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歷程

1. 三種文化類型 　　我曾經說過，被人們稱之為哲學的東西分為三類：賞玩型哲學，實用型哲學，探知型哲學。相應地，人類的文化也分為三類：　　一是賞玩文化，如雕刻、繪畫、音樂、詩詞。　　二是實用文化，如制陶、冶金、經世治用、升官發財之學。　　三是探知文化，如尋找世界的本源、事物的規律，這方面包括古希臘的自然哲學、近現代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賞玩文化是用本能的、感性的方式來滿足人的生理和精神需要並塑造人，認知文化是用自覺的、理性的方式來滿足人的精神和生理需要並塑造人，實用文化是運用經驗來滿足人在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的生存需要、生理需要並創造相應的工具。　　探知文化、實用文化、賞玩文化三者不是截然分開的，它們相互之間有滲透、有包容。很多探知文化的東西可以間接地付諸實用的目的，如科學發現就可以為技術所用，再由技術直接實現實用的目的；人們在解決了基本的吃、穿、住、行的目的之後，又會有賞玩的需求，滿足賞玩需求也就成了人的更高的目的，只不過賞玩文化的東西對人的生存毫無影響，這是它不同於實用文化之處。把探知文化與賞玩文化相結合，是好玩並且玩得高超的人所喜歡做的事情。比如把科學、數學當做美的作品來欣賞，把哲學寫得像朦朧詩一樣供人們觀賞和把玩，做智力遊戲而不是努力揭示世界的真理。　　在中國的歷史上，實用文化一直不缺少，一向為人們所重視。儒法文化作為經世治用文化就不用說了，雖然技術被稱為雕蟲小技，但技術無論在民間還是官方都沒有真正被忽視過，統治者的宮庭建築、各種用具無不具備技術含量。　　但是中國的技術發明很少是為探知事物的原理，通常是為眼前立刻見效的實用目的，更有甚者是為政治倫理的目的。《荀子》一書提到孔子在魯桓公的廟裡看到的一隻器皿，所謂「宥坐之器」，就是君主把它放在座位的右邊來警戒自己的器皿。這種器皿空著就會傾斜，灌滿水就會翻倒，只有灌一半水才會端正。它用來提醒人做事既不要過分也不要不及。　　賞玩文化在中國同樣倍受重視。這不僅是清高的文人墨客的最愛，更為皇帝官宦所喜歡，皇帝兼畫家、兼詩人的就有不少。　　中國人讀歷史時，一些人是持賞玩的心態，看故事、看熱鬧；另一些人是持實用的心態，學習古人的權術，學習古人如何規劃人生，如何進行個人奮鬥。持探知心態的人卻寥寥無幾，極少有人打算從歷史中尋找社會變遷發展的規律，所以中國有歷史學但是沒有歷史哲學。　　中國的人生哲學則是把實用的生活哲學與洒脫的賞玩文化結合到了一起，深受莊子、老子影響的文人就是這兩種文化的追求者。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莊子?養生主》。中國人喜歡把道家的無為、非知奉為大智慧，其實這只是一種人生的態度，並不是什麼智慧，算作個小聰明倒是可以，因為這樣消極的人雖然得不到什麼好處，但也不至於招致災禍。　　中國崇尚思考人、算計人，鄙視思考事物、算計事物。中國先秦諸子的著作以思考人、算計人的內容居多，儒家、法家的著作就是典型代表，兵家、縱橫家也是社會的寵兒。中國有位當代名人說過：「中國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謀略家。」這話確有道理。謀略家做的是零和遊戲甚至負和遊戲，他們不可能對社會整體有貢獻，只可能造成損失。而思想家做的是正和遊戲，他們是人類文化精髓的創造者，給整個社會以及後代所做出的都是貢獻。　　孔子對探知事物的原因、道理是極其輕視的。荀子也講：「唯聖人為不求知天」（《荀子?天論第十七》）。「天」是指自然的過程和道理。這是中國古代特別是儒家的學術傾向。老子雖然說到世界本源問題，但停留在模糊、神秘的層次，絕無探究的打算。他甚至把模糊、神秘當作認識的目的。　　墨家在探知文化上做出過努力，但畢竟只有一家一派，沒能像古希臘那樣形成探知文化的氣候，沒能發展下去。後來沈括等人做過努力，仍然是沒有跟風者。所以在西方文化進入中國之前，探知文化在中國只有個例，沒有氣候，始終建而不立、發而不展。古代中國對於事理的解釋全部歸於陰陽五行、止於陰陽五行，不能從邏輯因果關係、物質因果關係上深入細緻地探究。　　到明朝後期，傳教士帶來了西方文化。徐光啟、李之藻等人與西方的利瑪竇等傳教士在使西方文化對中國產生影響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仍然缺少響應者。　　據說後來的清朝康熙皇帝喜歡做一做幾何題目，我想他不過是持有把玩的心態，絕無探究的目的，就跟喜歡自鳴鐘、喜歡下棋是一樣的。