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太需要一本《西夏史》了！

06-24

文/唐榮堯

中國太需要一本《西夏史》了，對11世紀到13世紀初中國政治、經濟和軍事格局均產生過影響的西夏王朝，因為史料的稀少變得遙遠而神秘。

歷史是由一個個片段積累而成的，忽略其中的哪片都會讓歷史的鏈條出現斷裂。記載西夏歷史的文獻上布滿的「死亡文字」導致的閱讀難度，需要每個讀者在一步步了解這個王朝內部時有足夠的勇氣和耐心。

這是向走近它的讀者發出一種優雅的邀請：我站在十五年積累的基礎上，尋找這個謎一樣的帝國核心、周圍布散的信息，以自己的努力呈現給讀者這個王朝的畫像乃至精神世界，請讀者來了解它的完整身世，以及它在複雜生存環境中的努力、抗爭、驕傲、沮喪乃至消亡，伴隨著這個過程的是一個古老族群的精神內涵。

殘缺的史籍透露出的有限信息需要更多的田野考察，需要穿行和丈量來補充。或者是艷陽高照的盛夏正午，或者是大雪紛飛的冬日暮昏，我一次次地出走，將自己置放在探尋有關西夏的路上，這和北島在他的散文《旅行記》中說的一樣：「這不僅僅是地理上，而是歷史與意志、文化與反叛意義上的出走。這或許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們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了財富。」十五年持續的探尋並完成幾本西夏的書籍後，在動筆完成《西夏史》時，我深知自己面對的不僅是一個存活190年的王朝，更是如同博爾赫斯筆下的巨大迷宮：一個分布著沙漠、戈壁、草原、雪山、河谷等地理單元的遼闊疆域，一個內蘊著歷史、軍事、政治、文化、宗教的歷史城堡。這種田野考察方式和歷史文獻資料結合後完成的書，相信有著它自己的面孔與味道。對它的修訂和再版，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

歷史學本身的特點和讀者的多元需求，使得歷史學的寫作如同一座大廈，但更需要一扇窗戶。對西夏歷史這幢大廈解讀的各種書籍就是那些讓讀者了解其真相的窗戶，這本書是我完成的一扇窗戶，推開這個窗戶，你看到的西夏，是我力圖展現的真實西夏，歡迎你沿著這些文字的指引，走向一個王朝的內部。

西夏畫像：盛景與逝憶

中國歷史大屏幕上閃現而過的党項，是一個祖源複雜、成分斑駁、存活久遠、身影模糊的族群，他們從歷史悠久的羌人中抽身而出，在漢唐期間的歷史之經與青藏高原邊緣的地理之緯交織的史地坐標中，走過了命名自己的艱難過程。經過幾百年的時間，完成了從青藏高原到黃土高原的大遷徙，建立了党項羌建立的王國——大白高國。

西夏人創製了獨特的西夏文字，他們在中央政府機構中設置專門掌管刻字的機構，不僅重視自己的文字和印刷業，還將它提升到國家直接管理的高度；他們尊奉孔子為文宣帝，並且對知識分子免除徭役；他們引進了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用53年時間完成了中原王朝1000年的譯經工作；他們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的成文法律；他們組建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女性正規部隊「麻魁」，在西夏的大幕上，寫下了女性的地位、光榮、輝煌……

盛景過後，燦爛歸於寧靜甚至死寂。蒙古鐵騎和箭響過後，西夏帝國的大廈突然崩塌，帝國的臣民中，歸降者掩蓋了自己的民族身份，逃亡者將一地背影撒向一個個角落，甚至連居住在地球之巔珠穆朗瑪峰山間的夏爾巴，瀘沽湖邊走婚的摩梭人，雅礱江邊保持母系氏族生活的扎壩人、木雅人，川西高原嘉絨藏地美人谷中的丹巴人，新疆北部阿爾泰山西麓的石人像的部分創造者，都隱約地和他們有著一絲關係。關於西夏的前世今生，一個巨大而美麗的外殼中，有著一個怎樣堅硬而秘密的核？這本書會告訴你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它們未必正確，但它們是經過艱苦求證的。

為了尋求西夏党項羌源頭而走進青藏高原東北部，我從青海湖一帶到阿尼瑪卿雪山北麓，沿著黃河谷地穿過拉脊山進入甘南草原，探尋隱藏在《山海經》里古老宓人和羌人的關係；為了追尋鮮卑和党項羌的族源關係，我也曾遠足大興安嶺腹地，沿著鮮卑人流徙的路線尋找其和党項羌遷徙路徑的交匯點。作為第一個穿越喜馬拉雅山後進入中國和尼泊爾交界地帶探尋夏爾巴和西夏後裔的中國記者，我在喜馬拉雅山腹地的昂仁、薩嘎、薩迦等地追尋著西夏後裔的迷蹤；作為第一個走進瀾滄江上游的藏族村落去探查西夏信奉的藏傳佛教之源頭者，我發現了分布在那裡的西夏後裔、西夏人建築的寺院及眾多宗教遺迹；作為第一個多次進入川西高原羌族和嘉絨藏族部落者，那些或許和西夏有關的蒙古高原、鄂爾多斯高原、雲貴高原、黃土高原乃至華北平原等地方，均留下了我的足跡。

