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民粹一咳嗽 大眾就發燒(中國青年報 2008-4-2)

紅與綠

兩會期間，給人們的聽覺、視覺、味覺、觸覺都留下了豐富多彩的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視覺上的色彩對比：股市飄綠，媒體爆紅。「綠」飄在股民們的眼裡，「紅」卻爆在記者們的筆下，請看人民網記者董宇的報道：

「今年兩會，前國家領導人的後人有很多進入政協擔任委員，他們被媒體親切地稱為『紅色後代』。」

在這個紅花叢里，最紅的一朵是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現任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正師職研究員；接下來依次是周恩來侄女周秉建，財政部離退休幹部局級巡視員；劉伯承之子劉太行，原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朱德之孫朱和平，現任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陳毅之子陳昊蘇，現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先念之女李小林，現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黨組書記；萬里之子萬季飛，現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黨組書記……

整個3月上旬，他們的笑臉和低調言談幾乎鋪紅了各大網站的網頁，以及許多主流平面媒體的版面，其中最有代表性、轉載率也很高的，是新華社記者李宣良、王建民寫的一篇報道：《毛澤東、朱德孫子毛新宇與朱和平兩會握手》，在百度上搜索這個題目，你能得到30，900個網頁，它雖然只有短短的300字，但卻很入眼：

「早就盼望見到你了！」

「真是太高興了！」

3月8日上午，人民大會堂，兩位身著軍裝的政協委員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一位是毛新宇——毛澤東的孫子；一位是朱和平——朱德的孫子。他們由於忙於各自的工作，還沒有機會見面。雙雙成為全國政協委員，給他們見面創造了契機。

「我一直關注著你，真為你取得的成績感到高興！」擔任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的朱和平大校說，「我們一定不要辜負人民的期望！」

38歲的毛新宇大校是軍事科學院研究員，研究的領域就是毛澤東軍事思想。他說：「我有一個願望，今年重返井岡山。」

「我也早有這個想法。我們一起去。一起重溫老一輩的革命精神，更好地做好本職工作，履行好政協委員的職責！」兩隻大手又握在一起。心情激動的毛新宇還當場賦詩一首：

「革命紅旗飄井岡，歷史會師軍威壯。光榮傳統須牢記，人民軍隊忠於黨。」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們的銷聲匿跡。「厲股份」（厲以寧）已沉默多年，往年在兩會上出語驚人的「吳市場」（吳敬璉）也突然沒有了蹤影。你打著燈籠，在兩會期間的報道里也找不到他們臉上的風霜和口中的珠璣，更不用說胸前的勳章，但很容易發現的卻是近兩年來幾乎把他們淹沒的唾沫，咒罵者的唾沫。

不信請看新華網2007年11月13日轉貼的《小康》雜誌里的一篇文章：《從吳敬璉、張維迎到茅於軾，經濟學家為何總挨罵》，文章說，「我們看到，從吳敬璉、周其仁、張維迎、樊綱，直到今天身體力行地為窮人辦事卻說要為富人說話的茅於軾……經濟學家挨罵的名單上，在不斷添加一串串新的內容。」

他們為什麼挨罵？文章提供的解釋是：

「市場化改革走到今日，貧富差距擴大、腐敗、社會不公等越來越多的問題暴露出來。在此關鍵階段，任何為弱勢群體說話的主張，總會因其道德的無比正確性而得到民眾喝彩。

「但這些經濟學家似乎並不願意這樣做，他們嘗試堅持以理性思考的面貌一再為富人的正當性辯護。也正因此，在『民意』與『市場化』的理想間艱難探索的經濟學家，就承擔了最多的壓力和責難。」

