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首辛亥革命，重建價值觀念

現代社會有公領域和私領域。在公領域，只有實行民主選舉、司法公正等現代制度。在私領域，儒家思想可以發揮作用，但不可能作為一個替代性的意識形態。重新建立價值觀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培養出來

　　中國有沒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選擇價值、理解世界。我只能提一個原則，即所選價值是開放性、多數文明社會都能接受的

　　「滿洲黨」不改革，就逼出一個辛亥革命來

　　清王朝的改革從洋務運動就開始了，但是沒有觸及體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變法。戊戌變法第一次提出來改造「君主專制」體制，實現「君主立憲」，這才是改到了體制的關鍵。

　　戊戌變法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當時人非常興奮。資料表明，當時對世界、對西方有了解的知識界人士都覺得，這是唯一一條可以避免危機的道路。兩種勢力促成了戊戌變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分地方巡撫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撫陳寶箴等。歷史學家陳寅恪講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一個改革並不是講公羊春秋之類的意識形態，而是實務要改革，不改革中國就存在不下去。

　　遺憾的是，機會丟掉了，原因就是權力鬥爭。慈禧太后在咸豐死後掌握朝廷實權，同治死後以年幼的光緒來繼承皇位，繼續控制權力。隨著光緒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兩個人的權力衝突發生了。當然，光緒沒有奪權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國，認為列強瓜分的危險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漸露機芽」，所以迫切要改革。如果按照光緒的想法改革，勢必要把慈禧太后架空。

　　戊戌變法僅僅進行了103天，就以失敗告終。變法失敗的第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庚子之變」。變法失敗後，康梁都被外國人保護起來了，繼續在海外活動。慈禧太后惱恨「外國勢力干涉」，全面反動，利用沒有受過教育的老百姓仇恨外國人的心理「扶清滅洋」，於是義和團興起。她不知道，煽動群眾運動勢同玩火，結果八國聯軍進京，慈禧太后倉皇西逃。

　　「庚子之變」後，清王朝實行了廢科舉、改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陸學界一般把這一時期的改革稱為「清末新政」。「庚子之變」以後是不是有改革？這是很大的問題。我們不能認為，廢除科舉就是改革。廢除科舉只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人才不夠用了，做八股文的人根本沒辦法對付現在的世界。至於改官制，只是行政方面的改革，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洋務運動中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是行政改革啊。

　　我們要區分開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庚子之變後的改革，都是行政方面的調整，而政治改革是要涉及整個體制的。雖然清末提出了「立憲」，但也是「預備立憲」，而且還要等待九年以後才開始（陳寅恪挽王國維詩中所謂「君憲徒聞俟九年」）。慈禧太后至死都是不肯放棄權力，不肯改變「君主專制」體制的。

　　但就我所讀過的史料，包括各種公私記載，以及現代學人的相關著作，我沒有看到清末有什麼「轟轟烈烈」的「新政」。戊戌變法以後，慈禧和滿洲保守派貴族最怕滿洲政權被漢人奪走，哪敢真正讓漢人士大夫進行認真的改革。只要一讀以前李劍農先生的名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以及西方近幾十年的中國近代史作品，包括劍橋中國史在內，即可知其大概了。總之，清末滿人最關心的問題是亡中國，還是亡大清？在滿洲權貴看來，大清比中國還重要，權力還要掌握在自己手裡，漢人不可信，像袁世凱那樣的能臣也要罷官回家。

　　大陸有些人士認為，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賽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黨人鼓動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實行廢科舉、改官制等改革措施。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滿清改革只能限制在經濟方面、技術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權力，結果只能使「滿洲黨」更加專制，這算什麼改革呢？沒有體制上的改變，就無所謂改革。「滿洲黨」的一句話，就能夠把所有的努力都消滅光。

　　在我看來，統治中國的滿洲就是一個黨，「滿洲黨」。這個黨絕對不能放棄權力。所有重要的官職都是滿洲人，漢人僅僅是輔佐。就像國民黨黨國體制之下，所有主要的職位都是黨員擔任一樣。清朝有一個內務府，專門負責管理滿人，相當於他們的「組織部」，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那裡決定。滿洲黨不能丟權，丟了權等於宇宙毀滅一樣，所以它的命運已經註定，只有被推翻。

　　因此我認為，沒有什麼「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調整來緩和危機而已。實際上，危機緩和不過去，於是才有了辛亥革命。

