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 · 關懷 · 能力：女性解放的路徑探索及其反思

作者：范偉偉

來源：《哲學研究》2017年第9期

［摘要］女性主義在女性解放路徑的探索中分化為兩條線路:以「理性」引導的通往公共領域之路;以「關懷」引導的守護家庭領域之路。本文認同二者秉承的女性自我實現的共同理念，但以「家務勞動社會化」為例，分析了這兩條路徑各自面臨的理論困境及其實踐兩難，展開女性解放理論對「自然主義」的批評。文章最後認為，努斯鮑姆的「能力路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可以兼容「理性路徑」與「關懷路徑」各自偏失的現實方案，為女性發展提供可具預期性的未來前景。

［關鍵詞］女性解放；理性；關懷；自然主義；能力路徑

傳統哲學往往因其刻意強化女性與公共領域的「無緣」而招致女性主義學者的批判。本文從批評傳統理論的這一偏見出發，梳理了女性主義在女性解放進程中的兩條路徑——「理性路徑」與「關懷路徑」，並探討了二者背後呈現的理論困境及實踐兩難。全文圍繞著女性解放與公私領域之間的纏繞關係，展開對推動女性自我實現的路徑追尋，最後提出以「能力路徑」來兼顧「理性」與「關懷」這兩條路徑各自的偏狹，為女性發展勾勒了具有兼容性的可期望前景。

一

傳統哲學裡的女性形象：

公共領域的「不可見者」

公共(政治)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貫穿於整個西方理論傳統。在古希臘城邦時期，自由民共有的公共領域與個體特有的私人領域之間涇渭分明，並對接了政治領域與家庭領域的劃分。(參見阿倫特，第46頁)前者指向政治權利以及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活動的空間;後者涉及處理包括家庭生活、親友關係及財產事務的空間。在社會契約論的理論描述中，公共(政治)領域及其事務造就了人類的成就以及卓越;私人(家庭)領域則淪為確證這種崇高的前提或附屬。分屬於這兩個領域中的活動主體，也被賦予了截然不同的社會地位與價值評價:公共(政治)活動及其主體被認為具有創造性，彰顯了自由的崇高性;家庭活動及其主體被認定為平庸或價值缺失。依據傳統的理論框架，男性與女性分別被劃歸於公共(政治)領域與家庭領域中:男性擁有進入政治領域實現自由的資格與機會;女性只能在家庭中承擔著提供生存必需品的勞動與服務，政治領域的大門始終對其關閉。在一系列的目的論假設下，亞里士多德建構出有條不紊的制度安排，將女性安置於家庭，隔絕了她們進入公共(政治)領域發表意見的機會。這種關於男性、女性與政治之間的觀點，成為自希臘以降西方政治理論的發源性根基。正如阿內爾(Barbara Arneil)所言:「作為女性的女人並沒有存在於古希臘的政治視域中，她們要麼存在於日常生活的領域，要麼存在於哲學家的理論中」。(阿內爾，第41頁)

為何女性無緣於公共(政治)領域及其生活?盧梭將之歸因於大自然的饋贈。「第一次革命」中表現出的男女差異，使得女人需要依賴於男人而生存。女性的柔弱以及對男性的依賴，決定著她們無法成長為理性公民，只能安於家庭生兒育女、照料家務。故而，教育也應該根據性別差異有所區別，培養男孩理性的公民意識，培養女孩順從嫻靜的美德。(參見盧梭，第34－47頁)由於性別分工契合了完善的市民社會要求，因而呈現出愈加穩定的趨勢。在黑格爾看來，女性具有自然屬性的先天脆弱，即過於感性、依賴直覺、思想單純，因而無法勝任探究理性、思辨與普遍性的知識教育，只有男性通過思想上的成就與技術上的努力方可達成。換言之，女性並不具備進入公共領域參與政治生活的能力，只能由男性(其父親或丈夫)為代表參與公共生活。「如果婦女領導政府，國家將陷於危殆，因為她們不是按普遍物的要求而是按偶然的偏好和意見行事的。」(黑格爾，第63頁)黑格爾甚至斷言:「女人——共同體生活中永存的諷刺——通過陰謀而把政府的普遍終結轉換為一個私人終結，把它的普遍行為改變為某個特殊個體的作品，把國家的普遍財產顛覆為家庭的所有物和裝飾品。」(轉引自帕特曼，第186頁)盧梭與黑格爾代表了西方理論傳統對女性的普遍判斷——政治的顛覆者，切斷了女性通往公共(政治)領域的道路。

