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榮的變形記

「王者之聲」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電影內容描寫二次大戰初期，英王喬治六世發表演說的過程。國王發表演說鼓勵百姓勇敢捍衛國土，這是很正常也很平常的事，何以要拍成電影？原因是這位國王患有嚴重的口吃。

本片男主角得獎之後，大陸有幾家媒體越洋電話採訪我，要我談談自己小時候的口吃經驗。對我來說，口吃之痛是四、五十年前的事，現在還要認真回憶當年的情景，實在有些啼笑皆非。不過，記者們的理由冠冕堂皇：請你以自身經驗來鼓勵今天同樣有口吃毛病的年輕朋友。

一、模仿造成災難

我在小學三年級時，搬來一家鄰居，鄰居有個小孩念一年級，說話結結巴巴，經常引來大家訕笑。別人笑完就算了，我大概比較調皮，學他說話的怪樣子，一個字重複十幾遍。結果到了上課時，老師叫我起來念課文，我忽然間就口吃了，自己還沒弄清楚怎麼回事，同學與老師已經笑聲震天了。從此我成了口吃患者，不但上課時說不出話，連遇到大人時，包括老師、父母、鄰居、親戚，甚至陌生的路人，我再也沒有辦法正常說話了。

我陷入嚴重的自卑情緒中，避開所有的說話機會，漸漸變成自閉症了。父母見我如此，自然心急如焚，厲聲斥責無效，婉言相勸同樣沒用，只好隨我去了。幸好，在學念書期間，大家的焦點都擺在考試成績上。或許是求生本能的作用，我的自卑感促使我拚命念書，希望以考試成績的榮耀來彌補口吃所帶來的屈辱。

老師們最初見我說話口吃，只能流露同情的眼光，再搖搖頭，不知是感覺自己愛莫能助，還是感嘆我的未來沒有希望。但是我的功課很快就讓老師們放心了。從我說話口吃開始，我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考試。老師一宣布考試開始，我內心就覺得安全而幸福，因為考試時沒有人會要求我說話。

功課好了之後，老師們也很體諒我，從此上課不再叫我起來回答問題，有時連點名都刻意跳過我。到了小學五年級的某天下午，上自修課時，導師坐在教室前抽煙(當時還沒有二手煙的觀念)。稍後，他發覺煙抽完了，抬頭看看同學們，就喚我的名字，叫我去他家裡向師母拿一包香煙。老師的家在學校旁邊的宿舍區，我曾經跟著父親去拜訪過，所以知道地方。一時之間我嚇到了，我連向老師說"我有口吃"也說不出，只好硬著頭皮往老師家走，心中著急起來，不知該如何向師母開口要一包煙。到了老師家門前，我按了鈴，師母應聲出來，問我什麼事。我原本要說「老師要我來拿一包香煙。」但這時光說一個「老」字就開始口吃了。師母看我這副怪樣子，不免一驚，就說：「是不是老師出事了？」接著穿上鞋就往教室跑去，我只好跟在師母后面跑，心裡的焦慮與無助達到極點，我只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後續的事就不必多說了，我成了全校老師的笑柄。

二、老師再造之恩

由於口吃，我從小養成自我要求的習慣。別人的嘲笑聲浪越大，我就越加用功，以致於我的考試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別人念書，也許需要父母或老師"威迫利誘"；我念書都是因為"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實在是因為自卑感太深了。

我就這樣提心弔膽念到高二，在學校除了考試之外沒有半點樂趣。高二時，宋之鈞老師有一天對我說：「你會念書沒有用，你沒辦法說話。」他拿出當天報紙，指著一個小廣告說：「你去參加這個口吃矯正班吧！」這個建議改變了我的一生。當時我連買車票都辦不成，要靠寫字條才能買到車票，實在到了應該轉變的關鍵了。我想，這是天無絕人之路吧！