結果就是，革命後代像春花那樣走紅，因為他們的亮相，能夠撫慰懷念革命時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驅和股市一樣發綠，因為他們不僅造成了，而且還在維護擴大再生產不平等的市場。實際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僅是為改革提供「腳本」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甚至包括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有一個名為《中國與世界》的網上雜誌（www．zgysj．com）從2004年第4期起，開始連載署名為「水陸洲」的批鄧專著《鄧小平的晚年之路》，全書共40章，洋洋30餘萬言，對鄧小平的晚年思想與實踐進行了系統批判。隨後，「毛澤東旗幟」（www．maoflag．net）、「烏有之鄉」（www．wyzxsx．com）、「左岸會館」（www．eduww．com）、「共產主義論壇」（www．hkcommunist．org）、「主人公論壇」（www．gongnong．org）、「共產黨人」（www．gcdr．com．cn）、「工農兵BBS」（www．gcdr．com．cn／bbs）等網站都予以轉載，有的發表了支持性評論和「讀後記」，為了擴大影響，它們還舉辦了一系列講座和論壇。

另一方面，「烏有之鄉」網站最近還在熱評馬賓的一本新書《紀念毛澤東》。一篇題為「馬老提出的兩個重要問題」的署名文章2008年3月21日上傳，截至25日上午，已被點擊近3000次。文章所說的兩個重要問題是什麼？當然不是改革和開放，而是「在批判黨內資產階級的同時，主要闡述了兩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一個就是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第二就是強調搞群眾運動。」（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803／34434.html）以我觀察，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我們的輿論氛圍似乎感染了某種病毒，出現了某種類似流感的癥狀。

民粹主義：病毒性精神流感

病毒的名字叫「社會不公」，「流感」的名字叫「民粹主義」。這是一種近代以來幾乎在所有國家大規模流行過的病毒性精神流感。病毒的變異性和傳染性強，流行面廣，易於複發，而且不可能徹底治癒。只要世界上存在著風寒，就會有身體上的流感；只要世界上存在著不公，就會有精神上的流感——民粹主義。

差不多所有研究或闡述「民粹主義」的文獻都同意，民粹主義是社會科學語彙中最沒有精確定義的名詞之一，它被用來指涉的政治現象既廣且雜。學術界有關民粹的討論甚多，但是把它當成一個獨立學術概念來處理的卻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義呈現的樣貌過於豐富，難以捉摸。

英國學者保羅·塔格特（PaulTaggart）在研究了世界範圍內大量民粹主義案例和研究資料後得出結論：「民粹主義有一個基本的特性：概念上的尷尬的不確定性。」

中國人民大學林紅博士在其專著《民粹主義：概念、理論與實證》里認為，「即使已被研究、討論了100多年，民粹主義至今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除了一個大致認可的民粹主義名稱之外，人們對它的理解或者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論框架，或者僅僅是一幅有俄國、美國、拉美等地的歷史現象拼湊起來的非常破碎的畫面。」

也就是說，民粹主義不是一個思想體系，不是一種價值表達，只是一種精神癥狀。它是社會不公發展到危機水平時，公開發作的社會不滿甚至憤恨情緒，越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情緒越激烈。

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Berlin）把這種民粹主義情緒稱為「灰姑娘情結」，應該是貼切的，後媽的不公帶來了她的不幸、痛苦和憤恨。在民粹主義者看來，所有高高在上的有權者、有產者和有智者都是「後媽」。對於這個或這些「後媽」，一個「灰姑娘」可能會忍受，千百個「灰姑娘」就可能發作。「灰姑娘情緒」一旦發作起來，就會變成「灰姑娘病毒」，爆發民粹主義病毒性精神流感，其典型癥狀有如下幾種：

——發燒。這是民粹主義流感的典型癥狀，發燒容易發瘋。從俄國到美國，從拉美到歐洲，發作中的民粹主義運動多多少少都帶有某些瘋狂性質，有的達到了宗教狂熱。俄國民粹主義研究者烏拉姆（Ulam）將「到人民中去」比作一次朝聖；加拿大民粹主義者阿爾哈特把「社會信用」運動當作「十字軍運動」來發動。至於民粹主義在美國演變為三K黨，在俄羅斯演變為對沙皇的暗殺活動，在當代西班牙和義大利等地演變為焚燒華人商店，則已經是瘋狂的恐怖活動了。

