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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榮的變形記

「王者之聲」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電影內容描寫二次大戰初期,英王喬治六世發表演說的過程。國王發表演說鼓勵百姓勇敢捍衛國土,這是很正常也很平常的事,何以要拍成電影?原因是這位國王患有嚴重的口吃。

本片男主角得獎之後,大陸有幾家媒體越洋電話採訪我,要我談談自己小時候的口吃經驗。對我來說,口吃之痛是四、五十年前的事,現在還要認真回憶當年的情景,實在有些啼笑皆非。不過,記者們的理由冠冕堂皇:請你以自身經驗來鼓勵今天同樣有口吃毛病的年輕朋友。

一、模仿造成災難

我在小學三年級時,搬來一家鄰居,鄰居有個小孩念一年級,說話結結巴巴,經常引來大家訕笑。別人笑完就算了,我大概比較調皮,學他說話的怪樣子,一個字重複十幾遍。結果到了上課時,老師叫我起來念課文,我忽然間就口吃了,自己還沒弄清楚怎麼回事,同學與老師已經笑聲震天了。從此我成了口吃患者,不但上課時說不出話,連遇到大人時,包括老師、父母、鄰居、親戚,甚至陌生的路人,我再也沒有辦法正常說話了。

我陷入嚴重的自卑情緒中,避開所有的說話機會,漸漸變成自閉症了。父母見我如此,自然心急如焚,厲聲斥責無效,婉言相勸同樣沒用,只好隨我去了。幸好,在學念書期間,大家的焦點都擺在考試成績上。或許是求生本能的作用,我的自卑感促使我拚命念書,希望以考試成績的榮耀來彌補口吃所帶來的屈辱。

老師們最初見我說話口吃,只能流露同情的眼光,再搖搖頭,不知是感覺自己愛莫能助,還是感嘆我的未來沒有希望。但是我的功課很快就讓老師們放心了。從我說話口吃開始,我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考試。老師一宣布考試開始,我內心就覺得安全而幸福,因為考試時沒有人會要求我說話。

功課好了之後,老師們也很體諒我,從此上課不再叫我起來回答問題,有時連點名都刻意跳過我。到了小學五年級的某天下午,上自修課時,導師坐在教室前抽煙(當時還沒有二手煙的觀念)。稍後,他發覺煙抽完了,抬頭看看同學們,就喚我的名字,叫我去他家裡向師母拿一包香煙。老師的家在學校旁邊的宿舍區,我曾經跟著父親去拜訪過,所以知道地方。一時之間我嚇到了,我連向老師說"我有口吃"也說不出,只好硬著頭皮往老師家走,心中著急起來,不知該如何向師母開口要一包煙。到了老師家門前,我按了鈴,師母應聲出來,問我什麼事。我原本要說「老師要我來拿一包香煙。」但這時光說一個「老」字就開始口吃了。師母看我這副怪樣子,不免一驚,就說:「是不是老師出事了?」接著穿上鞋就往教室跑去,我只好跟在師母后面跑,心裡的焦慮與無助達到極點,我只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後續的事就不必多說了,我成了全校老師的笑柄。

二、老師再造之恩

由於口吃,我從小養成自我要求的習慣。別人的嘲笑聲浪越大,我就越加用功,以致於我的考試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別人念書,也許需要父母或老師"威迫利誘";我念書都是因為"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實在是因為自卑感太深了。

我就這樣提心弔膽念到高二,在學校除了考試之外沒有半點樂趣。高二時,宋之鈞老師有一天對我說:「你會念書沒有用,你沒辦法說話。」他拿出當天報紙,指著一個小廣告說:「你去參加這個口吃矯正班吧!」這個建議改變了我的一生。當時我連買車票都辦不成,要靠寫字條才能買到車票,實在到了應該轉變的關鍵了。我想,這是天無絕人之路吧!

