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達爾文 第十一章 達爾文主義者的教育

第十一章 達爾文主義者的教育

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位於偏僻的南肯辛頓區一座維多利亞式的華麗建築物中。為了紀念建館一百周年，1981年對達爾文的理論作新的陳列展覽。訪客入館時首先看見一個告示牌，上面寫著：

世界上有這麼多種類的生物，你是否感到驚訝？

有一見解認為今日所見的生物，都由久遠之前的祖先逐漸改變進化而來的。

進化怎樣能發生呢？一個物種怎樣會變為另一個物種？

本廳中的展覽讓你看到一個可能的解釋，即查理·達爾文的解釋。

附近還有一張海報說：「另一見解便是上帝創造一切生物，完美而不改變」。博物館出版的一本小冊子肯定地說：「自然選擇的進化觀念，嚴格地說，是不科學的」。因為其只由邏輯推論而來，並沒有實驗證明。又說：「若進化論是真的」，可為生物分類學家提供一個解釋為什麼自然界有「群體之中的小群體」。這展覽的主要信息是說明，達爾文主義是一個重要的學說，但並非不可懷疑。

一些知名的科學家對這些相對的言辭有激烈的反應。英國著名的科學雜誌《自然》周刊的「社論與來信」欄，便成為爭論的場所。一位新達爾文主義的健將霍爾斯特德開始不僅攻擊這次有關達爾文的展覽，而且攻擊該館對恐龍與人類進化的展覽，認為這些展覽的錯誤在於使用分支學說（cladism）的分類法，因為這種分類法假定沒有一種生物可證明為他種生物的祖先。【注一：近年來生物分類學已被分支學說所取代；在博物館的陳列與教科書中普遍地被採用。目前重要點即分支圖（cladograms）表示現存與化石物種彼此的關係，並非祖先或子嗣的關係。若認為兩個物種（如猩猩與人）之間的相似之處超過第三者，則這兩種在分支圖中並列，導致兩種相似的假設的共同祖先則從未列出。一些老派的達爾文主義者認為，分支學說使人相信進化乃突然分支的作用，並非達爾文的漸進主義。某些分支論者說，就他們的專業而言，共同祖先的假設早就可以拋棄。】又說分支學說的文獻充滿了誤用的「邁爾、辛普森，甚至達爾文本人的材料」。因為這些知名人士堅持「將今日所觀察的作用，延伸到過去的時代，便足以解釋化石記錄的變化」。

霍爾斯特德指控有些展覽不但達爾文主義，並且攻擊進化論本身。例如「人在進化中的位置」的展覽特意否認直立人猿（Homo erectus）是現代人的祖先。所以「創造論者多年所堅持的信念，現在由自然歷史博物館公開地宣告了」。

但霍爾斯特德並不將這些過錯歸咎與創造論者，而歸於馬克思的信徒。他認為馬克思的信徒偏愛突然改變的進化作用，而不是漸漸不斷的變化，因為這樣更符合他們的社會理論。他們認為社會的變化乃由革命性大突變而改變到另一種狀態，達爾文的漸進主義則很像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由自由經濟競爭及民主改革而逐步改良的。霍爾斯特德沒有提出博物館的科學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確實證據，但堅持博物館"有心或無心"地懷疑達爾文的漸進主義，支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注二：雖然霍爾斯特德的指控是無根據的，但政治上的觀念與生物學上的觀念，常有密切關係是事實。傑出的達爾文主義者，如哈佛大學的理查·盧旺廷及古爾德自傲地聲言生物進化論與經濟或種族競爭相連。1981年在東德的科學會議中，達爾文主義派的科學哲學家邁克爾·魯斯說："生物學產生許多願望、需要、慾念、激動，以及許多正確行動的勸戒，好似路德或衛斯理的講道一般。"】

指控政治動機可算為很好的娛樂。但重要的是，從前只在專業團體中表示對新達爾文主義及化石祖先存在的懷疑，今由博物館公諸大眾了。特別是有些陳列指出正統的進化論只賴某類邏輯支持而非依靠科學證據。在《自然》周刊中發表的一份報告引用了博物館一位高級科學家向大眾所作的演講：