——恐高。民粹主義者的「恐高症」有自己的特徵：他到不了高處，或者害怕在高處，不埋怨自己，卻埋怨世界上為什麼有比自己「高」的位置，以及所有在「高」處的東西。有些才情的民粹主義者可能會想到蘇軾那幾句詞：「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在道德化的民粹分子看來，高的東西都不道德，道德只和自己在一起。道德有時像金砂，沉在底層；有時像空氣，越高越稀薄。因此，民粹主義有三個表親和一個孩子：大表姐是空想社會主義，因為它反對所有上層資本精英；二表姐是無政府主義，因為它反對所有上層權力精英；表妹是反智主義，因為它反對所有上層知識精英；當這三者在非憲政民主條件下，與一個赫爾岑式的父親結婚，生下的孩子通常是暴君。

——自戀。學者楊鵬有一次到「烏有之鄉」網站舉辦的一個論壇演講，聽眾是三四十個小青年。由於話不投機，他講一句，底下有人反駁十句，演講很難進行下去。楊鵬於是問：

「在座的結了婚的請舉手！」無人舉手。「那麼……有女朋友的請舉手！」稀稀拉拉地舉起了兩三隻手。

「原來如此，我今天的演講到此結束，等你們找到女朋友時我再來講。」

年輕人並非都是憤青，但一個沒有結婚，甚至連女朋友也沒有的青年人成為憤青的幾率非常大，而憤青往往又容易成為民粹主義的後備軍。這是因為，第一，缺乏責任感；第二，自戀。這正是所有民粹主義者所具有的基本特徵。

政治運動中的民粹主義模式是：領袖＋人民。領袖當然是個別自覺的民粹主義者。

「到人民中間去！」表面看是朝聖，實際上是把人民當作群氓，要自己去啟蒙、發動，自己才是政治聖徒。

「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把自己當作種子，人民當作土地，土地不過是讓自己開花的工具。

20世紀30年代的加拿大民粹主義者阿伯哈特自戀到這種程度，他在廣播中宣稱，「火星人」來探訪加拿大艾伯塔省，受到了他的思想啟迪。

自戀的民粹主義者與自戀的水仙花不一樣，水仙花自戀是孤芳自賞，民粹主義者自戀是要做人民的領袖。這正是民粹主義者自己無法克服的「自戀悖論」：它不承認有任何高於人民的東西，除了他自己。他到人民中間去，絕不是要像一滴水那樣，消失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要像車軸一樣，成為人民輻輳的核心。當民粹主義的表妹，以反智主義者自許的薛涌自我標榜說，他的博客訪問量達到1300萬時，他自己知道，他就是那1300萬網民的肚臍眼，因此他自稱「民間意見領袖」。

——好鬥。民粹主義的思維方式是極端的，心理特徵是敵對的，因此，情緒化和非理性，是它的一般精神狀態，表現在行為上，就是好鬥。由於國家制度和現代化程度的差異，不同國家的民粹主義在好鬥性上也有差異，有的動手動腳動刀動槍，有的只動嘴。但同一個國家的同一個時期，在各政治思想派別中，民粹主義者無疑也是最好鬥的之一。在中國當下，感染了民粹主義病毒的網民，可以稱得上是「網路紅衛兵」，他們見到不同意見，就辱罵，恐嚇，甚至騷擾，有的還登門圍攻。

有網友在2月17日上傳的一篇題為「從理論到理論——關於茅於軾同意高校漲價」的博客里寫道：「我在新浪博客搜索茅於軾，跳出來的第一條是『茅於軾是狗的BLOG』，第二條是『日茅於軾的BLOG』，第三條才是他本人的BLOG。再看他博客上的跟帖，是鋪天蓋地的質疑和謾罵」。

民粹主義病毒性精神流感還有許多其他癥狀，比如多動，善變，夢囈，起鬨，等等，因篇幅所限，不再饒舌。

中國「新民粹主義」聯盟

有充分證據表明，中國當下的思想界和輿論界相當嚴重地感染了民粹主義的病毒性精神流感。這種流感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經過變異和交叉感染，上世紀初在中國流行的俄國來源的舊民粹主義，已經與其他來源的民粹主義聯盟結為一種「新民粹主義」。民粹主義的主要神通之一，就是像變色龍一樣，善於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顏色。

