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的變化折射婚戀觀

2011年8月12日，《婚姻法》再次進行司法解釋，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新中國成立之初，新社會取代舊社會，我們用一部《婚姻法》埋葬了包辦婚姻；改革開放之初，被扭曲的社會逐漸走向正常，我們重訂《婚姻法》使戀愛回歸自由；世紀之交，婚姻與物質財富相互裹挾，我們一次次用法律解釋來重構我們的婚姻世界，盡最大努力使婚姻回歸愛情。

1950年《婚姻法》：一場觀念與制度的革命

「《婚姻法》是有關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僅次於憲法的國家的根本大法之一」，這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說過的話。1950年5月1日，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作為新中國第一部基本法付諸實施時，這句話成為最好的註腳。這部《婚姻法》曾被外國學者譽為新中國「恢復女性人權的宣言」，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它無疑改變了許多中國人的生活軌跡，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思維與觀念。

小二黑與小芹

「山藥蛋派」的代表作家趙樹理，1943年因一部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一舉成名。作為他的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這部小說，多次被改編為電影和戲曲，廣受歡迎。它講的就是上世紀40年代的解放區，年輕人追求婚姻自由最終鬥爭勝利的故事：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戀愛了，但遭到小二黑父親二諸葛、小芹母親三仙姑的強烈反對，前者要為兒子娶一個童養媳，後者則指望閨女嫁給一個舊軍官續弦。兩人還受到當地惡勢力金旺和興旺兩兄弟的脅迫，逼迫他倆聽話就範。小二黑和小芹，作為作者筆下新型農民的典型，懂得據理抗爭，最後在黨和區政府的支持下——區長給三仙姑「講了一會婚姻自主的法令」，「說小芹和小二黑結婚完全合法」，這對情侶獲得了勝利，終成眷屬。

實際上當初趙樹理寫這個故事，是他在遼縣農村搞調研時，聽到了一對青年男女岳冬至和智英祥在追求自由戀愛的過程中，受到雙方父母的阻撓，以致岳冬至被人打死的悲劇故事。被打動的小說家虛構出了一個光明的結局，旨在借這個故事反映「人民政權是人民實現自主婚姻的最可靠的保證」。在當時的中國，婦女的生存狀況實際上並不樂觀，各種陳規陋習依然在社會上肆虐。

1950年4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討論後通過，當年5月1日起施行。

政府教年輕人如何自由戀愛

1950年的《婚姻法》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反對封建婚姻，提倡新式婚姻。與男女平等相比，婚姻自由顯然來得更加艱難。《婚姻法》頒布的最初幾年，中國的父母們對允許子女自主婚姻的規定普遍感到不滿，尤其在廣大農村地區，抱怨「制定《婚姻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糊塗了」的老人絕非少數。

1953年2月，全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宣傳貫徹《婚姻法》的群眾運動。政府不僅要從上而下提倡婚姻自由，監督各地《婚姻法》落實情況，甚至還得教年輕人如何自由戀愛。當時的主流媒體上，頻頻刊登這方面的典型材料，比如一位女工解放前不嫁國民黨的大員，等著解放後嫁了一個同為工人的窮小子，有志氣有覺悟；地主買來的妻子，飽受迫害，在公訴大會上控訴丈夫的壓迫，後來與其離婚，和翻身農民重新結合為幸福家庭；兩位青年人自由戀愛，婚禮當天，一個說「我愛你是青年團員，思想進步」，一個說「我愛你是共產黨員，更能幫助我進步」……這些今天看起來可能毫無浪漫可言的婚姻典型，在當時都是充滿著激情的壯舉。

婚戀觀折射時代

1951年4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作家魏巍的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在國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文章的結尾，魏巍直抒胸臆：「朋友，你一定會愛我們的戰士，他們確實是我們最可愛的人！」《誰是最可愛的人》，引起了全國人民對志願軍的關注，也點燃了無數姑娘心中的愛情之火。

同樣炙手可熱的還有各行各業的勞動模範。新鳳霞出演的劉巧兒，一時頗為深入人心，她在大柳樹下的這段大膽獨白，道出了那個年代不少姑娘的心聲：「我愛他，身強力壯能勞動；我愛他，下地生產，真是有本領；我愛他，能寫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來，他能給我作先生。」勞動互助和共同進步成了彼時「愛情」二字的隱喻。

上海社科院社會學者徐安琪在分析這一時期的「愛情理想革命化」時曾說：「社會主義的愛情在那個年代被神化為純潔無瑕、公而忘私的無產階級感情，因此，男女結合強調的是志同道合，即革命理想和思想意識的一致性而不是情投意合。『個人問題』，成為戀愛結婚的代名詞，也並非因為婚戀具有個人隱私的性質，而是因為戀愛婚姻是置於革命和工作之後的個人小事。」