如果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能夠受西方文化影響產生探究的心態，那麼他會致力於倡導並建立探知文化，同時也會引進西方的實用文化，就像俄羅斯的彼得一世那樣，這對改變中國的文化生態環境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中國沒有這樣的皇帝。　　賞玩類文化是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而探知類文化則是人類共同的（甚至可以說是宇宙共同的），牛頓發現的動力學定律、亞里士多德發現的邏輯規律在各個民族那裡都是適用的。一個民族的哲學家或科學家發現的東西，另一個民族的哲學家或科學家也可以發現。但是在古希臘之後的漫長時間裡，其他民族部落的人類在沒有學習古希臘人的思想以前都沒有做出獨立的發現。　　在古希臘，三種文化並存，那是一種良性的、有利於文明發展的文化生態。　　哲學的性質、哲學的傾向性對整個文化生態有著特別重要的影響。在蘇格拉底之前，古希臘的哲學基本上是探知性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對古希臘哲學的性質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蘇格拉底強化了哲學的經世治用的實用性，柏拉圖除實用哲學外，還把哲學改造為可以賞玩的詩化哲學，這就使得哲學脫離了現實了。柏拉圖甚至還打算把探知哲學的集大成者德謨克利特的著作搜集起來付之一炬。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卻是極富理性的人，他又扭轉了柏拉圖的賞玩哲學傾向，對整個古希臘文化進行了全面理性的梳理，這為後來希臘化時代的文化繁榮打下了基礎。　　亞里士多德說：「哲學被稱為真理的知識自屬確當。因為理論知識的目的在於真理，實用知識的目的則在其功用。從事於實用之學的人，總只在當前的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事物上尋思，務以致其實用，於事物的究竟他們並不予置意。」源自古希臘的西方文化注重崇尚真理的理論知識，而中國文化則很少注重理論知識。我們注重實用之學，反倒實用之學並沒有多大的發展，他們注重理論知識，不僅理論知識獲得了巨大發展，實用之學也同樣獲得了驚人成就。急功近利反而得不到利，我們的所為恰恰符合了我們自己創造的這個貶義的成語。不去研究關於萬物真諦的自然哲學和關於全體人福祉的社會哲學，而只研究和學習關注個人名利的人生哲學，不也是一種急功近利嗎？我們每個人都愛讀上幾本教我們處世的人生哲學，但是我們都得到名利、得到幸福了嗎？　　三種文化是相輔相成的，探知文化是重要的基礎，中國忽視了探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阻滯了實用文化的發展，也局限了賞玩文化的傳播和繁榮。　　2. 人類文明的路線　　從泰勒斯到亞里士多德，短短的二百年間，古希臘的哲學和知識得到了驚人的發展。從亞里士多德到希臘化時代的希帕克斯，也只是短短的二百年，希臘的科學又有了驚人的發展。　　儘管亞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臘哲學家還沒有找到科學的方法，但他們已經開始只從事物本身來尋找事物的原因，這與從神靈來尋找事物的原因相比，是一個偉大的飛躍。事實上，從神靈中來尋找事物的原因就等於沒有去找事物的原因，這是人類認識的偷懶。可以說，古希臘的泰勒斯和亞里士多德分別完成了人類認識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飛躍，第一次飛躍是認識根據的建立，第二次飛躍就是基本的科學方法和知識體系的建立。而人類認識的第三次飛躍是到了兩千年後的十七世紀由培根、伽利略、笛卡爾、帕斯卡、波義耳、牛頓等人完成的。第三次飛躍是進行精確的條件限制性科學實驗，進行嚴密的邏輯推導，減少和消除形而上學思維的影響，從而把亞里士多德建立的科學方法推向了嚴密、精確和實用的階段。人類認識的第三次飛躍雖然完成於十七世紀，但是在公元前的希臘化時代，阿基米德等人就已經為之做了大量的先導性工作。　　歐洲文藝復興和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的前奏是古希臘文化的傳入，特別是亞里士多德思想和希臘化時代文化的傳入。古希臘思想文化的傳入對基督教文化帶來嚴重的衝擊。基督教文化開始是對新傳入的文化進行抵制，後來不得不採取接納的態度，但又試圖對其進行宗教化改造。不過，基督教對古希臘文化的宗教化改造並不成功，這是由古希臘文化的特徵決定的。