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婉：為蘇州的文化山水添彩

　　□高琪　　通過一部長篇小說做一個文化之夢　　蘇周刊：祝賀您的長篇小說《鶴》出版，這是您的第二部長篇吧？您的第一部長篇《錦城》當時獲得了蘇州市首屆葉聖陶文學獎。這兩部小說都有非常濃郁的蘇州傳統文化的味道，《錦城》里的絲綢店，《鶴》裡面的藥店，還有對風俗的細膩的描述，讓人不知不覺對蘇州歷史文化了解了很多，您好像是在借小說寫文化，寫小說的初衷是這樣嗎？　　范婉：蘇州確實是一座值得熱愛的千年古城，尤其是它的環城山水和眾多的人文遺存。耦園裡有一副楹聯：「卧石聽濤滿衫松色，開門看雨一片蕉聲」，反覆回味，真是美的享受。長久以來，我沉醉於吳儂軟語的夢裡水鄉。現在，「夢」這個字使用的頻率很高，我也偶爾做做夢，即通過一部長篇小說來做一個文化之夢。當然，要寫關於蘇州的小說，不能光靠技巧，須得真有了新的靈感，新的思想，新的角度，關鍵是要有認識上的新意或突破。從結構上講，應當將一些與蘇州有關的人物推到前景，用人物來體現「文化的歷史，文化的更替，文化的漸進」。由此，我想到了文徵明、唐寅，還有沈周、周天球、文震亨，但文徵明是核心，幾乎是吳文化的化身。白居易曾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我覺得，通過研究文徵明，可以寫出小說中主要文化人物的心態。這作品才有現實意義。　　小說創作中我用了不小的篇幅來進行風俗的描寫，其本意就是為了體現蘇州城市生活中閃耀的韻致，它是灰白記憶中跳躍的精神，也是生命意志由高昂到平淡的一路行走。在古老的蘇州，一部小說不過是幾個生活片段、幾段時空、幾個人物，這些散落的人生，有簡單的粗枝大葉也有繁複的濃墨重彩，隨著時間落幕終止。而抓住這韻味，就如西西弗斯神話一樣，需要作家反覆輪迴，燃起希望，收穫失望。　　對蘇州，我的內心深處總是葆有一種不變的熱愛。在我的筆下，詩意與現實既互相排斥，又不可或缺地同時存在。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急速推進和現代文明的迅疾發展，詩意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有時是脆弱無力的，古老的文化成為一塊塊讓人扼腕嘆息的片段。我的寫作就是把這些片段拾起來，重新描繪成一幅像《姑蘇繁華圖》那樣的長卷。　　蘇周刊：《鶴》裡面有一個藏書樓的故事，拜宋樓在「文革」中毀於大火，書中有幾代人為了保護藏書、保護文化付出了努力，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過雲樓，這個故事是否脫胎於過雲樓？　　范婉：眾多的蘇州園林，就是眾多的歷史符號，它們產生於不同的年代，有著不同的特徵。建於清代的怡園就是一座集大成的蘇州園林，怡園與過雲樓是不可分割的，用打通的眼光來看，一部《過雲樓日記》委實有著厚重的歷史含量與文化內涵。吳昌碩、顏文樑、王季遷是從過雲樓出來的，參與怡園建造的有畫家任阜長、顧若波，怡園有琴會、書畫雅集，還涉及到同一時期許多的歷史名人，俞樾、吳大澂、吳雲、沈秉成，風雲際會。近年來，過雲樓因為元代王蒙的《稚川移居圖》、宋刻本《錦繡萬花谷》在拍賣會上的驕人成績，引起世人的矚目。除了過雲樓，我去過寧波的天一閣、常熟的鐵琴銅劍樓、南潯的嘉業堂，時間久了，自然而然在《鶴》中衍化出了一座「個園」、一座「拜宋樓」。吳文化是千絲萬縷的，對它的了解，也極富彈性——「涉淺水者得魚蝦，涉深水者得蛟龍。」特別寫藏書樓、園林這條線索，並不是點到為止，要用它，寫出南北文化的交合融匯，才有意思。　　吳文化中那些花前月下的旖旎，多愁善感的哀嘆，陰雨連綿的惆悵能夠綿延至今，並且依然具有感動人心的力量，就在於它們背後翻飛著的自由精神。《鶴》貌似傳統，實則經過了現代意義的提煉，傳統會產生變化，不再是衰亡的舊事物，是勃發的新生命。　　蘇周刊：書中還有很多蘇州歷史文化的掌故，比如寫到了蘇州城裡的富潘、貴潘，寫到了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還寫到了保聖寺、澄湖，南塘是不是暗指甪直？或者，它是集中了您心中的蘇州古鎮？　　