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炎(唐武宗)—搜狗百科
削弱宦官勢力
武宗在位期間，任用宰相李德裕，在執政期間，中書省的職能作用發揮較好，因而宦官的勢力被削弱了。在公元842年（會昌二年）四月，大宦官頭子仇士良見武宗日益親重李德裕，仇士良更加恐懼，便散布流言蜚語，稱「宰相作赦書，要削減禁軍
仇士良的陰謀被揭穿以後，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謝罪。在仇士良的陰謀被挫敗後，唐武宗沒有乘勢對他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而是將他提升為觀軍容使，以領神策左、右二軍。名義上得到了升遷，實則卻被剝奪了對禁軍的控制權。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對他的態度，知道自己的處境不妙，以退為進，以身體有疾提出了辭職。唐武宗順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辭呈，將他改任為內侍監。內侍監沒做多久，基於大勢已去，無東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仇士良退職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
會昌元年唐武宗前往涇陽縣圍獵。乙卯（二十五日），諫議大夫高少逸、 鄭朗在 紫宸殿勸阻武宗說：「陛下近來遊獵逐漸頻繁，出離京城也太遠，早出晚歸，荒廢了朝政。」武宗臉色一變，承認錯誤。高少逸等人退出後，武宗對宰相們說：「朝廷設置諫官的本意，就是讓他們直言朝政得失，朕願常常聽到。」李德裕等宰相齊聲祝賀。己未（二十九日），唐武宗擢拔高少逸為給事中，鄭郎為左諫議大夫。 公元843年（會昌三年）唐武宗派人以貪瀆罪為由在仇士良家中檢查，發現幾千件兵器。於是，武宗下詔，削除仇士良的官爵，籍沒其家。
嚴刑峻法
唐武宗繼位後，在政治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
嚴，絕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貪污納賄乃官僚隊伍腐丵敗現象中最為人們痛恨的行為。公元840年（開成五年）正月， 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開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惡不赦、背叛國家、故意殺人、官員貪贓枉法，這些人不予釋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輕重，全部釋放。」 李德裕入相後，肅貪廉政建設就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展開了。
公元841年（會昌元年）正月，武宗下詔：「朝廷刑罰，理當一視同仁，官吏貪贓枉法，不應該有特殊待遇，內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臟物絲絹三十匹，全部處以極刑。」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對官吏貪污滿千錢的，即處以死刑。這樣以 詔敕的形式，規定嚴懲貪污的標準，不難看出武宗君相對廉政建設的決心。考諸史籍，會昌一朝對官吏貪污的懲治，始終沒有放鬆，而是一貫嚴懲不貸，保持肅貪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公元842年（會昌二年）四月，武宗加尊號後，又宣布大赦，但仍將「官典犯贓」與十惡、叛逆、故意殺人等罪行並列，不在赦宥之限。公元845年（會昌五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對官吏犯贓依然不予寬宥，並說，「除去惡人，進賢納士，將命令執行起來，懲治貪贓枉法的官吏與罪犯，這好比天降神靈，廉政建設也有所成效」。顯然是對會昌年間嚴懲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譽。
關於會昌時期的廉政建設，舉措值得稱讚的尚有以下事，公元841年（會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請調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喪葬事，以為官員大辦喪事，難免藉機變相受賄行賄，墮敗政風，對此進行限制，無疑有助於政風的廉潔。唐代官俸不高，許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養家糊口，還有許多地方薪俸發放不及時，這樣就難免心生他念，轉而刻剝於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內輕外，多個願到外地為官，特別是不願到邊鄙之鄉或氣候等條件惡劣之地任職，結果造成了京師及一些繁華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則缺官 少吏。為解決這個問題，開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調整百官俸料。 李德裕入相後，這項工作就具體展開了