古希臘文化是開放型文化而不是像宗教文化那樣的封閉型文化。開放型文化是以追求現實真理為目的、為動力的，是有生命的、活的文化，它不固步自封，不以教條自居，所以古希臘文化在歐洲落地以後，開始生根發芽，生出新的枝葉，產生新陳代謝，進行對自身的部分的否定，這主要體現在哥白尼對托勒密天文學說的質疑和哥白尼日心說的提出，伽利略、托里拆利對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的質疑和伽利略開啟的十七世紀科學革命。儘管亞里士多德的許多具體的物理學觀念被推翻了，但是亞里士多德所創立的大量科學方法和「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哲學精神被繼承下來並發揚光大了。　　為什麼古希臘是現代文明的源頭，下面的這個簡單圖示顯示了人類主流文明的走向和過程：

　　古希臘是古代多個文明的匯聚點，又是近現代文明的生成點。希臘化時代的文明已經具有了近代文明的特徵，它既是古希臘文明的一部分，又是近代文明的一部分。阿拉伯文明主要起了一個挖掘和傳遞的作用，自身產生的文明不是很多。東方的中華文明主要是自生的文明（但不排除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有淵源關係），在東方世界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但跟「古希臘 歐洲」這條文明路線相比顯然不是主流，在多方面都不具優勢。　　公元前四世紀末到公元前一世紀的希臘化時代應該被稱為第一次希臘化時代，這個時代可以說是亞里士多德和亞歷山大開創的，一個依靠思想方法，一個依靠武力。而這個偉大的時代恰恰是以這兩個人的離世來開始的。這是古希臘文明的第一次傳播與發展，它的地域範圍僅限於地中海周邊亞歷山大帝國曾經覆蓋的地區。始於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則開始了波瀾壯闊的、徹底改變整個人類的第二次希臘化時代，當今世界的絕大部分地區、絕大部分人類實際上都已進入了第二次希臘化時代。第二次希臘時代跟第一次希臘化時代一樣，也是以亞里士多德思想的發現和傳播來開啟的。　　第二次希臘化時代可以分為兩大波段：第一個大波是十四、十五、十六世紀文藝復興和十六、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第二個大波是十七至二十世紀的西學東漸。實際上早在1607年，科學革命剛剛萌發、在歐洲尚未產生普遍影響力的伽利略時代，徐光啟和利瑪竇就完成了《幾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譯，同一時期李之藻和葡萄牙人傅汛際翻譯了部分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國人接觸古希臘文明不能說太晚。四百年過去了，西方人在各個領域全方位地建立起一座又一座理論大廈，提出了一系列的定律、定理和公式，創造出無數個科學技術發明，在政治和經濟上建立起不斷完善的法律、政體、管理、貿易體系，把人類文明從低矮小丘推上了高山之巔，而我們現在仍然處於第二大波的「東漸」當中。　　有人說在人類近代史上西方文明向東方世界的傳播是基督教文明對東方文明的入侵。這些人似乎沒有看到基督教作為宗教在近代史上是衰落的，與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相伴隨的是對基督教的反思和批判，實際上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是以對基督教的反思和批判為基礎、為前提的。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的本質是古希臘文明的復興，是歐洲的希臘化運動。西方文明向東方世界的傳播是古希臘文明和近現代歐洲文明（而不是基督教文明）向東方世界的傳播，是全球性的希臘化運動，而基督教只不過在一定程度上對全球性的希臘化運動起了一個載體的作用，當然它也以其自身的開明和努力在這一場希臘化運動中分得了一杯羹。　　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傳入基督教社會以後，托馬斯?阿奎那把亞里士多德的學說融進了基督教的教義；牛頓理論問世之後，基督教界也承認了萬有引力。早在一百年前基督教思想界就已接受了進化論。英國科學史學家丹皮爾說：「宗教家明白了，一套刻板、完備、一勞永逸地傳給聖徒的教義，很容易在歷史上的發現的衝擊下陷於紊亂，於是他們就採取另一種觀點，認為宗教的觀念也在進化之中，上帝在不斷地向世人啟示，在一定的時候，才有至高無上的表露，但從來沒有停止向世人解釋神的旨意。」