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瓶梅》看明末寡婦婚戀觀的突變

作為中國第一部以家庭生活為中心的長篇小說，《金瓶梅》展現出了傳統婚姻文化的頹勢，它是整個封建文化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信號。家長制是封建婚姻文化的核心，家庭的主宰是丈夫或父親，它是以男性中心主義為特徵的一種婚姻文化，是封建等級制的基礎。然而，透過《金瓶梅》描寫的婚戀關係——寡婦的婚姻，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男權中心主義的文化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金瓶梅》里主人公西門慶有好幾個小老婆都是寡婦改嫁過來的。而要求婦女堅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從一而終的婚姻觀念，就是當了寡婦也要做烈女爭「貞節牌坊」，是「三綱五常」束縛古代婦女婚姻自由的精髓。而在《金瓶梅》中，寡婦再嫁似乎成為家常便飯，更有寡婦自主擇婿的萌芽出現，描寫出一番婦女解放的理想風景線，以至於讓我們看到了明末寡婦婚戀觀有了重大突破。

在傳統婚姻文化觀念之中，「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仕二朝」的觀念統治著人們的心靈，但在《金瓶梅》中，這種傳統的婚姻文化觀念已受到了強烈衝擊。孟玉樓改嫁，其前夫的家人和街坊四鄰無人就此說三道四，其中雖有爭執，只是財產的紛爭，而與孟玉樓改嫁一事絲毫沒有關係。另一方面，作為改嫁的孟玉樓還有自主選擇改嫁丈夫的權利。此外，李瓶兒、潘金蓮等人均有多次改嫁的經歷，且她們均都「孝服」未滿就改嫁。《金瓶梅》中經常提到的是婦女的再嫁，所謂「初嫁由親，再嫁由身」，少女的初嫁是不自由的，但再嫁就由自己做主了。從這兩方面看，所謂的婚姻自由是部分的，有條件的，這正表明了商業文化的過渡性特徵和以「利」為中心的原則，寡婦改嫁已不再是鳳毛麟角的鮮見之事，而已成為了一種社會風氣。

　　可見，官方的提倡並不能完全禁錮住被壓迫女性渴盼自主、追求自身權利的心靈世界，世俗社會中頗不乏與宗法傳統道德、官方說教相對抗的巨大潛能。《金瓶梅》對明代市民社會迥異於傳統的價值取向、道德標準作了具體而深刻的反映。它不僅寫了寡婦的再嫁，如潘金蓮的初嫁武大郎，再嫁西門慶，宋惠蓮的初嫁蔣聰，再適來旺兒，而且寫了寡婦的三嫁，如孟玉樓初為楊家妻，次為西門慶妾，再為李衙內妻，甚至四嫁，如李瓶兒初為梁中書妾，次為花子虛妻，再為蔣竹山妻，終為西門慶妾。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婚戀描寫中，寡婦的再嫁，都帶有自我做主、自擇夫婿、自選人家的性質。透過這些情節，我們完全可以體悟到明中葉市民社會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儘管當時傳統的偏見仍然在寡婦再嫁問題上有所保留，宗法道德規範仍對寡婦再嫁有一定影響，但在實際生活中，人們的價值取嚮往往是傾斜於對自身權利、自身幸福的追求，表現著對群體意識束縛的一種悖逆。

封建時代的婚戀模式，或者是人性對封建禮法的妥協，或者是被棄擲女性的自怨自艾，或者是女子對負心者施以種種果報，或將男女雙方和諧的婚戀理想委之於夢幻、幽冥，大多表現的是封建禮教對人性的壓抑與扼殺，體現著僵死的、頑固的思想專制下的封建社會文化特質。《金瓶梅》中的婚戀描寫，卻完全呈現出一種迥異於封建傳統文化的情狀，顯示出與封建婚姻大異其趣的價值取向和文化質素，不僅具有文學史的意義，而且更具有文化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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