傳統哲學中的女性形象，反映甚至參與塑造了社會對女性的主流認知。直至今日，社會輿論還普遍認為，女性的天職是相夫教子、照料家務。對家庭不離不棄，足以冠以女性賢惠、高尚的美德，相反，不滿足於家庭而追求自我的行徑，則被訂上「不安於室」的標籤。

二

女性解放的兩難處境:

走出家庭或持守關懷?

在傳統哲學家看來，理性匱乏是導致女性無緣公共領域及其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女性缺乏運用普遍理性把握事物的能力，自身不具有參與公共(政治)生活必備的素質，因而被公共(政治)領域拒之門外。當傳統哲學否定女性擁有理性，或者認為女性的理性不完備之時，也就剝奪了她們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的權利與資格，家庭也就成為女性唯一的庇護場所。這一偏見遭到了女性主義學者的批評，她們在對傳統哲學與理性的剖析中，揭露了背後蘊藏的性別不平等制度及其與權力話語的糾纏。藉助於父權制的庇護，男性牢牢把控著關於理性的話語權，並沒有為女性發展自我理性提供充分的條件與機遇。為改變這一狀況，女性主義的先驅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女權辯護》中提出，通過教育培養女性的理性潛能，開啟推進女性教育與權利爭取運動的序幕。(參見沃斯通克拉夫特，第252－259頁)歷史的發展證明，當女性享有與男性同等的教育資源，進而獲得政治參與資格與工作機遇，並展現出並不遜於男性的傑出能力之時，傳統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斷言不攻自破。

隨著理性能力的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女性期待能夠走出家庭通往公共領域。畢竟公共領域的開放性能夠為女性及其活動提供「呈現其實在性」的場所，從而轉變其原本隸屬於家庭及私人事務的性質。基於此，家務勞動有待進行「去私人化(deprivatized)」和「去個人化(deindividualized)」的革命轉變(參見阿倫特，第32頁)，「家務勞動社會化」的路徑為此提供了可預期的前景。

從理論層面來說，「家務勞動社會化」的路徑批判了無償家務勞動的虛假性與不合理性。隨著公私領域的二元對立，家務勞動被排除在社會生產勞動之外，女性作為家務勞動的主體也遭到公共領域的遺棄。在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理論看來，家庭直接參与了公共領域的生產與再生產。一方面，母親通過生育活動與教養子女，直接為社會生產活動提供主體; 另一方面，女性長期承擔繁瑣沉重的家務勞動，為社會生產提供充分的前期準備與後勤保障。(cf.Mitchell)長期以來，這些勞動卻遭到不匹配的價值貶損。科斯塔(Mariarosa Costa)以工人階級的家庭為例，分析了家庭主婦才是真正嚴格馬克思意義上的被剝削的「生產工人」。她們在剩餘價值的生產源頭付出家務勞動，卻被置於剩餘價值生產鏈條的最底端。家務勞動的應得報酬被資本主義支付給其丈夫的工資所攔截。換言之，在工人階級內部，身為丈夫的男性也無意中成為剝削女性的工具。(cf.Costa＆James)