（丹皮爾：《科學史》第418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對待科學，基督教徒們不僅僅能夠接受，甚至還能夠參與到科學研究當中去，在生物學史上其貢獻不亞於達爾文的奧地利生物學家、遺傳學之父孟德爾就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基督徒，他是奧古斯丁教派僧侶，25歲成為修道院的神父，46歲升任院長（值得一提的是，孟德爾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民科」，他的偉大發現之所以在最需要這個發現的那個時代被冷落了34年之久，主要是因為他所信任的著名植物學家內格里對他的刻意打壓所致，而非受到宗教的刁難）。宗教都能與時俱進，都能跟著科學的步子走，而有些哲學家卻還不如基督教那樣地務實和開明，當他們感覺跟不上科學的步子的時候，就乾脆割斷跟科學的聯繫，把哲學跟科學、跟現實世界孤立開來。與這些哲學家相類似的還有衷情於所謂「國學」和古代神秘主義思想的國粹派們。　　3. 希臘文明與其他古代文明的區別與聯繫　　突變論的創始人勒內?托姆提出整個科學活動有兩個極：一個極是理解現實，掌握對現實的知識；另一個極是對現實採取有效的行動，解決實用方面的問題。幾個古老的文明民族，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中國、古希臘等在解決實用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在理解現實方面只有古希臘做得好，這是科學之所以起源於希臘的原因。古代中國人也曾試圖理解現實，提出了陰陽、八卦、五行等學說，但是這種理解只限於模糊、神秘的水平上，沒有深入和發展，在實際應用中充斥著附會的東西（以致於在現代人的嘴裡「八卦」成了添油加醋、胡說八道的指代詞）。墨家等學派雖觸及到了邏輯和實證性的認識，但還未敲開科學的大門就止步了。其他的部落都是用神靈來解釋現實，連對現實進行理解的企圖都不曾有過。　　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只有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和科學這種文明形態（自然的原理、規律、邏輯）是唯一的，其他的各個文明形態都不是唯一的，都有相似性。這些非唯一的文明大都發展出了宗教、神話、巫術、倫理、技術（農業、建築、手工業、交通等）、藝術（詩歌、繪畫、雕塑、音樂等）、商品交換、權力政治的層級系統，就是沒有發展出科學。這樣看來，科學在人類活動中出現，具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其他文明形態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如果沒有古希臘，很可能到現在人類還不具備系統的科學認識的能力，或者2000年後甚至10000年後都不能具備。但是其他文明形態在世界上普遍出現則是不可避免的。由於沒有科學，技術一定是處於低層次上，而且發展緩慢，並且由於技術的限制，這些文明形態的普及速度也是非常緩慢的。　　在古希臘，藝術活動十分活躍，而寶飾業卻不怎麼活躍。在其他的古代文明社會裡卻恰恰相反，寶飾業遠比藝術活動活躍得多。這也是古希臘文明的獨特之處，更不用說古希臘人對自然哲學的熱愛遠非其他文明社會可比。即使人類文明發展到了當今的21世紀，寶飾業也比藝術活動活躍得多。　　古希臘民主政治產生於工商業經濟這個社會基礎。而中國在工商業興起之後，產生的卻是專制性的、不平等的、非公平貿易的幫會組織，我們沒有從中見到多少民主、平等的東西。中國的這種帶有暴力性質的工商業幫會不是公平貿易、平等協商的產物，而是欺行霸市的產物，是叢林法則的產物。　　古希臘文明與其他古代文明不是同一層次的文明。第一層次文明出現的標誌是文字和城市，第二層次文明出現的標誌是科學、民主和市場經濟。古希臘文明是第二層次的文明，是現代文明的開始。一個文明的社會系統是由三個子系統構成的：社會政治系統、社會文化系統、社會經濟系統。民主是基於關聯群系統的社會政治形態，科學是一種探知型的社會文化形態，市場是一種平等貿易的社會經濟形態。　　文字與城市的出現意味著人類大規模社會的產生。文字是大規模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溝通、文化信息可靠持續傳播的基礎。城市是大規模社會形態的標誌。大規模社會出現之後，開始通常是以權力層次系統的形式即專制形式來維持其有序的。專制體制是一種簡單的政治形式，不容易產生多元的思想、多元的文化，社會難以進化。