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政策轉變陷入困境

06-24

中國人口政策轉變陷入困境

　　劉忠良

據8月10日《南方都市報》報道：廣東去年3月向國家申請「單獨子女」生二胎試點，至今尚未正式收到批複。省計生委一名工作人員昨日表示獲批的幾率不是很高。8月7日，廣州市人口計生委表示，由於廣東省的試點申請尚無結果，原計劃成為廣東省試點城市的廣州也無法進行試點。

廣東之所以提出這樣的政策調整，因為廣東在面臨嚴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問題，必然導致未來的重老齡化和經濟社會發展危機，廣東提出這樣的申請是為廣東的長遠未來著想。但對計生委來說，面對這樣的形勢，如果計劃生育放開口子，放開二胎，再接著放開生育，那整個計劃生育部門就要失業了。如果不放開，面對人口普查數據反映的嚴峻低生育率形勢，面對正在進行的民工荒、年輕人口減少和老齡化的加速發展，計生委就會成為千夫所指和歷史責問的對象。

其實，計生委沒有必要這樣堅持過去，面向未來，鼓勵生育也有計生委的飯碗嘛！要養活計劃生育這個部門的人，中國要麼計劃生育，要麼鼓勵生育讓他們「轉行」。如果鼓勵生育，性別比失衡問題就會立即開始緩解，由超低生育率導致的未來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危機也有一定的緩解，這樣計劃生育部門既保住了飯碗又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未來幹了好事實事，利國利民也利己，是「三贏」的好選擇。但是，計劃生育部門已經宣傳了幾十年的人口多的不好和少生孩子的好處，讓他們突然轉而宣傳多生孩子的好，這不是讓他們自己否定自己嘛？

再者說來，由於幾十年來全方位的計劃生育宣傳教育，從小學生到國家領導人都已經認為人口少好、少生孩子好，要轉變思想也很艱巨。如果漸變，計劃生育部門必然有一段時間失業，所以對計劃生育部門來說不能選擇漸變，最好是突變，直接由計劃生育過渡到鼓勵生育，中間盡量不要有間隔。這對計劃生育部門來說做起來有困難，或者說在他們看來根本做不到，或懶得費力去改變，所以只有盡量堅持不變，這樣計劃生育就走上了不歸路。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由於中華生育文化極不耐現代經濟社會模式和思潮的衝擊，加之中國對民生的投入低下和高物價高房價等因素，中國必然走向超低生育率水平，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必然要結束，計劃生育這個部門遲早要退出歷史舞台。但「請神容易送神難」，哪個部門願意被取消？當然這個「神」不願意走，通過把持人口輿論、繼續宣傳人口多的「危害」和計劃生育的「必要性」及不承認超低生育率等方式來維持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比如，數據顯示生育率已經很低了，國民的生育意願也已經很低了。但為了給國人創造一個中國人還非常愛多生孩子和繼續計劃生育必要的印象，就炒作富人「超生」。由於中國人天生是「不患貧而患不均」，加之社會轉型期的仇富心理，富人「超生」很容易就引起民眾和媒體的共鳴，堅持現行人口政策也再次獲得民眾與輿論的支持。由於一些人不生或只生一個孩子，兒童也不能百分百長大成人並繁育下一代，所以一對夫婦生育兩三個孩子是一個民族延續的最低底線，如果生兩個孩子也叫「超生」，那這樣的民族是不會持續存在的。但仇富心理和「患不均」心理讓多數國人忘記了民族的可持續發展，忽視了低生育率的危機。實際上，富人「超生」並不多，據新華網報道，戶籍人口1352萬的上海三年總「超生」才1171例，其中富人僅「超生」84例；人口550萬的大連市，三年才有12例富人、名人「超生」。

目前中國青年夫婦的生育意願平均僅是1.5，而實際生育率只會更低。比如日本生育意願一直高於2個孩子，但生育率卻只有1.25；台灣省2006年育齡婦女理想子女數為2.29人，但實際生育率只有1.1人，不到生育願望的一半！中國社科院一項研究顯示，在最近鬆動人口政策的省份，生育率並未提高，70%符合條件生二胎的婦女均表示選擇不生。中國的政策生育率是1.38，青年夫婦的意願生育率是1.5，絕大多數人是既不願多生更沒有超生，實際生育率怎麼可能是1.8呢？

前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在2005年時說：「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1.8預測，我國總人口將於2010年和2020年分別達到13.7億、14.6億」。這意味著2006年到2010年這五年需要增加0.6244億人口（13.7－13.0756=0.6244），每年需要增加1249萬。但統計公報顯示2006-2010年每年增長分別只有692萬、681萬、673萬、672萬、626萬人，僅為預期的一半。這說明中國的生育率根本不是穩定在1.8，而是遠低於1.8。

為了論證繼續現行人口政策的必要性，2007年1月計生委公布了花費300多位專家兩年多時間完成的260多萬字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報告》認為：「根據本課題專家研究，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計劃生育工作加強，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總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並穩定至今。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的目標，要求把總和生育率繼續穩定在1.8左右。按此預測，總人口將於2010年、2020年分別達到13.6億人和14.5億人，2033年前後達到峰值15億人左右。」

