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職場上「互相殘殺」,為什麼女領導這麼招恨?
編者按:在男多女少的行業里,當領導的女人更少;爬到領導位置的女人更不容易,「我當年就是瘋狂加班、受盡欺負的,你們年輕人當然也得經歷這些折磨」。比起男上司,女員工更討厭女上司。改變女性的職場遭遇,得從改變女性本身的認識開始。本文編譯自the Atlantic的原題為「Why Do Women Bully Each Other at Work?」的文章。
Shannon是個博客寫手,在她的文章《大律所合伙人,如果是女性,你就得小心了》中寫道,職場婊有三種。
第一種是「兇猛婊」,在公司里職位很高,罵人之前都不過腦子。如果手機響了,來電人是她,你一定心驚膽戰,甚至不敢接電話,直接倒地身亡。
第二種是兩面三刀的「以退為進婊」,她的郵件文風很微妙,殺人不見血,看似誇你,實則罵你。有時百轉千回,就是為了告訴你,「六點半前就下班,實在有點太早了。」有些人會覺得這樣的做法還不如直來直去的兇猛婊,因為你至少知道她對你到底有什麼意見。
第三種就是對所有事情都不管不顧的「置身事外婊」,她們忙的不得了,工作生活都連軸轉。這類合伙人本身不是刻薄的人,他們做律師的時候,也是半夜兩三點接到任務,跟你現在一樣...
當然,不是所有大律所的女性合伙人都能劃分到這三類里,但是也八九不離十了。其它類型都鳳毛麟角。
香農之前有在大律所工作的經驗。十幾年前,她從賓大法學院畢業,實習經驗有很多閃光點,當過憲法期刊編輯,還在地區法院的法官那裡實習過。畢業後,工作也很好找,她選擇來到大律所,不是不知道大律所的工作節奏,而是受到六位數的助學貸款所迫。她也天真地以為,憑自己外向的性格,能贏得老闆和導師的心。
世事總是不遂人願。
工作猛如虎,工作節奏確實很快。合伙人有時候快下班了才交代任務,律師只能熬夜加班,把項目趕出來。第二天卻發現,有些任務根本沒必要這麼趕,甚至根本不需要做。香農也想7點「早早下班」。如果想早下班,就要悄悄溜出辦公室,不敢坐電梯,鬼鬼祟祟地走樓梯躲開同事和老闆。「提前下班」給她帶來的莫大壓力,讓她染上煙癮,每次溜走都得抽一支解壓。
香農早就注意到律師這一行的職業女性很少。在法學院課堂上,男女比例是相當的,但是律所里的女性合伙人卻屈指可數。在全國範圍內,所有當上合伙人的律師里,女性也只有17%。這幾年也只漲了幾個百分點。她所在的大律所里,少有的幾個女性合伙人都是很難對付的角色。「他們沒禮沒貌、愛指揮人,而且對你給的借口完全免疫。
香農有一次親眼看見一個「兇猛婊」因為計程車來得太慢,對站台的工作人員破口大罵。還有一個「兩面三刀婊」,在香農面前誇她,然後派一個職位比她高的同事,轉告香農說她做事太慢。
還有一次,香農給一個女合伙人發了封郵件,也是「兩面三刀婊」類的,郵件中說:「附件是我們需要從客戶處取得的文件列表。如有遺漏,請告知我。」然後,女合伙人回復:「你看,這句「如有遺漏」,不是 說你真的在乎我的想法,只是 你缺乏自信的又一明證。你根本不是在關心我的想法,只是對自己的列出的表單沒有信心。」
香農可能比較敏感,但是注意到這一點的可不只是她。「幾乎每個女職工都被罵哭過」 男性合伙人雖然有些很粗魯,但是也有比較友善的。但是幾乎所有的女性合伙人都很難纏。
不過,香農也能理解她們的做法。這些女性合伙人都非常敬業,對工作下了十二分的功夫,經常加班到晚上九點,十點。女性要做到合伙人,要麼不生孩子,不然就要讓孩子上日托,外加請保姆。「他們對其他職場女性有敵意,因為她們的心理是『我都已經放棄了,那你也得一起放棄。』」
