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天都在違法，走在刀尖上2

　　窘迫

　　——一位精神病院醫生說：「我們每天都在違法，走在刀尖上。」

　　有同樣感受的，不只是病人。

　　在某城某區年初的城市規劃大會上，精神病院院長坐在台下第二排，正前方坐著區衛生局局長，台上，區長意氣風發地指點江山，結尾處說：「勞教所和精神病院也不能沒有，就放在最邊上吧！」

　　於是，精神病院與勞教所一起搬遷，放在了地圖的最邊緣。乘地鐵至終點，然後坐25站公交，到達山下。

　　「情何以堪。」這位院長說。

　　身在市區中心的北京回龍觀醫院則實屬「幸運」。20年前，這裡也是北京最北郊，只是隨著市區的擴大，這所醫院才被逐漸包圍，意外成為「社區中的醫院」，提前實現了所有精神病院的理想。

　　實際上，這所「理想醫院」也正深陷於窘迫的漩渦中，無法自拔。「連續虧損11年。」院長楊甫德說，前年，該醫院開展項目成本核算，「66%的項目虧損。」

　　作為一家必須「差額預算」的三甲醫院，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創收」卻顯得既不合乎現實也不合乎情理。「我們的病人都是弱勢群體，大多家境貧困，不堪重負，不允許我們創收。」

　　同時，精神病醫院還必須被迫「慈善」。大量病人拖欠醫藥費，「連伙食費每年都能欠上百萬。」還有「三無」人員、老弱病殘、無家可歸者寄居於此，唯有醫院，承擔所有。

　　於是，希望全部寄托在財政撥款上，而財政撥款唯一能解決的僅是按照醫務人員編製劃撥基本工資。

　　編製定於1993年，多年未變。按照該院編製，醫務人員總數為1150人，可實際上，隨著門診量和床位數的急速增長，該院已經超編近300人，這些人的待遇，由醫院自行解決。

　　結果是：這所醫院還在使用上世紀50年代的平房院，至今沒有任何大型設備。

　　儘管一些隨著醫改剛剛被納入公共衛生系統的二級、一級醫院有了國家財政撥款的待遇，但也「僅僅是溫飽」。王誠說，以海淀精神衛生防治院為例，財政撥款僅能解決102位在編人員的基本工資，剩下200多位不在編人員仍由醫院負擔。

　　況且，基本工資非常微薄，只能實現「最低保障」，獎金、福利都無從談起。「津貼？我們有特殊崗位津貼，每人每天1元。」楊甫德對此哭笑不得。

　　「我們的待遇僅是綜合性大醫院的三分之一。」王誠很苦惱，拿著如此微薄的報酬如何招聘？「專科的都不來，外地的也不願意來。」即使來了，按照入編要求，「本科以上學歷、北京戶口」，「他們也無法入編。」

　　在這所醫院裡，多數人是年輕的面孔，他們大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大中專院校，由於缺乏專業知識和技能，他們很難考到「醫師資格證」。

　　「沒有優厚的待遇、沒有編製、沒有發展前景，我們拿什麼招人？」王誠很焦慮，「連人都招不來、留不下，如何提高科研能力和服務質量？如何發展？」他無奈地說：「就剩我們兩個老傢伙了，又有行政職務。」醫院僅有院長和副院長兩人是「專家」，擁有「副主任醫師資格證」。

　　最讓王誠頭痛的還是「醫鬧」問題，「每死必鬧」。精神病患者要同時遭受病痛、藥物副作用、併發症的困擾，他們態度消沉，求生慾望很低，往往會早逝或突發性死亡。「很多家屬長期不關心患者，不了解情況，突然接到病危通知或死亡通知就覺得很意外，事出蹊蹺，然後就是無休止的『醫鬧』。」

　　在附近的太平間里，還冷凍著一位患者的遺體，他已經在那裡躺了整整一年。「他是心腦血管疾病致死的，還不到40歲，家屬要求醫院賠償40萬，又無任何說明醫院過錯的證明。」經歷了無數個「拉鋸戰」的王誠很感慨，「他們連死後都得不到安寧。」

　　大多「醫鬧」都是緣於病患在綜合病症下致死，家屬認為精神病醫院應承擔責任。「這是最嚴重的制度不合理。」王誠和楊甫德院長一致表示，綜合性大醫院一直以「條件不具備」為由拒絕接收精神病患者，「只會診，不處理」，「精神病患者得了高血壓、心臟病、腫瘤，怎麼辦？」

　　「連醫療衛生領域都對精神病患者歧視、排斥。」王誠院長嘆息。

　　面對現實，「非法行醫」成為所有精神病院無奈的選擇。按照規定，精神病診療醫師是不能處理其他領域的醫療問題的，現實是，精神病院的醫師早已被迫成為病患的「全科大夫」，處理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等所有問題。

