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情的社會

紐約時報（1857-至今 檔案）：1984年9月2日；舊報紙資料庫 紐約時報（1851-2001）

經濟學家認為，隨著美國變得富裕，我們將愈發無視或合理化窮人的困境。這可能會對選舉產生深遠的影響。

時代給我們深深強加了一些信念，其中之一便是，貧困是我們社會生活所不能接受的現象。當然，貧困依然存在；根據統計學的定義，它並沒有逐漸減少。根據人口普查局，在1980年，生活在貧困中的美國人口數——即四口之家年收入少於 8414 美元的——有2930萬，或者是人口的百分之13。在1983年，有3530萬，或者是人口的百分之15，低於10178美元年收入的貧困線（貧困線的標準隨物價上漲而提高了）。我們不得不接受，在美國這樣富裕的國家，這種事是不應發生的。我們有一個雖未說明但相當廣泛的假設，認為某天貧困會不知何故地減少並消失——認為這一過程有某種政治上的必然性。人們感到，這一系統最終是良性的——對所有人都是。而窮人是一股社會和政治的力量。人們希望，尋求結束貧困的同情心，也有這麼一股力量。這些勢力將共同維持福利國家緩和與改善的作用。

可能會有這樣的憂慮，這一緩和的過程可能操之過急，給實行它的經濟體帶來了過度的負擔，過分抑制了受其庇護者的積極性，因而是自我挫敗的。但這裡的爭論只圍繞減少或消除貧困如何設計進行。貧困應該消失這一點從未受到過懷疑。在今年秋季的選舉中，沒有人會聲稱，在我們共和國中窮人會一直伴隨存在，不論他或她在其他方面如何真誠地信奉威廉?麥金利、卡爾文?柯立芝或議員傑西?赫爾姆斯的經濟學思想，都不會這麼說。

我可能要補充一下，貧困的消失長期以來也一直是我的信念。這一信念可以往回追溯四分之一個世紀還要多，直到1958年，那時候，我在一本書中討論了這一話題，書的標題多次改動，由最初「貧窮的原因」最終變為「富裕的社會」。本月，這本書的新版本預計上市，因此有人邀請我談論當時的那些希望。奈何，我現在遠非當時那麼樂觀。有人告訴我，溫斯頓?邱吉爾曾說，自己常常不得不自食其言，並發現這是種健康的飲食。我倒寧願放棄這樣的大餐。

今年，當我回顧先前對於一個富裕時代的希望（和警告）時，我並未在所有問題上同樣憂慮。作為一個例子，我曾在遙遠的過去請求對環境給予更大關注——關注空氣和水的污染、高速公路上的廣告藝術和消失中的鄉村。在這件事上，進步已超出了我當時的期望，儘管並不均衡。酸雨不僅在公正和不公正的人身上同樣會落下，在富裕者和貧窮者身上也不會有區別，並且，都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但當時我還認為，通貨膨脹會是富裕社會中的流行病，用簡單貨幣手段解決它的誘惑，某天將會無法抗拒，伴隨著痛苦的衰退後果。這在20世紀80年代倒是真實發生了。

可這確實更為有益，恐怕對人的性格更有好處，因為人總要自己解決自己的失敗吧。顯而易見，我並未預見到，在富裕的情況下，我們對那些不走運的人的困境，會作何反應。我應該已經意識到，在擁有一般的福祉之後，我們會以即使並非恰巧最令人欽佩但也是最古老的財務安全傳統進行應對；也就是說，對人們來講，一旦他們自己相當舒適，就會尋找貌似可信——或更經常是極其難以置信的理由，來免除他們關心窮人的義務。並且，如果窮人像富裕盛行時那樣，成為政治上的少數派，那麼他們對於留心、關懷和救援的呼喚將會悲傷地無人聽見。

對窮人困境的理解，應從過去幾個世紀里，走運者如何將貧困者從其思想和良心上抹去開始。人類的心智很少在什麼問題上如此足智多謀。這種行為可以在聖經中找到某種程度的支持。窮人，在其短暫而不幸的人生之後，和富人不同，有著不費力便可進入天堂的通道。那裡不存在為人所知的貧窮。如果良善而虔誠，他們只需擁有耐心便可。

