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弗拉季連·布羅夫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觀

馮顏利 孟獻麗 任政中國共產黨「十七大」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影響日趨擴大，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外學者的認可和關注，成為國外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弗拉季連·布羅夫(ВладиленБуров，1931～)出生在中國哈爾濱，是古代東方哲學、現代東方哲學、中國哲學等領域的專家。他在許多文章中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濟發展成果作了評價，也通過與中國的對比來反思俄羅斯的發展。他撰寫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Современныйкитайскиймарксизм)一文通過對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的解讀，以國外學者獨特的視角發表了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看法。該文是國外學者對中國馬克思主義認識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種觀點，反映了國外學者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看法。雖然布羅夫的認識有些誤解，甚至曲解，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是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見。本文在翻譯布羅夫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一文的基礎上，對其基本觀點進行評述，目的在於:一方面，澄清國外一些學者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誤解，增強他們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理解;另一方面，對於我們自身如何進一步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也是非常有益的。一、關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問題布羅夫認為，「近20多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中國的宣傳一直在加強，取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意識形態模式」。他認為，胡錦濤所作的《十七大報告》並不是空洞的思想和理論，而是充滿著實事求是精神，其中雖然包含思想(意識形態)因素，但不僅在結構上，而且在實質上都服從於國家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之外的人特別是歐洲人來說，這樣的報告會被視為政治宣傳套話的堆積，但是在中國不存在這樣的情況。有鑒於此，布羅夫否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當今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他認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學說，也不是鄧小平理論」。他的理由是，《十七大報告》全文中都未提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名字，「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僅被引用了一次(還是稍帶提過)，毛澤東的名字也只出現了一次，整個報告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被多次重複。在此之前任何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不曾如此強調過自己國家的特色和在其中建設社會主義的特殊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首先提出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是鄧小平。鄧小平強調，中國目前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且很難確定其將延續的時間。其次，「三個代表」的思想同樣也明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強調的是要堅定不移地走將中國具體國情同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的創新道路，但布羅夫認為在《十七大報告》中卻沒有寫出成型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要正確認識布羅夫的這一觀點，首先要明白什麼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布羅夫不理解，堅持馬克思主義，不僅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還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和解決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規定性、基本原理、基本特徵和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恩格斯曾經提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十七大報告》中雖然直接提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以及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地方不多，但是整個報告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理論方法和實事求是的態度。這種態度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不能拘泥於具體詞句，而是要堅持它的基本原理，並把它與實際結合起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指出:「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可見，當代中國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旗幟，並沒有丟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而是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正如胡錦濤《在紀念真理標準討論二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我們黨一直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老祖宗不能丟，丟了就是喪失根本。」中國馬克思主義並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布羅夫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做法不是從抽象的理論綱領出發，而是在現實生活中找尋根源和未來思想體系的基礎。但是，他認為從理論高度可以指責中國共產黨犯了經驗主義和僅依靠實踐(實踐主義)的錯誤。同時，他又不得不承認，正是由於同現實的緊密聯繫才使得中國在社會和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現代化發展取得的成就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分不開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採取了科學的態度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當然，布羅夫認為當代中國還沒有出現成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這一點是正確的。中國馬克思主義不是封閉的、凝滯的，而是開放的、與時俱進的、不斷發展的學說。二、關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科學發展觀布羅夫認為，每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擁有自己獨特的理論創新。其中，以胡錦濤為核心的第四代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也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論，即科學發展觀。他認為，科學發展觀是從鄧小平幾個重要的基本原則之中的「發展就是硬道理」直接發展而來的。科學發展觀的基礎是鄧小平對於發展的理解，在這裡的意思就是在改革的道路上繼續前進，並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繼續開展以人為本的改革。他認為科學發展觀的實質就在於:發展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重中之重;經濟增長是社會發展的核心環節;經濟、政治體制、文化和社會改革應平衡進行，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全面、和諧和穩定的發展」;全面、和諧和穩定的發展的基礎是統籌城鄉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以及在國內外因素影響下的區域發展等;經濟發展基於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布羅夫特彆強調的是，科學發展觀的創新之處，就在於當代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以社會的全面發展為支撐，而不僅是經濟(生產力)發展，他認為這對於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方針具有決定性意義。在他看來，將經濟建設作為中心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對社會問題、文化和民族精神狀況關注的減少。單方面追求經濟發展，會導致農村地區矛盾的尖銳化和嚴重的生態問題。因此，科學發展觀的實質與基礎在於統籌與協調，並且發展要以人為本，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需求。但是，布羅夫認為科學發展觀是對「三個代表」思想中中國共產黨代表先進生產力這一觀點的一種修正。這種認識是不正確的。科學發展觀不是對「三個代表」思想中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一種修正，而是繼承、升華和發展，它們之間是一脈相承的。胡錦濤說，「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對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要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科學發展觀是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發展領域的深化和具體化，「三個代表」的第一個代表就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科學發展觀不是不發展生產力，而是要求科學地發展生產力，更高要求地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更好地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現實選擇，更加科學地把握了發展生產力的內涵。