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思維Vs情感思維

06-24

引子：從林則徐和葉名琛辦外交處理鴉片事宜，到當前中國處理阿拉伯之春之利比亞和敘利亞問題的具體表現；從康有為和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的拙劣行為到如今韓寒代筆門中海量的公知集體淪陷的慘痛事實，讓我不得不痛苦的思索，為什麼中國人平日里夸夸其談，可以把所有的道理說的比西方人還要美妙絕倫，恍惚西方人應成為中國人的學生方說得過去。可每每關鍵時刻中國人處理問題的能力和方式，無不讓人大跌眼鏡、大呼上當和大失所望。原因何在？問題的關鍵在於中西方人南轅北轍的思維方式，西方人的價值思維方式與中國人的情感思維方式之間巨大的思維形式和內容的鴻溝所導致。

所謂價值思維方式，又稱利益思維方式，秉持這種思維方式的人，考慮和處理任何問題，以「利益」或「價值」為直接追求目標，在形式和內容上以「本（求）真」作為出發點和立腳點。由於「真」這個概念具有宇宙萬物本源的性質，同時「本（求）真」、「價值」、「利益」三概念是具有廣延性極強涵蓋性極廣的概念。因此秉持價值思維方式的人，在思考和解決問題時，只有在形式邏輯作為其思維工具的首選來作為其判斷利益或價值得失的標準和度量衡時，方能統御和應用這些概念。由於形式邏輯這個工具本身的客觀性和抽象性，用它作為首選的思維工具而產生出的結果同時也具備客觀性（康德說，所謂客觀性，就是普遍必然性）的特徵。因此，價值思維方式秉持者的思維方式相當簡單，卻極其高效，因為這種思維方式不受其它冗餘駁雜效率低下的思維工具干擾，所以這種思維方式的特點就是投入產出比極高。

所謂情感思維方式，就是秉持這種思維方式的人，考慮和處理任何問題，都以「情感（一種相對低級的價值觀念）」的滿足為直接目標，以「求善」作為出發點和立腳點。由於情感相對而言屬於人類大腦中比較低級的大腦機能，因此，秉持情感思維方式的人，其頭腦思考和解決問題時所採用的工具繁雜多樣，不一而足。最嚴格意義上的情感思維方式秉持者的思維規律，遵守列維·布留爾「互滲律」，也即各種思維工具對其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都具有相當影響和彼此影響。情感思維方式秉持者既可以採用類比邏輯作為思想工具，也可以採用形象思維，歸納思維來作為其思考和解決問題的工具，甚至也可以將形式邏輯作為其思維工具。但是對於情感思維方式秉承著而言，重要的不是他採用什麼樣的思維工具，而在於他思維的出發點和立腳點牢固的建立在「情感」二字的基礎上。所以判斷某人是不是情感思維方式者，必要條件是他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和立腳點，充分條件是他思考問題時，「互滲律」是否貫穿其中，儘管有時某人的頭腦中的互滲律影響很小，但畢竟在起作用。

關鍵問題在於，第一、由於情感思維方式秉持者採用了駁雜多樣的思維工具，其思維效率極其低下，思維或行為的結果在概率上很大程度上都屬於做無用功，因此這種思維方式的特徵之一就是目光短淺繼而導致思維者本身進步緩慢甚至停頓。第二、由於互滲律穿插在思維者頭腦中，而思維者又以情為重（如情何以堪、於情於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以面子為重等），於是在遇到重大問題進行選擇時，中國人從其思維本能出發會不假思索的（無意識或者集體無意識）的選擇情感價值帶來的利益，而不是真理價值帶來的利益。於是就在現實中導致了中西方博弈中中國人總是處於下風，始終處於政治經濟食物鏈中最低端的事實現象。