從實踐層面來說，「家務勞動社會化」的解放路徑可被描述為:尋求可行的鬥爭形式打破既有的家務勞動系統，徹底摧毀「家庭主婦」這個社會角色，幫助女性衝破封閉的家庭生活空間，獲取與男性同等進入公共領域的資格與機會。這種路徑可通過不斷推進家務勞動與照料兒童的社會化改革來實現。當家務勞動具有公共勞動的屬性後，女性也獲得了相應的勞動報酬。但也有學者認為，將女性盲目地推入公共領域，通過在社會化結構中的勞動獲得經濟獨立，這種改革帶有一定的虛假性。正如本斯頓(Margaret Benston)所擔憂的:「如果家務勞動仍是私人的且在技術上是落後的，那麼平等從事家庭外的工作，就仍然只是女性解放的一個令人悲傷的不充分的先決條件。」(Benston)換言之，在既定的男女家庭分工的意識形態沒有變革之前，家庭主婦轉換為職業女性的後果只有兩種:繼續加重女性的負荷;或造成女性群體內部的剝削等級。無論哪一種情況，都與女性解放的目標相去甚遠。

除此之外，「家務勞動社會化」還遭到這樣的質疑:將家務勞動完全推向社會化，是否會過濾掉家務勞動中蘊含的關懷、照料、親密關係及其價值?以關懷倫理學為代表的文化女性主義理論對鼓勵女性走出家庭的理性養成路徑保持了警惕。她們批判「理性」概念背後隱藏的男性中心主義及其狹隘性，提出了重新評估女性特質(如關懷)及其價值的主張。在承認男女兩性的生理結構與自然屬性所呈現的統計學差異基礎上，關懷倫理學展開了一種新的批評:首先，「理性」並不能作為充分的依據列入男女價值差異評定的唯一要素;其次，「理性」並不具備充分的理由先在地優於人類所具備的其他特質，例如關懷;再者，兩性生髮出的不同特質本身並未體現出所謂的優劣差異。所以，女性解放不必固守於抹殺男女差異而尋求「趨同」——刻意推崇女性的「理性」，而是通過發展女性的獨有特質，並推廣其在社會中的現實影響力，在女性特質(如關懷)與社會的互動中實現對女性及其特質的重新價值評估，從而逐步推進女性解放的歷史步伐。甚至於，社會文明進步的考評參數應當納入對女性特質的價值肯定，形成可預期的男女(差異性)平等與女性解放的現實圖景。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致力於認同、復興和培育女性的關懷特質，建立以關懷為核心的教育、政治、社會、文化以及國際生態，倡導由女性衍生出的關懷倫理在社會發展與人類解放中的獨特貢獻。

女性解放應該選擇「理性」發展路徑，還是守護「關懷」並為其正名?女性主義在推進女性解放進程中遭遇兩難選擇。女性解放到底應該走出家庭，還是始於家庭捍衛女性價值?一方面，「理性路徑」引領的男女平等，隱匿著消解女性特質的巨大風險，甚至可能導致女性主體身份的喪失。忽視男女的兩性差異，否定性別多樣性具有的社會積極意義，以此為基礎的法律平等與機會平等，不僅沒有向廢除性別等級制度發起挑戰，還隱藏了性別體制在社會化進程中生成的不公正對待(針對女性而言)，諸如抽象的工作機會平等政策，難以抵消社會對女性的偏見(由於懷孕、哺乳等原因)，反而壓縮了女性獲得與男性同等資格的機會。另一方面，「關懷路徑」引領的女性價值，也沒有從根本上擺脫自然主義的傾向。當宣揚女性特質(如關懷)更有利於世界和平的時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另一種形式的、以女性為中心的「生理決定論」或「社會建構論」。強調性別差異、彰顯女性特質，無意中強化了性別的固有模式，形成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從而將其劃歸到有限的工作領域或社會角色中，這類看似保護性的決策實際上也並非女性解放所期望的理想目標。當對女性的普遍保護罔顧了女性個體能力的差異，當社會承認演變成阻礙女性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機遇時，基於性別差異追求男女平等的許多建議都會引發激烈爭論。但我們的疑問是:這難道就是女性解放的最終目標嗎?