適者生存是句空話，是咬文嚼字的遊戲而已，所以許多評論家說，不但進化觀念並不科學，連自然選擇也不符合科學。我們應否相信自然選擇是個無意義的問題，因為這是從某些預定前提推理來的必然結論……

由自然選擇而進化的見解是一個邏輯問題，而非科學問題。因此由自然選擇而進化的概念，嚴格來說是不科學的。

儘管我們相信進化確實發生了，但顯然我們對這問題應存開放的態度……

我們不能證明這觀念是真的，只不過我們還不能證明它是假的。或許某一天有更好的學說可以代替它，但到那時才……

寫報告的人說：「若這些是我們的朋友與支持者的語言，則創造論會幫我們防禦仇敵。」

《自然》周刊中的一篇社論，以《達爾文死在南肯辛頓》為題，用以下的誇張詞藻質問他們認定的侵犯者：

本該視為近乎達爾文主義城堡的博物館，主持的人是否失去了勇氣，更不用說失去良知了？……在向公眾介紹科學時，對還在爭論的題目，適當地說還遇有懷疑，誰也不會反對。但進化論對認真的生物學家而言，還有懷疑么？否則，這些模稜兩可的言論，除了引起混亂之外有何作用？

這篇社論揣測說，博物館的陳列是一班與該館科學家不太親切的工作人員所設計，因為多數知名的生物學家「寧願失去右臂也不願以『若進化論是真的』作為一句話的開始」。這揣測激起了22位知名生物學家的憤怒，驚奇《自然》周刊會「主張將學說當作事實介紹」。這些生物學家說：「對進化論我們沒有絕對的證明」，雖然有「許多間接證據，且無更佳的選擇」。或許太天真了，他們結論說：「若有一個更好的理論出現，明天便可放棄進化論。」

信函與社論的交互反應繼續了數月之久。《自然》周刊的編輯遲遲才發覺，達爾文主義在科學家中較他們所想像的更難一致，於是在一篇關於正當懷疑之範圍的主要文章中，採取了較溫和的路線。這篇以煽動性的《進化論的真實性有多少？》為題的文章，因作出讓步而令大眾惶惑，且較博物館的陳列更使達爾文主義者吃驚。那些編輯先闡明卡爾·波普爾曾說達爾文主義是形而上學，而且不能證偽，又不明智地承認這評論在「技術上的正確性」，再勉強地解釋說，「進化論並非毫無經驗證據支持」及「形而上學的學說也不一定是拙劣的理論」。

該編輯的文章進而承認，「大部分的人對達爾文主義持有懷疑」。因此鼓勵博物館向懷疑者挑戰，闡明爭論之處。他們將懷疑者分為兩類：「有些人懷疑達爾文主義出乎令人敬重的立場，另一些人認為生物發生的過程實由超自然的作用而來。後者的理論甚至不是形而上學，簡直就是不科學的」。這篇文章最後說，為了不致令科學家氣餒，「懷疑主義運動」（即認為科學理論沒有絕對的真實性）不要「太深化」。雖然《自然》周刊主張消除一切成見，但堅持「有一成見是可容許的且是必要的，就是一種先入為主的信念；即一切可觀察的現象都可以用理論來解說」。

《自然》周刊的評論不僅暗示達爾文主義屬於形而上學的系統，由信仰支持，還因鼓勵博物館引起大眾懷疑達爾文主義的證據不足的問題，而招致責難。這樣無法下台時，該周刊在數星期之後發表另一篇文章企圖平息風波。它肯定說，雖然「沒有生物學者會否認上帝造人的可能性，若有人這樣相信，那麼他也會認為達爾文所觀察的機制也是上帝所選擇的創造方法」。【注三：也許這作者心中的機制是自然選擇。但是寫《人的起源》的達爾文，因對自然選擇很失望，半道歉地說，在《物種起源》中它已被視為過分重要，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有性選擇來解釋人類特徵的來源（另一些含糊的機制在今日的新達爾文派中不受支持）。】博物館的責任不是為迎合懷疑者，而是為進化論辯護：

