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義忠：攝影是我的興趣、工作、宗教 [侯虹斌]
(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人與土地》，阮義忠著，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1月版，39.00元。
阮義忠
1950年生於台灣省宜蘭縣頭城鎮的木匠人家，台灣當代著名攝影家，被譽為「中國攝影教父」，也是少數被選入美國權威的《當代攝影家》一書的華人攝影家之一。
說起阮義忠，只要稍微關心當代攝影的人就不陌生。前些年，大陸出版了他的《當代攝影大師———20位人性見證者》、《當代攝影新銳———17位影像新生代》等書，流傳甚廣；此外，他在港台地區也出版過多本攝影著述，向大眾普及西方攝影。然而，作為一個優秀的攝影家，在阮義忠自己的攝影隨筆集里，卻很少看到這些西方攝影家對他產生影響的痕迹。阮義忠解釋說：「我寫過的書，已經說明了我受到西方攝影潮流以及這些大師的影響有多大。但是，汲取的養分必須經過消化、融合，再表達於自己的創作之中。你說很少看到我受影響的痕迹，讓我覺得受到恭維。」
去年初，在廣東美術館裡，南都記者第一次見到了阮義忠。他給人的感覺非常隨和，不像常見的攝影師那樣，隨身帶著「長槍短炮」。從去年春節至今，阮義忠已經在南方都市報上先後開了「人與土地」「台北謠言」兩個專欄「失落的優雅」正在刊載當中，至今總共刊出了一百七十多幅攝影作品和隨筆。儘管兼顧著專欄寫作和攝影創作，但如今他的工作重心，已更多地轉向了慈善、宗教領域的拍攝中。
《人與土地》一書是南方都市報「人與土地」專欄的文章結集。書的封面是一群孩子在地平線上翻筋斗，畫面的力量感讓人震撼，許多讀者都說，那簡直就是一個「永恆的剎那」。阮義忠在文中寫道：
畫家陳丹青十分喜歡這幅作品。有一次，他頂認真地問我「這張照片是上帝替你按的快門吧？」沒錯，回首來時路，我拍到的所有好照片，包括鏡頭前一切人、事、物給我的啟發，都是老天給我的禮物啊！
就在今天，阮義忠在廣州方所書店舉辦講座，給喜歡他作品的讀者、觀眾們講一場題為《人與土地———我的過去與現在》的講座。
每次行程都是冒險
南都：你從事攝影多年，統計過拍了多少照片嗎？
阮義忠：拍照30多年，我從沒正式算過拍了多少照片，我不會拍了一大堆再來挑選，而是選好對象，捕捉其最飽滿、圓滿的狀態。拍過多少照片對我沒太大意義，而是有多少畫面已成為我的生活印記。我有一整面牆的底片和樣片檔案，保守估計應該有十幾萬張，但好作品大多呈現在我的十本攝影集中。
南都：你的攝影主要關注過什麼題材？在眾多的照片中，《人與土地》這一組作品的遴選標準是什麼？
阮義忠：我的攝影題材以1999年台灣的百年浩劫「9·21地震」為分界：之前專註於這塊土地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捕捉逐漸消逝的傳統價值；之後，我將鏡頭轉向佛教慈濟基金會重建災區50所學校的紀錄，並開始觀察慈濟創辦人證嚴法師的行誼，將其慈悲與智慧的內涵與善舉化為影像，同時我也和內人袁瑤瑤合作，她撰文我拍照，在《慈濟月刊》的「隨師行腳·攝影筆記」專欄已連載了10年。此外，我們替資深慈濟志願工作者所作的傳記也出版30多冊了。這些工作都還在持續中。
「人與土地」毫無疑問是我的代表作。農業社會的人們明白自己在天地之間的角色，努力盡好自己的本分，並隨時接受命運的考驗。我想要表達的是他們了解生命意義，善解外在、反思自我，並感恩一切的生活態度。
南都：你多談的是攝影對象對你的信任與合作，你在拍照時碰到的拒絕多嗎？攝影者用什麼樣的態度，可以贏得被拍攝者的信任？