三、關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問題，布羅夫旗幟鮮明地提出，將中國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列寧的社會主義視為一體在原則上是不合理的。布羅夫認為，在胡錦濤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並推動理論創新的口號，特彆強調了未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並賦予其民族的和劃時代的特徵。儘管中國馬克思主義還有一些遺留下來的思想意識模式，但在整體宣傳領域，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都發生了許多改變。中國共產黨在自身的實踐中遠離了曾在蘇聯和東歐國家中存在的社會主義教條思想。這在許多事實中得到了證明:個體農民經濟的存在、私營企業的巨大發展、廣泛運用的國外投資、引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經濟模式和方法(如股票、證券交易所等)、反對以虛無主義態度看待私有制、吸納私營企業和自由職業代表成為中共黨員、承認非勞動收入的合法性等。他認為這些都是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及其社會主義學說相違背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僅僅存在於官方宣傳、大學和黨校中。雖然布羅夫認為中國改革的結果明顯不符合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及其社會主義學說，但是他對這樣的改革還是持肯定的評價的。布羅夫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選擇了在本國國情下惟一正確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從而在社會和經濟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種模式是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著作中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原理的，但卻符合了中國的民族特點」。布羅夫將中國的社會主義與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作了對比。他提出，中共中央在經濟領域的政策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踐有很多共同點，但在政治領域又有許多不同:與社會民主主義中的議會民主相對立，在中國共產黨中存在著專權體制，而不是權力劃分系統。同時，他又提出，從某些經濟的，也包含政治的指標來看，這種模式與之前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走過的發展道路相似。這說明布羅夫對中國的發展道路的認識還不是很清楚、很科學。但是，十分難得的是，布羅夫提出，如果在當今中國推行西方模式的多黨制，必然會引起政府的垮台和國家的解體。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和曾經的蘇聯共產黨一樣，是制度中的承壓結構，只有通過它的領導才能解決重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矛盾。在中國人面前擺放著蘇聯的慘痛教訓，當蘇聯共產黨失去社會領導作用時，國家很快就解體了。當然，布羅夫肯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堅持「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認為，自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過後的30年間，中國一直在宣傳「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也就是說要摒棄經典馬克思主義中的「教條」，要與時俱進。這一點值得肯定。但是，布羅夫並不明白，中國反對的是教條主義，而不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是在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但不是拋棄馬克思主義。反對教條主義是為了更好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是為了更好地發展馬克思主義。這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關鍵，也是中國共產黨對待馬克思主義惟一正確和科學的態度。同國外大多數學者一樣，布羅夫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出現說明當今世界已經不存在統一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國際性學說，而是存在著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其中每一個都帶有由本國具體國情決定的自身民族特色。馬克思主義多元化，在國外也是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這一觀點的實質在於沒有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只有一個，並非具有多個馬克思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形式具有多樣性，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具有多樣性、民族性和具體性。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表現形式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絕不是說有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相反，馬克思主義的多元化實質說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四、關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的關係布羅夫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特點也在於它的文化成分。儒家思想是幾千年來中國文明的根基和主要元素，影響了眾多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他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當對本國精神和哲學傳統的虛無主義過去之後，儒家思想開始逐漸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精神文化基礎。實質上，現在進行的是缺乏道德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的結合。他的理由在於:第一，中國各個城市每年都舉辦數量眾多的關於儒家思想的研討會;第二，這些社會政治性的活動都有國家黨政人員的參加;第三，國家也在3～23歲的兒童和青少年中開展推廣儒家思想的活動，目前已有3000萬人參與其中;第四，號召國家黨政領導在發言中引用儒家經典;第五，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中華文化的發展緊密相連，而這實質上就是指儒家思想。他還強調，「社會和諧」思想在孔子學說中也能找到根源。關於布羅夫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的關係的看法，我們認為，他認識到了儒家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以及儒家思想的價值。但是，他誇大了儒家思想的作用，否認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指導地位。在國內外的某些學者中也存在著「馬克思主義的儒家化」或「儒家化馬克思主義」的論調。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是中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獲得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它與傳統的儒家思想實現了融合，從儒家文化中獲得了推動力。韓國國立首爾大學哲學系教授宋榮培的《中國社會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會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美籍華裔學者竇宗儀的《儒學與馬克思主義》都從儒家思想的角度探討了中國馬克思主義。這些觀點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沒有科學地看清中國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的關係。中國之所以推廣儒家思想，只是為了汲取和借鑒優秀傳統文化，繁榮思想文化，堅持「古為今用」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則，實現各種文化的互補和融合，以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雖然，中國馬克思主義有形或無形之中都不能脫離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響，但是當今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居於核心地位。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指導地位不容動搖。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都不會也不可能放棄馬克思主義而改用儒家倫理去治理國家，只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併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所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需要從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思想資源。「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有相容相通之處，並不能否定二者各有其本質的規定性，不能抹煞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和界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等於馬克思主義儒學化，馬克思主義要是儒學化了其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了，就失去了其本真面目」。為此，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一元化和思想文化多樣性的統一。網路編輯：張劍《國外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發布時間：2011-12-27 17:45:22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