面對宗教與神秘派有組織的壓力，進化論者也需要表達自己見解的組織。這些見解應該贏得熱烈擁護，具有相當的說服力，但不應該降格為政治宣傳的片面說辭與故作高深。對願意聽的人有適當的信息，而不需要與辨別過細的科學哲理家長久爭辯。

相信分支學說者在這場辯論中也有所得。特別尖銳的是斯·納爾遜的信：

在這行業中較有宣教士心志者的驚訝下，分支學說者不將化石作為特別啟示，而將化石當作好似與其他生物標本一樣，試圖作適當的解釋，有關細節更是如此。這樣的作風對外人而言雖然合理，但化石學家們不情願地碰到分支學說時，對他們感情的打擊（我見過次數多得不計其數了），好似一個持原教旨主義信仰的牧師遇見一個不速之客，說聖經不過是許多好書之一而已。我只要說現在有一種建立在鞏固基石上的教會就足夠了。

無論如何，將《物種起源》當作許多好書中的一本，已經足夠將參觀博物館的群眾引入歧途了。一位為達爾文主義何無神論辯護又以思想清晰而著名的哲學家安東尼·弗盧後來解釋說，這場插曲都肇因於"公僕"（指博物館的科學家）的背信。因為他們有責任介紹已成立的真理，而不該傳播非正統的意見使大眾惶惑。他公開指責這些傲慢自負者，「濫用公共機構的資源，去向參觀這些公共陳列的外行人，推銷自己寵愛的理論（分支學說），好似它已被有資格判斷的專家們所公認。而這些外行人大多數是無邪的青年」。

弗盧報告說，「這些討厭的材料已逐漸被收回」。正如這段話暗示，博物館已經在壓力下投降了。博物館的發言人致函《自然》周刊解釋說，館員避免以教條式介紹達爾文主義的企圖不幸「給人的印象與目的相違」，錄象片中說適者生存是一句空話的一段，已馬上剪去，並將繼續肅清其餘的陳列。

當我1987年去該博物館參觀時，陳列已不再令觀眾感覺達爾文的理論尚有爭論之餘地了。例如在達爾文陳列廳入口處，那塊寫有「一個可能的解釋」等詞句的罪大惡極的廣告牌，已被以下這段使人恢複信心的告示所取代：

當我們將自己與化石中的親屬相比較時，便會發覺人已經進化的證據。達爾文的工作有力地支持一種觀點，就是一切生物，都經極長久的時間逐漸演變而來。這便是我們說的進化。

許多人認為進化的理論與他們的宗教信仰並不衝突。

起初陳列「模稜兩可的話」給人對達爾文主義有足夠懷疑的印象，但沒有清楚說出那可以懷疑的是什麼。後來博物館發言人在接受訪問時解釋說，那懷疑並不指化石中缺乏中間型生物，或在寒武紀初期複雜的生物突然出現，或解釋遺傳密碼來源的困難，或育種實驗中變化之限度，或「有希望之怪物」的爭論，或間斷平衡之爭論，或劇變滅種之重要性。當初的陳列在有見識的批評家眼光中，已分明是一種掩飾，而非明白說出達爾文主義的難處。雖然如此，博物館的發言人說，現在與20年前的進化陳列時已大不同了，當時的館長（加萬·德·比爾爵士）「寫過一本小冊子，提到今日進化已被接受為事實，自然選擇就是進化的機制，別無其他。就他來說，重要的觀念已經成立，沒有再需要思考的餘地了」。

從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爭論中可以看出，教育家向青年提出進化的證據時傾向於使用含糊之詞，並非實際由於創造力者的反對。向易受影響的人講授進化論，用可能引起懷疑的言語，是達爾文主義者所極憤怒的。例如解釋間斷平衡的辯論時，必會給懷疑者一個印象，即達爾文主義者無法從化石中找出廣進化的證據，因而作不充分的辯解。不管專家怎樣熱烈堅持，他們只辯論進化的速度，而不關注進化是否真的發生了。但少數聰明的青年會覺悟，因為沒有逐步遞變的事實，進化可能缺乏證據。就達爾文主義者而言，講授進化不是為鼓勵未成熟的心靈或已成熟者去思考達爾文主義者無法接受的其他可能性。