又據史載，武宗君相面臨這樣一個問題，「赴京趕考的的官人都有債務，上任是才還債，以至於他們貪贓，罔不如此。……債務的積累，古時便亦是這樣，和現在的也都差不多」。單靠嚴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決的。既然貪污的產生與俸祿的產生有密切的聯繫，那麼就必須從他們的實情出發解決其實際的困難，如為解決官吏的京債問題，會昌時增加了他們的薪俸，同時國家借款給他們以償債，「 月選官允許借錢，可加給兩月俸料，待遇優厚」，給官吏 養廉銀以促使其奉公守法，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贓枉法問題，但一定有其積極的作用，歷史上有許多王朝都曾採用過給養廉銀以杜絕貪污這個辦法，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會昌年間的吏治建設，雖然沒能最終扼制李唐王朝漸近衰落的趨勢，但會昌朝局在整個中後期，還算相對景氣的一個時期，其間所以能取得對 回鶻戰爭的勝利，並平定了澤潞鎮，與此都不無關係。 王士禛謂「武宗的時期，幾乎恢復開元、元和的盛世」，雖稍嫌溢美，但會昌朝政確有可取之處，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頓與建設方面，則斷然無疑。
加強相權
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封建國家的中樞體制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無可比擬的權力，「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宰相輔佐的好壞，其權力行使充分與否，對中央集權制的封建政治影響很大，直接關係到朝政的優劣。
因此， 皇甫湜在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就曾上書直諫，指出時政敗壞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宰
我們知道，隨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安史亂後，唐初那種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為政務中樞的體制逐漸解體，終至被翰林、樞密和「中書門下」（政事堂）組成的新中樞所取代，相權隨而漸遭削弱。特別是「甘露之變」以後，「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文宗開成時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專權的附屬品。
因此，會昌時期李德裕加強相權的做法，對於抑制宦官權力擴張，提高朝官的聲威，保證政令統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顯的積極作用，至少客觀上有這個效果。
公元840年（開成五年）九月，李德裕入相不久，即向武宗進言為政之要，其中很重要的兩點就同相權有關。他認為應該政歸中書，保證宰相確有輔弼之權，但同時他又建議限制宰相的任期，宰相在位時間不宜過長。
他說，「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國事者， 李齊運、裴延齡、 韋渠牟等，迄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幹其間矣。……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 通過這種既切實保證相權，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參政大權，干好統率百官的工作。加強相權的另一重要舉措是，恢復了中書舍人參與台閣常務的權力，「會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議：台閣常務，州縣奏請復以舍人平處可否」。
清理入仕門徑
唐末人 劉允章曾上言，陳述唐後期的弊政，指責仕途太濫；范祖禹也認為唐末仕途太濫，實系當時一大弊端，其禍不在割據之藩鎮和專權的宦官之下。因此，整頓吏治就必須追根溯源，找出腐丵敗的根由，然後施以救治之方。會昌期間，對選拔官吏進行了較為嚴格的控制，企圖從官吏來源入手，加強官僚隊伍建設。為此，李德裕主要採取了以下對策。
首先是嚴格進士覆試製度，提高銓選質量，選拔真才實學。進士科是唐代選拔官吏的一個重要門徑，曾起過非常積極的作用，但隨時間的流轉，「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 ，其弊端也日趨明顯。
有鑒於此，公元843年（會昌三年）正月下敕文，「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已後，但據才堪即與，不要限人數，每年止於二十五人」，這樣做，雖難免依權弄法，徇私舞弊現象的存在，但不拘一格、選拔真才實學確也收到一定效果，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即此謂也。
又如，公元844年（會昌四年），王起知貢舉，放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才堪及第，結果由於覆試，只錄取一人；五年二月，諫議大夫陳商知 貢舉，放及第三十七人，三月白敏中奉敕覆試，結果覆落七人。這樣嚴格選舉，自然有助於官僚隊伍素質的改善。