在口吃矯正班上課，每周二個晚上，為期二月。經由專業老師的指導，我知道口吃有雙重原因：一是心理壓力，二是發聲困難。為了化解心理壓力，我必需想像別人都是善意的，都願意聽我說話，我沒有必要那麼緊張。其次，別人其實沒有那麼在乎我說什麼，他們各有自己的煩惱，所以我說不說話，說得好不好，別人根本不會注意。與此同時，我還須熟悉自己的聲音與表情。當我對這一切都熟悉之後，心理壓力逐漸減輕了。

其次，是有關發聲困難的部分。第一個字最重要，那麼如何順利說出第一個字呢？字的發聲有兩種，一是喉音，二是唇音。譬如，「各位先生」的「各」是喉音；而「諸位先生」的「諸」是唇音。喉音比較容易卡住造成口吃，唇音則較為簡單。我到現在演講時，還是常說「諸位先生」而很少說「各位先生」，原因即在於此。因此，練習的方式是：用唇音代替喉音。寧可顯得有些笨拙怪異，也不要冒險讓自己陷入結巴的困境。

如此矯正兩個月之後，我勉強可以用緩慢的速度在公共場合說話，但是一不小心或者稍微緊張，還是難免出醜。我第一次上台說話，是在何西哲老師主辦的"口吃矯正班第五期結業典禮"上。從小學三年級到高中二年級，九年的陰霾不可能一掃而光，但總算可以漸漸改善了。人生似乎又出現了光明，這是我青少年階段最深的盼望。黑暗之後的黎明更顯得耀眼，能夠說話實在太幸福也太讓人感恩了。

三、保持上進之心

如果口吃本身改變了我，那麼最明顯的是兩點：一，我這一生都不會嘲笑別人，我很容易想像別人的痛苦，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同理心。並且，我只要平平安安，就很容易覺得幸福。台灣有一句俚語：「吃苦就是吃補。」我的痛苦使我擁有較強的心理素質。然後，第二點是有關說話的。

我以前不能說話，所以只能多聽，聽久了就會有些心得，知道應該怎麼說話才能讓人理解。我的本科是哲學，哲學恰好是一門很難學也很難教的科目。我開始教書以後，每當說話時，一定會從聽者（或是年輕學生，或是社會大眾）的角度來調整自己的講解方式，務必充分發揮說話的效果。

另外，由於長期口吃，我也習慣安靜沉思與閱讀。在別人眼中，我也許顯得孤癖或有些寂寞，但是我對於獨處已經由「忍受、接受」到「享受」了。做為一個學者，這正好是必備的條件。我到現在寫東西還是不用計算機，總計寫過的文章超過一千萬字，卻依然樂此不疲。我念書時的心態大概還像小學生，總覺得有一個觀念沒弄清楚就通不過老師的檢驗。遇到演講的場合，我更是謹慎與興奮兼而有之，把每一場演講都當成第一次上台，十分珍惜別人給我這樣的機會。

真正的折磨是看不到希望。我年少口吃時，如果有個算命先生告訴我說：不要害怕，你現在不能講話，但是將來可以靠說話維生。如此我就可以懷著夢想撐過那一段考驗。但是這麼一來，我的心靈恐怕缺少真正的淬鍊而無法變得茁壯。我近年討論人生意義時，將它由「身心靈」三個角度歸納為三點：一，有工作可以做；二，有人可以關懷；三，有痛苦可以受。其中第三點才是關鍵。「上帝不會給人他無法承受的痛苦。」不信「上帝」的人，可以將它改為「命運」。藉由痛苦，人的潛能得到開發的機會，讓自己成長。這也是孟子所說的：「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口吃的經歷使我一生都由正面角度看待各種痛苦。處於痛苦中，我不但不抱怨，反而想認真思考：這一次我該培養何種能力？人的能力不在於他能夠得到什麼，而在於他能夠承受失去什麼？明白這個道理，即使一無所有而單單只是活著，也可以樂觀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