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有一種朋友叫對手-今日頭條

入過曾國藩的幕府成就最高的，莫過於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人，而其中又以左宗棠最是桀驁不馴、鋒芒畢露，而且也是左宗棠與曾國藩分分合合，不和諧的音符最多。

因而後人總以為曾、左二人之間必定不和諧，卻不知道他二人實際上是惺惺相惜。也幸好有左宗棠這樣一個性格爽直的「大炮筒子」般的「諍友」在身邊時時痛罵責備幾句，使曾國藩的人生更為穩慎，而在緊急關頭，左宗棠也曾救曾國藩於危難之中。

即便兩人之間是外人認為的恩怨不斷，也是因為左宗棠對曾國藩抱持著一種「羨慕嫉妒恨」的「瑜亮情結」，二人爭來斗去，實際上卻是互相激勵，互相競爭，既是朋友「同心若金」，又是對手「攻錯若石」，並最終讓二人都成就大功，攀上人生的頂峰，真正做到了「相期不負平生」。

曾國藩和左宗棠的情誼，可以追溯到咸豐二年。那時候左宗棠在湖南巡撫張亮基幕府中當師爺，曾國藩丁母憂回湘鄉老家。因為皇帝一紙辦團練的命令，讓他們聚在了一起。

初次見面，左宗棠談長沙防務，指手畫腳，滔滔不絕，一副大權在握、捨我其誰的神態。讓曾國藩對這個雖然初次見面卻早已大名在心的人很為欣賞，覺得這個左宗棠確實名不虛傳。交談之中，左宗棠之頭腦清晰，氣概慷慨，議論明達，言中切要，令曾國藩頗為嘆服。

而左宗棠也深為曾國藩身上那種清新質樸的風氣所感染，曾國藩沒有一點官架子，更無腐儒作風，而是敢於擔當，「正派」、「敢任事」的作風尤其令左宗棠對他刮目相看。

在晚清政壇官員們以敷衍塞責為能的黑暗污濁的大背景下，像曾國藩這種視家國事為己任的官員，讓素有大志的左宗棠有相見恨晚之感。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對曾國藩的第一印象說：

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開展。與仆甚相得，惜其來之遲也。

可見他對曾國藩印象很好，只是覺得曾國藩可能才能不及自己。這也恰恰是他兩人後面恩怨不斷的一個重要原因。

左宗棠平常自視甚高，以「今日諸葛亮」自比，自稱「今亮」，對於一般人，還真是不放在眼裡。加上曾國藩為人穩慎，不喜自誇，出言不多，可能會讓他覺得「才具稍欠開展」。然而，左宗棠再怎麼才高八斗，卻只是個舉人出身，未能金榜題名，長街走馬；但恰恰是被他認為沒有什麼才氣的曾國藩卻能科舉順利，年紀輕輕就入金殿、點翰林、當京官，年紀只不過比他大一歲，卻早已是二品大員，聲名顯隆，自己卻不過是個師爺，這些，左宗棠心中估計嫉妒還是有的。

況且左宗棠個性剛直果斷，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惡如仇。雖然才華橫溢，然而多次進京趕考卻未及第，對此特別敏感，稍被人怠慢或過分謙讓，都可引起激烈的反應，而且言辭辛辣，令人不快。

有一次曾國藩在給左宗棠的信札中，出於謙讓，用了「右仰」這樣的客套話，左宗棠很是不快，說道：「他寫了『右仰』，難道要我『左俯』不成！」據說還有一次，曾國藩開玩笑作了一聯：「季子才高，與我意見常相左」，聯中嵌入了左宗棠的名字左季高，左宗棠卻毫不示弱，迅速對一聯：「藩臣衛國，問他經濟又何曾」，還是不願輸一點點的勁頭。但二人還是甚為投契。自此後，書信往來，互幫互助，情誼日深。

不久之後，咸豐三年，張亮基調任署理湖北總督，左宗棠也隨之北上武漢。曾國藩在湖南也寸步難行，處處碰壁，一怒之下出走衡陽，獨力創建湘軍。這時張亮基調離湖北，左宗棠也歸鄉隱居。曾國藩聞訊大喜，立刻寫信請他來幫助自己。但被左宗棠一口拒絕。這除了左宗棠認為曾國藩「才具不佳」不足以驅馳自己以外，可能嫉妒心也佔了一些原因。後來左宗棠到湖南巡撫駱秉章府中當了幕僚。

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親率湘軍首次出師，進攻駐紮于靖港的太平軍。不料大敗而歸。曾國藩沮喪羞憤之下，投水自盡，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後，曾國藩仍然尋找機會自殺，「其志仍在必死」。