資料的來源與取捨

「絲綢之路」概念的提出者，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進行了一次地理調查，回國後在其出版的著作序言中指出：中國人的讀書能力很高，但卻不做野外考察，所以中國人不能也不會學地質學。對我來說，李希霍芬的這個觀點非常有借鑒意義。我在現實工作中的身份是記者，青年時期的寫作給我帶來引以為耀的身份是詩者，我在大地上行走探尋與西夏有關的一切秘密時是一個行者，後來，在研究西夏的過程中，我又對佛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度變成一位修者。詩者與學者、行者與記者、修者與作者，這幾個身份使我一直警惕成為任何一種集體的話語代言人，我更注重強調個體聲音的發出，強調這種聲音的真實，這也是我一直未走進任何一個學術集體，並使之成為鑄造個人光環平台的原因。這樣，我才能更理直氣壯地選擇寫作和保持思想上的獨立。

柏楊先生曾經有這樣一句話：「這些國（王朝）亡了後才編纂出來的『正史』，又不過是一大堆人物傳記的合訂本，而這些傳記，又多半取材於該人物的墓志銘、行傳、家譜之類的一面之詞。」本書的寫作加了不少田野調查的資料。站在亞洲背景下、中國背景下，我審視西夏王朝在當時的歷史大境遇中的政權較量、文化衝突、文明對話、科技競爭等。為了便於讀者閱讀的流暢，我對諸多文獻進行了自身的眼光掃描和語言處理，重要的文獻引用在每章章後注釋中有說明。

菩薩怕因，凡人怕果，心裡存怕，敬畏自生。對歷史我是敬畏的！有了這份敬畏，對歷史尊嚴的捍衛，成了我命定的一門功課。這在一定程度上應和了夏承燾在評論陳寅恪時說的話：「著書有三種：最上，令讀者得益；其次，令此學本身有發現；其三，但令讀者佩服作者之博學精心。」

對於資料來源，我把西夏放在亞洲背景下來考量，會使西夏的生滅顯得並不孤兀，而這種背景的把握是因為《世界史綱》《亞洲史》《中亞史》等書籍中的信息。除了中國正史資料中關於西夏歷史零星的敘述外，彝族、畏兀兒、納西（摩梭）、吐蕃、吐谷渾、女真、契丹、回紇、突厥、匈奴、蒙古等和西夏有關的族群資料的採納，也是件艱苦的事情，因為它們的獲得依賴於我行走途中的那些異族朋友的收集、翻譯工作。當地的方誌、地方文獻等資料的獲取也很困難，比如，青海省的《果洛州志》《海南州志》、康巴藏區的人文資料、西藏的夏爾巴資料、雲南納西族的文獻等，皆是我自費前往考察途中費盡心血閱讀、搜集到的。這些資料走進本書，不僅讓內容更加豐富，也會從另一個方面增加一些觀點提出的準確性。

鳴謝圍繞這本書問世的有關人士

這是一本再版的書，它首先是站在首本的基礎上的。早在2007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社科分社的王欽仁先生就和我商定，將我研究西夏的成果通過《西夏史》一書展現，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這件在我當時看來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後來，在往前推進的寫作途中，我才發現自己是多麼不自量力，然而，答應的事情只能努力推進，並於2008年7月1日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簽訂了約稿合同。之後，在完成自己本職工作之餘，我一方面抓緊進行著創作，一方面也儘可能地出外採訪、拍照。這項工作悄然間進行到2011年，一次，和寧夏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唐晴老師聊起這本書的進展時，她極力建議本書到寧夏出版。後來，由於各種因素，《西夏史》於2011年11月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銷售一空。因此，我得感謝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王欽仁先生和寧夏人民出版社的唐晴女士。2013年，我遇到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的劉東風社長和該社大眾分社社長郭永新，他們建議將《西夏史》的再版歸屬到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於是，有了這本書的再版。我感謝他們和編輯胡楊等人，我只能用努力來回報他們的厚望。

我依然感謝國學大師文懷沙先生百忙中為本書題寫書名。感謝著名畫家周一新在為本書獨立創作的李元昊造像基礎上，再次揮毫為其他西夏帝王造像。對於本書中所引用資料的先學們，他們的成果幫助了我。那些我身邊的朋友、走在西夏之路上給予我幫助的朋友，讓我更增添了接近西夏的意志和力量。

一部書一旦付印後，就不屬於作者了。它屬於走進它的讀者，讀者和我同在，同在西夏之側，要麼度身而進，要麼側身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