根據胡偉希的研究，「五四」運動前後到上世紀30年代，中國曾經流行過三種形態的民粹主義：國粹派民粹主義，無政府民粹主義，「鄉建派」民粹主義。此外，還有一種形態的民粹主義，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左派民粹主義。著名黨史專家胡繩於1998年和1999年先後發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世紀之交的回顧和前瞻》，以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兩篇文章，認為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毛澤東實際上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重新撿起了曾經被他丟掉的民粹主義，想從人民公社直接進入共產主義。

這四種形態的民粹主義，我稱之為中國的「舊民粹主義」，俄國民粹主義是它的父親，美國民粹主義頂多是個還沒有串過門的遠方親戚。四派舊民粹主義的共同之處，是把人類解放的希望首先寄托在農村和農民身上，這也是俄國民粹派的遺傳基因。這個基因有三個核心元素：目標是社會主義，天然的社會主義者是本土農民，道路是繞過資本主義。不同的是，國粹派和鄉建派是保守和懷舊的，無政府派和黨內左派是激進與革命的。

有趣的是，革命時期的黨內左派民粹主義一再失敗；建設時期的黨內左派民粹主義卻一度成功，成功的標誌就是「大躍進」、「共產風」和「文化大革命」。但是一種極端思潮的成功常常導致一個國家的失敗，改革前的中國就是這樣。改革開放，無疑是對黨內舊的左派民粹主義的否定，但伴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入，一個新的民粹主義聯盟，正躍躍欲試，浮出水面。

——市場經濟導向、退休制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適應了「大鍋飯」、「平均主義」和領導職務終身制的人產生了對舊體制和其締造者的懷舊情緒，這使得黨內傳統左派民粹主義仍然有市場。《中流》、《陣地》、《真理的追求》、《當代思潮》等，就是這個市場上的幾個攤位。有的攤位因為所賣商品的質量問題被市場管理部門關閉，攤主們鬱悶之餘欣喜地發現了網路市場，於是「毛澤東旗幟」、「烏有之鄉」、「左岸會館」、「共產主義論壇」網站等應運而生。

——社會轉型帶來的都市化趨勢和鄉村解體，讓某些人產生了對傳統鄉村的懷念，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三農中國》＋賀雪峰等人……，大概可以被看作是以新面貌復活了的梁漱溟鄉村建設派民粹主義。

——中國遲來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社會犯罪和道德滑坡，與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步入的「後現代化」所造成的強烈對比，讓那些用心，而不是用腦子寫作的文學家、評論家們良心不安，「底層」和「現代性」問題成了他們關注的焦點，於是以《天涯》、《讀書》（汪暉執梓期間）和《上海文學》為核心，形成了一個鬆散的反現代性民粹主義派別，核心成員包括汪暉、曠新年、韓毓海等。

——恢復高考，尊重知識，幹部知識化，出現了高學歷、高官位和高收入三位一體，受教育程度低的個人自感處於無力改變自己命運的地位，這種社會心理需求被遠在美國的學者薛涌洞悉到了，國內媒體豐富的工作經驗告訴他，在高官、高權和高智中，最安全的是反智，於是中國民粹主義的一個支部——反智型民粹主義就在美國掛牌開張了。

——國門洞開，由於中國的落後，讓西方瞧不起，一部分人崇洋，一部分人仇洋；由於中國的崛起，受西方大國限制，一部分人自卑，一部分人自豪。這種對西方對祖國的愛恨交織情緒，孳生出了一個陣容相當可觀的民粹主義派別——民族民粹主義，它廣泛存在於文化、政治、軍事和國際政治領域中。在文化上，有「傳統文化」派，主張「文化民族主義」；在政治上，有主張「政治儒學」的、有主張「天下主義」的，有反對西方民主的；軍事上有《超限戰》和《大國策》的作者；國際政治上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張文木了。