16個月後,香農終於受不了要辭職。她去了一家上班時間比較「溫和」的公司,後來還休假陪孩子。現在,如果她要回到大公司,會害怕自己的上司也是女性。職場上,如果你離開了想回歸,其他職場女性就會對你指手畫腳。「職場上的女性,總是互相殘殺。」
香農這一大通抱怨讓我覺得很意外。因為職場女性是個邊緣化的少數群體,公開「批判」她們的例子很少見。於是我採訪了很多女性,想知道他們是否有類似經歷。一開始被問到這個問題,有些人很訝異,但是她們隨後都說出了自己的故事。我採訪了幾十人,漸漸覺得自己就像牧師,而這些女性都是在對我懺悔,似乎自己對女權主義不公平似的。
她們講述的故事都體現了職場婊對自己的恣意肆虐。另一個女律師賽琳娜告訴我,有一次她回國換籤證,回來後卻發現有個女同事跟老闆告狀,「她說我工作缺乏熱情,因為我根本沒有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還有凱特琳,是公司交流處的總監,有一次她的女上司因為一個小小的錯誤,就朝著她尖叫「你那麼不稱職,我怎麼工作啊?!」 我自己有個朋友凱瑟琳,在非營利組織工作,才幹了幾個月,女上司就變得聲色俱厲。凱瑟琳有一天收到她郵件:「你看,你這又在盲目行事,我之前告訴你的你根本沒聽進去。」隨後都是一些非常生氣的話。很多女性知道職場上有很多男性會輕視他們。但是同為女性,不應該是「盟友」嗎?被自己的女同事這樣對待,就讓她們覺得自己受到了背叛。
我自己的伯樂,莎拉,是個作家,幾年前,她提拔了我這個無名小卒,我才有今天。就在我採訪莎拉的時候,我發現,原來就連她也把女上司分為兩類,「母夜叉」和一步步往上爬的「老好人」。莎拉寧願有個男上司,因為他們直來直去,不會拐彎抹角。「跟其他女性共事,不僅我的工作能力受到評判,她們還要考慮我好不好相處,算不算朋友,是不是有趣。就像小孩子過家家一樣。」
還有些女性承認,有時確實會跟其他女同事暗中作對。艾比是一家諮詢公司的財務,公司有個女同事休產假六個月,她心裡很氣憤,「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支持女性的女性主義者。」但是,她也坦白說,「要是只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我肯定會有『想個理由把她炒了得了』的想法。」
研究發現,很多受訪者都覺得女上司很「情緒化」、「狡猾」而且「刻薄」。當然,這些只是一些人的經歷。我也聽過很多人說自己女同事好話的,像是女上司關照他們、指導他們的故事,而且還為他們提供支持。我自己就有親身體會。而且,研究還顯示,在某些方面,女性管理者比男性更有優勢。
但還是有很多女性都跟香農有類似的恐懼,覺得職場上女性就是在互相殘殺。大型研究公司皮尤和蓋洛普做過大型調研,顯示女性對於同事和上司存在性別偏好,大部分都希望和男性共事。好幾個學術研究也顯示類似的結果。200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雖然女性相信其他女性能做好管理者的工作,但「這些女職工不想在她們手下做事。」女性進入職場的年限越長,她想在女性領導手下做事的可能性就越小。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講師Elsesser分析了6萬名受訪給出的回答,她發現,女性(包括女領導在內)普遍更希望自己的上司是男性。受訪者給出的理由是:女上司很「情緒化」、「狡猾」或「刻薄」。男性也更希望自己的上司同為男性,但是占所有男性受訪者的比例比女性的小。
對142位律所秘書(幾乎全是女性)的調查顯示,沒有一個想在女性合伙人手下做事。只有3%的受訪者表明自己希望上司是女律師,近半受訪者在這方面沒有偏好。「女領導實在是太難對付了,很讓人頭疼。」另一項研究指出,如果職場女性在其他女上司的領導下,她們比領導為男性的女同事感受到的壓力更大,出現常常睡不著,頭疼的癥狀。