三

女性解放對自然主義的批評

為何自由、平等理念引導下的女性解放道路步履維艱?不管是「理性路徑」指向的男女平等目標，抑或「關懷路徑」強調的女性發展前景，為何最終都陷入無法自我圓融的窘境?隨著理論的深入挖掘就會發現，雖然「理性路徑」與「關懷路徑」為女性解放指明了不同的方向與任務，但它們的理論起點都默認了同一個經驗事實，即女性相比男性情感更為豐富、更擅長關懷，男性相比女性理性更加鮮明、更擅長競爭。當沃斯通克拉夫特號召要提升女性的理性能力、實現男女平等之時，其實已經承認了:理性相比情感更為可靠，關懷相比競爭更為脆弱。女性解放需要通過後天的理性訓練來克服自身的情感與脆弱(具有自然性)。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女性解放過於迷戀理性為其描繪的藍圖，而理性又被男權社會認為是男性天生具有的自然特質，那麼，女性主義難免會落入這種男權至上的「生物決定論」或「自然決定論」的陷阱。同樣，「關懷路徑」也會遭遇類似的困擾:當她們想要通過高揚女性的關懷能力——且並不迴避關懷的自然特質，試圖撼動理性唯我獨尊的地位之時，是否也在建構一種以女性自然特質為主導的「生理決定論」?這種路徑承認了既有的性別生態，將女性與關懷捆綁在一起，到底是為女性解放開啟了新的空間，還是會導致女性解放的偏狹性?

由此可見，不管是「理性路徑」還是「關懷路徑」，都不可避免地纏繞在這樣的陳舊觀念中:情感與關懷屬於女性的自然特質，家務勞動是女性與生俱來的自然本性展現。「自然主義」的幽靈不僅存在於家庭領域，還飄蕩在公共領域之中:在同樣的職業活動中，由於「自然能力」劣於男性，女性創造的社會價值與可匹配的社會尊重也低於男性;在不同的職業劃分中，基於所謂的「自然稟賦」，女性被分配至特定的領域(如醫護、幼兒教育等)中。這樣一來，女性的社會角色遭到固化，職業選擇空間也受到限制。總而言之，貶低女性及其活動價值、將女性與特定職業捆綁，不僅嚴重傷害到女性的社會利益與發展空間，也會連累這種職業無法得到應有的社會尊重，致使其在社會等級中的價值被貶抑。相反，一種職業可能由於男性主導而被認為更具挑戰性，由此獲得具有增益性的身份評價。更有甚者，在功利主義和效率優先的驅使下，個體價值趨向於「個人成就」的最大化。彰顯「個人成就」的工作報酬，不僅關聯著當事人收穫的社會資源與物質權益，也影響著他(她)享受到的社會地位與價值評價。(參見弗雷澤、霍耐特，第178－233頁)我們不得不承認，「自然主義」與「個人成就」在現代社會已經形成合謀，使得紮根於資本主義邏輯中的「男性中心主義」更加具有隱蔽性，這無疑會增加女性主義理論批判與女性解放運動的難度。

為了摧毀這種合謀對女性造成的傷害，我們需要進一步推進女性主義的理論批判與實踐探索。不管是傳統歷史中曾經出現的、抑或是當下社會中依然根深蒂固的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導致其遭受不公正社會評價與價值判斷的邏輯推演都是有問題的。訴諸於「自然主義」也就意味著無視存在於事實描述與價值評價之間的「不可逾越的邏輯缺環」。從女性的自然屬性出發，在邏輯上不可能直接推出「女性劣於男性」的價值判斷。換言之，對女性特質的界定，不管是來自於純粹自然的緣由，還是作為社會建構的結果，都不應成為對女性發展空間及其社會角色的主體性選擇進行價值干涉甚至否定的合理依據。

