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張岱年先生的學術方向

06-24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和國學大師張岱年先生，於2004年4月24日溘然長逝。哲人其萎，精神永存！

　　張先生有近80年的學術經歷，在讀中學時就曾發表《評韓》和《關於列子》的文章。他曾回憶說：「吾昔少時，有如漢代揚雄所稱『默而好深湛之思』，擬窮究天人之故，思考哲學問題，常至廢寢忘食。」在北平師範大學就讀期間，他發表《關於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得到馮友蘭、羅根澤等先生的高度評價。也是在此期間，他受兄長張申府先生的引導，閱讀新唯物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英國新實在論等現代哲學的著作，經「以新唯物論與現代他派哲學對較」，始確信「新唯物論之為現代最可信取之哲學」。1933年至1937年，他在北師大畢業後任教於清華大學哲學系，此期間是張先生的第一個學術高峰時期。

　　張先生的哲學思想是與社會生活，與他對民族復興、文化再生的思考和期冀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在他早年所作《哲學的前途》一文中，他說：「思想是由生活決定的，且對於生活具有很大的作用。哲學是思想的綜合，因而在文化中佔了領導的地位。」「將來的社會，定是社會主義的」，新唯物論代表了「社會主義的哲學」，而「科學與社會主義本是不可分的」，因此，「將來的哲學便是新唯物論與科學的哲學的結合」。

　　在《論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一文中，張先生更指出：「如沒有哲學，沒有統一的思想系統，縱即學會了人家的科學工藝，恐也未足以建立一個獨立的文化……」「尤其在中國現在，國家與文化都在存亡絕續之交……如企圖民族復興，文化再生，更必須國人對於世界對於人生都有明切的認識，共同統會於一個大理想之下，勇猛奮鬥，精進不息。在此時是需要一個偉大的有力的哲學作一切行動事業之最高指針的。」將哲學的發展創新與民族復興、文化再生聯繫在一起，張先生認為，中國現在所需要的哲學，首先「必須是綜合的」，「對於中國過去哲學須能抉取其精粹而發展之、光大之，辨識其病痛而革正之、克服之，同時對於西洋哲學，亦要批判之、吸收之」；其次，它必須是「一種有力量的哲學，能給中華民族以勇氣的哲學」；複次，「真正的綜合必是一個新的創造」；更次，它「必與科學相應不違」。為滿足這四個條件，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在內容上必須是唯物的、理想的、對理（辯證）的和批評（解析）的。

　　1936年，張先生在《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一文中提出了「新哲學之綱領」，即：「今後哲學之一個新路，當是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一。」這裡所說的「唯物」，既是指馬克思主義的新唯物論，又是指繼承中國固有的唯物論傳統，特別是宋以後哲學中橫渠（張載）、船山（王夫之）一系的「氣論」或「唯氣論」。張先生指出：「一種哲學必與其民族的本性相合，乃能深入人心；必能矯正其民族的病態，乃有積極的作用。」唯物與理想的綜合是符合中國傳統哲學之「基本傾向」的，而唯物、理想與解析的綜合則是要吸收西方分析哲學的方法，使新唯物論的理論形態更加「精確」。張先生說，這個新的綜合的哲學，既是馬克思主義新唯物論之「更進的引申」，又是中國傳統唯物論之「再度的發展」，「在性質上則是唯物論、理想主義、解析哲學之一種綜合」。

　　在提出「新哲學之綱領」的同時，張先生完成了他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的代表作，即五十多萬字的《中國哲學大綱》。此書是選出中國哲人所討論的主要哲學問題而敘述其源流發展，可以看作是一本「中國哲學問題史」。此書所最注重的方法有四點，即「審其基本傾向」、「析其辭命意謂」、「察其條理系統」、「辨其發展源流」。它是張先生將唯物辯證法與邏輯解析法相結合而研究中國哲學史的重要成果。它要把中國傳統哲學固有的基本傾向、範疇意涵、條理系統和發展源流彰顯出來，而其中特別表彰了中國哲學的唯物論與辯證法相結合、自然論與理想論相結合的優秀傳統。此書與張先生提出的「新哲學之綱領」，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史與論同出、古與今並見的傑作，是把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照著講」與「接著講」相互結合起來的典範。

　　1935年，中國思想文化界有關於中國文化建設的大討論。張先生在此討論中發表了《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關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西化與創造》等文章。他運用辯證法，揭示「文化之實相」，「既有見於文化之整，亦有見於文化之分；既有見於文化之變，亦有見於文化之常；既有見於文化之異，亦有見於文化之同」。他針對當時的全盤西化論和東方文化優越論兩種偏頗，指出：「在現在中國，全盤接受西洋文化與謀舊文化之復活，同樣都是死路一條。」文化發展的正確道路是在抉擇東西文化之優長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綜合」，亦即「拔奪（揚棄）東西兩方舊文化而創成新的文化」。

　　抗戰爆發後，張先生因與學校失去聯繫，未及南下，他與留滯北平的一些學友蟄居讀書，不與敵偽妥協。自1937年至抗戰結束，是張先生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對「新哲學之綱領」進行充實、論證而撰寫其哲學專著《天人新論》的時期。此書初具規模，但沒有最後完成。抗戰結束後，張先生返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由於教學任務的繁重和時局的動蕩、生活的艱苦，《天人新論》中輟寫作，以總綱性的《天人簡論》為終篇，同以前所撰《哲學思維論》、《知實論》、《事理論》、《品德論》合稱為「天人五論」。沒有把《天人新論》最後完成，這成為張先生終生的一個遺憾。

