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幹：古代北方民族的同化、漢化及漢人的北方民族化

古代北方民族的同化、漢化及漢人的北方民族化

林幹

全文共13100字。

轉載自《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3年第2期。

轉載時注釋、引注有刪減。以原文為準！

內容提要:本文第一節論述古代北方民族中,先秦時期的及秦漢以後的各族,如戎、狄、匈奴、鐵勒、突厥、回紇、蒙古等,均曾普遍存在同化與被同化現象。第二節論述古代北方民族間同化與被同化的幾種類型:一是沒有入主中原的:二是入主中原的.三是遼、金、元王朝的契丹、女真、蒙古。第三節論述漢人被北方少數民族同化的事例:一是因投奔北方民族地區而被同化;二是因被俘掠而被同化.三是因在北方民族地區居官,世代相傳,『因習其俗」而被同化。

關鍵詞:古代北方民族 漢化 北方民族化

在古代北方民族中,民族間同化的現象十分普遍.例如:春秋戰國之前,在我國北方的遼闊土地上,原有不少少數民族(氏族或部落)在那裡活動,有族名可考的,如夏代的葷粥(音勛育)、殷商的鬼方、西周的獫猶等。及至春秋戰國之際,葷粥、鬼方、獫狁等各族的名稱都不見了,繼之在史書上出現的卻是「戎」、「狄」.這些「戎」、「狄」有大有小,總計不下一百有餘。這當然不是獫狁等族人種的突然滅絕,而這麼多的「戎」、「狄」也不會憑空降生,其間必是獫狁等族(還有其它名稱不見於史傳的各族)的逐漸同化或被同化,因而以一個新的族名取代舊的族名.這種族名的變化,反映了各族之間關係的變化,包含著眾多的氏族或部落的分、合、聚、散的歷史內容.這時,這些「戎」、「狄」,有的分布於黃河流域,有的分布於大漠南北,有的散居於華夏各族之北,有的散居於華夏各族之間,他們與華夏各族接觸頻繁,有時和平相處,也不時發生戰爭.而他們自己各族之間也時戰時和.因而在這種互相交往和互相戰爭中,不斷趨於同化或被同化.在長期的互相同化過程中,有的「戎」、「狄」因為社會發展較快,力量較強,扮演了一個主要的角色(吸收了他族),而其他的「戎」、「狄」則處於配角的地位(被他族吸收).到了戰國時期,散居於黃河流域的「戎」、「狄」,除了在今河北省境內剩下一個建立「中山國」的鮮虞族(白狄的一支)以外,其餘大部分都被華夏各族及其建立的各大諸侯國兼并;有的則遷至大漠南北,與原來居住在那裡的「戎」、「狄」結合在一起.到了戰國後期,隨著歷史的發展,原先活動在我國北方的許多互不統屬的氏族和部落,逐漸局部地聚集起來,在一定地域的範圍內形成各部族共同體,比較先進的則跨入文明的門檻,建立起本族的國家政權(如匈奴族),後進的或組成部落聯盟(如與匈奴同時興起的東胡族),或仍停留在氏族或部落的歷史階段.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了大漠南北的匈奴族,就是通過這種同化過程,於公元前4世紀漸露「頭角」,至前3世紀前後終於登上了歷史舞台。其族源應包括葷粥、鬼方、獫狁、「戎」、「狄」在內的所有原先活動於大漠南北的各族.很難說匈奴的族源來自單一的氏族或部落,不過在匈奴族形成的過程中,被稱成為匈奴的那一部分由於社會生產力較之其他部分先進,力量較強，在部族形成的過程中主導地位，起著支配的作用。隨著部族的形展和發展「匈奴,那一部分,遂以它本部的名稱總括和代表部族。事實上,它自己族內的民族成份也不是一單一的·如休屠(屠各)、宇文、獨孤、賀賴、羌渠及三木樓訾等部,都是匈奴族內的構成部分;而各部之下眾多的氏族,如攣鞮氏(虛連題氏;攣音孿,鞮音低)、呼衍氏(呼延氏)、蘭氏、須卜氏、丘林氏氣喬氏、當於氏、郎氏、栗籍氏、沮渠氏等丈何姓或異姓萬及所謂「別種」、「別部」都尚一未計留。這樣複雜的民族構成,正是匈奴族內由眾多的氏族和部落聚集、結合和形成的有力證明,同時也反映出匈奴這一個部落同化了其他許多部落的結果。公元6-8世紀活映於大漠南北及西域、中亞的突厥,其內部的民族構成也十分複雜,可見它在興起的過程中,也曾經與眾多的部落互相同化。