其次是對新科進士的實授，作了較為嚴格的規定，公元842年（會昌二年）四月，武宗下敕：「准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進士初合格，並令授諸州府參軍，及緊縣尉，未經兩考，不許奏職。蓋以科第之一，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諳詳。近者諸州長史，漸不遵承。雖注縣寮，多糜
按，進士中舉以前，由於經年苦讀，無暇過問閭里疾苦，故對民情並不諳熟，像從前那樣輒及第即除授正職，就難免出現「苟從知己，不念蒸民」的情況。當然，這不是舉子們的責任，因為他們沒有門蔭可以依靠，惟以伏案經年才有躋身仕途的機會，他們的不諳民情，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乃是社會制度造成。
針對這個實情，規定須經兩考，方可實授，則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說的弊端。另外，從敕文中可以看出，對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關於這一點尚有更為詳備的規定，「近日諸道奏官，其數至廣，非惟有侵選部，實亦頗啟幸門。向後淮南、兩浙、宣、鄂、洪、 潭、荊、襄等道，並不得奏請。其三川邊鎮、河南北地遠官，無選人肯去，闕員稍多處，即任量切奏請，仍每道一歲不得過七員」。諸道奏授官過多，不僅造成「料錢虛占」，「供費不少」，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負擔，同時也「頗啟幸門」，使得恩非出於朝廷，權則歸於私門，容易形成地方集團勢力，影響朝廷威信。對此加以限制，不僅可以避免上述情況，也可以增強中央政丵府的凝聚力。
對策之二是，對官宦的門蔭特權進行了限制，並嚴格控制官員的兼職範圍，防止墮政害民，提高官吏隊伍的素質。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過科考以外，利用門蔭特權入仕者，其數亦不在少，詳情見諸《 新唐書·選舉志》。
科舉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較門蔭取仕，則其優點十分顯明，因為凡參加科選者，必然要經過多年寒窗苦讀，不似有門蔭特權的子弟，可以不學無術而憑父祖的功勛勞績，直接獲得祿位！他們之中雖不乏傑出英才，但較之紈褲子弟，則實為鳳毛麟角，少之又少！
公元842年（會昌二年）四月，武宗下敕，其中云：「今一身屬太常 金吾，一門盡免雜差役。今日已後，只放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下並不在影庇限。……高秩峻級，榮蔭子孫，蓋寵勞能，著存令式。近者漸寡廉朴，多補名身。不獨假蔭近房，兼有規求厚利。選曹既闕磨勘，長吏不聞糾繩。此弊公行，吏途太濫，自今後並須准格用蔭，人數年限，不得逾越。委吏部及御史台嚴加寬察。據其選授官列本道本州，須審磨勘，稍疑渝濫，及察知冒賣資蔭，便收禁牒報有司。」
從中可知，門蔭特權，尤其是濫用、冒用門蔭特權，已成為中晚唐社會一大弊病，因為那些豪門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學，未詳典法，頗有愆違」，不僅造成「吏途太濫」，而且還由於「一身屬太常金吾，一門盡免雜差役」，使許多人得免差役賦稅，這樣勢必影響政丵府的財政收入。
因此對門蔭特權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隊伍的素質，還可以擴大國家的財源，增加國家控制的編戶齊民，會昌時期人口有顯著的增長，恐怕與限制官宦的蔭庇權，使許多人口重入國家戶籍，也不無關係。因此，可以說，會昌年間明令限制門蔭特權，規定必須嚴格執行用蔭標準，對於避免或減少「其中亦有影庇，真偽難分」，肅凈官吏隊伍有著積極的意義。
正風肅紀，加強監督
為整肅政風，會昌時期嚴禁官員無節制的游宴，並取締了進士曲江集宴。我們先來看武宗公元841年（會昌元年）三月所下的一道詔書，「州縣官，比聞縱情杯酒之間，施行喜怒之際，致使簿書停廢，獄訟滯冤。其縣令每月暇日，不得輒會賓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賓客須申宴錢者聽之，仍須簡省。諸道觀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勵清規，以為程法。」 唐代官吏按規定都有宴會錢，這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不正常的消費活動，一個很明顯的表現，就是官員往往游宴無度，如此不僅造成物質財富的巨 大浪費，也助長了奢侈之風，墮敗社會風氣，在民眾中造成惡劣影響。
而更重要的是，官吏因嗜酒貪杯，耽誤辦公，嚴重影響了政丵府機構的辦事效能！詔書所謂「致使簿書停廢，獄訟滯冤」，史不絕書，茲舉一例，「王源中為戶部侍郎、翰林承旨學士，性頗嗜酒。嘗召對源中，方沉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終不得大任，以眼病求免所職。」以如此醉生夢死之人掌握政權，國家何以得治？因此，武宗下詔禁止官員游宴，其意旨就在於促進政風的廉潔和政丵府形象的改善。
關於罷進士曲江集宴，史書載之甚詳，「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為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 有人認為李德裕是出於「尤惡進士」才罷曲江宴會的，唐末五代的筆記小說更是眾口一辭，以為純系出於一己之好惡而為之，我以為此說不正確。德裕確實說過進士浮華，根藝不實之類的話，但奏罷曲江宴，「尤惡進士」並非主要原因，德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動機，還是為了防止官僚小集團的形成。若非如此，他完全可以利用獨掌朝政之機，控制科舉選士，使恩出己門，組成自己的勢力集團。