有什麼思維方式，就有什麼樣的判斷力。純粹的價值思維方式，其判斷力便是價值思維判斷力。同理，情感思維方式的判斷力便是情感思維判斷力。由於價值思維方式使用的思維工具、其思維方式的出發點立腳點，以及其追求的利益和價值的目標的規定性與情感思維方式進行充分比較後可以得出結論：價值思維方式是遠高於情感思維方式的一種思維方式。因此，只要承認人類理性高於感性的人都不會否認這個說法。既然如此，即：作為思維方式這種客觀事物，價值思維方式高於情感思維方式，那麼人們也必須承認，秉持價值思維方式的人其綜合的認識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肯定遠高於秉持秉持情感思維方式秉持者。為什麼中國人判斷力普遍低下？關鍵在於中國人普遍具有的不是高級的價值判斷力而是低級的情感判斷力。

價值和情感這兩種思維方式的產生，作為先驗唯心論者，我以為，上帝賜予了西方人價值思維方式，而賦予了東方人為情感思維方式。但是又可以從唯物論的角度來解釋，價值思維方式為什麼在西方人頭腦中產生呢？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重商主義傳統，商品的頻繁交換導致了西方人對價值和利益本身的偏好及敏感，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源頭古希臘作為一個海洋文明，在頻密的商品交換和貿易利益分配情況下，刺激和產生了與價值思維方式相匹配的思維和應用工具形式邏輯學。由於古希臘的高度繁榮和其思維方式的優越性，價值思維方式和思維工具形式邏輯，就成了西方人思維和行為中必不可少的工具，進而使得價值思維方式成為了西方最典型的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本能而沉澱固定下來，並延續至今。

與西方尤其是與古希臘所對應的是東方情感思維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很顯然的對中國人形成情感思維方式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亞細亞生產方式最重要的思想即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教義和根深蒂固的氏族宗法觀念。要維繫君臣父子和宗法關係構建成的金字塔社會，必須仰賴於親情和感情作為道德紐帶來維繫和穩固之。雖然儒教教義龐雜和邏輯極其混亂，但其精髓之三綱五常和宗法觀念，對中國人的情感思維方式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作為一個重農抑商的農耕社會，長期以來對商人階層的壓制和鄙視，導致了中國本土根本不可能具有價值思維方式產生的土壤。

人類的思維方式，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和演化，已經固化沉澱為人類本身的一種思維本能，或者稱為集體無意識。林則徐處理第一次煙片戰爭事務和葉名琛處理第二次鴉片戰爭事務時，完全可以理解為西方民族尤其是盎格羅索民族的利益（價值）思維方式，與中華民族的情感思維方式的大碰撞。大碰撞以後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東方情感思維方式在同西方利益思維方式的正式衝突中，鎩羽而歸潰不成軍。正因為兩種思維方式對壘後，情感思維方式的巨大失敗，以及利益思維方式的所向披靡和咄咄逼人，導致了中華民族百餘年來在器物和制度兩個層面上兩千多年來未有的激變。

社會構成之器物、制度、文化、（宗教）思維四個層面上，自1840年以來，中國在器物和制度層面上已經面目全非，文化也有了相當程度的遷移和改變，注入了相當多的西方元素。但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這個最高級別的層面上，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目前仍然在原地踏步。換言之，中國人的情感思維方式，幾乎和林則徐時代雷同。當然，中國人情感思維方式的外在形式有了一些變化，利益思維方式一定程度的進入到中國人的思維層面里，這一點不可否認。但糟糕的是，利益思維方式本身就是高於情感思維方式的，而且利益思維方式與情感思維方式的衝突非常之劇烈。因為利益思維方式直接考量的是利益，而情感思維方式直接考量的是情感，利益和情感本身就差距甚大，矛盾衝突劇烈。因此，當利益思維方式進入到中國人的頭腦中後，中國人就成了一定意義上左右手互搏的周伯通了。當然互搏的對手就是西方式的價值思維方式和中國式的情感思維方式。

譬如，當今很多中國人從利益思維方式出發思考後，根本不能理喻中國處理越南、阿爾巴尼亞、朝鮮、利比亞、埃及和敘利亞等問題的方式和做法。其中的最深層次的原因，就是利益思維方式和情感思維方式之間的衝突。中國在外交和國際事務問題上，基本上仍處於情感思維方式的控制中，情感思維方式控制下幾千年來延續的朝貢體制模式，至今仍未被中國拋棄並為中國人明知不可而為之的應用著。