突厥是鐵勒族的一支.《隋書》卷八四《鐵勒傳》載,鐵勒在隋代已發展為一個龐太的部族,內中包含許多分支.計在獨洛河(今土拉河)以北的有韋紇(回紇)等10部;在伊吾戈今新疆哈密市)以西、焉普(今新疆焉香縣)以北、傍白山(即天山,在今新疆吐魯番市北)的有契弊等9部;在金山(今河爾泰山)西南的有薛延陀等4部;在康國(今中亞撒馬爾罕)北、傍阿得水（今伏爾加河)的有訶咥等8部;在得嶷水(今裏海北的烏拉爾河)東西的有蘇路揭等4部;在拂菻(東羅馬)東的有阿蘭等4部;在北海(前蘇聯唐努烏梁海東的庫蘇古泊)南的有都波等2部:共41部,「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而突厥一支,《隋書》未予列入。其所以未被列入,當為唐代撰修《隋書》時,突厥業已興起並建立了強大的突厥政權(突厥汗國).、鐵勒各部全被征服,「分屬東『西兩突厥」:淪為東、西兩突厥汗國的附庸。故《隋書》的作者對於突厥在興起過程中汲收、同化了其他各部的情況及突厥與鐵勒的關係,已不甚清楚,因而在同書的《突厥傳》中,竟把突厥的祖先誤認為出於平涼(今甘肅平涼市)雜胡。及至19世紀末在漠北鄂爾渾河畔發現了古突厥文《闕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兩碑俱說:「九姓回紇者,吾之同族也』,。這是突厥人自己的說法,當是最可靠的說法。據新、舊《唐書·回絕傳》載,回絕(即《隋書》的韋絕)為鐵勒族的主要構成部分。突厥既與回紇同族,可見突厥是屬於鐵勒的族系,是鐵勒族的一支。

到了唐代,原先鐵勒中的各部,有許多部名已經消失,另外又出現了許多新的部名。例如回紇「外九部」的拔悉密和葛邏祿等,都是《隋書·鐵勒傳》所未見,而是後來見於新、舊《唐書》的《回紇傳》的。從這裡可知,在公元6世紀前後,大漠南北的各游牧部落,彼此之間的分化和同化的現象十分劇烈。最後,突厥這一部落因日益強大而征服、吞併了其他各部,並以『突厥」之名概括和代表其他被征服、被吞併的各部.而其他被征服、被吞併的各部便逐漸被同化.名稱也逐漸在歷史上消失了。

西突厥內部複雜的民族構成,也表明突厥在興起的過程中曾經汲收、同化西域和中亞各部落的情況。據新、舊《唐書·突厥傳》載,西突厥共有10個部落,即以碎葉川(今中亞楚河)為界,左廂(碎葉川以東)五咄陸部落的5部(咄音多),及右廂(碎葉川以西)五弩失畢部落的5部(通稱「十箭」)。其實西突厥不止有10個部落,經我考訂,共有21個部落.其具體部名及分布地區,已詳見拙著《突厥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28頁以下,此處不贅。

14世紀伊兒汗國的史學家拉施特,在他的名著《史集》一書(卷一)中有如下的一段話,對於了解古代北方游牧各族的同化和形成,頗有參考價值和借鏡作用.拉施特說::「由於搭塔兒人非常『偉大』和受人尊敬,其它非塔塔兒人各氏族也以塔塔兒人的名字為世所知,儘管種族的名稱不同,現今都被稱為塔塔兒人.這些非塔塔兒人由於把自己列入塔塔兒人之中,並以塔塔兒人的名字見稱於世,因而自己也覺得居於『偉大』和可敬的地位.正象現今的塔塔兒人、札刺亦兒人、斡亦刺人、客列亦人、汪古人、唐古特人等各種非蒙古部的部落,均仰賴成吉思汗及其氏族的『洪福』才成了蒙古人,儘管他們原先並不承認『蒙古』這個名字.這樣,他們現今的後裔便以為他們自古以來就是屬於『蒙古人』的名下,並以『蒙古』之名見稱。其實並非如此,因為古時的蒙古人只不過是許多草原部落中的一個部落而已。

(二)古代北方民族的同化與漢化的幾種類型

公元91年漠北匈奴政權覆亡之後,匈奴部族瓦解,各部失去了統領的中心,許多部眾無所隸屬,因此各自離散,分裂為許多部分。這時匈奴與它族的同化,正與興起時吸收它族的情況相反,而是被它族吸收,同化到它族去了。當時匈奴分裂為四個部分,除北單于之弟於除鞬率領的部分,後來展轉逃亡,最終被漢兵擊滅不計外,其餘三部分:

