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康熙大帝

文｜理釗 在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統治中，康熙皇帝雖然不是開國君主，但歷代史家卻都給予了他極高的評價。《清史稿》云：「聖祖仁孝天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徐中約先生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稱「作為一個君主，康熙接近了理想的典範，他聰穎明慧、領悟力強、寬厚待人、勤勉刻苦、謹慎正直、勤於政務。……在他的統治下，風雨飄搖的滿州統治變得穩固昌盛。」 當我們站在帝王得權力、用權力、保權力的角度上來看，在中國的歷史上，康熙確是一位優秀的皇帝。自軍事上講，他平三藩、收台灣、拒沙俄，平定內亂，開疆拓土，不僅使滿清初定的亂局得以平穩下來，還使大清的版圖得以擴大，展示了其軍事才能；在內政方面，他親政後立即廢止了八旗圈地制度，後來則又相繼推出了延長墾荒免稅的時間、蠲免錢糧、地丁合一、廢除匠籍制度，以及修治漕運等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諸多政策，以及社會管理制度，相較明末的亂世而言，給了國民一個發展經濟的穩定環境；在文化方面，他尊崇儒家文化，明確宣布將道統與治統合一，以儒家學說，尤其是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打通了儒生進入權力的通道，開始慢慢地歸附滿清統治集團。 於個人品性上講，康熙也算上是一個好皇帝。史學家、小說家高陽先生認為，康熙與唐太宗都是第一流的君主，其個人修養和道德言行也是無可挑剔的。康熙還是一個對於西洋學問有著好奇之心的人，在政務之餘，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研習西方數學和天文知識。此外，他對於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也給予了寬容，有一段時間，自己甚至還對其產生了興趣。 所以，在康熙的統治之下，中國一時出現了又一個盛世的局面，即後來史家所稱的「康雍乾盛世」，至今還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可是，如果稍稍轉變一下看歷史的視角，站在權力之外來看他的所有作為，就是會發現這位才智超群，有著雄才大略的帝王，所做的幾乎所有的功業，都是為了一個單一而又明確的目標，那就是鞏固他所掌握了的權力。他自己所認識到的使命，就是確保愛新覺羅氏家族的這一份「家業」得以穩固和長久。他執政的目標，就是「為權力而權力」。 最能體現這一思想的，是清朝所建立的「保甲」和「里甲」這一基本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皇家的行政權力通常是只延伸到縣一級的，縣以下的鄉村基本處於自治的狀態，但滿清卻通過強化「保甲」和「里甲」，使皇權的控制深入到了村社組織之中。滿清皇權利用這一機制，將整個中國大地網羅在了其權力之下。 「保甲」制度於順治初年的1644年。所謂保甲制度，就是每十戶立一牌，領袖稱為牌長。每十牌立一甲，其首曰甲長；每十甲立一保，為首者為保長。這樣，每保有一千住戶。每一住戶在大門上貼掛印信紙一張，書寫姓名丁男口數。保甲負責稽查戶籍、記錄個人行蹤，時而還作當地人口登記。保甲成員應監視鄰里中的犯罪行為，並向保甲長舉報，保甲長則向知縣具報消息。如果對犯罪或密謀不予舉報，一經發現將會實行連坐。這樣，每一個保甲成員就都會是其他成員的潛在告密者。 四年之後，也就是1684年，順治又推出了「里甲」制度。這一套制度主要是為徵收稅賦而設。「里甲」是每110戶為一里，其中十戶家有丁男最多的選為里長，餘下的100戶分成十甲，各有一長，每三年作一次稽查，以確定地丁稅稅額。里甲的作用是協助地方居民登記、估算並徵集地稅和丁稅，以及幫助編訂「黃冊」。 康熙執政後，堅持和完善了這一套制度，並於1712年作過一次調整。因為這一年，康熙將當年的丁男數立為定額，並宣布以後所增的丁男「永不加賦」，所以終止了「里甲」編訂人丁納稅人丁的制度，取而代之的，則是更為全面的保甲編戶稽查制度。