事實上，依據人類學視角的考察，作為早期階級社會遺留至今的歷史產物，性別分工模式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表現為僱傭勞動與家務勞動的分離。由於父權制對男性的偏好，他們被公共領域遴選為僱傭勞動的主體，而女性只能退守在家庭領域中，繼續從事那些經過篩選的家務勞動。換言之，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中，「男主外、女主內」才真正具有了社會性別勞動分工的內涵:前者指向公共領域中的職業活動，演變為具有社會性的生產勞動;後者指向遺留在家庭領域中的生育、照料與家務勞動。女性主義理論家們在批判中發現，父權製造就的男性中心主義意識形態，使得這種性別(勞動)分工得到制度化的確立與強化。換言之，在男性中心主義的主流語境下，家務勞動與僱傭勞動的差異得到了制度化的確立，構成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意識形態結構基礎，這些意識形態又助力男性掌握對家庭生活以及家庭成員的絕對權力。相對於其他社會空間的相互流通，家庭反而處於孤立、封閉的狀態，被禁錮於此的女性也同時喪失了向外發聲的機會。

基於上述分析，回到本斯頓等女性主義理論家的憂慮，筆者的回應是:在作為理論批判的武器還未取得最終勝利之前，女性走出家庭的實踐探索不能退縮。即使女性可能暫時要承受來自家庭與工作的雙重壓力，但這是女性解放之路必須經歷的陣痛。通往公共領域的女性解放的意義在於:首先，不管是女性走向職場尋求具有社會生產性的工作，還是藉助「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改革通往公共領域，女性走出家庭的遮蔽進而「顯現」在公共領域之中，是彰顯女性及其活動「存在」的重要方式;其次，跳出「家庭作為嚴格意義上的性別不平等場所」(阿倫特，第20頁)，女性可以擺脫一定程度的男性的強力支配甚至暴力，尋求其他空間領域的自由，因為「自由意味著不受制於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強制，亦不受制於自身的強制」(同上)，故而，即便需要承受市場變動的風險，女性及其活動只有真正走出家庭，才能顯現自由的獨立性與自主性;最後，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革新與教育的普及推廣，社會分工對男女自然能力的倚重逐漸減弱，這為女性自主選擇職業提供了契機——不必再忍受「自然主義」邏輯對女性角色的刻板定位，或者「社會建構論」對女性自以為是的善意安排。女性通過個體勞動的社會化，不僅能夠擺脫從屬性的依附關係，而且能夠有效積累私人財富。「作為能夠處置自己私生活的自由人，就不像聽命於主人的奴隸那樣為貧困所『迫』」(同上，第42頁)，因為只有在生存需求得到有效照料之後，女性才能言及自由與追求卓越的可能。

當然，女性走出家庭，並不是在現有的社會條件下強硬地將女性推入公共領域任其自生自滅。女性走出家庭需要兩個基本條件的支撐: 一方面是解除女性走出家庭後顧之憂的制度支持與技術保障，其中包括家務勞動社會化、夫妻共同撫育孩子的制度化支持等等; 另一方面也需要女性自身能力的提升與完善，才能為女性在公共領域實現自我奠定基礎。走出家庭、制度化改革、能力發展三者之間並不是僵化的因果關係，而是處於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同一進程之中。女性基本核心能力的提升，既可以直接幫助女性更好地處理家庭與工作之間的關係，又可以通過女性在公共領域中的發聲與行動，推動社會制度層面的變革，幫助更多的女性建構家庭、自我與外部世界的兩性關係。走出家庭接觸更為廣闊的外部世界，也有利於女性基本生存能力與發展能力的培養。

四

女性解放的

第三條道路探索:

來自努斯鮑姆的

「能力路徑」的啟示

在批判傳統哲學中蘊含的父權制與男性中心主義時，女性主義理論家將矛頭直指傳統哲學將「理性人」等同於事實上的成年男性的狹隘假設。「理性路徑」與「關懷路徑」的差異在於:前者認為「理性」不僅是男性的所有物，而且是人類普遍具有的本性之一;後者認為「理性」並不能代表人性的全部，在人性之中也並非獨一無二。這兩種路徑都無法徹底擺脫「自然主義」的桎梏，都遭遇了自身理論建構的瓶頸。如何跳出「自然主義」對女性解放的束縛?怎樣才能平衡這兩種路徑各自的偏狹?能否尋找一條兼容二者的女性解放合理性的第三條道路?這些成為女性解放理論不斷超越的主題。沿襲這一思路，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提出的「能力路徑(Capability Approach)」理論框架，為女性追求性別平等、實現自由解放以及自我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與空間。在努斯鮑姆看來，傳統的功利主義與社會契約論對不平等問題的討論存在欠缺之處，比如在女性問題上，並沒有提供有效地應對不平等、偏見、歧視、不公正等問題的充分理論框架與基本原則。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顯示，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女性在生活期望的達成、財富的擁有、教育的水平等方面，從未享受到與男性平等的地位。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性別不平等與貧困緊密捆綁在一起，造成了女性核心能力的嚴重匱乏。而能力匱乏又導致她們無力於有效地應對自身面臨的困窘(如家庭暴力、性騷擾、僱傭歧視等)，進而加劇了女性備受歧視與貧窮的處境。因此，努斯鮑姆在搭建「能力路徑」關於正義問題與人類發展目標之間的聯繫、致力於實現人類潛能與實質性自由的進程中，將女性解放納入貧困與發展的基本議題之中，從而照亮「遺失的女性(missing women)」這一群體。(cf.Nussbaum，2000，pp.4－8)

「能力路徑」的普遍性在於它平等地指向所有國家的每一位公民，為此，努斯鮑姆列舉了關於人的核心能力清單，其中包括生命(life)、身體健康(bodily health)、人身安全(bodily integrity)、感覺、想像力和思考(sense，imagination and thought)、情感(emotion)、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社交關係(affiliation)、與其他物種和諧共處、娛樂(play)、掌控周圍環境(control over one』s environment)等，各項能力彼此之間相互獨立且平等關聯。在她看來，良好的政府應當培養人的內在能力，並且創造讓內在能力得以實踐的環境條件。(cf.Nussbaum，2011，p.43)由此可見，努斯鮑姆的目標是辨明最為重要的人類能力，以便要求我們的社會、政治制度來提升這些重要的人類能力。

雖然努斯鮑姆設計的核心能力清單並非專門為女性量身度制，但當討論女性面臨的窘境及如何改善她們的現狀時，她又強調核心能力清單對於女性解放與女性發展的合理性與適用性。雖然這些能力清單在理論上指向每位公民，但在現實生活中，男性與女性在發展這些清單中的核心能力時，並非處於同一起跑線。換言之，當這一普遍的「能力路徑」具體落實到女性群體時，就會轉變為具有女性解放特殊性的問題:如何補償女性在早期的社會發展進程中由於性別不平等而造成的能力欠缺?尤其是當我們把這些核心能力看作確保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正義社會都應保證且公民擁有的關鍵權利時，女性面臨的真實境況卻是能力的負值增長，甚至無法應對生存的底限要求。此時，核心能力清單所面臨的就不是一個普遍抽象的議題，而是具有女性解放運動獨特性與具體性的議題。這個議題也為女性解放提出了最為迫切且具體的現實任務:面對這一境況，女性解放理論需要在家庭正義、性騷擾、僱傭歧視等傳統議題上有所拓展，將飢餓與營養、出生權、識字權、工作權、童婚、童工等問題納入女性發展議程。(cf.Nussbaum，2000，pp.5－7)在這個意義上，女性解放與女性發展對「能力路徑」的解讀可分為兩個方面:從消極意義上來講，國家的政治義務在於採取何種措施防止女性的最為基本的可行性能力遭到剝奪;從積極意義上來講，社會與政治體制的優越性體現在如何為女性核心能力提供具有「增補式」發展的環境。前者涉及女性的能力安全是否能夠得到保障，後者涉及女性的能力培養是否具備現實條件。女性主義理論以此來評估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是否履行了關乎女性問題的政治義務，從而構建出一個基於規範性原則之上的性別公正理論框架。