話說回來，對於目前如火如荼的韓寒代筆門事件，如果是秉持利益思維方式的人，或者是利益思維方式在頭腦中佔上風的人，一般都會摒棄對方舟子本人的個人偏見、宗教見解差異和學術觀點的大相徑庭，而會不約而同的漸漸理解到，代筆門事件其抽象意義在於事件本身屬於追求誠信和反對欺詐，根本意義在於哲學和思維層面的追求本真的行動，此質疑門事件的哲學意義本質上與美國的扒糞運動、歐洲尤其是英國的啟蒙運動的性質一樣或類似，屬於追求本真為目的，以形式邏輯為工具進行的天賦人權之質疑權的質疑行為。正因為如此，方舟子質疑代筆的行動，漸漸的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與方舟子政治、宗教和學術觀點不同的人的響應而加入到質疑者大軍中去。從這一點來說，雖然在強大的情感思維方式影響下和傳統中國造假文化深度的左右中，中國人求真慾望較弱並且對造假行為較為寬容，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對韓寒進行質疑的行為本身也說明了，在強大的情感思維方式影響下，在文化傳統和制度雙重造假的國度中，仍然有很多人的內心本質是追求本真的，哪怕是無意識的追求本真的。

但是令人大跌眼界的是，自詡為民主自由宣傳者的公知們和南方報系，在此次代筆門事件中所發揮的作用，實在是令人瞠目結舌。個人以為，既然自詡為民主自由追求者，首先應該是一個求真者，然後才是一個求善者。真與善之間的關係屬於遞進關係，無真就沒有善，因此，完全可以把真善之間的關係形容為皮與毛之間的關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今自由民主派就是文章開始所說的那種把民主自由的道理講得天花亂墜的人們，他們似乎比民主的發明者還要聰明，可是當人們去進行踐行自己的民主權力------質疑權時，他們卻一反常態的要阻撓和恐嚇甚至剝奪人們行使自己的質疑權。有法學公知用著作權屬於私權的說法來阻撓質疑，有教育公知用韓寒和公知倒掉的後果威脅中國將倒退到文革時期來恐嚇質疑，有明星公知的手上拉架，腳下踢人的不端行為影響質疑，還有更多的、五花八門的威脅、恐嚇和侮辱人格並試圖剝奪人們行使質疑權的說辭，其所作所為和企圖形同法西斯一般，令人髮指。而南方報系則赤膊上陣，公然為一個有巨大造假嫌疑的人搖旗吶喊，南方係為了他們的情感思維方式，也為了他們鼠目寸光的利益考量，和集體淪陷的公知們一樣，耗費了他們苦心經營，卧薪嘗膽了N多年積攢下來的信譽和道德資源。

作為代表中國未來希望的所謂民主自由鼓吹者們，在這場質疑大戰中，無論如何，必須以「本真」作為其立腳點和出發點，因為民主和自由本身，就是西方利益思維方式在求真的基礎上不斷努力的情況下，才結出的思想和社會制度的果實。而中國公知們用中國式情感思維方式，捨本逐末的、葉公好龍的閹割了民主和自由，用歪理邪說和陳詞濫調來為他們阻撓質疑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於是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公知們和代表所謂追求民主自由的南方報系，在本次代表們事件中，徹底的整體淪陷了。根據本次代筆門中國民主自由派的表現歸納綜合後的結果，我斷言，當今中國公知們作為相對於傳統專制力量而言，他們未來對中國社會的貢獻，往好的說，頂多是一股「開明專制」力量。往壞的說，根據我的「條件收斂博弈模型」理論，這股力量說不定比傳統專制力量還要壞。中國已有前車之鑒，孫中山的作為殷鑒不遠。

我以為，本質疑門事件時間跨度越長，越能夠將中國人的醬缸般的人性充分的暴露出來。隨著質疑門的發酵延續，個人以為，質疑門本身的意義已經悄然轉變，這個轉變是，質疑門越來越朝著中國人人性的「扒糞門」方向發展，當今中國不斷發酵演繹的質疑門，已經正式演變成聲討中國人制假販假瞞假的扒糞門了，這也是好事一樁，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