而民主則是完全不同的群系統政治形式，在群系統中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可以共存，可以在碰撞中產生新的思想和文化信息，群系統是能夠進化的系統。　　科學的出現是發端於哲學，這個要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紀的泰勒斯。科學基本結構的建立是由公元前四世紀的亞里士多德完成的，科學的基本特徵是對分析、歸納和邏輯演繹方法的運用，對事物的物質因果關係和邏輯因果關係的探索。科學能夠把經過實證的知識固化和系統化，並且能夠在既有的系統化知識基礎上獲得新的認識，糾正既有知識中的錯誤，所以科學是一種進化的認知文化形態。　　公平市場化交易經濟是典型的群系統經濟形態，這種經濟形態中能夠形成公平交易規則，並且在公平交易規則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與繁榮。市場經濟群系統具有良性循環的特點，具有自我調節、自我完善的特點，所以市場經濟是一種進化的經濟形態。　　由上述論述可知，第二層次文明的三大標誌都具有進化性。　　公元前六世紀、五世紀、四世紀這三個世紀是人類文明由第一層次向第二層次進化的關鍵時期。雅典民主政治也是出現並興盛於這一時期，公元前六世紀的梭倫改革開啟了雅典民主政治的進程，公元前五世紀的伯里克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了巔峰，並且在這一時期民主政治從雅典還傳播到了希臘的其他城邦。這三個世紀是哲學誕生、科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的時期，同時還是古希臘特別是雅典城邦的市場經濟走向成熟的時期，這一時期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市場規則體系和司法體系。　　古希臘在進入第二層次的文明之後出現了認識、技術和經濟的高速發展，直至它的文明被強大的外來政治、軍事、宗教勢力所破壞和壓制。歐洲在文藝復興運動中進入第二層次的文明之後也出現了認識、技術和經濟的高速發展。相比之下，那些停留於第一層次的文明則一直保持著停滯的狀態，在對世界、對事物、對人自身的認識上停留於神秘主義的蒙昧的水平，在社會政治形態上保持著僵化的專制結構和一成不變的「暴力專制──暴力推翻──暴力專制」的惡性循環，在經濟形態上固守著自給自足的封閉體系。東方的第一層次的文明社會在受到強大起來的第二層次文明的衝擊之後，凡是向第二層次文明徹底轉型的，也都進入了社會發展的快車道。　　如果把賞玩型文化進行層次的劃分的話，那麼，寶飾文化、遊戲文化屬於第一層次的文化，文學、繪畫、雕塑、音樂、建築等藝術屬於第二層次的文化。在賞玩型文化的發展程度上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大致是同步的，中國古代的詩歌、散文、小說早就居於世界領先之列。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儘管我們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層次的文化發展了兩千多年了，但是很多的人還是熱衷於第一層次的寶飾文化、遊戲文化，對於藝術仍然缺乏基本的修養。　　近一百多年來中國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是，為什麼中國人能夠學會和掌握西方的技術，而不能在基礎科學方面與歐美人比肩，這是因為我們不願意學習西方的哲學精神。我所說的西方的哲學精神不是基督教，不是黑格爾、不是海德格爾，而是愛因斯坦、牛頓、是伽利略，再歸根到底就是古希臘。我說的古希臘不是柏拉圖（當然，柏拉圖也有巨大貢獻），而是歐幾里德、是亞里士多德、是泰勒斯。　　古希臘的一些學者的思想能夠不受宗教、巫術的制約和影響，而崇尚理性，這在其他民族中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這也是古希臘文明能夠產生科學的重要原因（一個必要前提），他們能夠從自然本身來解釋自然現象，而不是用外來的不可解釋的神秘力量來解釋。一旦用了神秘力量來解釋，人的思維就走到了盡頭，不可能再進行下去了。「絕對權威」也跟神秘力量一樣起著終結思維、終結認識的作用。　　古羅馬時代的希臘作家普魯塔克在《論道德集》中說道：「在哲學觀點上，為什麼往往被其他人所持的關於事物的進程的觀點所改變，而並不感到痛苦呢？亞里士多德本人、德謨克里特以及克呂西波就既無怨氣也不煩惱，而是高高興興地放棄某些以前所持觀點的。