　　革命和暴力是兩回事

　　那麼，能不能說，滿清是由革命黨推翻的呢？也不能說得太肯定。清末地方性變革很多，所以武昌一起義，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滿清說垮也就垮了，於是民國成立。

　　事實上，民國轉換並沒有經過一個很嚴重的革命，絕不能跟法國大革命比。辛亥革命沒有什麼暴力，是社會成本很低的一場革命，結果也並不壞。早期的議會是相當認真的，很有效力。否則，宋教仁就不會被袁世凱暗殺了。所以幾十年後的國民黨時代，還有很多人懷念當年的議會。還有一點，辛亥革命前後，地方社會有很大進步。清末江蘇、浙江一帶新學校紛紛出現，都是地方鄉紳們搞起來的，不是朝廷的貢獻。

　　人民的自發性很重要的，如果沒有自發性，社會根本不可能前進。只要地方的領袖有開明想法，老百姓支持，一步一步做，就會有許多進步。這些進步不是依靠政府發命令搞出來的。我們現在研究中國的問題，也要從這樣的角度看，不能把注意力過分集中在集權體制上。

　　有人說，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國的憲政改革就可能成功了。這種觀點我不大能接受，持這種觀點的許多人都是體制內出來的，對於早年相信的東西很難徹底否定，總認為原始的設想是好的。他們有意無意地對舊體制有些迷戀，把慈禧太后投射到當代威權人物身上。

　　其實，慈禧晚年一方面大張旗鼓地搞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權力聚攏到滿洲貴族手裡了。因此，清末不可能不經過革命的劇變。舊體制某種程度解體以後，新的東西才能出現，但並不一定是暴力革命。革命和暴力是兩回事。當初，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最受中國大陸恭維，可是1989年法國大革命200年紀念前夕，西方史學家，從歐洲大陸到英、美，都對它的暴力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指責。暴力導致法國直到今天政治還沒有完全安定，而英國自從國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斷頭台以後，再也沒有別的暴力革命。美國除了內戰之外，後來也沒有再發生大的流血革命。

　　英國、美國之所以能夠避免暴力革命，是因為它們建立了民主體制。民主體制的好處，就是一個黨不用擔心滅亡，被選下去也沒有什麼了不得，只要自己求進步還可以重新上台。這與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循環完全不一樣了。歷史上所有的王朝都由一家一姓把持，開始時得意得不得了，死也不放權，最後非要給人逼到煤山上吊不可，臨死前只有哀嘆，希望子子孫孫不要生在帝王家！各個王朝壽命長短不一，總是要經過流血改朝換代，再流血再改朝換代，永遠在封閉的系統里循環，以萬千生民的鮮血作為潤滑劑，沒有政治文明可言。

　　在國民黨時代，左派人士罵國民黨不搞民主，有個對聯寫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來，誰讓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天下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一槍殺人，兩槍殺人。好對聯啊，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

　　對於前現代社會的執政者來說，權力就是命根子，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計。改革可以提高一下效率，提高執政能力，但是不能讓我放鬆掌握權力的手。不平則鳴，怎麼可能在不公平之下，還能永遠維持秩序，維持人家對你的尊敬？不可能做得到。

　　任何革命黨都忘記了教訓，更沒有吸取教訓，或者認為自己與教訓是不相干的。再多的教訓，我都是一個例外。別人不能保持長久，唯有我可以萬世不滅。

　　「中國人思想上的一個大敵」

　　用暴力推翻另一個秩序，這是我最反對的。因為暴力革命以後，一定用暴力維持，否則自己就要垮台。

　　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武昌起義不久，各地宣布獨立，慈禧太后已先死了，權威沒有了，三歲小皇帝有什麼本領呢？所以，滿清是自然解體的。我們把這個解體叫「辛亥革命」。「革命」是從日本人那裡借來的名詞，它與中國歷史上的「革命」不是一回事。後者所謂的「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的變革，就是改朝換代。

　　滿洲垮掉以後，袁世凱當國，這個人自私，但也相當負責任。他死得很早，北洋沒有了權威人物，於是進入了軍閥割據的混亂時期。混亂時期也有好處，在這個混亂時期才會有五四運動出現。如果有強人控制場面，五四運動就不可能發生了，許多新思想也就進不來了。這是歷史的弔詭，軍閥本身自然是負面的東西，但軍閥時代卻為思想學術的自由創造了條件。因為軍閥各自為政，不管老百姓，言論反而自由。而且軍閥腦筋簡單，沒有深文周納的心思，不像後來國民黨黨國體制對意識形態那麼密切關注。