　　張先生在30年代曾批評對新唯物論哲學的兩種錯誤態度，一種是「盲誹」，另一種是「墨守」。所謂「墨守」，就是「凡宗師所已言，概不容批評；宗師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創說」。這種「墨守」的態度，在50年代（及以後）的哲學理論研究中成為學術風氣和政治禁錮。加之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張先生調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由於教學分工和當時學術研究的環境所限，張先生開始專門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而把未完成的舊稿收入箱笥之中，對哲學理論「存而不論」了。

　　張先生在50年代留下一些論著，對《中國哲學大綱》的成果有所闡述和發展。但不幸的是，在1957年他因言罹禍，由此沉寂20年，這成為他一生最大的一個遺憾。直至1978年，張先生才復出，以耄耋之年而進入他的第二個學術高峰時期。

　　張先生晚年老當益壯，成果卓著。他抱病授課，精心指導，培養了十多名哲學碩士和博士，而受其教益、獎掖的後學當以百千數。他辛勤筆耕，孜孜不倦，發表了大量研究中國哲學史、哲學理論和中國文化的學術論文和專著。1989年至1994年，清華大學陸續出版《張岱年文集》六卷本，其中後兩卷一百多萬字為張先生在1978年至1989年的主要論著；199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張岱年全集》八卷本，後兩卷主要是他1989年以後的論著。直到張先生逝世，還有張先生未及看到的《文化與價值》一書出版。張先生可謂生命不息，著述不止。

　　在1997年張先生「米壽」（八十八歲壽辰）之時，就有學者評論說：「這樣高年的學者還寫出這麼許多文章，據我所知，在當今的中國學術界，是絕無僅有的。」這種現象可用「窮且益堅」來解釋，即張先生髮奮努力，以彌補曾經沉寂20年的缺憾；而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張先生努力實踐其早年提出的「充生以達理，勝乖以達和」的人生之道（即擴充內在的生命力，克服生命與生活的乖違，以達到合理、和諧的道德境界），他已把《易傳》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深深地化入他的偉大人格之中。

　　張先生在晚年寫有《客觀世界與人生理想——平生思想述要》一文，他說：「在哲學上，我仍堅持30至40年代的一些觀點而略有補充。我信持唯物論，推崇辯證法，而認為應該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與中國古典哲學中的唯物論優良傳統結合起來。」在此文中，他將其哲學基本觀點概括為十大命題：（1）物我同實；（2）物統事理；（3）一本多級；（4）物體心用；（5）思成於積；（6）真知三表；（7）充生達理；（8）本至有辨；（9）群己一體；（10）兼和為上。

　　張先生在晚年更明確地提出文化發展的「綜合創新」論。他指出：故步自封，因循守舊，以大國自居，以高明自居，走復歸中國古代文化的老路，是危險的、沒有前途的；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全盤否定民族傳統，喪失自己民族的獨立性，也同樣是危險的、沒有前途的。他不同意以中學、西學分文化之「體」「用」，而主張發揚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以「今中」為體，兼綜東西文化之優長，創造出超越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中國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張先生常引古語「國有與立」，說明中華民族之所以經五千餘年歷史而延續不絕，必定有其文化的優秀傳統和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基本精神。他指出，這個精神就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就是中華民族不斷進取、不甘落後、不向惡勢力屈服的拼搏奮鬥精神，「厚德載物」就是中華民族崇尚道德、愛好和平、容納眾物的博大寬容精神。「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可以稱為「中華精神」。

　　張先生也曾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沒有產生實證科學和民主政體，這說明中國傳統文化也有其缺陷，這也是中華民族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欺辱的原因。但中華民族終於衰而不亡、衰而復起，這又是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和其基本精神起了作用。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復興之路就是兼綜東西文化之優長，創造中國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在2002年中華孔子學會召開的春節團拜會上，被會中同仁尊稱為「張岱老」的老會長充滿深情地說：19世紀是中華民族遭受屈辱的世紀，20世紀是中華民族奮起抗爭而站起來的世紀，21世紀將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世紀！

　　張先生一生治學，貫徹一個「誠」字。在30年代，他提出「哲學家須有尋求客觀真理之誠心」。在40年代，他把「求真之誠」作為哲學修養之基礎；在《事理論》的「自序」中，他說「此篇所談，則與橫渠、船山之旨為最近，於西方則兼取唯物論與解析哲學之說，非敢立異於時賢，不欲自違其所信耳」。他在晚年，自號「渠山拙叟」（「渠」即橫渠，「山」乃船山），並以「直道而行」示其一生立身之則，又說「『修辭立其誠』是我的治學宗旨」。

　　張先生認為，哲學之「可信的」即是「可愛的」。「可信的」哲學之所以「可愛」，是因為張先生愛中華民族，愛張橫渠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境界；他相信，只有「可信的」哲學才能引導中華民族走向復興，才有望實現人類的和平相處與天人和諧。

　　把真與善，哲學之「可信」與「可愛」，「修辭立其誠」與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實現全人類的和平相處和天人和諧，有機地統一起來。我想，這就是張岱年先生身雖歿而精神永存的學術方向。

　　來源：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