有些人覺得這樣的現象很不可思議。ABA期刊發表律所秘書調查結果時,讀者很憤怒,要求編輯把文章撤掉。於是該期刊又寫了一個續篇,表明其中爭議性很大,還為傷害某些讀者的感情道歉。確實,誰能想到,職場女性彼此之間存在這樣的偏見。這個現象或許真的很有爭議,要麼人們避而不談,要麼就說不可避免(因為女性本來就很狡猾)。但事實上,心理學家在過去的幾十年都在試圖解釋這個現象。綜觀他們的結論,女領導們其實不是罪魁禍首。
去年秋天,我來到一家高級餐廳參加社交活動,參與者都是些女性高管。我本來沒有料到自己會見識到這種刻薄,但是我還是感受到了滿滿的「惡意」。當我向他們自我介紹,說自己是一個記者時,有好幾個高管臉上露出了輕蔑的笑。我在採訪他們之前,都會告知說,如果他們不願意,可以選擇不接受我的採訪。
這時候,有一個中年、身穿豹紋夾克的金髮女人看著我,對我說:「你去看心理醫生的時候,會不會跟他們說,『沒人喜歡我,他們不願意跟我講話?』」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後我反問她,有沒有人抗拒她這樣的交流方式。
這個女人叫蘇珊,她告訴我,這樣有點不修邊幅、甚至有些粗魯的說話方式,在她所在的金融服務業特別適用。她是個理財諮詢師,工作環境跟《廣告狂人》里的如出一轍。她說,「我說話方式像男人,我喜歡鍛煉,儘管我們互相懟的時候很多,懟完也還能做朋友。男人喜歡和我相處。」
但這種「男人幫」式的工作氛圍,辦公室里的其他女性恐怕就不那麼享受了。莎拉公司里的理財顧問幾乎都是男性,而所有的助理幾乎都是女性。這樣的工作環境簡直就是「惡意滋生的溫床」,辦公室里的女性空間小,地位低,困在這麼個「小籠子」里,大家總是爭得頭破血流。
我在調查後發現,研究者對這種職場女性互掐現象,有好幾個不同的理論。
班尼森是伊曼紐爾學院的一名心理學家。她認為,從進化的角度看,女性本就有不與其他女性合作的傾向。比起男人和男孩之間的輕易合作,女性之間更容易在社交場合出現相互排擠的現象。班尼森舉出了黑猩猩的例子:雄性黑猩猩間會相互整理毛髮,還會一起打獵和巡邏,而雌性之間這樣的關愛和合作之舉就少得多。雌性黑猩猩之間別說形成聯盟,有的還在別的雌性與伴侶交配時,試圖橫刀奪愛。
班尼森的理論是,女性之間的互掐的根源,在於進化過程中,對配偶和撫養後代的資源的爭奪。尼安德特人時代的「婚戀市場」上,如果一個女性幫助另一個女性,自己讓了一步,她的後代就可能比別人的後代落後十步。所以,作為女性,在面臨其他女性時,一定得夠「心狠手辣」。所以,現在的女人「聚在一起,圍成一團,笑笑鬧鬧,交談時也很有禮貌、親密無間,但是她們之間經常背地裡常常盤算著怎麼把對方事業毀了。」
這樣的理論,自然是很有爭議的,班尼森自己都覺得在學術界,自己就是一座孤島。如果班尼森的理論是對的,女性之間想要扭轉這樣的相處模式就很難,因為這種模式有生物學上的根源。
現代工作環境引起女性之間的爭鬥?但是很多研究者覺得,這並非女性天生的行為傾向。他們認為,職場女性之所以刻薄,都是因為現代工作環境所致。
八十年代末,伊萊還在耶魯的管理學院讀研究生,當時她試圖理解職場女性間為何苦苦相逼。「我在工作中,相處的最不好的是一個女同事。但是女性同事總體上還是給了我很多鼓勵和支持。」她不相信現在主流對女性貼的標籤,要麼是「慈愛的母親」,要麼是「暗箭傷人的背叛者」。伊萊的說法是:「女人是人類的一部分,也是根據自己身邊的環境做出適應,隨機應變。」
為了證明她的觀點,伊萊打開律所目錄,找了些男性主導的律所(女性合伙人佔比不超過5%),還有一些女性合伙人比例稍微大一點的律所。她分別調查了一下,這兩類律所中,女性合伙人對其他女同事的看法。