范婉：弗羅斯特曾說：「人的個性的一半是地域性」，這就是說，地域性對人性的形成和塑造幾乎有一種源頭般的力量。文學的地域性是文學與生俱來的內在品質，它使得文學有了更為鮮活的品相，同時也成就了文學的廣度和深度。從小聽多了歷史掌故、民間神話、戲曲故事，大大豐富了我的想像力與知識面。老舍先生說，寫一件事需要一千件事作底子。　　蘇州在千百年的文化淘洗中，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地標。吳文化中處處滲透著水的精神：靈動、柔軟而又堅韌，水有著多重的文化比附和審美感應。蘇州在我的筆下洋溢著濃濃的詩意，又散發著淡淡的哀愁，但無論是陰鬱的審美氣質還是唯美的生活姿態，歸根到底，都在表現一種風雅，張岱《陶庵夢憶》中的名篇《湖心亭看雪》是最能體現這種江南人的風雅的。　　南塘鎮的小說世界，蘊藉著古城「水文化」的底蘊，是一個古典抒情的文學故鄉。地理和歷史意義上的古鎮已被暗中消解，我們所看到的南塘，是躲避在歲月深處的空間意象，不為時間的流轉而轉換，講述著一個又一個美麗的傳奇。　　我對蘇州所採取的視角是審美的「懷舊」　　蘇周刊：用「鶴」做標題，好像有明顯的象徵意味？文中數次寫到了鶴，書房叫做瘞鶴堂，為什麼這麼寫？　　范婉：在我的創作中，有時把蘇州作為母體，有時又當成客體。現在談蘇州往往直指一些標誌性內容，其實這包含著某種誤解，至少是將蘇州簡單化了，只觸及它的表象。真正的蘇州，不只是園林、評彈、崑曲，蘇州的小巷，蘇州的河，蘇州的橋，毛細血管一樣豐富，更別說歷史與文化了。　　從「鶴」「瘞鶴」這些字眼上可以看出我對蘇州所採取的視角是審美的「懷舊」。小說原名《書香》，後來出於對傳統文化、學校教育、學生閱讀等一系列問題的思考，才命名《鶴》。「鶴」是典型的傳統文化意象，它在空中的孤獨飛翔所象徵的意義，意味深長。《鶴》開頭有一句話，「在黑暗和沉寂的漣漪上安寢著群星」，揭示了整部小說的主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說，「文學應該從人類的暗部去發現光明的一面……最後應該給人一種光明，讓人更信賴人。」怎麼解讀，費思量。　　在《鶴》的創作中，我一改過去以飄逸的款款敘事達到比較「輕盈」的文本訴求，主動探觸現實生活與生命中無法避免的「沉重」　　主題。每個人都有其短處，不要害怕或掩蓋自己的短處，因為從短處出發，往往會走出長處來。有時我在構思時覺得將要面對一部很大的作品，卻越寫越小；有時覺得面對的只是一部很小的作品，反而越寫越大。人生未嘗不是如此。　　蘇周刊：比較起來，《錦城》更像一幅風俗畫，更接近散文；《鶴》的小說味則濃厚了一些，人物形象更加立體了，更接地氣了，不知道我的感覺對不對？在創作中，您是否受到了前輩作家和經典作品的影響？　　范婉：我從沒離開過蘇州，即使讀大學，每年去全國各地、世界各國旅行，但這些都是短暫的。《鶴》整部小說以回憶的方式結構，貫穿全篇的主題也是一個長大成人的敘述者，以自己童年的眼光，對她生命中的一段時光充滿情感（當然也講述了故事）的回憶。　　作為一個蘇州人，應當學會從外部看蘇州。我喜歡毛姆、雨果，另外，杜拉斯、密斯特拉爾、里爾克、川端康成，包括多年前看的羅曼·羅蘭，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都是我欣賞的。還有安徒生、卡爾維諾的童話，那種故事方式，那種慢，平凡而優雅，非常適合蘇州。接觸最早的是普希金，在中學放寒假掛滿冰凌的窗前讀書，幾十年後去到俄羅斯的皇村，翻開《暴風雪》，完全符合當年我想像中的那種俄羅斯農莊，耀眼的白雪，寒風中搖晃的白樺，直至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在蘇州，我受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一下子很難說清楚。而古代東方印象，楚辭、唐詩、宋詞、元曲，話本小說，從蘇州的「四老」身上，能想到整整一代作家。　　我做起了尋寶人，竭力從吳文化中尋找那些財富，著意地，或不經意地把它們潛藏在小說中，讓它們與蘇州的當下現實產生關聯。從創作技巧來說，我的這兩部長篇小說很難看出作為小說的經營，尤其是《錦城》。但光明與黑暗，夢境與現實都在我的小說世界並行不悖，且井然有序。