讓人驚奇的是，這五派新民粹主義者比中國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內聚得多，他們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著一個統一立場：「六反三仇三熱愛」。具體地說，「六反」是反現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場、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資、仇官；「三熱愛」是愛毛、愛蘇（包括今天的俄國）、愛「文革」。我不是說，中國所有的新民粹主義者都同意這個立場中的每個主張，而是說，即使他們中的某些人對其中的某個主張不同意，也會同情。這個思潮聯盟可以直觀地在「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Index．html）鏈接的「學者個人網站」上看到，我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學者，在那裡都可以找到。

有趣的是，中國歷史上的舊民粹主義是新的，因為它的主要派別向前看；而中國當下的新民粹主義是舊的，因為它的眼睛向後看，懷舊，是他們共同分享的情緒。

春藥還是炸藥：民粹主義的三種政治形態

民粹主義作為被侮辱被損害的個別人對社會不公，以及對其它社會弊端的內心感受，只是隱藏在「灰姑娘」或「竇娥」心裡的冤屈；而一旦作為群體意識被動員起來，發展為一種運動，就會變成一種政治工具，這種工具的用途就像菜刀的用途一樣廣泛，可以用來切菜，協助烹飪美味，也可以用來殺人，成為罪犯的幫凶。關於這層意思，沒有比英國學者保羅·塔格特說得更透徹的了：

「民粹主義已成為進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義的工具，也是獨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黨的工具，也是右翼勢力的工具。」

他沒有說明的是，決定民粹主義成為什麼工具的，不僅是運用它的政治領袖的個人氣質和魅力類型，還有不同的社會政治結構和危機水平。一般來講，有三種政治形態的民粹主義：選舉與修補的民粹主義，操縱與改良的民粹主義，以及革命與暴力的民粹主義。

顯然，成熟的憲政民主條件下的民粹主義只能是選舉與修補的民粹主義。這種民粹主義在現有的代議制民主的框架下運作，影響的至多是政黨興替，領導人更迭，以及政策性修補，不會對現有的政治經濟體製造成結構性變革。

美國19世紀晚期人民黨的民粹主義，20世紀30年代末休伊·朗，60年代喬治·華萊士，以及90年代羅斯·佩羅的民粹主義，都被當作選舉的一種策略在加以運用，它對平民利益和直接參与是一種促進，對美國所謂的「強勢民主」是一種推動。20世紀30年代加拿大的「社會信用黨」民粹主義也是這樣。

從20世紀70~80年代開始，在西歐先後興起左、右翼新民粹主義，它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政黨政治和選舉政治的拳擊台上，增加幾個新的拳擊手，以及幾種新的拳擊技法，或者給「克里斯馬」式的領袖人物提供讓其興奮的春藥而已。

依附性的市場經濟和外表的民主政治下的拉丁美洲，其民粹主義則發展出另外一種形態，我稱之為「操縱與改良的民粹主義」，這種形態的民粹主義，在政治類型上，是被「人民民主」的外衣包裝起來的獨裁統治；但在經濟上，則是改良主義的，比如，追求民族經濟獨立，打破半封建的社會經濟結構，促進社會公正目標，等等。一般認為，阿根廷的庇隆主義，是這種民粹主義的典型形態，它是經濟上的勞工福利主義，政治上的獨裁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和俄國，則既沒有像樣的市場經濟，也談不上外表的民主政治，老大帝國的臣民，突然發現自己的國家被西方列強欺負，自己被暴君、地主老財和資本家欺負，而且無處上訴，只有造反。想以最短的時間超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提前進入人間天堂，就是那個時代中、俄兩國民粹主義者的夢想。這種民粹主義，自然是革命與暴力的民粹主義。

這就是說，市場經濟越不發達，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國家，民粹主義越可能不是春藥，而是炸藥，炸藥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亂。美國的民粹主義可能是感冒後的一個噴嚏，但對於依然處於二元結構的中國，民粹主義一旦爆發為運動，就不僅僅是洪災、非典或者雪災……