與其將努斯鮑姆的「能力路徑」看作一份成熟的女性解放任務指南，不如說她為女性解放與發展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考視角與空間。首先，將女性解放納入人類基本發展綱目中，納入評估社會正義與衡量社會進步的基本要素中，不僅可以賦予女性解放與女性發展的理論與實踐更大的合理性，而且通過對照其他人群的發展指標的量化指數，更加明確了當下女性解放運動的具體要務及未來方向。在這一點上，「能力路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理性路徑」與「關懷路徑」在具體策略層面上的抽象性。其次，努斯鮑姆並沒有過於糾纏「自然主義」或「社會建構論」誰是導致女性不幸處境的終極根源，從而避開了「理性路徑」與「關懷路徑」遭遇的理論瓶頸。相反，她的處理策略是:以性別等級制度造就的性別不平等為事實基礎——不管這種制度是服從自然的結果抑或社會建構的產物，以女性當下面臨的具體生存境況為起點，為女性解放與女性發展提供可預期且具現實性的未來前景。在她看來，當以能力概念挖掘能夠展現「真正人類機能(truly human functioning)」的內在需求時，出於對基於偏好的需求概念的嚴格審查，才涉及徹底清算那些隱匿在需求之中的對女性的惡意攻擊或盲目歪曲。換言之，在女性的核心能力培育進程中，要進一步澄清哪些是真正值得去做的，哪些僅僅是社會企圖形塑或灌輸而非女性解放與女性發展真正需要的。再者，努斯鮑姆沒有囿於「理性路徑」或「關懷路徑」之間的紛爭無法自拔，反而以核心能力範疇的豐富性與完整性統合了理性與關懷作為人類發展基本能力的共存可能。換言之，「能力路徑」在一定程度上兼容了理性倡導的「平等論」與關懷引領的「差異論」之間的偏頗之處。努斯鮑姆沒有專門為女性設計一套獨有的核心能力清單是因為:這樣做恰恰可能會使其陷入與關懷的差異路徑同樣的境地，反而會喪失更為廣泛的理論資源與社會支持。從人類的基本現狀出發勾勒普遍的能力發展綱目，以此比照女性的生存現狀，為其規劃更為合宜的發展目標，在具體策略上也兼顧到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中的差異性問題，體現了人類發展的普遍性與女性發展的特殊性的、具體的、歷史的相統一。從發展蘊含的平等內核來看，參照核心能力清單為基本標準，追查並彌補女性發展進程中的能力缺失，幫助女性站在與男性同等的起跑線上，構成了女性解放追求性別平等的歷史任務;從發展蘊含的差異內核來看，核心能力清單的豐富性與全面性足以應對個體選擇的靈活性與多樣化，這一選擇並不以性別劃分作為固有標準，而是基於每一位個體的自主意願與自我規劃，由此構成女性發展追求差異化的歷史任務。

總而言之，在「能力路徑」勾勒的女性發展前景中，我們不僅可望看到女性在能力得到充分實現基礎上獲得的性別平等與體面生活，而且可以預期女性在自我發展過程中與「他者」保持的富有關懷的良好關係。當平等路徑與差異路徑的糾纏不休讓女性解放遭遇瓶頸之際，努斯鮑姆的「能力路徑」跳出了既有的思維框架，為女性解放理論與實踐探索尋找第三條道路開啟了希望之門。換言之，女性解放與女性發展的第三條道路的構建，在努斯鮑姆「能力路徑」的啟發與引領下，可以獲得來自理論與實踐層面更為充分的支持，不失為最具前景的一條道路。

參考文獻：

阿倫特，2009年:《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阿內爾，2005年:《政治學與女性主義》，郭夏娟譯，東方出版社。

弗雷澤、霍耐特，2009年:《再分配，還是承認?》，周穗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黑格爾，1982年:《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

盧梭，1978年:《愛彌兒》，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

帕特曼，2004年:《性契約》，李朝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沃斯通克拉夫特，1995年:《女權辯護》，王蓁譯，商務印書館。

Benston，M.，1969，「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in Monthly Review 21(4)．

Costa，M.＆James，S.，1973，「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in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Falling Wall Press．

Mitchell，J.，1971，Women』s Estate，Pantheon Books．

Nussbaum，M.，2000，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Creating Capabilit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編輯｜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