阮義忠：我雖擅於在短時間內與陌生人做有效溝通，但也並不是每一次都能如願。在我拍照的前十年，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所有橋樑、海邊、山地部落都是管制區，禁止拍照。我又專門去一些極少外地人會造訪的所在，因此每次行程都是冒險。(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我曾被南方澳魚港的海防部隊拘留、被北海岸的哨兵用槍指著胸口、在高雄大樹鄉的旅館被警察叫醒盤問、在新竹北埔廟口午間打盹時被警察踢醒。還有小孩子向我丟石頭，大喊：「匪諜在拍照！」那個年頭，鄉下到處有「反共抗俄、保密防諜」的標語。這些插曲我都視為正常，因為大環境就是如此，我能欣然接受並樂此不疲地繼續探險。倒是有些善良老百姓起了猜疑，那就很難溝通了。
有一回在台東的縱谷山路徒步，於一處叫大農村的荒郊處取景，一位農夫騎著摩托車由我的鏡頭前經過，半個小時後又追了上來，非要我把相機里的膠捲取出，否則就得和他去派出所找警察評理。我和他在竹林下足足站著溝通了一個多鐘頭，始終沒交集。最後我幾乎是訓斥他了一頓，告訴他，下回遇到陌生人，應該先表達信任再行溝通，若是一開口就找人算賬，要我相信你是好人也難。那農夫才不好意思地說：「那就請你到我家喝杯水解渴好了！」要被信任，不只是言語表達，整個人的態度和精神狀態都是關鍵，以本真示人往往能突破人與人之間的藩籬。
期許自己永保一顆柔軟的心
南都：為何把這本書分為「成長」、「勞動」、「信仰」、「歸宿」四個主題？
阮義忠：《人與土地》每張背後都有動人的故事，但總不能用「鄉土情」、「農家樂」之類為題。之所以能夠找到一條線索將它們串起來，有段因緣。當年陳映真先生的《人間雜誌》創刊不久（約1986年初），登了一篇日本攝影家三留理男拍衣索比亞饑荒的報道照片，並希望在台北為他辦個攝影展。時間緊迫，三留無法在日本製作照片，便把底片寄給陳映真。陳映真打電話給我，我義不容辭地答應幫忙，關在暗房一整個禮拜。我邊放照片邊覺得，我拍的不比這位國際知名人士差！
放完最後一批照片，剛換的藥水仍然新鮮，倒掉可惜，我便找出幾張自己的底片放放看。當放大機將那位利稻原住民垂頭望著田地的影像投射出來時，我再次深深地被感動了。這不正是人與土地的終極關係？人來自土地，又回到土地。人是怎麼對待這塊土地的？在上面付出了多少，收穫了多少？有過多少希望與失望，幾多喜悅與哀傷？踏在土地上的人們曾經多麼自信，又多麼自卑，多麼狂妄，又多麼卑微……
我立刻想到如何整理這組作品了，主題就用「人與土地」，作品內容敘述人在土地上的生、老、病、死，我就想到，以「成長」、「勞動」、「信仰」、「歸宿」來組織。整個想法在幾分鐘之內成型，但卻花了我整整八個月去完成它。
南都：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
阮義忠：我從底片中挑選、放大、排比。照片太多，往往看到後面就忘了前面，為了能夠瀏覽到更多影像，我將照片一一重新拷貝、壓成一張有36格畫面的樣片。我甚至做了一個25：1的畫廊模型，將所有照片翻拍成同樣比例的大小，在模型上一一貼好，轉過來轉過去地看，儘可能從不同角度考慮，思考觀眾在展覽場地各個角度的感受和體會。
那真是個非常好的自我訓練，讓我往後能精準判斷影像之間的關聯與視覺連貫性。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我編《攝影家》雜誌時，許多國外大師都特別喜歡我對他們作品的詮釋，覺得我真是太了解他們了！
人應該敬天愛地，盡好做人的本分(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南都：從你的文字，總感覺到你對純樸、美、人情溫暖的感動。拍「人與土地」你是否產生過一些負面的情緒，比如貧富分化的對你的觸動？