未雨綢繆：加快公平主導型改革

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群體性精神流感，雖然誘發它的因素很多，但受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會不公」，傳播它的主要機制是「社會危機」。感冒雖然不好，但感染了病毒卻不會發燒，更不好。從某種意義上說，民粹主義思潮是一種社會意識方面的預警信號，它表明，社會在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經接近危機水平，如果不能及時加以調整，逐步深化的危機有可能變成深淵。

前25年的中國改革基本上是「效率主導型改革」，這是因為舊體制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以至於國民的溫飽都成了問題。要前行，你總要邁一條腿，過去邁的是平等那條腿，死活不邁效率這條腿，結果是僵在那兒，像田埂邊叉腿站立、守護著「社會主義苗」的稻草人，不吃東西，只喝北風。

改革從提高效率開始，用鄧小平的話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當然沒有錯，社會財富像被打開閘門的泉水一樣涌流出來。從1978年到2005年，中國的GDP總量增長了10.9倍，人均GDP增長了10.1倍。200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為26，792億美元，超過英國居世界第四位。

但是，一個正常發展的社會，不僅是一個高效的豐裕社會，也應該是一個和諧的公正社會。無論我們對公正下什麼樣的定義，某種意義上的平等必定是任何正義或公正定義中必須包含的核心內容。暫且不說「什麼是公正」，但至少可以說「什麼是不公正」：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肯定是不公正。

無庸諱言，效率主導型的市場化改革，既沒有保障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也沒有保障公民權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吞國有資產的行為，引起社會輿論的極大反感，有人把這種狀況稱作「權貴資本主義」，雖然有點憤世嫉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繪出情況的嚴重性。正是這種情況，成為培育中國當前各種民粹主義的肥沃土壤。

雖然中共十六大以來，決策層高度重視對弱勢群體的救助，甚至免除了自古以來天經地義的農業稅，但是，離深度解決這個問題還有距離。這是因為：

第一，權力支配下運行的市場仍然每天再生產出腐敗和不公平。市場像只胃，你吃進去什麼，它就消化什麼。產權交易是市場行為，但一種性質的產權轉變為另一種性質的產權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市場行為了，更可能是市場行為之外的分配行為。被稱為「國有資產」的東西，理論上說，國家的每個公民都享有對它的平等支配權，但事實上，對它的支配權卻掌握在主管政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手裡，他有權決定以怎樣的價格轉讓給什麼人。在這種情況下，它既可能以最合理的價格轉讓給最會利用資產的人，也可能以象徵性的價格轉讓給那個使主管官員受益最多的人，這就是所謂的「黑箱分配」。

第二，我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公民要對國有產權享有平等的支配權，首先要對政府權力享有平等的支配權，因為公民是通過政府去支配國有資產的。

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必須加快「公平主導型改革」。所謂「公平主導型改革」，有兩個方面的含義：首先，要對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進行公正分配；其次，權利平等優先於利益平等。

這不是指對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性矯正，而是指對權利分配不平等的體制性矯正。權利公平分配是一個社會的首要正義，有了它，可能沒有利益平等，但至少有一半的機會平等；沒有它，則肯定沒有利益平等，也沒有機會平等。

權利平等是一項正義原則，也是一項政治體制安排原則。這個原則在制度上的最根本體現就是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所指出的：「必須在實際上確保每一個成年公民都擁有投票權。」這實際上說的就是所謂「民主」。民主最簡單的定義就是確保每個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權。那麼，如何「確保」？當然是通過以權力制約為核心的憲政制度來確保。從理論上講，權利平等與憲政民主互為條件；從操作上講，有了憲政民主的體制安排才會有真正的權利平等。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沒有民主就沒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導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不僅能夠在制度上促進社會公正，減少社會患民粹主義流感的可能性，即使患了，也頂多發幾天高燒，打幾個噴嚏，而不至於演變為革命與暴力。

（作者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部高級研究員）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4/02/content_21283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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