不管是在什麼律所,這些律師的工作環境都非常殘酷。但是在男性主導的律所中,女性間的競爭是「劇烈、煩心而且針對個人的」;這樣的環境中,女性之間不會互相考慮、互相支持。少有的幾個女性合伙人,幾乎個個都是受到所有人的詬病。有個年輕的律師說,自己的女上司簡直是「毫無法律天賦、還愛對人呼來喝去的職場婊。」
這個調查更有價值的結論在於:男性主導企業中的女性認為,能晉陞到管理層職位的女性,屈指可數。所以她們相互之間競爭激烈。伊萊現在是哈佛的一個商科教授,她提到「象徵性僱傭」的概念。如果女性在一個領域的機會很少,她們就會覺得,自己的性別是前進的阻礙。於是她們不組團,不結伴,有時還要內鬥。
前文中穿豹紋夾克的「酷女人」不經意提到「我的朋友全是男的。」好像這是巧合似的。而工作方面很傑出的女高管,對其他女同事咄咄相逼,對男同事卻能談論體育,稱兄道弟。理財顧問蘇珊這樣的女性覺得,「跟男性比較好相處」,因為跟地位高的人相處,肯定會有回報。
就在伊萊做象徵性僱傭研究的時候,荷蘭一名心理學家艾樂梅研究的是,為什麼學術界的女性寥寥無幾。在荷蘭,當上教授的女性僅占所有教授的4%。艾樂梅一開始覺得這是男性的偏見導致的。
於是艾樂梅整理出了全國女教授的聯繫方式表,給她們一一發郵件做問卷調查。她也給一些男教授發了問卷。艾樂梅的調查結果顯示,女性在學術界的「不成功」,部分原因就在她們本身。女教授們覺得自己跟男教授一樣「上進」,有領導力,但是身邊的女同事們不支持自己,而且這些女教授也不想和其他女同事合作。
十一年後,艾樂梅對阿姆斯塔丹和義大利的博士生和大學老師們開展了同樣的調查,結果與之前的調查大同小異。如果同是新入職的大學老師,努力程度也一樣,在女教授看來,男老師會比女老師更努力。艾樂梅把這些女教授叫做「女王蜂」,她們在面對性別歧視時,一般會強調自己和其他女性差別很大。「女王蜂」這個術語是艾樂梅從密歇根大學70年代的研究里借用的。
在艾樂梅的研究發表之後,她很失望,因為有些新聞斷章取義,用她的調查結果來說明「女性的本質就是刻薄的」。她告訴我」有些記者的文章還上了頭條,因為他們寫的是女性彼此之間會『內鬥』。「 她一度想放棄這個課題,但是她的學生德克斯勸她繼續做。
於是,艾樂梅師徒兩人與同事在2011年在荷蘭做了一項小的調查,對象是63名荷蘭女警,問她們在工作中,有沒有受到性別歧視的經歷。荷蘭的女警察占所有警察的比例很低。然而,很多女警都強調自己和一般女性差別有多大,對性別歧視她們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另一項小調查中,德克斯和同事讓蘇利南移民回憶自己受到歧視的經歷,他們卻表達了對其他蘇利南移民的不屑,表現得更像荷蘭人。
根據這些研究的結果,艾樂梅和德克斯認為,她們發現了滋養出女王蜂的條件:如果女性在她們的工作環境中是被邊緣化的,要為事業做很多犧牲,而且本來就對自己的性別認同感很低(跟其他女性沒有同志情誼)。就像Yahoo的Marissa Mayer曾說,「我在谷歌的時候,不算女人,我在谷歌只是個電腦狂。」 艾樂梅認為,這類女性「曾經吃過虧後才知道,想要在職場上成功,就必須讓其他人意識到自己跟其他女性不同。這不是說這些女人有什麼問題,而是她們在職場中的生存方式。」
雖說艾樂梅和德克斯的有些研究結果說服力不那麼強,但是其他研究者後來也發表了類似的研究結果。杜圭是康奈爾大學的管理學教授,她研究的是職場女性擔心的「偏好威脅」——如果她們幫助其他女性,自己就要面對歧視和偏見。杜圭目前的研究顯示,企業」象徵性僱傭來的「女性,如果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絕不會向其他女性伸出援手。另一份研究中,杜圭發現,如果這些象徵性僱傭的女性身處高位,比起職場中地位較低的女性,女高管僱傭其他女性的可能性也越低。