　　那個時期,從政治上看一塌糊塗，但是從社會或者文化方面看，不一定全是負面的，許多新東西就是在那個階段出現的。北京大學不就是在那時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學嗎？另外，因為當權的軍閥也管不了各地方，一些地方紳士、地方領袖在地方上做革新工作。所以，不要簡單地把歷史簡化，好像北洋政府一塌糊塗，整個中國都在往後退，事實並不如此簡單。

　　事實上，在國共合作革命以前，地方社會發展了十幾年。我們要相信，一般老百姓在為生活奮鬥的過程中，自然就改進了社會。政府不可靠，人們就要自立。

　　總之，我不認為辛亥革命後中國如何混亂，也不必怕混亂。有些關心中國前途的朋友們提倡「告別革命」，就是怕再有混亂。

　　而混亂和秩序都是相對的，即無絕對的秩序，也無絕對的混亂。數學上有一個重要分支叫「混沌理論」。混亂沒有什麼可怕的，我當然不是提倡混亂，而是認為混亂必須保持在最低限度，若用暴力維持不合理的秩序，反而會招致最大的混亂。

　　為什麼中國政治從北洋軍閥統治演變成為國民黨的黨國體制？這牽涉到國際形勢，中國走到這一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關鍵。日本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完全控制在軍國主義者中下級軍官手上，驕橫已極，自信可以用武力稱霸亞洲，中國成為他們的吞併目標所在。日本侵略，民族存亡之秋，需要依靠強有力的政黨凝聚力量，一致對外，所以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的口號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大家都要擁護黨，於是培養出一個黨國體制。這是中國的悲劇，所以我始終不原諒日本軍國主義者。

　　從某種意義上，1923年「改組」後的國民黨也是從蘇聯來的。孫中山急於成功，無法很快拿到政權，就學蘇聯的方式，然後把集權的黨組織建立起來，黨高於一切。然後，中國就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了。我的政治記憶從1936年西安事變和次年抗日戰爭開始，我上過一二年的臨時中學，對國民黨堅持的「黨化教育」印象很深。

　　歷史上有什麼王朝可以是永遠維持的？中國最長命的朝代是周朝，800年，中間好幾百年還是戰爭狀態。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重慶豪言壯語地聲稱，周朝800年，我們國民黨600年總該有吧？！並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但是有一部分人是相信的。可是，沒到幾年就完了。「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前車之鑒，清末、民國都是很好的歷史教訓。中國的問題就在於，沒有從歷史中真正吸取教訓。

　　中國現行體制根本談不上「模式」

　　辛亥革命100年，中國在現代化路上前進了多遠？

　　台灣的例子，民主選舉是無法躲避的。取得合法性最好的方式就是民主選舉。

　　民主不是一個理想的東西，但在長距程中則是最能保證穩定的制度。除了少數國家，「二戰」後亞洲大多數國家走上了民主道路，而且越變越好。台灣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社會，民主不是照樣實行，普世價值不是照樣接受？台灣經驗值得借鑒。

　　中國大陸前30年搞「階級鬥爭」，信仰「有權便有一切，無權便失去一切」。後30年因為受到民窮財盡的逼迫，於是開始了經濟開放，接受了市場的觀念。經濟成長之快，有目皆睹。但這是控制下的市場，不是「自由市場」。

　　國有企業壟斷資源，利用廉價勞工，吸引大量外資。發財之後大量建設，鐵路、公路、建築物在各地都興起了，外表十分壯觀，但內情則不可說。私人企業也偶有成功的，但有錢而無權作為後盾，是保不住的。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嗎？所謂模式別人也可以仿效，「中國模式」誰能仿效呢？

　　某種程度上集權體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一旦作出錯誤決定，後果就不堪設想。所以我認為，中國現行體制根本談不上「模式」。

　　目前，中國是一個官本位國家。從前大學校長如蔡元培，受到知識界、文化界的普遍尊敬，聲望甚至超過元首。現在只是一個個官，沒有人知道中國有什麼聲名卓著的大學校長，成為精神領袖的更沒有，不要說別的，至今沒有出過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華裔拿到諾貝爾獎的都是在美國訓練出來的，都是美國人。你看，日本出了多少諾貝爾獎？