海德格爾主張詩意地理解世界，我就這樣在蘇州，汲取了這片土地深長的香氣和真正的營養，以語言藝術呈現出我的詩意追求。　　蘇周刊：您小說中的人物，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而《鶴》的一個主要人物，「我」的母親許寶珠，卻是充滿矛盾的、相當有個性的，我覺得這是您傾注了比較多的熱情去寫的一個人物，《鶴》中還有一個人物殷金龍讓人印象深刻，他是個不擇手段的壞人，對待愛情卻相當執著，也比較有文化，為什麼這麼寫？　　范婉：我喜歡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中的王語嫣，她美麗溫柔，聰明絕頂，博覽天下武學書籍且熟記於心，但她對於武功，從來只讀不練。試想，她如果生活在現代社會，一定是個不折不扣的「白富美」，這也是處女座的明顯特徵。《錦城》《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身上或多或少有她的影子，包括《錦城》的女主人公馮冰梅，但是《鶴》的女主人公再以這樣的慣性來寫的話，小說就顯得太均衡，甚至有些平庸了。它的內部缺乏一種「破壞」的力量，我太想達到完美的狀態了，於是塑造了許寶珠這樣一個不完美的人物，一個任性而勇敢的女子。　　《聖經》是悲憫的經典，但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場面。佛教是大悲憫之教，但裡面也有地獄和酷刑。《紅樓夢》素負盛名，有見地的批評家說它是一部悲憫之書。這是中國式的悲憫。站在高一點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壞人，都是可憐之人。小悲憫只同情好人，大悲憫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壞人。如果一部小說只有所謂的正確思想，只有所謂的真善與高尚，或者只有簡單的善惡對立，那這部小說的價值就值得懷疑。　　一部好的長篇小說，主要人物應該能夠進入文學人物的畫廊，即便是次要人物，也應該是有血有肉的活人。《鶴》的原型，經過消化與拼貼，已沒有真正的對號入座的反饋了，可以各取所需，引發各層面的共鳴，我希望蘇州人都喜歡這部小說，小說創作就是為了讓人喜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如同繪畫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美。我的星座也是處女座。　　長篇小說是一種胸中的大氣象　　一種藝術的大營造　　蘇周刊：我們知道您過去主要寫散文，出版過好幾部散文集，得過冰心散文獎，您的散文也有濃厚的文化味，怎麼轉而寫起了小說，而且一寫就是長篇？　　范婉：散文這種文體看似容易，其實要寫好很難。從2003年開始寫作，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寫散文，幾乎從沒間斷過，哪怕是在長篇小說創作的間歇。2010年我的散文集《跟著美術大師漫步》獲得了冰心散文獎。從那以後，一發不可收，又斷斷續續寫了些關於蘇州的散文，內容包括明式傢具、古琴、評彈、崑曲、盆景、玉雕等，《無事此靜坐·流水》在《中國作家》雜誌發表的當年，獲得了郭沫若散文獎；緊接著《珠落玉盤·端午》又獲了獎，我的創作根本停不下來，且越寫越長，至此覺得唯有長篇小說這種文體才能承載豐富深厚的吳文化，才能展現吳文化大河般的波瀾壯闊之美，這絕不是一篇散文所能涵蓋與企及的。長篇小說是一種胸中的大氣象，一種藝術的大營造。蘇州是出能工巧匠的地方，他們能在假山上蓋亭子，能理水疊山。經驗豐富了，就不僅僅滿足於營造精緻的江南園林，而想營造紫禁城那樣的宏大工程了。事實確是如此，蒯祥便是這樣一個出色的蘇州香山工匠。　　一個作家，並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長的道路，儘管許多作家都是走的這樣的道路。我認為一個作家能否寫出並且寫好長篇小說，關鍵是要具有「長篇胸懷」。大苦悶、大抱負、大精神、大感悟——這些都是長篇胸懷的內涵。