阮義忠：天下事當然有不公不義的一面，人性當然有醜陋、邪惡的一面，更有被刻意掩蓋而令人不察的真相等待被挖掘，可是我覺得自己不擅長做這類事，何況這一面在每天的報紙、雜誌、電視已經被暴露得夠多了，多到讓很多人沮喪，讓很多人對自己、他人以及整個環境與未來都失去信心。就我而言，無論是透過攝影或文字，想做的就是肯定人性的善面，並把我從中得到的體會與養分跟更多人分享。雖然有人說我「濫情主義」，但我倒是期許自己要永遠保有一顆柔軟的心、一個單純的腦袋、一雙善解的眼睛，持續不斷地去觀察、體會、表達人間之美、人性之光。
南都：你認為人與土地之間的真正關係應該是怎麼樣的？
阮義忠：人與土地相互依存。台灣諺語說：「人若不照天理，天就不照甲子。」人必須感恩大地萬物給予我們的一切。簡單說，人應該敬天愛地，盡好做人的本分，並把對人群與自然的關懷付諸於行動，才能對這片養育我們的土地有所回饋。
南都：在「人與土地」之後，你也陸續發表了一組「台北謠言」的作品，是描述台北這座城市的生活的。能談談你對城市文明的想法嗎？
阮義忠：說實在的，我現在也覺得二三十年前對台北的批判太片面了。不過，那正是大環境最糟的時候。現在台北已經演進成了宜居城市，我非常喜歡。到世界各地的許多城市走過之後，便會更珍惜自己的所有。(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我對農村與城市審美態度的差異在於它們一個是自然，一個是不自然；一個是和諧，一個是不和諧。以前的農村自然而和諧，但這十幾年來也開始不對勁了。
現在的台灣，最惱人的問題就是選舉過多，自由民主遭到濫用。無論在農村或都市，人們都因政客的煽動、操鬧而產生對立。台灣很小，電子傳播媒體卻多到嚇人，一些頻道從早到晚重複播放八卦，內容惡質，明顯影響人的素質、污染人的心靈。幸好還有一些有理想的媒體人及公益團體報道勵志的、具教育性的真人真事以及人類的無私互助。若沒有這些清流媒體的平衡報道，真不知後代會怎麼看我們這一代！
好攝影家首先要禮敬對象
南都：你覺得在攝影中，要拍出好作品，什麼是最重要的？技術嗎？
阮義忠：對我來說，攝影要尊重對象，風格與表達手法還是其次。攝影的內涵主要在於「觀看之道」。攝影是一項要靠對象才能表達的媒介。有對象才有影像、有事件攝影家方可見證，因此，攝影倫理必須建立在「尊重對象」的根基上。一位攝影家無論有多麼了不起，充其量只是百分之五十的創作者，另一半的功勞屬於對象。成為好攝影家，首要的條件就是禮敬對象，懂得謙卑；而攝影者最大的責任和挑戰，正是仔細觀看與發現對象的最佳特質，並將之有利地詮釋出來。一位好攝影家不必急著把自我觀點強加在對象上，當領會到對象的精髓時，本身長年累積的人文素養，自然會跟著對象共鳴、共振而出。這正是攝影之可貴，也是攝影創作者所能獲得的最大喜悅！
技術當然重要，但它只是必備的基本能力，更重要的是透過它達到更高的境界。
南都：你是不是只拍黑白照片？
阮義忠：我這個人有從一而終的習慣，一開始拍照接觸的就是黑白。過去我也曾因雜誌需要而拍過彩色，可是只要是展覽及出書，就僅用黑白，因為畫面單純，比較容易凸顯象徵意義。
南都：你排斥數碼相機嗎？
阮義忠：我不排斥數碼相機，只是惋惜大多數人因採用數碼而改變了拍攝態度。數碼不必材料費，因此攝影師就猛拍以求保險。明明拍個兩張就可以，卻拍了兩百張，挑照片時眼花繚亂，愈選愈糟。無論是使用傳統或數碼相機，都必須謹守正確的態度：聚精會神地凝視，全力以赴地關注。用心按快門，而不是用手。以這樣的態度拍照，根本不必費神挑照片，最好的那些影像自然而然就會跳躍而出，像有生命一般地跟你眨眼。
攝影既是我的興趣，也是我的工作、理想，甚至可以說是宗教了。
采寫：南都記者侯虹斌
攝影：周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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