　　無論是醫生本人還是醫院，都非常清楚「違法」的後果，「吊銷執照、民事責任、刑事責任」，一位老醫師說：「我們每天都在違法，走在刀尖上。」

　　最讓醫院和醫生們痛苦的是，「仁心」無法得到理解。患者和家屬都常常認為，醫院不夠盡心儘力，醫生不夠盡職盡責。

　　院長只有經常在職工大會上安慰大家：「好人有好報。」

　　堅持

　　——很多康復的患者都能體諒醫生的苦衷

　　一位狂躁症患者突然失去控制，在病房中大聲喊叫，揮舞著拳頭，瘦小的護士長剛到門口就直接被撲倒，她緊緊抱著患者的頭，勸慰著：「寶貝，乖……」然後拍打著他的背，等待他逐漸平靜下來。他們蜷縮著躺在地上，猶如一對母子。

　　半個小時後，護士長用冰塊敷在腫脹的臉上，淡淡地說：「貴在堅持。」

　　「沒有一個醫生、護士沒有挨過打，受過傷。」陳大春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採訪時說，他是北京回龍觀醫院臨床一科主任醫師，從醫多年，他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

　　就在幾天前，他的同事張保華在病區查房，一位患者上來就是一巴掌。「一聲沒吭，繼續幹活。」

　　悲劇隨時可能降臨，五年前，一位醫生被病患戳瞎了左眼，醫院承擔了醫藥費，僅此而已。

　　一位剛入行，只有24歲的年輕醫生告訴我，為防止病人突襲，可以站在45度角，以便自衛，盡量站在靠牆的地方，保護後背……然而，當進入病房，面對一群患者的時候，所有的理論和經驗都失去了可行性。

　　最讓他感到挫敗的是，由於精神病診斷缺乏參數明確的客觀標準，他經常要與病患和家屬「鬥智斗勇」，飽受質疑和威脅。

　　精神病診斷屬「信息診療」，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病史和癥狀，病史主要靠親屬提供，癥狀主要靠心理測試和觀察。

　　因此，如果病患家屬不配合，病患本人模擬癥狀，就會有「詐病」的可能。「我們簡直要像警察一樣，不能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爭取做一個合格的測謊儀。」這位年輕的醫生自嘲說。

　　在很多精神病醫院裡，醫務人員的年齡分布都極不均勻。「要麼就是40歲以上的，專家型，擔任很多行政職務。要麼就是20出頭的，剛畢業，滿懷激情和理想。」一位老醫生說，「中堅力量都跑光了，青黃不接的。」

　　對於一個醫生來說，成就感主要來源於兩方面，攻克病症難題和患者的感激。可是，這兩點對於一個精神病醫生來說，都是奢求。

　　目前，精神病的治癒率很低，尤其是重症患者，每一項都是世界難題。因此，幾乎每一個醫生都在經歷內心的煎熬，看著一位年輕的患者走進來，在病情反覆中失去親情，逐漸喪失自我，百病聚集，幾十年過去，突發死亡……

　　一位患者依靠在門口，王誠院長擺手叫他過來，說：「我們認識多少年了？」患者說：「三年了吧！」王誠院長沒有說話。

　　當王誠還是個住院醫師時，這位患者就在這裡，二十年過去了，王誠已經成為了院長，時常招呼他說說話，可他總也不記得。

　　王誠說，他最害怕的事是在「外面」遇見曾經的患者，「因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堅持服藥了，是不是正常。」

　　前不久，王誠在動物園遇見一位曾經的病患，第一句話便是：「你堅持吃藥了嗎？」好言哄走了病患，背上的衣服都濕透了。

　　很多病患在住院期間都鬧著要出院，但他們大多還未康復，或者家屬不來接走，導致病患對醫院和醫生都產生了埋怨的心理，甚至在出院時還揚言要「報復」。

　　「感激是很珍貴的。」王誠說。

　　略感安慰的是，很多康復的患者都能夠體諒他們的苦衷，就像小安和阿憶，已經和醫生、護士成為朋友，甚至成為幫助、支持和保護他們的戰友。

　　小安的醫生張瑩經常要去重症病房查房，那裡住的都是有狂躁和攻擊傾向的患者，高大的小安總是默默站在身後，像山一樣。

　　張瑩說，這份感動支撐著她，讓她得以堅持到今天。

　　精神疾病

　　表現在行為、心理活動上的紊亂為主的神經系統疾病。

　　輕性精神疾病

　　患者思維的認知、邏輯推理能力及其自知力都基本完好，尚能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動，能保持與環境適應的能力。

　　——神經衰弱、強迫症、抑鬱症、焦慮症、 恐懼症等

　　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對自身的精神異常表現沒有自知力，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動，喪失對環境的適應能力。

　　——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鬱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