　　我承認，現在大陸的經濟實力在增強。但是，是不是一個文明大國，要比文化，比藝術，比科學，比人文研究。並不是有錢了，就能夠成為現代國家。

　　所謂普世價值，中國古已有之

　　我注意到，目前有些人宣揚「中國模式」，極力反對「普世價值」，指責普世價值是西方的價值。

　　所謂普世價值，如人權、自由之類中國古已有之，只是沒有西方所流行的這些名詞罷了。比如，孟子講「明君制民之產」，就是講政府對人民應盡的義務，反過來說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其中不只包括田產權、工作權，也包括教育權（為「庠序之教」）等。「民主」雖然不是中國名詞，但是要給老百姓權利，以老百姓為主體，這種觀念早就有，否則《尚書·泰誓》怎麼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實人人心裡都有、都嚮往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一種民主態度。人權的核心觀念是每一個人的尊嚴，能自己做主，這在儒、道兩家文本中都可找到。清末以來，許多學者，包括孫中山在內，都已做了不少努力，要在中國傳統中找普世價值。胡適去美國演講（20世紀40年代），也強調中國的「民主」雖未發展成功，卻具有一些重要的「歷史基礎」。

　　不能說，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價值就是西方的。中國也有普世價值，應該把自己文化傳統里的普世價值好好進行整理。不但中國有，印度也早有自由、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已有文章指出。

　　普世價值的觀念在中國遭到很大的曲解，被維護舊體制的人利用。西方的東西我們要不要？偶爾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就不得了了，那都是廢話嘛。如果不承認「民主是好東西」的話，共和國也不是好東西了。那還是回到皇帝制度吧，回得去嗎？

　　中國人一直講，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在現代社會所謂「民心」，也就是普世價值。每個人生下來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利，這就是所謂自由。佛經上到處都是自由、平等。權利和義務是相對的，不能說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中國語言是從義務方面著眼，不強調應該得到什麼，強調我應該做的，對別人來說就是權利。兩種不同的語言，講的是同一個事實。

　　動輒反西方，完全對歷史不了解，而且封閉歷史、曲解歷史，這樣下去，中國哪能變成大國呢？

　　重建價值觀念

　　近代以來，中國一直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進。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文化傳統如何確立自己的現代身份？這是我多年研究的一個問題。

　　中國文化傳統里許多價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但是不可能作為將來中國的指導原則，也不可能成為新的意識形態。

　　現代社會有公領域和私領域。在公領域，只有實行民主選舉、司法公正等現代制度。私領域就是個人道德、人和人之間關係，儒家思想可以發揮作用。儒家本身不能直接變成憲法，只能是社會上的一種文化力量，用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問題。西方主要是靠宗教，如果把儒釋道三教都丟掉了，中國的精神領域便未免太貧乏了。

　　尤其是後來，一方面把中國文化傳統當做封建毒素來批判和咒罵，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評為資產階級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結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後所推崇的就是階級鬥爭之類的暴力。

　　在現代社會重新建立價值觀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培養出來，絕不能靠政治力量從上而下強迫灌輸。中國人要培養一些價值，這些價值在中國既有底子，又可以跟其他文明價值配合。這就是我們文化界、學術界、藝術界所當共同建設、共同努力的方向。

　　從儒、釋、道到民間文化中，都有許多精神資源可以提煉出來和現代生活互相配搭。有些價值雖受反傳統潮流的衝擊，仍潛在於人心中，時機一變，可以召喚回來。關於怎麼樣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如何處理好天理人情，這是中國很特殊的地方，文化傳統也可以解決實際問題。學術上、思想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中的價值層面，儒家有些價值可以復活。不過，「三綱五常」已絕不可能恢復了。現在一些人提倡把儒家作為一個替代性的意識形態，高揚民族主義，若如此，則是把中國傳統又糟蹋一次，在老「孔家店」完了以後再造新「孔家店」，這是一個很不明智的事情。

　　要把私領域跟公領域區分開。公領域不可能由儒家來挂帥。因為除了伊斯蘭教，現在任何國家都不允許任何一家教義或學術在憲法內佔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種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憲法內得到保證。

　　中國有沒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選擇價值、理解世界。我沒有資格建議應選什麼價值。我只能提一個原則，即所選價值是開放性、多數文明社會都能接受的。開放心靈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絕不能固步自封，以自己為中心。

　　我曾經說過：「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我所謂「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普世性文明。我從不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是對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謂「道」便是重視「人」的道，群體和個人都同時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價值。

　　作者余英時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本文由本刊記者馬國川根據採訪稿整理　　

【作者：余英時 】 (責任編輯：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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