加利福尼亞州有許多不同的團體，包括創造論者以及一大群有影響力的科學團體。70年代初期，創造論者說服州教育局採取「反教條政策」。但此後科學教育家進行反擊，他們迫使教育局頒布明白條文，訓令學校根據達爾文主義者的理解來講授進化。

教育局在多次辯論之後，1989年初頒布了《講授科學的政策宣言》（Policy Statement on the Teaching of Science）。雖然目的在於鼓勵在課室及教科書中對進化有更多的講解，但沒有這樣明白的說出。因為這些教育家要對科學作一籠統的宣言，而不承認進化論是一特殊的個例，包括宗教與哲學上的問題，與其他科學領域有異。

表面上，《政策宣言》是合理且寬宏大量的。開始說，科學是探究自然界可觀察的事實，與可以試驗的假設；不是研究神聖的創造、終極目的，或終極因由。這些非科學的題目該劃歸到文學或社會學的課程中。《政策宣言》著重地說，教育的目的在於促進理解，而非強迫信仰，所以不論講授科學或別的課題，都不該採用教條方式。《政策宣言》甚至重複說明信仰與理解的重要區別：「作為一個有知識的公民，學生不必完全接受在自然科學課程中所講解的一切，但必須明白科學思想中的重要線索，包括方法、事實、假設、理論以及定律」。

《政策宣言》又繼續解釋說，科學的事實、理論、或假設，都可以由試驗而作取捨；這一點與信仰或教條有所區別，因為後者沒有試驗的標準，所以不能在科學課室中討論。並且說，科學教師在職業上必須堅守科學陣地，應該將科學以外的課題敬重地請學生與家長或牧師討論。

若不知道知識與信仰微妙差異的人，會以為《政策宣言》是保護相信創造論的學生的權益，假使他們"理解"進化論的話，可以質問它的真實性。這是誤解了。因為達爾文主義者認為，如果理解進化論而又真的不信是不可能的，好像理解算術而將二乘四作為七一樣。對達爾文主義者而言，純自然主義的進化是該學習的事實，並不是可以質詢的見解。只要不影響他人，一個學生可以默默不信，但學生或教師都不得在課室中討論不信的理論。

《政策宣言》不是為著保護異議者，而是在表面反對教條主義的教育系統中，為自然主義之進化作為事實講授，作哲理上的辯護。這辯護認為科學因其方法的可靠性應受另眼看待。科學上的事實與理論不斷受試驗，哲學有或宗教教條「至少部分基於信仰，不受科學試驗與反駁」。雖然促進信仰不符教育目標，推廣知識卻是教育責任。凡明白個中含義的人都知道，這些含糊的言詞都為著這一點：自然主義的進化論屬於知識不屬於信仰，所以反對的人是出於無知；消除無知才是教育所應有的目標。

繼《政策宣言》之後的課程指導叫做《科學體制》（Science Framework）。《科學體制》告訴教科書的出版商，若要爭取龐大的加州市場，必須怎樣做。它口頭說，教學必須使用非教條式原則，但卻有明顯的信號要求講授進化，去說服學生相信正統的進化理論為目標。該理論的重大困難則被忽略或漠視了。又要求教師向學生重新肯定科學是可靠的，它是自我更正的事業；對進化論所謂根據科學的反駁已被科學團體考慮後而拒絕了，所以進化是「已被接受的科學事實」。

這些文件中的言詞好似在蓄意隱瞞事實，而非表彰事實。例如《科學體制》沒有承認科學無法證明隨機的突變與選擇怎能產生複雜的生物構造，反而將自然選擇與適應作無謂的分別：自然選擇與適應是兩個不同的觀念。自然選擇指適應環境的生物特徵在後代中有更好的表現……適應乃是生物因環境刺激的反應作用，由於自然選擇而改變構造與行為。