湖南官員聞此消息，無不幸災樂禍，唯左宗棠聞訊立即從長沙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國藩，見曾國藩死氣奄奄，毫無生氣，不覺生氣，痛責曾國藩「糊塗」，說勝負乃兵家常事，剛剛失敗一次就自尋短見，你怎麼對得起皇上的信任，怎麼對得起天下百姓？怎麼對得起老父期望？經左宗棠一番「痛責」，曾國藩也認為自己太過悲觀，所做失當。幸虧此時湘潭大捷消息傳來，曾國藩終於重振信心。

要不是左宗棠的這一頓痛罵，或許當時死志已絕的曾國藩真的自殺成功了，那麼也就沒有後來的天下大功，更不可能有後來的曾國藩了。所以，曾國藩對於左宗棠，還有一層感激之心。

曾國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轉，應駱秉章之請，重新搬回長沙辦公。曾國藩與左宗棠同處長沙，兩人過從甚密，「無一日不見，無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駱秉章的高參，也成了曾國藩的高參。曾國藩對於左宗棠之才，推崇備至。咸豐六年（1856），曾國藩老弟曾國荃在湖南募兵，寫信給哥哥討教用兵方法。曾國藩寫信給他，讓他多聽左宗棠意見：「一聽駱中堂，左季兄之命，敕東則東，敕西則西。」可見他對左宗棠才幹的絕對信任。

但左宗棠對於曾國藩，卻不僅不似曾國藩對他的敬重，骨子裡總是有些不兼容的意味，甚至還做過落井下石的事情。咸豐七年前後，身困江西的曾國藩正處於生命中最困難、最痛苦的時期。由於手中無權，又要為湘軍籌餉籌錢，傷透腦筋，處處受官僚大吏們的排擠和刁難，幾乎步步荊棘，處處碰壁。曾國藩飽受欺凌，鬱憤滿懷，心力交瘁，走投無路，精神幾近崩潰。

恰在此時，一紙家書傳來，曾國藩父親於咸豐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這個消息，曾國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軍務交給他人，給朝廷發去一封陳請開缺的奏摺後，不待皇帝批複，即於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為父親辦理喪事去了。

作為軍中大帥，曾國藩此舉確實有失妥當。但他的一干朋友都對他此舉表示理解，並給以安慰，甚至咸豐皇帝也未深加指責，給他准假三個月。只有左宗棠給他一頓沒頭沒腦的指責，說他委軍歸家，不忠不義，不負責任，還挖苦他用兵無能，把曾國藩批了個一無是處。

如果僅限於此，倒也罷了。除了寫信責罵曾國藩之外，左宗棠在公眾場合對曾國藩更加肆無忌憚地大加譏彈。「一時嘩然和之。」都認為曾國藩不誠不忠。這恰恰是曾國藩最不能忍受的。

多年之後，他向人談起與左失和的始末時，還咬牙切齒地說：「我生平以誠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曾國藩採取了一種消極的應對方法，就是任由左宗棠怎麼說怎麼寫信，都不再搭理他，採取「三不主義」——「不理睬、不辯解、不應對」，二人自此斷交。

但是，同為當時清政府樑柱的兩個人，不可能真正絕交到底。隨著戰事的激烈和局勢的緊張，所有的人都認識到了只有重新請曾國藩出山，才能取勝有望。於是在胡林翼的協調下，左宗棠替駱秉章起草奏摺，與胡林翼一起，請朝廷起用曾國藩。曾國藩聞名即起，立即起程赴任。

經過一年多的反思，曾國藩處世方法大變，一改過去的剛硬而變得圓通和氣，他到了長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門，連小小的長沙縣衙他也親自造訪。拜訪左宗棠當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長沙與左宗棠一周之內數次深談，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終「交歡如初，不念舊惡」。

俗話說，「人是三節草，不知哪節好」，「幫人就是助己」，此言不虛。曾國藩重新出山後，一切開始變得順利起來。

曾國藩離世時，左宗棠從千里之外的西北戰場專門送來了他署名「晚生左宗棠」的輓聯：

「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考察曾國藩和左宗棠半生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其實不過是一對惺惺相惜的對手展開的一次又一次的競爭和合作。

正是在競爭和合作之中，他們不斷地讓自己進步、強大、完善，各自施展平生最大的本事，舞出了最好的自己，也舞出了一段非凡的歷史，成就了兩個人的輝煌人生，果真做到了「相期不負平生」。

我們常常說，成功需要對手，越是偉大的成功越需要偉大的對手。有對手才有方向，有對手才有動力，有對手才有差距，有對手才有堅持，有對手才有輝煌的成功。因為對手使我們更加謹慎，對手使我們不敢懈怠，對手使我們持續完善自己，對手讓我們時時惕勵，從不放鬆。

特別是像左宗棠這樣既是諍友又是對手的人，不僅是競爭的勁敵，更是合作的佳選，既能痛責我之過，亦能救援我之困，是一件多麼值得慶幸的事！這樣的人，正是成大事最重要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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