對此，徐中約先生說：「清政府實行了一種將帝國控制力擴展到社會最底層的巧妙方法。」 對於這一套「保甲制度」，台灣史學家陳致平先生在他的《中華通史》中說，這一套制度並沒有堅持下來，到後來已經是有名無實。但他並未說明這一制度到何時才名存實亡。如果說，它能夠堅持實行到乾隆以後，那麼就有超過百年的時間。其實，一套對於人的約束的制度，在中國這種文化環境下，只要實行的時間超過了三十年，也就是整整一代人的時間，那就足以達到設立制度的目的，就會在社會上形成難以去除的心理積澱，馴化出「溫順、消極和勤勞的農民」來了。在這一方面，我們甚至可以在當代社會就得到證明。 康熙對於他的帝國的統治，另一個高明之處，就是他於康熙十一年，即1672年向社會推出了要整個社會遵守的《欽頒十六條上諭》：「一、敦孝弟以重人倫；二、篤宗族以昭雍睦；三、和鄉黨以息爭訟；四、重農桑以足衣食；五、尚節儉以惜財用；六、隆學校以端士習；七、黜異端以祟正學；八、講法律以儆愚頑；九、明禮儀以厚風俗；十、務本業以定民志；十一、訓子弟以禁為非；十二、息誣告以全良善；十三、戒竊逃以免株連；十四、完錢糧以省催科；十五、聯保甲以弭盜賊；十六、解仇忿以重身命。」康熙規定，這一上諭由童生，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誦習，並向百姓宣講。現在我們仔細閱讀康熙的這一「語錄」，裡面既有道德良俗，但更多的則是教諭百姓安於現狀，做好順民。其宗旨極其明確，那就是通過這一灌輸，與保甲制度相配套，確保社會的穩定，盡而確保自己的權力安然無恙。 在康熙一朝，還有一個為他的後代子孫發明光大了系統，那就是「密摺奏事」系統。他選派一些他信任的漢人包衣奴，到各地就任漕運、鹽道、織造或按察使等職，既保證錢糧輸入內務府，更確保能夠獲取機密情報。他向這些人發布密旨，而他們則用「密折」向他奏事，他在這些「密折」上用朱紅筆作批註。通過這一方式，康熙建立了一套私人的僚屬機構及一個情報網路。而這一情報網路的主要任務，一是監視士人的動向，二是暗中監督官僚，再就是密切注視各地叛亂的苗頭。 這位有為的帝王，自1662年坐上皇位，到1722年死去，統治他的帝國整整六十一年的時間。如果我們把讀史的眼光放得更為開闊一點，就會發現，在康熙執政的一個甲子時間裡，西方世界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正處於近代工業文明的前夜。在那裡，文藝復興運動已經結束，新教革命也已完成，通過1646年的克倫威爾革命和1688年的革命後，威廉三世獲得王位，英國完成了君主立憲，「自此以後，英國的立憲制度，便建築到了一個堅固的岩石之上，任風飄雨淋，不能損及它的基礎了。」英國國家的權力重心已經轉移到了下院，「英國議會的下院雖然代表的是中等社會，但從原理上來說，總是代表民意的，所以，此後英國的佃農及勞工，也就有所憑籍，來爭求他們的權力了。」（《西洋史》陳衡哲著）而在歐洲大陸，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法國大革命正在醞釀之中，自由、平等和人權等新的觀念和思想，正在迅速產生和傳播。人們對於國家權力的觀念，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已經或即將發生，並迅速擴散，那就是人們對於權力的認識，正在由「主權在王」到「主權歸民」的轉變之中，設立和存在國家權力的目的，已經開始由僅僅是維繫權力集團的利益，而轉向權力由公民所授予，權力必須為國民服務。國家之所設立的權力，必須尊重和保護國家之內每一位個人的利益和創造性，並促成個人生活的滿足。 當我們將讀史的目光再移回到康熙大帝身上，就會發現，這位每天黎明即起的帝王，卻依然在殫精竭慮、極盡所能，按照他的思路鞏固手中的權力，不但要讓這個權力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裡，還要使這個權力穩穩地在他的子子孫孫中傳續下去。至於權力之下的民眾，永不加賦、蠲免稅收、鼓勵墾荒等與民生息的政策，看上去是在為民謀利，但他的根本，還在於使民眾能夠活得不至於來造自己的反，以免使自己的皇位坐得不那麼安穩。有史料稱，康熙大帝喜歡西學，將西方傳教士請到宮裡，虛心向他們請教，目的是為了增長自己的知識而讓漢人中的儒士吃驚，用現在的話說，是為了樹立自己無所不知的帝王形象。如此，也就可以解釋，一位那樣重視西學的「千古大帝」，為什麼不把西方的那些學問，選一點納入到官學之中，讓士人也多少了解一點「外部的世界」。