這是因為靈魂的思索和認識的部分沒有相反感覺，所以非理性部分保持寧靜無所活動，一旦真實出現理性就奔向它，毫不猶豫地放棄以前的謬誤。」 （《亞里士多德全集》第十卷?殘篇，第9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4. 軸心時代之謎　　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爆發的時代被雅思貝爾斯稱為軸心時代。從政治上來看，這個時代實際上是邦國時代，古希臘、中國、印度都處於列國並存的政治局面。這種政治局面給愛智者提供了自由地思想、寫作、發言和交流的機遇，所以才有了人類思想的一次大爆發。邦國時代處於王國時代與帝國時代之間的難得的過渡時期。對於人類的整個文明發展歷程來說，這個過渡時期真的是極其寶貴。　　在這個寶貴的過渡時期，古希臘由於其農業條件的先天不足和航海交通的便利，它的工商業特別發達，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第二層次的文明──民主政治、科學文化、市場經濟；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國在探知文化上沒有產生飛躍，前者在探知文化上進一步發展了宗教神秘主義，後者則強化了玄學神秘主義，而神秘主義是探知文化的終結形態，無法進步。同時中國的文化主要傾向於實用型（儒法的經世治用）和賞玩型（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不注重探知型。所以，雖然同是進入了軸心時代，但中國、印度因沒有發展出民主政治、科學文化和市場經濟，它們跟古希臘相比，在文明的層次上、進化性上、進步性上都不可同日而語。　　這個過渡期是怎麼來的呢？它是由部落發展到王國，王國因自身的腐敗或自身的膨脹而無法維繫自身，然後王權政治衰退或王國分裂而形成了邦國。儘管許多邦國的內部也是專制型的，但邦國之間的交流與競爭使得這種專制性大大地弱化了。為什麼相距遙遠的這三個地區幾乎同時形成邦國？這當然是由於這三個地區的生產力發展的同步性造成的。由部落形成王國，這個過程史學家們早就做過大量的深入的研究，這裡不再多說。王權為什麼會衰退？王國為什麼會分裂？從政治上講，專制政權沒有自我凈化、自我修復能力，經過一定時間趨向自身無法克服的腐敗，這是必然的。從生產力和技術水平上講，王國膨脹到一定程度，由於交通發展水平和信息溝通發展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再維繫自身。後來的帝國之所以能夠維繫自身，是因為一方面它在政治上加強了層級控制系統的建設，另一方面它的交通和信息溝通都達到了新的水平，這使它能夠在更短的時間、在更大的地域範圍內調動軍隊，在更短的時間、更大的地域範圍內傳達統治者所發布的信息和反饋民間輿情。而帝國的建立和維持所依賴的交通技術、信息溝通技術以及軍事技術，則是邦國時代發展起來的。　　至於為什麼古希臘、印度和中國的生產力水平這樣同步？我猜想這要歸之於這三個地區在文化上的同源性，可能這三個地區的文化都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埃及地區。古希臘和古印度文明的起源已經比較清楚，中國古代文明最初的起源至今還是謎團，三星堆文化是有助於解開這個謎團的一個重要線索。從出土的三星堆文化和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的跡象來看，三星堆人跟現代的某些中東人種極其相似，而現代漢族人跟蘇美爾人在頭髮、面部、身體特徵上也有多有接近，而且中國商代的甲骨文還帶有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的痕迹，很可能三星堆人和華夏人的祖先都是來自美索不達米亞或古埃及地區。古希臘文明由於距離人類文明的發源地較近，再加上海上交通比較方便，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稍顯快一些，特別是其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較高；古印度儘管距離美索不達米亞也不太遠，但因受巫術和宗教的影響太深，其生產力的發展就稍顯慢一些。而中國這個地方距離地中海地區過於遙遠，並且以小農經濟為主體，華夏人在離開文明的發源地之後最終走上了封閉發展的道路。　　5. 孤獨與保守 　　古代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很孤獨的文明民族，她跟地中海沿岸的眾多文明民族大不一樣，地中海沿岸的各文明民族相對獨立，又相互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並相互影響。