軍事打擊藩鎮——加強中央集權
公元841年（會昌元年）九月，盧龍軍亂，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後，遣監軍傔以軍中大將名義上表朝廷求節鉞。李德裕不允，他對唐武宗說：「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宋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放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傔，勿遣使以觀之。」果然不出德裕所料，軍中殺行泰，立張絳，再求節鉞，朝廷仍然故意拖延。後雄武軍使張仲武請發兵進擊張絳，武宗恩准，遂以張仲武知盧龍留後。李德裕採取了正確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盧龍軍亂。
李德裕奉命起草詔書，諭令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要為朝廷立功，為後代造福，並派李回前去傳旨，李回抵達河朔地區後，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都佩帶到城外迎接，立在道路的左邊，恭恭敬敬地等候李回。李回到達後，他們讓李回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後面，也不敢讓人為自己牽馬。自從安史之亂以來，河朔地區的藩鎮還沒有對朝廷的使者如此恭敬過。李回既能明辨是非，而且很有膽量，三個藩鎮節度使都表示服從朝廷詔令。接著便命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河東節度使劉沔、河中節度使陳夷行合力討伐，並決定於七月中旬，各道兵馬一齊進發。 李德裕總結了貞元、太和年間朝廷伐叛的經驗教訓，一是各 藩鎮出兵才離開邊境，軍餉便由國家負擔，則藩帥遷延不再進軍；或是取得一縣或一柵寨，都以為勝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無功。這次剛一進兵，李德裕即奏請武宗，命 王元逵徑取邢州， 何弘敬直取鄜州， 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 劉沔取潞州，不攻取縣邑。因此，各路兵馬似尖刀一樣，直插入叛鎮的心臟地區。二是監軍干預軍政，束縛了將帥的手腳，指揮不力。李德裕又和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商定，監軍不得干預軍事，只取少數兵自衛，賞罰與將帥一視同仁。這樣「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出兵遲緩，唐武宗詔命忠武軍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動，何弘敬大驚，怕引起內部軍變，倉皇出師與劉稹開戰。
李德裕 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他隨時注意前線作戰的進展情況，善於抓住薄弱環節，及時正確地處理一些軍務。當他發現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從徐州出發以後，行動遲緩，尚未交戰，便立即上奏武宗，認為李彥佐顧望不前，沒有討叛的意思，及時改派驍將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彥佐後第二天，即進擊烏嶺，連破五寨，俘殺叛軍數以千計。王元逵進擊堯山，又擊敗了劉稹的救兵，立了戰功，李德裕則立即奏請武宗，加授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勞，以激勵他將。八月，昭義大將李丕前來投降官軍，當時有人懷疑他是詐降，李德裕對武宗 說：「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要置之要地耳。」這一做法，有利於分化瓦解叛軍。九月，叛將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虜官軍河陽大將馬繼等，劫掠並焚燒了十七個小寨。當時，人情洶洶，還有人揚言劉從諫在世時，蓄養了精兵十萬，糧草足用十年，難以攻取，武宗也有些動搖。李德裕則堅定不移地說：「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武宗聽後，當即對宰相們說：「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於是朝官們遂安定下來。李德裕感到河陽兵力較弱，一旦被叛軍擊潰，將影響整個戰局。他奏請武宗，馬上從忠武軍調撥五千人，增援河陽軍，並請求武宗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弦箭三萬支，陌刀二千口，絹三萬匹，及時補足了軍事裝備，很快穩住了陣腳。