為求職場勝利 做「害群之馬」也不惜?加州大學黑斯廷斯法學院的威廉姆斯教授告訴我,「女人也是人。如果她們想要成功,就得遠離其他女性的話,還是有部分女性願意付出這個代價的。」 研究表明,這種「遠離」在少數族裔中也有體現。所以,有色人種的女性壓力很大,因為她們面臨的是性別和種族的雙重歧視。
就連冷靜理智的女性主義者,即使沒有身處高位,有時也會表現出「女王蜂」的行為。我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的最嚴重的問題是「競爭威脅」,女性擔心新來的女性表現比自己好,於是會前者主動出擊,打擊新來的「對手」。我就採訪過一個女性,她的同事散布謠言說她水性楊花,能力不足。職場女性還可能對自己的女同事說些刻薄的話:2016年有一項科技企業女職工的調查,70%的受訪者都有類似的經歷。其中一個受訪者寫道,」有2個女同事叫我不要打扮的那麼漂亮,這樣別人才能把我放在眼裡。還有一個甚至叫我去做縮胸手術。」
職場女性受到同事這樣的對待,心理壓力當然很大。我的朋友凱瑟琳一直是我朋友圈裡最熱情洋溢、最樂天派的,但是半年前有個女王蜂盯上了她,凱瑟琳現在每天心驚膽戰,她告訴我,有時候很害怕,連吃飯都沒有胃口。「每次電話一響,我的腿都發顫。在開會的時候,每次她發言,我就害怕不已。」
瑪格麗塔是華盛頓的一名領導力培訓師。大約15年前,她的上司就是個女王蜂,雖然才30出頭,女王蜂的打扮和舉止卻很老成、她對團隊里的每個人要求都很高,如果哪個下屬沒有展現出像她一樣的雄心壯志,她就會抱怨。
有一天上班路上,瑪格麗塔摔了一跤,扭傷了腳,一天下來,腳踝越來越腫。瑪格麗塔擔心第二天會走不了路,想去看醫生。那天也不是很忙,於是她敲門問這位女上司,能不能提前下班去看醫生。女王蜂讓她進來坐下,關上門,並對她說:「我對你期望很高」,然後質問瑪格麗塔,為什麼她覺得像腳受傷這種事,就能成為請假的理由。
「但我覺得,不看醫生,明天可能都走不了路。」
「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是怎麼坐到今天這個位置的吧。」女王蜂說,「你知道,在我這麼多年工作過程中,受到多少次性騷擾嗎?你知道,那邊那個同事,為了寫計劃案,連自己兒子高中畢業典禮都沒去嗎?而你只是扭傷腳,就覺得自己有理由提前下班?」
瑪格麗塔的眼淚盈眶,她覺得自己大概永遠不會滿足上司對她的期望。6個月後,瑪格麗塔交了辭呈。
女王蜂是本性刻薄 還是盡工作本分?但是,在某些員工眼裡的刻薄,在其他人眼裡,或許只是職場女性努力做好自己本分的表現。所以「女王蜂」這個稱謂,有時也會受到批評。有些人覺得她們是女王蜂,也有人覺得,他們只是女性管理層。很多研究都顯示,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某個女性對他們嚴苛一點,他們都很難接受,就算這個女性是他們的上司,他們也接受不了。
對女性的雙標有很多,最糟心的就是,一方面,如果女性不能為自己代言,不要求他人的尊重,就無法晉陞,無法進入重要職位;另一方面,如果女性不是樂呵呵的,不願意為團隊犧牲自己,不把自己的功勞讓給他人,她們就不會受歡迎。
路德曼是羅格斯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家,她以希拉里柯林頓為例,說明職場女性面臨的兩難局面:調查顯示,希拉里在任職國務卿的時候,比她競選進入這個崗位的時候要受歡迎。而同樣環境下,男性的行為舉止就不會這麼受重視:特朗普的行為出格,很多人卻視而不見,佛蒙特州的前州長瑪德琳昆寧就諷刺地說過「男人可以胡來,女人就必須表現得像個女神一樣。」