就連遠離地中海的印度民族也不如中華民族孤獨，印度人跟地中海周邊的文明民族有著一定的聯繫，相互間影響不斷。華夏地區的各部落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基本上融合為一體。此後近兩千年的時間裡，中華文明的周圍幾乎沒有其他重要文明存在，中華文明跟印度文明之間也因高山的阻隔而幾乎沒有什麼聯繫，古代中國人更不知道地中海文明的存在。　　中國文化跟西方文化有一個很大的差異，一個嚴重影響了中國幾千年來文化進步的差異，這就是中國人主要把人為規定的東西當作知識，比如把認識的字多的人、知道的風俗規定禮儀多的人、背誦的先人文句多的人當作知識淵博的人。西方源自古希臘的文化傳統則把發現的東西（即非人為規定的、世界本身的東西，包括關於自然的和關於社會的）和人為規定的東西（人文的）都當作知識，而且更重視前一種知識。中國的知識觀使得中國人注重向祖先學習、循規蹈矩，不求變革，不願探索，在中國人看來搞變革的人通常都是無知的、無禮的，探索自然的人是不務正業的。中國人的知識觀使得中國人把記憶能力作為主要的學術能力，而西方人把探索、思辨的能力作為主要的學術能力。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越古老的越尊貴，越久遠的社會越美好，古人比今人有賢德、有智慧，人類社會是世風日下的。這是退化論的觀念。在這種觀念的控制下，創新是很難做出的，但是卻非常有利於家族統治和社會政治統治，統治者也不必絞盡腦汁去想出什麼統治的辦法，只需把祖先的東西擺出來、貢上去，人們就會服服帖帖。　　在一個完全依賴祖先文化的民族裡很容易產生這樣的不良循環：越是自己沒有創新就越感到祖先相比於自己之偉大，越容易產生祖先崇拜；越是有祖先崇拜，越會依賴祖先遺留的文化遺產，越不敢超越祖先，越不能創新。於是這樣一個民族就會漸漸固化成古代文明的活化石。　　6. 李約瑟難題　　西方學者李約瑟等人曾提出一個所謂的「李約瑟難題」，講的是在明朝以前，中國的文明是超前於西方的，為什麼歷史在十七世紀突然發生了逆轉，只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西方的文明就遠遠地把中國文明拋到了後面。這個問題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問題本身帶有膚淺的見解，提出問題的人對東西方人類的文明史缺乏深層的、本質的理解。一方面中國古代的文明被一些人故意抬高了，而一些外國人並不怎麼了解中國古代的文明，有些人喜歡把不了解的遙遠的東西理想化，中國人幾千年來一直認為堯舜時代是極其美好的，西方也總有一些人把遙遠的東方國度想像得極其美好，有的還甚至把一些島嶼上的部落社會想像的非常美好。事實上東方的古代文明除了藝術之外，基本上沒有超出文明的第一層次，當然也不可能領先世界。另一方面，西方自文藝復興之後的文明大爆發其實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埋下了爆發的種子，即第二層次文明的種子，只是由於帝國和宗教勢力崛起，使古希臘文明的種子失去了萌發的土壤。　　近代西方之所以迅速崛起，根本原因在於科學的崛起，科學有三個最重要的基礎，一個是邏輯，一個模塊層次律，一個是物質因果律（即通過觀察、實驗發現事物間的物質因果關係），這三者在古希臘都具備了，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和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奠定了邏輯思維的基礎，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揭示了模塊層次律，亞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的研究工作中的觀察與實驗為近代科學實驗提供了啟示和示範，亞里士多德建立了一套分科研究體系，為後人的研究指明了道路。從古希臘城邦文明到希臘化文明，再到文藝復興和十七世紀科學革命，這之間是自然而然的無縫銜接與過渡。　　領先於全球的西方近現代文明不是在一片文化荒漠上建立起來的，它有其思想文化史上的根源。我們只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果實和枝葉，沒有看到西方文化的樹榦和樹根。這個樹榦就是西方文化的整個歷史變遷和走向，這個樹根就是古希臘思想寶庫，特別是亞里士多德以及他在希臘化時代的繼承人留下的思想寶庫。