更普遍地講，過去幾個世紀里，那些據說受到財富青睞的人，被認為是自身優越的智慧、勤奮、遠見、活力、道德水準或富裕祖先的自然受益者，而祖先的富裕意味著優越的遺傳特性和遺傳質量。貧窮者是其自身一直懶惰、低效或能力低下的自然受害者。或者貧乏、動蕩或隨意作為生活方式，正是他們偏愛的——他們在橋下呼呼大睡時更開心一些，因為富人窮人不是都有權力這麼做么，或者在街道柵欄上，里根總統不久前還說過有些人喜歡如此。

上個世紀——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代——在將窮人保持在公眾良心之外的設計上尤其成果豐富，其中一些理由被證明是經久不衰。亞當?斯密競爭性的、自私自利、自我激勵的系統某種意義上講是最理想的。它並不完美；它只是不完美的世界裡最好的那個。

他的思想仍能獲得共鳴。跟隨且較大意義上改善了史密斯想法的大衛?李嘉圖和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強調了普通男女投身於不受控制的生育當中，這會吞沒任何福利上的改進，將所有人降格到行屍走肉的存活狀態。馬爾薩斯確實提議，應在結婚典禮上，向那些麻木生子的大眾警告這一趨勢，並讓他們起誓克制。它並未將其自身建立為一種有效的生育控制方式。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19世紀最後幾十年在美國都極富影響力的赫伯特?斯賓塞和威廉?葛拉罕?薩姆納——以更高層次的複雜性叮囑了這一異常便利的論點：貧窮是消除不合格者的社會治療劑。如果非常精鍊地說，這一論點認為，慈善由於減緩了這一過程而應被避免，儘管有爭辯性的觀點認為，這一禁令不公正地限制了給予者的自由。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非常激烈。社會達爾文主義揮之不去的本能今日仍存在於這樣的感覺中：將禮物贈給不配領受的窮人，甚至贈給資不抵債的親屬，某種程度上講，不利於他們的性格。社會達爾文主義還和原教旨主義神學的一個分支有充分的關聯，這一神學分支認為，財產表達了上帝認可的相配。相關文獻可以從宗教散播者和道德多數派的發言人那裡獲得。

在不久之前的民主社會，站在這些將貧窮和不幸合理化的對立面上一直是必要的，因為在普選制之下，要吸引窮人和那些因經驗或觀察而擔心自己也可能淪落窮困的人的選票。只要窮人仍然人數眾多，淪落窮困的恐懼仍然緊迫，這種吸引就不會沒有效果。由於這個原因，也同樣由於富人中發音清晰的一部分人慈悲而感性的審慎，出現了現代的福利國家，它保證最低收入和提供給所有人的基本公共服務，它還帶有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結構。與之相結合的是對經濟進行整體管理的許諾，這一許諾確保經濟效益達到合理充分的水平，保證合理的充分就業，保證農產品收入和價格合理穩定，並保證對工業產品有全面而不斷增長的需求。這一政治趨勢，在英國和大衛?勞合?喬治、費邊主義者、工黨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相關；在美國和富蘭克林?D?羅斯福、新政以及仍然是凱恩斯相關，而在其他有相似影響的工業國家——廣泛地講，和社會民主派及社會左派相關。在美國，以及程度較輕地在其他地方，一個特別的催化因素是大蕭條。它給迄今為止處於更舒適位置的工人、農民和城市中產階級帶來了恐懼、不安和現實的貧困。與其完全一致的是，對羅斯福之後的一代人來說，福利國家的自由捍衛者據說仍要和赫伯特?胡佛及大蕭條——這些確保其政治成功的敵人鬥爭。若要說，這一做法如此成功，以至於在所有涉及或相關的人心中，這都是永久的革命，這恐怕也並不令人驚訝；人們假設，它將會確保其前輩的權力或近似權力，直到永遠。