正當官軍大舉討伐昭義鎮時，十二月，在調動太原橫水戍卒時，因賞賜不足，軍士嘩變，他們推都將楊弁為首，攻佔了太原。這時，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有人建議兩地都要停止進兵。 公元844年（會昌四年）正月，被武宗派往太原以觀察虛實的中使馬元實，接受了楊弁的賄賂，回朝危言聳聽，大肆為楊弁虛張聲勢，說楊弁兵多將廣，列隊長達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奪目，且物資充足，揚言不可討伐。李德裕明察善斷，當場詰問得馬元實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李德裕上奏武宗說：「楊弁微賤，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舍劉稹。」即時請下詔，調兵進擊楊弁，河東監軍呂義忠召榆社本道兵，榆社戍兵，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亦遭屠戮，乃情願還兵平亂。可巧呂義忠奔至行營，遂擁回太原，攻入軍府，立將楊弁擒住，所有亂卒，悉數誅夷。弁被檻送京師，當然處斬。楊弁的兵變失敗了，從而也堅定了百官對討伐昭義鎮的信心。
在討伐昭義鎮的過程中，李德裕還善於聽從部下的正確建議。其年閏七月，李德裕聽取了鎮州奏事官高迪的意見，曾有效地對付了叛軍的「偷兵術」，並令鎮、魏兵「進營據其要害」；他還聽取了劉稹心腹、降將高文端的合圍澤州、斷絕固鎮寨水道和招降鄜州守將王釗的建議，都取得了成功。
李德裕排除了一個又一個的障礙，加快了討叛戰爭的進度。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後投降。劉稹的部將郭誼、王協見勢不妙，遂謀殺了劉稹，投降唐軍以贖罪。李德裕識破了郭誼等人的策略，認為劉稹年幼無知，昭義鎮之所以敢對抗朝廷，郭誼等人是罪魁禍首，如果不加治罪，怎能懲治惡人？武宗贊同他意見，命石雄進入潞州，將正在等待朝廷授予節鉞的郭誼、王協等禍首，械送京城。
唐武宗平昭義之亂是唐王朝干涉地方藩鎮割據的最後一次勝利，對於提高唐中央朝廷權威和增強對地方藩鎮的控制力有著很大的積極意義，戰爭結束後各路割據藩鎮重新遵守朝命,唐朝在形式上獲得了統一。
擊敗回鶻——穩定漠北
公元839年（開成四年）， 回鶻國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謀作亂，被 彰信可汗覺察後 誅殺。另一宰相掘羅勿正率兵在外征戰，恐被株連，以馬300匹賄賂 沙陀酋長 朱邪赤心，借沙陀兵共攻彰信可汗。彰信戰敗自殺，國人立（廠盍）馺 特勒為可汗。時草原發生疾疫，遇大雪，羊馬多死， 回鶻遂衰。 公元840年秋，回鶻別將句錄莫賀為彰信復仇，引 黠戛斯騎兵10萬進攻掘羅勿，大敗其眾，殺掘羅勿和馺可汗，焚燒可汗牙帳，回鶻諸部四散逃亡。可汗弟咀沒斯和宰相赤心、 仆固、特勒那頡啜各率其眾抵 天德軍（治 大同川，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東北）駐地，請求歸附內地，十月十四日。天德軍使奏報回鶻兵侵逼 西城（唐西受降城，今內蒙 河套地區），連綿60里，不見其尾，邊民恐懼不安。唐武宗乃詔命振武 節度使 劉沔屯兵雲迦關。
南遷回鶻分為兩支，一支是牙帳附近的13個部落擁立王子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另一支由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及其相赤心、仆固、特勤那頡啜等統率。兩支南遷回鶻共二十七個部落，多達三十萬人。南遷回鶻內部除彰信可汗之叔烏介特勒（後被立為可汗），尚有宰相八人，將軍八人，尚書兩人，彰信可汗的弟弟嗢沒斯（史書上未記載彰信可汗有兒子，而回鶻汗國晚期大多是兄終弟及，因此嗢沒斯很可能是汗位繼承人），可汗姊一人，回鶻公主一人。而西遷的一支只有宰相一人，可汗外甥龐特勤一人。九月，唐廷詔命河東、振武軍隊嚴加防範，
謀劃西域——穩定邊疆
唐廷以 回紇衰微， 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遂以給事中劉蒙為巡邊使，命其儲備兵器、軍糧，偵察吐蕃邊防屯兵眾寡，以為收復之備。
安史之亂時負責管理西域的安西四鎮的大部分唐軍被抽調回內地。但留下的少數人在同唐朝廷交通受阻斷絕聯繫的情況下仍然在西域堅守四鎮。一直堅持到四十多年後，即唐憲宗晚期唐朝勢力才退出西域。回鶻汗國覆亡 後黠戛斯佔據了安西和北庭。 黠戛斯人對領土野心不大，再加上和唐朝關係要好，共同消滅了 回鶻汗國，而黠戛斯當時即將成為唐朝名義上的藩屬國。因此黠戛斯有意將安西和北庭交還給唐朝，而雄心勃勃的唐武宗也想藉機光復西域唐武宗打算命 趙蕃出使黠戛斯，要求把安西、北庭歸還唐朝。宰相李德裕等人上言說：「安西離京城長安七千多里，北庭五千多里，假如黠戛斯歸還，朝廷就必須重新設置都護府，徵發一萬名唐兵防守。不知道這麼多的兵力從哪裡徵發，軍需物資從哪條路打通運輸。這實在是耗費大量的錢財去換取一個收復失地的好名聲，恐怕不妥。」武宗於是暫且擱置，但武宗為收復西域做了準備打下了基礎，收復西域一直到唐宣宗時期才完成。
經濟禁止官吏經營 質庫業，不準與民爭利，以改善政丵府機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會昌五年赦文：「古代享受俸祿的家庭，僅僅實用俸祿就好，不和別人爭奪就業的機會，這樣大家都可以獲利，每一戶人家都可以自足。如果知道有人既做官有做商人放置高利貸，與老百姓爭奪利益。今後將會被禁止。仍委御史台察訪上奏。」當然，官吏私營高利貸業，影響了政丵府的高利貸收入，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斷禁的主要原因，但此舉至少在客觀上有廉潔官僚隊伍的作用，會昌年間，唐代的戶口比安史之亂期間增加了一倍多，人口也逐漸出現了恢復的趨勢。