對於古生物學家無法鑒定任何大類生物的祖先，便輕描淡寫地用一句話抹煞了：「尋求彼此關係最近的種類生物進化的相互關係，重於尋求祖先」。關於廣進化的速度頗為難堪的爭論，也只用一句話掩飾：漸進的變化除了例外之處，是一般的規律。雖然生物的改變是逐漸而經過極長久的時間，但有些生物巨大的改變，在地球歷史較短的時間內便完成。這包括進化、多樣化，以及許多化石物種之滅絕。最後，《科學體制》以圖表說明細胞色素C系列中分歧的規律性。這所謂「分子時鐘」的現象，與根據於自然選擇的預測相反，所以需要發明另一個分子進化理論去解釋。但《科學體制》卻說，圖表中顯示氨基酸系列在分子進化中變化率的規律性，它的結果正如進化理論所預測。

【注四：細胞色素C的圖表曾使《體制》的作者非常難堪。因為發現其中排字上的錯誤，與創造論者所寫的《談人與熊貓》類似圖表中的錯誤相同。面對證據，《體制》進化生物學部的負責人承認抄襲了創造論者的書，不過將所列的生物種次序倒置，其他部分一字不易照抄，而且沒有核對其正確性。】

在《科學體制》的前言中，作者讚揚科學是一個「探求歡樂的無限旅程」，並強調激發學生進行科學探求的興奮感的重要性。無論如何，這興奮的感覺卻不可涉及進化的基本問題。他們可鼓勵學生考慮從事生物工程事業，但解決進化之奧秘是不能的事，因為達爾文主義者堅持它根本沒有奧秘。那"有趣的觀念問題"已經解決，現在只能談細節了。《科學體制》最可取之處，就是請教師及教科書的作者不要用一些言語來暗示科學理論要根據主觀成分或信眾的多寡而定。

不該對學生說，「許多科學家」這樣想或那樣想。科學並非由票數決定，而是由證據決定。也不該向學生說，「科學家相信」。科學不是信不信的問題，乃是有沒有可受觀察及客觀理解的證據……讓學生知道在科學領域中的任何問題中，極不能因某重要人士如此說（權威）或因歷來都是如此說法（傳統）而決定。

但是《科學體制》馬上自相矛盾，將「進化」僅含糊地指為「通過時間的變化」。因為含糊的觀念是不能由觀察與客觀理性試驗的。《科學體制》勸我們相信這含糊的觀念，是因為許多科學家這樣說：「進化是一個已被接受的科學解釋，所以在科學家群體中，更甚於重力與電子流動的理論，不加爭辯」。訴諸權威是無法避免的，因為達爾文主義的教育家們，不能公開揭示進化論乃至直截了當地基於《政策宣言》中所謂的哲學信條上。這信條是無法由科學方法試驗與反駁的。

達爾文主義的科學家相信，這宇宙是純由物質因果運作的封閉系統；又相信對生物界奇妙的、好似為某些目的而設計的現象，科學該提供自然主義的解釋。若是沒有這些假設，達爾文主義者無法推論出各大類的生物都有共同祖先，或推論隨機的突變與自然選擇，能代替一位有智慧的設計者。這兩個基本的信條都是不能試驗的，所以根據《政策宣言》都不能在科學課堂中討論。

發起在公立學校向學生進行灌輸運動，可能是達爾文主義者戰術的嚴重失策。過去，在中學教科書中進化論的材料較少，只是說許多科學家都相信它。大學生物專業的學生或研究生院的學生才嚴肅討論進化的科學證據。許多外行的人很少有機會知道，多少哲學以科學的名義講解。即便知道內情，也無法作有效的反抗。

達爾文主義者因為自己要求公立學校「多講授進化論」而改變了這得意的情況。他們真正的意思是，公立學校應該竭力說服學生相信達爾文主義，並不是要他們公正地指出使進化論難堪的證據。但在公立學校所作的是公眾的事，即使創造論者也有權指出教科書或其他教材中的錯誤或含混躲閃之處。當局的壓力可能一時有效，但堅決的反抗者終會說服大眾，給他們對證據發言的機會。當聖經原教旨派以外的群眾知道，達爾文主義者那樣頑強地反抗一切對神的信仰，及達爾文主義極少科學證據，達爾文主義者會後悔脫離當初的掩護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