路德曼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就發現了社會上存在這種傾向。大學公開招聘教授時,她是招聘委員會的面試官之一。她發現,女性候選人會強調「有XXX當導師,我感到非常幸運。」而男性候選人會大搖大擺地走進來,雙手交疊在胸前,宣稱「在5年後,我會改變心理學界的面貌。」然後,招聘委員會就挑選了那個男性候選人。
「女性想開口索取權力,實在太難了。」路德曼說,「如果你鼓起勇氣,告訴上級說自己是某職位空缺的最佳人選,背地裡就有人摩拳擦掌等著打擊你了。」
如果某個女性敢有「出格」舉動,敢堅持自己立場的話,其他女性有時會成為阻力,打擊這些「行為不端」的女性。
路德曼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她開始研究,為什麼周圍的人都不能容忍這些跟男性做出相同舉動的女性。路德曼的研究或許能讓我們了解,為什麼男上司可以直言直語,而女上司要拐彎抹角,罵人之前還得先誇兩句。路德曼曾做過調查,同樣是坦誠的職工,如果是女性,大家就不喜歡,也不想僱用她。學術界的其他研究發現,職員對於女上司沒有像男上司那麼尊重,於是,自然引起女上司對下屬態度差的問題,從而職員更不喜歡女上司..造成惡性循環。
路德曼發現,某些女性對其他女性的輕視,可以用「制度正當化」理論來解釋。這是個心理學概念,描述的是長期遭受壓迫的群體,為了理解社會制度的不公正,將負面的刻板印象內化的過程。在美國,女性的地位顯然不如男性。在選擇合作夥伴的時候,人們會在潛意識中會很自然地選擇一直以來較優越的選擇,性別方面較「優越」的自然是男性。有些女性看到自己身邊身居高位、有話語權的女性很少,自然會假設女性本身有問題,才無法得到較高的職位。
UCLA講師Elsesser的研究發現,職工普遍偏好男上司,她還指出研究另一個有趣的發現:職工對女性的偏見,只有在被問到「你更願意跟哪個性別的同事工作」的時候才有,「如果問職工對現在具體上司的感受,性別偏好就會消失。」
如果某個女性敢有「出格」舉動,敢堅持自己立場的話,其他女性有時會成為阻力,打擊這些「行為不端」的女性。路德曼開展了一系列實驗,讓實驗參與者選擇同組隊員,可選的有看起來自信或拘謹的男性和女性。遊戲獲勝隊伍可以獲得獎金,所以參與者應該會選擇「有競爭力」的隊員。實驗中,雖然參與者能識別哪些候選隊員比較自信、有能力,但是女性參與者在選擇隊員時,卻在自信和拘謹的女候選者間猶豫不決。
路德曼說,研究結果表明,一般男性對女性的偏見比女性之間的要嚴重,但是在研究中,男參與者如果選隊員,會毫不猶豫選自信的候選者,在性別方面沒有偏好,但是女性參與者在自信的候選者中,沒有一個會選擇女性作為隊友。路德曼簡直不敢相信這樣的結果。
她覺得,這樣的實驗結果正體現了心理學家們所說的「害群之馬」效應——比起其他群組中的「異端」,人們對於自己群組中的「異端」、「不按規矩來」的同伴,懲罰更甚。聽到這裡,我不自覺地回憶起,以前做項目時,如果男同事大大咧咧犯下錯誤,導致整個項目擱淺,我會幫他找理由,覺得他只是「不拘小節」,不夠注重細節。我會覺得:好吧,那我就自己來。但是如果是女同事犯下同樣的錯誤,我早就寫好十封郵件,存在草稿箱,準備好質問她,到底怎麼回事了。
有些作家和研究者反駁說,真正的女王蜂難得一見。而女王蜂這個詞被很多厭女主義者用來描述他們頭腦中糟糕的女性。就連最先開始使用女王蜂這個術語的塔維斯教授,都嫌棄這個術語,在2013年的今日秀中她曾公開說,「我討厭這個詞。」