也許會有人說，當今這個時代，太長的小說誰要看？其實，要看的人，再長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長，不是影響那些優秀讀者的根本原因。當然，好是長的前提，長不是注水，是真才實學，是仙鶴之腿，不得不長。　　《錦城》的結構是平鋪直敘的，裡面的事件、情節淡化，在批評家那兒這被歸為「散文化小說」。這個術語源於西方評論意識流的Poetic　Novel。我向來以為小說和散文不應有文體形式的約束，就像沈從文、廢名的創作越到晚期，其小說和散文的界限越發模糊。　　我的創作核心，其實也是「講故事」，用不同的方法來講，管他是小說還是散文呢。自莫言得諾獎後，「魔幻現實主義」一下子火熱起來，我放筆為文，雖有壓力，但覺得不必刻意地去張揚某種主張，而應回到「語言」本身，這樣，文體就已經成為次要的問題，無非是語言的外衣而已。　　蘇周刊：從《錦城》和《鶴》的內容看，它們是一脈相承的，您有沒有下一部小說的計劃，準備寫什麼？　　范婉：我計劃寫關於蘇州的城市三部曲，第一部是描寫絲綢文化的《錦城》，第二部是描寫藏書樓文化的《鶴》，第三部可能要兩三年以後再創作了，目前還沒想到寫什麼，但有一點是肯定，內容必定是有關蘇州文化的。　　我對蘇州的這種家園情結，與傳統中的歸園田居截然不同。歸園田居在古人是逃逸現實，寄情山水。我是基於自覺而執拗的參與意識，心中懷了故鄉的優越和尊嚴，一定要加上自己的一份努力才行的自信，我的創作自始自終執拗而深刻地介入這裡的生活。我想，我是這樣一個作家：一直不停地為故鄉的文化山水染彩的人，一個不自量力的人，同時又是一個一刻也離不開故鄉支持的人。　　蘇周刊：我們知道您是從事金融工作的，卻一直在寫關於文化的散文和小說。眾所周知，金融對我們當下的生活有著巨大的影響，您今後會不會寫金融題材的小說？　　范婉：這讓我想到了「猛虎與薔薇」，當然，比喻大都是拙劣的。就我個人而言，白天的銀行工作是理性、敏銳、快捷的，晚上的文學創作相對感性、柔軟、緩慢些，它們都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關於金融題材的小說，其實我已經在寫，可能因為身在其中，距離太近，我對它們特別審慎，還沒有貿然拿出來。講到金融小說，是繞不開梁鳳儀的，《昨夜長風》《世紀末的童話》《醉紅塵》《金融大風暴》，她的長篇小說，故事似乎太過圓滿，終究缺乏回味。多少年過去，到了當下，網路小說風靡，還是少有好的金融小說。金融危機、併購浪潮、新三板的上市，乃至今年7月的股災，留下一個又一個玄機，我們可以一一道來。困惑在於，為什麼沒有這樣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小說產生？還在於，交臂而過的瞬間里，我能做什麼？只能做有限的事，但這有限的事中蘊藏了無限的意味。也許，短篇小說可以仰仗奇情將它的微妙表達出來。　　《天方夜譚》中的謝赫拉查達，為保住性命，每天晚上講一個故事，也就是一個短篇小說。這樣看來，短篇小說講故事還是有餘裕的，完全有機會製造懸念，讓人物入套，再解套脫身。我試著寫了三篇金融題材的短篇小說，但遠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倘若拿出手，必定會減損它的活力，這就背離我創作的初衷了。因為，我對好的金融短篇小說又加了兩個定義：專業、優雅。短篇小說有些像鑽石，切割面越多，收進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純度，二是要看匠人的手藝。請原諒，這樣的小說我還在打磨中。　　人物簡介　　范婉，蘇州人，銀行職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近年來，先後出版散文集《紅櫻桃　綠芭蕉》、《二十四節氣的戀人》、《跟著美術大師漫步》、長篇小說《錦城》。2010年8月獲全國第四屆冰心散文獎，同年9月獲《中國作家》郭沫若散文獎。2013年長篇小說《錦城》獲首屆葉聖陶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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