實際上，這個《報告》還沒有出來之前，已經就被統計公報證明完全背離事實。按照1.8的生育率和《報告》的人口增長預測，近年來每年人口增長應該是1200多萬，但早在2000年人口增長就低於1000萬了，而近年來只有600多萬，易富賢依據統計局數據估計到2016年人口就會陷入負增長，更別提2011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900萬了。儘管這樣的論證不堪一擊，但卻讓中央決定「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動搖」、「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

計劃生育部門這樣做的結果，那就是被迫讓自己繼續堅持現行人口政策，讓人口政策從限制生育跳躍到鼓勵生育的難度更大。現在除了中國之外，任何一個超低生育率國家都在大力鼓勵生育，中國也必然要轉到鼓勵生育的。鼓勵計劃生育部門必然轉向也是最好的選擇，但是，計劃生育部門的做法卻讓自己騎虎難下了。

由於幾十年來從小學到大學、從鄉村到社區的全方位計劃生育宣傳，「中國人口太多了」、「人口多是負擔」、「中國的問題都是人口多造成的」、「少生孩子好」等觀點深入到全國絕大多數人的思想之中，從小學生到老爺爺、從農夫到中央領導都認識到「人口多的危害」和「少生孩子的好處」。但是，認識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改變人口政策，鼓勵生育，挽救民族的超低生育率危機，就必須逆轉這些片面短視的人口思想。由於計劃生育人口思想的「先入為主」和宣傳的持久性廣泛性，改變這這些思想太難了。

超低生育率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我們認識不到超低生育率的危害，因為這會讓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錯失挽救自己大衰落的時機。更可怕的是，決定政策轉變的的國家的領導人和人大代表們也同樣如此。他們中一些人雖然認識到低生育率的危害，但又擔心「人口多的危害」和所謂的「生育率反彈」，或聽信所謂專家所說1.8的生育率最佳且穩定低生育率是必要的，實際上，中國的人口政策在思想上也是騎虎難下了。

繼續計劃生育，對政府和一些官員來說，可以帶來罰款收入或灰色收入，儘管在低生育率之下，這樣做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的未來都是不利的。若鼓勵生育，就會有一筆很大的財政支出。鼓勵生育，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短期內又不會形成GDP增長和稅收增加，而且生出來的孩子由於不能立即參加勞動，還要降低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這對政府和官員來說是不利的。轉變人口政策，改變人口思想，就會讓許多國民發現以往政府的宣傳是錯誤的，政策是不合理的，罰款是不必要的，少生孩子的人發現過去政策是對自己未來是不利的，這就導致許多國民的怨言，不僅受到計劃生育罰款的家庭要求國家補償，少生孩子的家庭也同樣要求國家補償政策損失。由於以往是政策鼓勵少生，對少生孩子的人做出了許多承諾，轉變人口政策就要轉變激勵政策，但少生孩子的人會要求政府履行承諾繼續獎勵少生孩子，而鼓勵生育卻需要獎勵多生，這必然帶來政策矛盾。這些問題，是各級政府和官員不想看到的。至於計劃生育的危害，那是人民未來、國家未來、民族未來的事，但轉變政策的代價卻是自己的事。因而，轉變人口政策也存在「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計劃生育在政治上也已經騎虎難下了。

作為人民權力的代表者，人大代表有義務未來人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去推動轉變人口政策。近年來，民工荒愈演愈烈，老齡化快速發展，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查數據也一直證明中國的超低生育率是切實存在的，無論從對國家社會發展的認知，對國家和民族未來的責任，還是對人民權益（強制計劃生育侵犯了人民自主生育權）和對人民未來的負責，人大代表們都應該積極的推動改變人口政策。相比於國外的議員，我們人大代表對此事的積極性太低了。這或許和我們的人大代表制度密切相關。最高權力的全國人大代表不是民眾直選的，而是一級又一級的間接選舉出來的。按照這樣的制度安排，全國人大代表向省級人大代表負責，省級人大代表向縣級人大代表負責，縣級人大代表才直接對民眾負責，層層傳遞間接負責的結果幾乎就等於無人對人民負責！另一個問題是，人大代表是兼職的，只有每年3月份那半月才行使全部權力，不僅兼職身份讓人大代表很難有精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非專職的時間限制也讓人大代表們轉變人口政策只能一年輪上一次。更嚴重的問題是，人大代表中約7成是官員，而轉變人口政策對官員來說存在「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這樣，從國家制度設計上講，人口政策轉變也必然很困難。

超低生育率，無論是對民族與國家的未來，還是對人民和執政黨的未來，都是危險的。更危險的是，無論是在利益上、思想上，還是在政治上、制度設計上，都陷入了繼續加重這種危險的困境之中，中國已經在超低生育率上走上了不歸路，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比八國聯軍、日本侵華更危險的是：那時候我們全民族看到了，這次卻把低生育率不當危機卻當做好事。看不到危險是最大的危險，把危險誤當做好事是最令人恐怖的危險，這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從未有之大險局，中華民族到了最糊塗最危險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