1974年,塔維斯教授和兩個同事在《今日心理學》期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有一群反女性主義者,他們正是我們所描述的「女王蜂症候群」...真正的女王蜂,是那些在職場中男性主導的領域獲得成功的女性。她們左手操持家務,右手指點江山。她們的態度是「如果沒有這場運動的影響,我能做到事業與家庭兼顧的話,那其他女性也理應可以。」
我給塔維斯教授打了電話,她的回復是,自己的理論受到誤解,成為了打擊女性的棍棒。如果職場女性之間真的針尖對麥芒,那還有誰會努力推進女性工作環境的改善呢?塔維斯教授很後悔用這樣一個好聽易記的術語,來簡單地概括職場女性的複雜行為。就這麼一個詞,似乎完全否認了70年代以來女性在職場上地位的提高,和工作環境的改善。這篇文章發表後,塔維斯教授再也沒碰過這個話題,轉而研究心理學的其他話題了。
我能理解塔維斯教授放棄這個研究課題的理由,沒有誰想讓自己的研究成為網上性別歧視者的論據...而且,女王蜂現象背後水很深,它的普遍程度也很難估計。但是,女王蜂確實存在的,不管不顧,問題也不會自行解決。或許在了解這種現象背後的成因後,我們就能著手解決問題。
艾樂梅和其他研究人員提到,女王蜂行為只有在特定條件和環境中會出現:比方說,當女性覺得成功的道路實在太狹窄,本來就沒有什麼康庄大道,通往成功的獨木橋,她自己都過不去,更別說帶著別人走向光明了。
她怒目圓瞪,臉色通紅,然後開始對我怒吼。我從沒被別人這樣吼過。我給塔維斯教授發第一封信,請求採訪她的時候,她回復說,「這個請求讓我難過。」 我向她描述了其他職場女性的經歷。塔維斯承認,就像其他受歧視的少數群體一樣,女性之間確實有相互霸凌的現象。
塔維斯讚揚了艾樂梅的研究,她說,我們的表現確實與「自己工作環境的『安全性』有關」,「我們的工作是否給自己足夠多機會,讓我們都能綻放光彩?還是說職業中的每一步,我們都如履薄冰?」
我曾有一個女王蜂式的同事,比我大二三十歲,她比我職稱高,但是不是我的上級。在我開始工作之後,我們坐的很近。有一天工作很忙,但是我必須問她關於內部工作流程的問題。我一直等到下午很晚的時候才問。
我話剛說完,她就怒目圓瞪,臉色通紅,然後開始對我怒吼。我從沒被自己家人之外的人這樣吼過。後來,我向老闆抱怨,老闆只是說,我們的同事就是一家人嘛,不要計較。
這或許是我和女王蜂之間最激烈的一次「交戰」,但這類糟糕的情況很頻繁。有些事情不在我的控制範圍內,但是她還是會責怪我,還向老闆告狀。有一次,我剛打完一通糟心的電話,嘆了一口氣,她就立刻血脈噴賬地指責我,質問我,有什麼資格唉聲嘆氣。另一個同事聽見了,讓她冷靜點。
「抱歉,但是她那樣唉聲嘆氣,我實在不能忍。」女王蜂的腔調就像自己是女爵,被我這個過份的女傭弄得自己很煩心。
後來,每次我走進辦公室,就會肚子疼或者冒冷汗。我至今也沒有真的討厭這個女王蜂,因為我知道她工作得很不開心,每當我看見她疲憊的眼神,就像看見自己的倒影。
我將來也會走到這一步嗎,人生就這麼慘淡?有時候我會禁不住想,這就是我們的結局嗎?職業道路上,每一步我們都做出了正常的選擇,工作兢兢業業,為了升職伏案苦幹,偶爾休個假,也不敢走太久,回到崗位上還要更努力。這麼辛苦,卻還是舉步維艱,沒有辦法實現自己的夢想。
有時候我也會覺得,某一天的工作實在太辛苦,我也沒有辦法保持優雅和禮貌。但我不會拿自己的同事出氣。我能理解,我的女王蜂同事之前的職業之路一定很坎坷,她必須在女性意識覺醒之前,在職場殺出一條血路來,她的時代里,性別歧視更難以想像。男上司可以直接稱呼女下屬「小寶貝」,工作環境也讓女性完全沒有歸屬感。那時,我問自己,如果是我,能忍受多久這樣的對待?在多長時間之後,我會變得像她一樣刻薄?10年?還是20年?還是說,只要哪天工作壓力一大,我就會走到這個臨界點,自己也變成女王蜂?