實際上，考慮到不斷增加的富裕程度，這是一個在重要的方面需要自己償清債務的政治運動——正如越來越多的參與者，包括當前的作者，可能會看到的那樣。由於福利的傳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自己的經濟地位擁有舒適的滿意度。一旦受到這樣的祝福，他們就能如過去任何時候一樣，找到一個合適的有說服力的理由，將自己和良心與現在相對少很多的窮人仍然持續的貧困分離。將這些合理化的能力，過去曾如此完美地服務於冷漠、拒絕介入或對貧困其他形式的否認，現在仍然完全可用。經濟上安全的那些人，一直是最有可能在選舉中投票的人，一直是現在，尤其在美國，最能夠為高成本的現代政治運動出力的人。如此富於先天優勢的他們，面對那些代表沒有安全感的人和窮人進行革命，並將繼續代表仍存在的變小的貧困階層繼續努力的人，有著投票取消他們權力的良好位置。

新興的富裕階層——有中產收入的藍領工人、新的大大提升的專業人士階層、現代的收入相對可觀的白領官僚，那些受到保護，免於失業、年老和疾病考驗的人——將出於感激而擁有不同於老一輩富人的政治態度，這是美國自由派未闡明的假設，正如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樣。並且，推測起來，他們更加幸運的後代也會如此。自由主義者們錯了。根據歷史，極有可能是，那些領導設計現代安全和富足的人，設計了他們自己的政治衰落。

對美國的里根革命，有廣泛多樣的解釋，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以及德國和其他地方不那麼清楚的運動也是如此。個性總是反覆被提及，這已經成為現今深受電視影響的脆弱心靈特別的偏愛。在美國，人們在卡特總統外交政策上的不幸，尤其是伊朗人質危機上，做了很多文章。確實毫無疑問，卡特先生太過容易受他的經濟學家們影響了，這些經濟學家勸說他採取了剛性的貨幣政策，成功地將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大量的失業與1980年選舉日期結合了起來。像我在別處觀察到的那樣，經濟學家們有時候做事情實在很精確。但更深入持久的解釋是，在現代工業經濟中，富裕無憂的人已成為大多數——或更準確地說，成為投票的人當中的大多數。他們的政治傾向正是過去富人的政治傾向。它反映了無視或合理化富人和窮人不同的命運這一古老能力。任何反思過去經歷的人都不會感到驚訝。

於1981年就任的里根總統削減或降低了主要在窮人身上生效的社會服務。國會預算局最近報道，從1983年到1985年，年收入少於2萬美元的家庭必定有200億美元的收入損失，而那些年收入8萬美元或更多的，則會從預算和減稅中受益350億美元。在1983年，年收入少於1萬美元的家庭收入損失270美元；而年收入8萬美元或更多的則收入增長7070美元。對此的辯護——富人不工作、不投資是因為沒有錢去做，而窮人不工作是因為他們已通過政府福利獲得了太多錢——本質上並無說服力。其他方式的辯護，包括使富人收益就是間接在幫助窮人的論點，也同樣缺乏說服力。這種涓滴效應說——或稱馬和麻雀的隱喻，認為如果給馬喂足了燕麥，有些馬就會為麻雀而穿過馬路——它被提及時總是帶著輕微的嘲諷。

同樣，大多數腦子好使的美國人，在聽到提及需要「更大刺激」時，現在都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某個人、某個團體或企業在某處正尋求更多的稅後收入。他們也未必一定會同意另一個主要論據，說站在窮人立場的政府干預本質上實際是無效的。政府的無能，如果要拿來反對國防撥款、農場項目基金或資助伊利諾亞州大陸國民銀行和信託公司時，為何就不是同樣的情況呢。但是，正如我們所見，在貧困面前，對富人之富裕的辯護並不需要令人信服。只要不曾公開承認，立法是為了富人或以其他途徑富於影響力的人，便已足夠了。

我們知道，里根總統是隨著美國投票人口中，過得更舒適的那部分人的熱心支持就任的，而在一個民主國家，為自己的支持者做事是很正常的。因此，他要回報那些為他投票並慷慨提供競選所需大量資金的人，這是合理的，甚至是可預料到的。沒有什麼回報會比對高收入那一群人影響最大的減稅，以及與其匹配的，對底層支出的節省更為合適了。只不過，富裕社會的體面不允許人們把它說出來。當1981年秋季，封面故事報道說，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大衛?A?斯托克曼承認，供應方經濟學是為返還更多收入給富人時，幾乎所有人都大吃一驚。這是事實，但也是對政治禮儀的重大違背。

