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地方的人最能喝酒

06-24

為什麼中國人特別喜歡勸酒敬酒？為什麼人們認為北方人比南方人更能喝酒？

「四川人喝酒可不是為了放鬆休息。它經常是競賽性質的，通常會用到白酒，一種穀物釀造的口感刺激的酒。男人們相互敬酒，一口乾掉，而這種喝法很有發展為恃強凌弱的傾向，參與者們相互刺激，直到某個人喝出病來。」

美國作家何偉在《江城》中的這段話，相信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男人看過後會紛紛表示不平—灌酒幾乎是全中國的特點，並非一省一市的專名；更重要的是，無論在哪個「中國最能喝酒排行榜」上，四川人都無法排進前列。

不過，雖然中國人豪飲的方式讓美國人感到震驚，但大部分中國人日常是不愛喝酒的。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0年的報告顯示，中國15歲以上的人口，年人均消費酒約6.7升，與俄羅斯的15.1升、捷克的13升、法國的12.2升的消費量相差甚遠，甚至與人種、文化都相近的韓國（12.3升）和日本（7.2升）都無法相比，連地處熱帶、無需飲酒禦寒的泰國也比中國高0.4升。

中國式酒桌文化

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有程度不同的勸酒行為，但為什麼中國的「酒桌文化」會給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因為它實在是太精細太複雜了。有些以豪飲著稱的游牧民族，招待客人時喜歡一醉方休，這是因為他們日常社會交往較少，來了客人猶如過節；但其禮數和講究通常很簡單，至多灌下幾碗即可。

東亞的日本、韓國，職員們喜歡下班後集體喝酒，但日本人基本保持隨意。韓國人比日本人更講究尊卑，但其禮數的複雜程度遠不能與中國相比，也不像中國這樣非要把人灌醉不可。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勸酒傳統，但古人的勸酒與其他民族的勸酒並無特別的差異。而今天，中國的酒桌文化發展出一套全國通行的規則，並非對古代傳統的簡單繼承。

中國各地酒桌文化的基本原則相同：下級向上級敬酒，顯示恭敬和服從；上級對下級勸酒，表現親密與庇護；同級間相互斗酒，則展示力量，活躍氣氛。每一級都不能亂了步驟。

敬酒順序　必須先等位尊者互相敬酒，然後才是位卑者按層級高低，先後向位尊者敬酒。一定要弄清地位排序，先敬地位最高者，然後次高，一旦順序出錯，不僅容易引起不悅，而且會弄得位尊者彼此尷尬。

敬酒姿態　位卑者向位尊者敬酒，必須離席走近位尊者，碰杯時自己的杯口必須低於對方酒杯，不論對方喝多少，都必須雙手舉杯，先干為敬；位尊者若離席向位卑者敬酒，位卑者需做感動狀。

灌酒規則　地位最高者當然是酒宴上被灌酒的第一目標，但只能適可而止。位尊者喝到適度，充分領略下屬的誠意後，接下來通常是欣賞手下面紅耳赤互相灌酒的娛樂時段。

斗酒規則　若是兩個組織參與的酒宴，通常主人會努力把客人們「放倒」，但位尊者總有人代酒，雙方主帥並非斗酒主力，承擔重任的多半是中層骨幹。所以，被放倒的通常是敢為領導豁出去的中層。

酒能讓人放鬆、興奮，容易快速建立互信和親密關係。在人情社會，酒幾乎是萬能的情感黏合劑。而在人情因素較少、講究規則和程序的社會，酒宴就很難成為商務、公務活動中的重要紐帶，酒更多地出現在個體之間交流感情的場合。

所以，在人情社會較濃的東亞國家，勸酒文化相對較濃；而日本、韓國、中國的社會層級程度有別，酒桌文化的強度明顯有遞進關係——中國人雖不像韓國人一樣，年齡稍大幾歲就分出地位高下，但整個中國社會的組織體系都被納入自上而下的15級行政級別，這種層級和秩序遠比韓國森嚴。

另外，自20世紀50年代末的社會改造開始，中國人的全部社會關係都被納入「單位」內。日、韓的組織只管成員的加薪、升職，而中國的組織還管戶籍、分房、職稱評定、子女入托入學等。個人極端依附體制，是中國式酒桌文化誕生的基礎。

不過，一旦離開等級分明的場合，中國人就沒有這麼多規矩，飲酒量也會大幅降低。加拿大滑鐵盧大學調查發現，華人在移民加拿大後，酒精消費量立即大減，最高降幅達70%。

但只要留在中國，就免不了經常出入酒桌。酒桌文化不但令一些人苦不堪言，也成為年輕人進入「單位」最大的考驗和壓力。由於能喝就可以迅速獲得賞識，網上有大量年輕人諮詢如何鍛煉酒量。

