無問題。但是，隨著奧運會的結束，奧運邏輯的效應也將逐漸消失。雖然奧運會的成功會進一步激發出中國人的自豪感，也會增加對政府的信任與信心。但奧運終究不能改變一切，當輝煌的煙火消散，廣大中國民眾仍然要面對現實中的各種困境與問題。學生就業的困難、失地農民的抗爭、權力部門濫用權力、不斷曝光的腐敗醜聞仍然是中國社會中觸手可及的現實，也是廣大中國民眾最為感同身受的現實。這些現實直接涉及體制弊端，將在社會中形成更為強大的改革壓力。對中國政府來說，更重要的是，是否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將觸及他們在中國民眾心中的執政資格與合法性。因此，面對後奧運時代的來臨，中國領導人切不可認為：既然原來政策成功，以後也可以暢通無阻、百試百靈。恰恰相反的是，奧運之前中國可以暫緩改革，因為中國民眾為了奧運可忍受；奧運之後中國必須加快改革，因為原來積累的矛盾需要得到釋放。北京奧運意味著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巔峰，也是一個時代的分隔，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政策。當奧運的成功成為過去、西方反華效應不再起到團結中國的作用時，後奧運時代的中國政府應該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改變姿態，才能夠繼續有效有集中民心、化解民怨，推動國家的穩定與發展。當然，時代的轉換也需要時間來消化，但中國政府遲早將會發現，民心易變，自己所處的政策環境已與過去已截然不同。與其到時被動因應，不如現在提前轉變。明智而偉大的政治家，總是走在時代之前，而不是時代之後。8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接受了外國媒體的集體採訪時，表示：「在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努力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同時，我們將繼續深化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繼續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高國家機關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各項權益，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其中的「深化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被一些媒體所特意強調，但目前仍難以判定這是一個明確的政策轉變信號。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全面而模糊是主要特徵，同一表達完全可作多種解讀。面對後奧運時代，中國真的準備好了嗎？（初稿於2008年8月1日，修改於7日）(轉載本文請註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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