我可能會注意到，托馬斯?伯恩?艾德索的新書《不平等的新政》，得出並令人信服地記錄了這裡提供的結論。他用我本來會很樂意寫下的那些話總結道：「在過去十年里」——換我就會說是幾十年里——「政治進程的變化強化了富人的權力，並侵蝕了窮人、工人階級和底層中產階級的權力。這一轉變又轉而導致非常有利於富人，不利於窮人，並給大多數工人和中產階級帶來稅收負擔增加的經濟政策被採納。」

國內外窮人的政治經濟地位隨著富裕程度增加而惡化，這不是個有吸引力的結論。也許，使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這種傾向，能夠產生一些希望。在工業化國家，仍然有些人，其同情心和因此帶來的政治擔當，勝過了對其個人好運的操心。無論如何，我渴望看到這個問題得到更誠實的討論。

在美國未來的幾年裡，窮因人的政治地位可能會因參與選舉增多而得到一些改善。過去，窮人，並且明顯人數較少的窮人，沒有參與選舉。黑人，過去被剝奪了投票權，現在又沒有使用這個權力。如果窮人如富人一樣去參與大選，那麼政治效應會是明顯，甚至驚人的，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在城市中進行的國家政治里，黑人領袖正前所未有地引發其窮人和黑人選區的政治運動。芝加哥、費城、洛杉磯、底特律——這些大城市的黑人市長現已司空見慣。在傑西?傑克遜那裡，我們頭一次看到一位獲得總統提名的顯要黑人候選人。如果這一發展繼續下去，由此吸引黑人和其他少數群體投票，就會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恢復對窮人經濟地位的關注。

有更大的可能，甚至是非常大的可能，由富人進行，為富人服務的現代經濟整體管理可能失敗——它可能通過現代的不同方式，重複柯立芝和胡佛政府的災難。這種管理包含著一個基本矛盾，一方面是對自由企業、對貨幣繁榮的假象以及對為富人量身打造的稅收政策的保守承諾，而另一方面則是嚴苛的事實，在當代經濟中，通貨膨脹、經濟蕭條和不景氣現象只能通過國家進行廣泛社會化地介入來避免或減少。

具體來說，因為失業、設備產能閑置，以及衰退與蕭條中其他痛苦的顯示，我們會實施收入政策，因而避免通貨膨脹，這便是貨幣政策的運作方式。或者，調節需求（和限制財政赤字）可以通過稅收來進行，抑制工資-價格螺旋可通過政府的直接干預和協調進行，這是收入政策更良性的形式。無論保守派會如何遺憾或否認，這些都是唯一的選擇。經濟政策，一直都是在令人不快和損失慘重之間進行選擇。

在過去這些年裡，富裕的管理層作出的選擇，是貨幣主義和經濟衰退。對他們來說，其他的路線在意識形態上是難以忍受的。同樣，通過高利率操作的貨幣主義遠不會不利於有錢可貸出者的福利。立場如此的那些人，通常比不掌控這些資源的人，或不願貸出、被迫貸出的人更為富裕。經濟學的一個錯誤信號，是假設貨幣政策在社會意義上中立。

隨後，經濟失敗和衰退會再次將足夠的人置於危險之中，因此由富裕產生的經濟滿足會受到威脅，政治態度和投票模式會發生改變，正如它們在大蕭條時期那樣。但所有這些，恐怕已經超過了未來學家猜測的範圍，也就是需要告誡所有遇到經濟和政治預測的人都適當提防的那些事情。毫無疑問的是，富裕令我們用於開明同情的資源不堪重負。我們最好認識到事情是這樣的。

我並沒有預言說隨著富裕程度的提高，保守的政府會始終掌權。我正在一個大選年的夏天撰寫這篇文章，而這樣的預測包含了一個我沉思之後決定放棄的風險。還有很多其它事物決定著大選，包括剛剛提到過的選民參選率、利益分歧和女性選票、對海外冒險的普遍懷疑和對核戰爭更迫切的恐懼。我著重指出，富裕的一個影響是政治上持續的保守主義傾向，並且，那些認為過去這些年的挺富運動只是對某些社會關注規範的暫時背離，因而不予考慮的人，他們是大錯特錯。

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是哈佛大學保羅·M·沃伯格經濟學榮譽教授。這篇文章改編自他為自己1958年著作《富裕的社會》第四版而寫的前言，該書將在本月由霍頓·米夫琳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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