這一件事，以他的權威，真的辦起來其實並不難，至少不會難於讓漢人削髮蓄辮子。再說，相對於漢人來說，他們原本就是異族，給中國帶進來一點外族文化，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所以，不論是他拓版圖、平叛亂，還是減稅賦、重儒士，所有的這些政策，無不是圍繞著穩固他們家族的權力而考慮的。從本質上講，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不過是鞏固權力的副產品而已。如果以公允的眼光看，而恰恰就是康熙大帝所千思萬慮的「為權力而權力」，使得曾有過「盛世」的王朝，自1840年代以後，就始終在世界潮流面前疲於應付而顯得疲憊不堪，其根源就在於沒有順應那個時代所要求的「權力觀」的轉變。 從這個層面上講，大清的亡掉，其實是在康熙的朝代就已經種下了滅亡的種子的。而他的後繼者，不僅沒有與時俱進的反思，反而緊緊抱著「祖宗之法不可違」的信條，一路跌跌撞撞，戰死了無數的國民，割掉了大片的國土，賠去了數億兩的白銀，不僅把個祖宗掙下的家業弄得支離破碎，使一直被其視為奴才的國民民不聊生，自己也丟掉了寶愛的權力，被人趕出了紫禁城。 我這樣」認識「康熙大帝，很多人肯定會不以為然，覺得我是在硬推著關公去戰秦瓊。其實，我並非是要責怪聖明的康熙大帝，那時為什麼不搞「變革」，為什麼不去慢慢地接受「西洋文明」，只是站在文明演進的角度上來評判他的「偉業」。後人看歷史，再偉大的帝王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後人畢竟已經站在了比古人稍高一點的文明層面之上了。再說，歷史從來沒有假如，歷史也從來不接受責怪。我這樣「認識」康熙大帝，只不過想說明，我們今天來研究歷史人物，尤其是帝王這一級的人物，應當持一種文明演進的視角，應當以看他「如何得權、固權，為誰用權」為基準，而不能把自己的屁股坐到權力的椅子上，以帝王的目標來研究帝王。 當我們脫出權力來看待帝王的權力時，就會發現，「為權力而權力」的皇帝，總是把他之下的每一個人都看作是潛在的威脅，即便是他的兒孫也不例外，都看作是心中懷有預謀的奪權者。所以，他所制定的所有治國之策，也就都圍繞著這個假設而定，這隻要看一看制定於順治、完善於康熙，更用「語錄」儘力推行的「聯保甲」制度，就一目了然。相反，「為民眾而權力」的「王者」，是不懼怕民眾的力量的，他不但不會視權力之下的民眾為權力的敵人，反而還會接受來自於民眾的評議，因為他明白，如果他視民眾為自己的敵人，民眾就會依照授予他權力時的程序，再拿回他手中的權力。所以，權力於對民眾的態度，是檢驗權力性質的惟一標準。在今天，我覺得我們該以這樣的標準來研究中國皇帝的歷史。否則，現在來研究帝王，依然是在他的頭上一層層地堆加光環，欣賞他如何得權、如何保權，如何把他的權力傳給子孫，以致他的家族如何過著「以天下奉一人」的天堂一樣的生活，並把這種研究的成果，用了學術或文藝的方式，廣布天下。這樣的研究，與當年帝王之下的圍著帝王大唱頌歌的士子，又有什麼兩樣呢？ 這樣「認識」康熙大帝，也還想說明，既使是最為普通的人，也要明白，在中國的歷史上，那怕是最偉大的帝王，他執政的目的，也決不是為了你的福祉，更不是為了讓你活得舒暢，生活過得幸福而做皇帝的，充其量不過是給了你一個勉強過得下去的環境罷了，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給了你一個「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罷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並不是史書里的謊言，而是真實的那時。在讀張岱的《陶庵夢憶》，看到這個世代為官的「官四代」，以及他所交遊的「官某代」所過過的那種「精緻的奢華」的日子，我就曾想，這樣的生活，要有多少平民的供奉才能養得出來呢？而他們，不過是那個以皇帝為首的，那個龐大的官僚集團中的一員罷了。所以，那些跟著高唱「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希望著「康熙」依然在世的人，恐怕正是用了「十六條上諭」訓化了出來的標準的痴漢。 2016年11月15日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