南北東西酒量有別

一般認為，北方人比南方人更能喝酒，山東、內蒙古、新疆、河南、東北三省都有足夠的資格認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有門戶網站做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北方人的酒量大於南方人。

不過從生理學角度講，中國南北方人的酒量差別並不明顯。人的酒量取決於身體的解酒功能，近一半的中國人因在解酒的第二步—代謝乙醛時存在缺陷。這種缺陷在南北方人口的分布上差別不大，因此，中國南方人和北方人飲酒能力在生理上的區別很小。

　　如果與歐美人和非洲人進行比較，中國人則無論南北都不善飲。歐美人中代謝乙醛有缺陷的人比例很小，體質上普遍比中國人能喝，只是他們很少像中國人這樣往酒量的極限上喝。

中國酒量排行榜的形成，其實是非常晚的事——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酒類憑證配給，在普通百姓眼中，它是稀有的硬通貨。即使是官員，雖然可按行政級別享受不同檔次的白酒，然其所得亦相當有限。另一方面，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權力的需求空間非常有限。

前面的分析，其實已經回答了為什麼中國南北方和東西部存在酒量差別：酒桌文化的強弱其實與體制化程度相關。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北方的體制化程度明顯高於南方，不但大型國有企業和工業投資多集中於東北、華北以及西南地區，農村的集體化熱情也明顯有別（農村的先進典型幾乎都出自適合大規模集體勞作的北方）。

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南北和東西部的體制化差別進一步擴大，在體制依附性最低的東南沿海地區，部分地方的主流社會不但沒來得及形成像樣的酒桌文化，甚至開始朝著背離典型中國酒桌文化的方向發展。

中國酒桌文化的強弱並不完全由其體制化程度排名決定，北京、山東就是兩個明顯的特例。

20世紀80代末，北京就與周邊地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公務和商務宴請少有勸酒、灌酒現象。或許因為北京是全國政治中心，官員扎堆，不敢隨意造次。此外，北京官員的受教育水平遠高於外地，外事交流也讓其視野更開闊，不易形成酒桌文化。

山東未必是公認的酒量最大的地方，但它是公認的酒桌文化第一輸出大省。如果以體制化程度看，山東其實是北方地區體制化程度較輕的地區，但它又被公認為官本位思想最強的地區。這或許是其酒桌文化地位的來由。

地域文化的自我認知或許對酒桌文化也有影響。無論是山東、內蒙古、新疆還是東北三省，其自我認知中都有豪爽、勇猛、彪悍這類正面的關鍵詞，而在酒桌文化較淡的東南沿海地區，這些關鍵詞在人們心中往往是負面的。

白酒的淪亡

然而，作為中國酒桌文化核心的白酒，今天已處於迅速淪亡的境地。

　　1993年，「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的廣告語傳遍大江南北，洋酒因其高昂的價位成為了地位的新象徵。得風氣之先的廣東最早接觸洋酒，洋酒的消費很快由時髦和炫耀變成了真正的口味欣賞。今天，廣東洋酒銷售量佔全國的1/3，廣州的芝華士和皇家禮炮銷量每年能翻一番，其他品種的洋酒年增長率也在30%左右。

在人口最多、收入最高的東部，白酒已經不是酒類消費的第一選擇。2012年，全國白酒銷售額的56.2%來自西部，比中部和東部的總和還多。同一份報告顯示，全國73.9%和89.8%的葡萄酒、啤酒在東部銷售，這一比例在中部和西部分別是8.4%、3.2%和17.7%、7.0%。

白酒由於被定位為宴請酒類，逐漸被酒宴之外的市場擠出。喝白酒耗時、傷身，不符合城市的快節奏生活，啤酒成為最受青睞的替代品。另外，中國今天大部分的白酒品牌都誕生於最近二三十年，品質很難談得上穩定可信，在與洋酒的爭奪中，不免落於下風。

酒吧無疑是洋酒的最大推銷者，源自西方的酒吧文化天然與洋酒高度契合。由於洋酒的價格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已是大眾消費品的水平，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對洋酒文化和口味的認同，轉而成為其日常消費者。

在白酒低迷時，黃酒銷量卻在近年有了高速增長。黃酒較低的度數、溫和的口感以及與生俱來的江南酒文化使之逆勢增長，成為洋酒的強勁對手。2009年，中黃集團黃酒銷售額為8.5億元，2012年超過18億元，在酒業普遍發展停滯時，3年翻了一番。

中國白酒註定已無法改變酒宴用酒的形象——白酒廠商的廣告一直在強化它與權力的關係，其廣告代言人多為張鐵林、張國立、陳道明、唐國強等以扮演帝王而聞名的演員，有些廣告甚至直接就讓代言人裝扮成各代帝王。

　　2012年12月下旬，中央軍委下令，要求接待工作不安排宴請、不喝酒，坊間稱為「軍隊禁酒令」。這對中國的白酒行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文：杜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