在口吃矯正班上課,每周二個晚上,為期二月。經由專業老師的指導,我知道口吃有雙重原因:一是心理壓力,二是發聲困難。為了化解心理壓力,我必需想像別人都是善意的,都願意聽我說話,我沒有必要那麼緊張。其次,別人其實沒有那麼在乎我說什麼,他們各有自己的煩惱,所以我說不說話,說得好不好,別人根本不會注意。與此同時,我還須熟悉自己的聲音與表情。當我對這一切都熟悉之後,心理壓力逐漸減輕了。

其次,是有關發聲困難的部分。第一個字最重要,那麼如何順利說出第一個字呢?字的發聲有兩種,一是喉音,二是唇音。譬如,「各位先生」的「各」是喉音;而「諸位先生」的「諸」是唇音。喉音比較容易卡住造成口吃,唇音則較為簡單。我到現在演講時,還是常說「諸位先生」而很少說「各位先生」,原因即在於此。因此,練習的方式是:用唇音代替喉音。寧可顯得有些笨拙怪異,也不要冒險讓自己陷入結巴的困境。

如此矯正兩個月之後,我勉強可以用緩慢的速度在公共場合說話,但是一不小心或者稍微緊張,還是難免出醜。我第一次上台說話,是在何西哲老師主辦的"口吃矯正班第五期結業典禮"上。從小學三年級到高中二年級,九年的陰霾不可能一掃而光,但總算可以漸漸改善了。人生似乎又出現了光明,這是我青少年階段最深的盼望。黑暗之後的黎明更顯得耀眼,能夠說話實在太幸福也太讓人感恩了。

三、保持上進之心

如果口吃本身改變了我,那麼最明顯的是兩點:一,我這一生都不會嘲笑別人,我很容易想像別人的痛苦,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同理心。並且,我只要平平安安,就很容易覺得幸福。台灣有一句俚語:「吃苦就是吃補。」我的痛苦使我擁有較強的心理素質。然後,第二點是有關說話的。

我以前不能說話,所以只能多聽,聽久了就會有些心得,知道應該怎麼說話才能讓人理解。我的本科是哲學,哲學恰好是一門很難學也很難教的科目。我開始教書以後,每當說話時,一定會從聽者(或是年輕學生,或是社會大眾)的角度來調整自己的講解方式,務必充分發揮說話的效果。

另外,由於長期口吃,我也習慣安靜沉思與閱讀。在別人眼中,我也許顯得孤癖或有些寂寞,但是我對於獨處已經由「忍受、接受」到「享受」了。做為一個學者,這正好是必備的條件。我到現在寫東西還是不用計算機,總計寫過的文章超過一千萬字,卻依然樂此不疲。我念書時的心態大概還像小學生,總覺得有一個觀念沒弄清楚就通不過老師的檢驗。遇到演講的場合,我更是謹慎與興奮兼而有之,把每一場演講都當成第一次上台,十分珍惜別人給我這樣的機會。

真正的折磨是看不到希望。我年少口吃時,如果有個算命先生告訴我說:不要害怕,你現在不能講話,但是將來可以靠說話維生。如此我就可以懷著夢想撐過那一段考驗。但是這麼一來,我的心靈恐怕缺少真正的淬鍊而無法變得茁壯。我近年討論人生意義時,將它由「身心靈」三個角度歸納為三點:一,有工作可以做;二,有人可以關懷;三,有痛苦可以受。其中第三點才是關鍵。「上帝不會給人他無法承受的痛苦。」不信「上帝」的人,可以將它改為「命運」。藉由痛苦,人的潛能得到開發的機會,讓自己成長。這也是孟子所說的:「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口吃的經歷使我一生都由正面角度看待各種痛苦。處於痛苦中,我不但不抱怨,反而想認真思考:這一次我該培養何種能力?人的能力不在於他能夠得到什麼,而在於他能夠承受失去什麼?明白這個道理,即使一無所有而單單只是活著,也可以樂觀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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