直到1980年第二部《婚姻法》誕生，1950年的《婚姻法》整整通行了30年，實際上也攬括了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到1957年，中國大地上已普遍實現了婚姻自主。婚姻是一面時代的鏡子，映射著50年代中國人所經歷的一場深刻的頭腦風暴，也映射著對幾千年來的社會制度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

1980年新《婚姻法》：感情破裂，准許離婚

1980年，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新《婚姻法》。最引人注目的是，離婚的條件中明確寫了這樣一條：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調解無效，准予離婚。

「感情論」壓倒「理由論」

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廢除了封建婚姻制度，保障基本婚姻自由，它的歷史任務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完成。當時就有專家提出，《婚姻法》需要修改，立法重點應從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轉到全面調整和發展婚姻關係上來。1978年，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先後寫了兩封長信向中央提出申請，經批准，成立了以康克清為組長的領導小組，近百位專家參與了修改和起草工作。

按照1950年版《婚姻法》規定，「有正當原因不能維持夫妻關係的，應作準予離婚判決；否則也可作不準離婚判決。」而「移情別戀」或「沒有愛情」往往不被視作離婚的「正當原因」。20世紀六七十年代，極左思潮盛行，「愛情」被貶為「小資產階級情調」，離婚也被視作「資本主義腐朽性」的表現。那時候誰要是離婚，幾乎都要鬧得滿城風雨身敗名裂，如果離婚的理由是「沒有愛情」，或追求新的愛情，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甚至會影響到個人和子女的前途。《婚姻法》確立了婚姻自由的原則，卻成為一紙空文。

《婚姻法》要不要把「感情破裂」明確列為離婚理由？這個問題從1950年一直爭論到1980年，有人持「理由論」，有人持「感情論」。前者堅持離婚必須有「正當理由」，比如被包辦婚姻、買賣婚姻的，要求離婚可以批准；後者認為，只要夫妻感情破裂，不論什麼理由，都應准予離婚。最終，1980年版《婚姻法》選擇了尊重個人的感情和自由，修訂後的條款這樣寫到：「雙方自願離婚的，准予離婚」；「一方要求離婚的，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則准予離婚。」這個標準延用至今。

80年代離婚「第一大案」

遇羅錦，1946年出生於北京知識分子家庭，1961年考上北京工藝美術學校，1965年畢業。她的哥哥是大名鼎鼎的遇羅克，「文革」初期因發表《出身論》反對血統論，反對林彪和「四人幫」而遭逮捕，於1970年3月被處死刑。

當年，遇羅克被捕後，紅衛兵在遇羅錦的二十幾本日記中，找出幾句「反動言論」，也把她定為「思想反動分子」，送農場勞動教養，此後十幾年她歷盡磨難。迫於生活，她先和黑龍江一個農民結婚，4年後離婚，回到北京謀生。她種過地，干過臨時工，當過保姆，也當過無業游民。經人介紹，1978年7月，遇羅錦和北京某廠工人蔡鍾培結婚。

結婚後，蔡鍾培利用個人關係跑了很多單位，爭取為妻子的哥哥遇羅克恢複名譽。1979年5月，遇羅錦平反，同年10月，死去的遇羅克也得到平反。遇羅錦得以重返玩具廠上班，繼續搞兒童玩具設計。

1980年5月，遇羅錦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上訴離婚，理由是她和丈夫之間沒有愛情。

丈夫蔡鍾培認為遇羅錦虧欠他很多，「沒有愛情」只是一個借口，根本是忘恩負義，只拿他當一個在北京落腳的跳板。社會輿論也多站在蔡鍾培這一邊。

1980年9月1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屆三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後的《婚姻法》。15天後，遇羅錦離婚案即根據新法規定做出判決。

蔡鍾培認為一審判決不公平，繼續上訴。上級法院發回重審，1981年，更換了審判長的法庭重新審理了此案，擬了一份新的協議：

「遇羅錦與蔡鍾培……婚後夫妻感情融洽和睦。後由於遇羅錦自身條件的變化、第三者插足、見異思遷因此使夫妻感情破裂……經本院審理中調解，雙方達成協議，自願離婚。」

這個新的判決實際結果沒有任何不同，但措辭上對遇羅錦作出了嚴厲的批評。

遇羅錦離婚案在當時引發廣泛的爭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一樁個案無意間開啟了一種社會風潮。新《婚姻法》頒布後，一場持續十年的離婚潮隨之而來。

從某種意義上說，遇羅錦等敢於結束無愛婚姻的人，是上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甚至有人把他們稱為時代的先驅。30年過去，社會婚戀觀和道德觀都已發生劇烈變化，全國一年離婚人數接近200萬對，人們開始憂慮「婚戀自由」的邊界止於何處，社會探討更多的，是《婚姻法》如何捍衛忠誠，而不再是捍衛自由。

（《文史參考》2011年第18期黃薇李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