我很好奇,想知道職場大師們會給女性什麼建議,於是我隨手買了幾本書,看看他們給職場女性的「制勝法寶」。我發現了一些很有趣的結果,但是跟我期待的大相徑庭。
2014年有一本書《好女孩當不了高管》出了修訂版,10年前的初版中寫道,女性「常常讓男同事大吃一驚,因為她們愛小題大做。」 而2006年有一本女性職業指導書《女人(不做職業婊)如何走上職業巔峰》,作者寫道,如果你是女高管,覺得自己很刻薄,解決辦法很簡單:去上情緒管理課。
CNN前副總裁Evans在書中提及,如果不想和同事有紛爭,最好出了辦公室就不要和同事有任何聯繫。如果在上班時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一個貨真價實的好高管會忍氣吞聲,就算想對女下屬發火,也會默默忍耐,因為沒必要讓其他同事都看到這樣不堪的自己。
從事勞工糾紛的律師告訴我,就算工作中同事間相互霸凌的現象很嚴重,女性也很少會告其他女同事性別歧視,因為大家普遍假設,女性之間會互幫互助。還有個律師還告訴我,所以有些公司的人事部有意僱傭少數族裔和女性,如果公司將來解聘某個員工,因為人事部的人屬於少數群體(被保護的群體),被炒的員工一紙訴狀告公司的可能性要低很多。
「但是,我們不能就這樣向女王蜂屈服。」 我採訪的某些女性這麼說道。即使你很快要辭職,女王蜂只是換個人折磨罷了。我採訪了瑪麗,她之前是國防工業分析師。我問她有沒有跟女上司起衝突的經歷,她聽到這個問題,就忍不住笑了起來。之前她有2個上司,一男一女。2010年海地發生地震,她被派往調研。那次工作很辛苦,時間長,任務重。男上司表揚了瑪麗的工作,而女上司卻盯上了她。瑪麗的報告里有個引用,後面的引號漏了,女上司就指責她抄襲,最後竟把她排擠出去了。瑪麗總結道:「你的表現不能比上司更出色。」
女護士對於這樣的情況,可能有比較妥善的解決方法。護士這一行,女性之間相互霸凌屢見不鮮,但是有一群護士想出了一個辦法:通過經濟上的激勵,減少護士之間的內鬥。這個方案里,醫院中護士間的關係會影響醫院得到的撥款,霸凌會被評級並公開,影響醫院從聯邦政府取得的資金。
如果企業能對職場媽媽提供更好的支持,對減少女性之間的霸凌也是有幫助的。我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雖然企業有支持家庭政策很重要,但是企業的管理者必須真的信服這些政策。我採訪過一個女性,她的企業規定,如果孩子生病了,可以在家工作,一邊照顧孩子。但是,每次這樣的情況發生,她的女上司就要給她臉色看,這就跟設立該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馳了。
管理者可以想想辦法,讓有天賦的女員工意識到,自己在企業中還是受到重視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女性覺得樂觀,工作有前景,就不會那麼容易就內鬥。路德曼說,「我們需要社會整體上的改變,讓女性在各種崗位上都有機會成功,這樣在看到其他女性取得成功的時候,也不會產生敵意。」 有些行業很新,職能上對於性別沒有要求,改變也比較容易發生。
路德曼還強調說,女性如果取得了成就,要看到自己的成功,最大的助推就是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導師,也不全是運氣。但是,獲得成功後,說自己是大功臣,確實可能要付出代價。因為人們已經對女性領導形成了刻板印象,期待著她們會有某些特定的表現。而要打破這些刻板印象的禁錮,必須要有足夠多的女性敢於站出來,敢於為自己發聲。跟路德曼的談話讓我覺得很親切,她似乎是我人生中缺位的那個堅持女性主義的阿姨。
路德曼問我「你的成功路上,有沒有類似的阻力呢?」
我回答,有時候有,有時候身邊的人會問我,是怎麼取得一個又一個職業成就的。於是路德曼又問,「那你是如何回答的呢?」
「我會說,只是自己運氣好,或者找找藉口。」
她很興奮地說,「看吧看吧,你自己就是一個樣板。那你覺得女性該怎麼應對這樣的局面,在職場中該怎麼轉換思維呢?女性是不是應該從更有自信開始呢?」
我承認,這確實會帶來積極的影響。但是,「雖然我知道自己應該更自信,但是我無法表現出來,就好像有看不見的阻力,讓自己無法顯得自信。自信對於女性確實會有幫助」
「自信對於女性整體的進步有益。但是每個女人都必須相信這一點。槍打出頭鳥,如果你不是敢吃螃蟹的第一批女人,我也不會指責你。」
是啊,總得有些女人先帶頭,要表現出自信,敢於直面同事的欺凌,不記恨他們。但如果我們能集體覺醒,都做工蜂,傾巢而出,共同努力,改變女性在職場的境遇,就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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