西方的文明無論從結構上還是從過程上都是一個整體。　　從結構上講，西方的文明包括認知、實用、賞玩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具體地體現在哲學、科學、技術、生產、政治組織制度、藝術等各個方面，這諸多方面相互聯繫，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但東方人對待西方文明往往是根據個人利益只取部分而拒斥其餘，比如只取其技術與科學，而拒斥其哲學與政治制度；或只取政治制度的某些表面的東西，而拒斥其更為本質的東西；或只取其科學技術的成果而拒斥其科學的精神。這些標榜自己是「整體論」的人在對待西方文明時腦子裡卻完全是支離破碎的觀念。　　從過程上看，西方文明是源自古希臘的長期過程，絕不是從文藝復興或科學革命才開始突然間就領先世界了。一些東方人不了解古希臘文明，更不了解古希臘文明的實質內容，使得他們妄自尊大，讓一種虛妄的民族自豪感在自己體內膨脹，不能放下狂傲的身架、不能持以謙虛的態度，因此不能從根子上學習現代文明，當然這些人也就無法融入現代文明。　　西方文明實際上是一個包括哲學、科學、技術、藝術、社會政治、經濟方式等在內的巨大的系統工程，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系統工程，現在這個系統工程仍然處在進化和完善的進程中，並且這個偉大的系統工程早已不再只屬於西方，它已經屬於全人類。　　7. 中國對主流文明的融入與排斥 　　中國的文化在清末和民國之初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轉向，那就是由中國自身的文化河流轉到源自古希臘的大文明河流，從第一層次的文明升級到第二層次的文明。發生這種轉向的不只是中國，世界上大部分非西方國家、民族都在大致相同的時期、或早或晚、或快或慢，發生了這種轉向。至於歐洲的國家和民族，早在古羅馬時期即接觸這條文化河流，但之後改道到希伯萊文化和基督教，直到中世紀後期又往希臘這條文化河流上匯合，到文藝復興、特別是十七世紀形成巨流。這條河流具有強大的衝擊力、影響力，到二十世紀便影響了全球，使全球絕大多數民族都進入這條巨大的河流，它們各自的原生文化有的被拋棄，有的融入世界巨流。有人提出要實現中國古代文化的復興，其實這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中國古代文化真的有古希臘文化那樣強大的生命力的話，就憑它龐大的社會規模，它早就形成巨流了，早就把世界的許多民族吞沒了。但現實是它不僅在世界上被邊緣化了，在中國也被邊緣化了。它的一些藝術性的文化會有所保留，它的認知性的文化、它的傳統政治形態和傳統經濟形態會被巨流中的認知文化、政治形態、經濟形態所取代，各民族的情況無不如此。　　我們看到，即使到了西方的現代文明傳到中國之後的二十世紀，中國仍然沒有出現一位進入世界一流行列的科學家、哲學家，沒有一位能跟愛因斯坦、海森堡、羅素、希爾伯特、杜威、維納等人相提並論，假如哪一位曾經做過這些人中的某一位的學生，甚至是學生的學生，來到我國就會被膜拜為大師。為什麼埃及和巴比倫的文化到了希臘那片落後、貧瘠的土地上就能迅速長出枝葉茂繁的樹木，希臘文化傳到基督教和封建專制勢力的雙重統治下的歐洲，也能很快長出大樹，培育出培根、達芬奇、伽利略、笛卡爾、牛頓這樣的大人物，而歐洲文化傳到我們這個文明國度，卻不能創造出更新的文明呢？這隻能解釋為我們的本地的原生文明對外來的文明起著排斥、抑制的作用。這種排斥和抑制是從多個方面下手的，包括思想上、政治上、文化傳統上。　　佛教傳入中國時，曾激起中國道教的興起，這是一種以中國本民族宗教抵制外來宗教信仰的努力。佛教在中國呆的時間一長，中國人也就不再以排外情緒排斥佛教了，它擁有的信徒反而比本地宗教的信徒還多。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中國以同樣的民族主義情緒排斥過西方近代文明，當時掀起過一股國學熱潮；到了二十世紀末，中國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動蕩之後，源自西方的現代主流文明再一次衝擊這個東方大國，以民族主義情緒排斥外來文化的一幕再一次上演，國學熱又一次興起。不過可以預見，隨著現代文明對中國影響的時間的延伸，將來的中國人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排斥它了。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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