文化從會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請，先後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毀了天下小寺山房、蘭若等，對僧尼的一些活動也進行種種限制。會昌二年，曾下令發遣「保外無名僧」，不許置「童子沙彌」，並令原是「雜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還俗；同時，還下令不許僧尼無限止地佔有奴婢，規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公元843年（會昌三年），廢除了摩尼大慈恩寺寺，殺摩尼師，財產沒入官府。會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並拆毀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和村邑齋堂，凡所拆毀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還俗，送歸原籍等等。
從公元842年（會昌二年）十月起，武宗下令凡違反佛教戒律的
武宗這次大規模的滅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廟4600餘所，拆招提、 蘭若4萬餘所，僧尼26萬餘人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所擁有的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沒收 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另外還強制大秦穆護、祆3000餘人還俗。武宗滅佛沉重打擊了 寺院經濟，增加了政府的納稅人口，擴大了國家的經濟來源。在「廢佛」的過程中，對其它外來的四教：祅教、摩尼教、 景教和回教，也都採取了相應的廢除手段。凡國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併撤毀；斥逐 回紇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無從棲身，統統自盡；景僧，祅僧二千餘人，並放還俗。 武宗滅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種。主要原因是當時佛教的勢力非常強大， 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說，佛教寺院的規模比皇宮還要大，寺院不納稅，對國家財務是一個重大損失。同時僧人過多亦會影響生產活動，造成田荒民飢等後果，影響國家穩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擊佛教。
會昌禁佛是繼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後對佛教的又一次沉重打擊。後來長蘆頤師寫詩哀嘆：「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它沉重地打擊了日益盛行的寺院經濟，解放了勞動力，也符合人民的願望。當毀佛的詔令一下，天下聞風而動，派出的「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及屋基耕而之」。開源還要節流，李德裕又大刀闊斧地裁撤冗官，公元844年（會昌四年），他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大大縮減了有關開支，會昌中興確確實實地實現了，呈現出一派興旺發達的景象。杜牧很讚賞李德裕毀佛的舉動。
為了儲備物資，加強邊防，公元845年（會昌五年）九月，唐武宗經李德裕建議而設置了「備邊庫」，要戶部每年從賦稅中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從鹽鐵稅中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第二年減少三分之一；凡是各道進奉的助軍財貨也一概儲入，並以度支郎中主管此事。
外交公元841年（會昌元年）七月，敕：「歸國新羅官、前入新羅宣慰副使、前充兗州都督府司馬、賜緋魚袋金雲卿，可淄州長史。」
公元842年（會昌二年）九月，契丹酋屈戍始復內附，拜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為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
同年，吐蕃贊普卒，十二月，遣論贊等來告哀，武宗詔以將作少監李璟弔祭之。南詔遣使來朝貢。
公元844年（會昌四年）二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人入貢，言欲徙居回紇牙帳，請發兵日期和集會之地。武宗賜黠戛斯可汗詔書，喻意如今秋可汗擊回紇、黑車子時，朝廷當令幽州、河東、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擊其逃亡之眾。然後，即依回紇舊例，冊命可汗。
公元846年（會昌六年）正月，南詔、契丹、室韋、渤海、牂牁、昆明等國遣使入朝。十七日，武宗於麟德殿接見各國使者。廿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入朝至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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