一是北單于率領的主力部分,向西遷徙,先到達烏孫地區(在今伊犁河上游一帶),後轉移至康居(在今中亞哈薩克東南部)。當時迫隨他西逃的人,為數不知多少。這一部分北匈奴人在中亞停留了約200年,在公元4世紀中葉,與居於今南俄羅斯草原頓河以東一帶的阿蘭聊人發生戰爭,並於公元374年擊滅了阿蘭聊國,吸收了、也就是同化了不少阿蘭聊人.以後這部分匈奴人分三期進入歐洲:約自374年開始為第一期;400一415年為第二期;5世紀中葉由首領阿提拉率領的為第三期。這些進人歐洲的匈奴人,後來有很多也被當地的民族同化。

二是加人鮮卑的部分.公元91年前後,鮮卑族逐漸強大起來,乘著北單于戰敗西走、漠北混亂的時機,遂向西遷移,佔據了原先屬於北匈奴的地區,有一部分殘留在漠北(沒有西遷)的北匈奴人因此加入了鮮卑族。《後漢書》卷九十《鮮卑傳》記其事曰:和帝永元中,漢兵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佔領其地;匈奴余部留下來的尚有十餘萬落(落即戶),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感.《三國志·魏志》卷三十《鮮卑傳》裴松之注引《魏書》亦曰:北單于逃遁後,余部十餘萬落,至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姑以每落五口計之,當時加入鮮卑的就不下五、六十萬人.鮮卑後來在公元3世紀中葉分化為許多部,其中最強大的有3部—宇文部、慕容部、段部。而宇文部就是由這些加入鮮卑的匈奴部落中的宇文部落演變而來的.宇文部原先駐牧於陰山(今內蒙古陰山)東部,在公元2世紀時,宇文部的大人東遷,統治了遼西外西拉木倫河上游的鮮卑人,加人了鮮卑首領檀石槐所建立的部落軍事大聯盟,以後逐漸鮮卑化,遂演變為字文鮮卑.其餘加入鮮卑的匈奴人,後來都全部鮮卑化,同化到鮮卑族中,而且使用了鮮卑的族名(皆自號「鮮卑」),這部分匈奴人從此便在史書上消失。

在加入鮮卑的匈奴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後來因與鮮卑人通婚,因此出現了一個新的族名—「鐵弗」(一般稱為「鐵弗匈奴」)。《魏書》卷九五《鐵弗劉虎傳》載:「鐵弗劉虎,……北部劉猛之從子。··一北人(北方人)謂胡父(匈奴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據此得知,鐵弗是由匈奴男子與鮮卑女子婚配的結果而產生的。但只有匈奴父鮮卑母的子孫才得稱為鐵弗;反之,如果是鮮卑父匈奴母的子孫,如何稱謂,史乏記載,或稱之為「拓跋」,似嫌無據.

三是始終留在漠北西北角的部分。這部分匈奴人究有多少,不得而知,但他們始終留在漠北,沒有移動,一直生活到公元4世紀末、5世紀初,力量還相當強大,後來柔然族一興起,才被吞併。《魏書》卷一O三《蠕蠕傳》(蠕音軟)記其事曰:西北有匈奴余種,族仍富強,部帥拔也稽舉兵擊社侖(柔然首領),社侖迎戰於領根河(今鄂爾渾河),大破之,後盡為社侖所並。

由此可見,匈奴政權覆亡後,匈奴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已不復存在。其在漠北的各個部分,有的被鮮卑吸收,有的被柔然吞併,除西遷歐洲者外,可說都已被它族同化了。

上述北匈奴與它族的同化,可作為沒有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被它族同化的這種類型的一個典型事例。

以上講的是北匈奴。至於南匈奴,在東漢初(公元一世紀中期)南下入塞居住之後,至「五胡十六國」(4一5世紀)期間.與族內分化出來的屠各、盧水胡、鐵弗等部(匈奴的別支。在中原活躍一時,分別建立了「漢一前趙」(南匈奴與屠各共建)、「北涼」(盧水胡所建)、「大夏」(鐵弗所建)等政權。但這些政權存在的時間都不長(三、五十年不等),及至5世紀中期便先後覆滅。隨後部眾也就同化到漢族、鮮卑族或它族中去了.從公元4世紀後期至5世紀末,北魏的統治者拓跋硅鮮卑的封建化,特別是孝文帝(拓跋宏)的主動、大力推行漢化政策,則是民族間因受經濟文化的劇烈影響而趨向同化的另一種類型的一個典型事例(北方民族入主中原被同化的典型事例)。

拓跋鮮卑原先是一個游牧部落,但在入塞之後,隨著逐漸接近和深入中原地區,就愈來愈多地受到漢族封建經濟文化的影響,因而農業在拓跋部內,首先是在拓跋部的統治地區發展起來。農業地區的日益遼闊,農業人口的日益眾多,自然不能不增加農業在北魏社會經濟中的比重,逐漸成為北魏統治的重要社會經濟基礎。

北魏從登國元年至天興元年(公元386一398年)實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的政策.拓跋部在「代」政權存在期間(338一376年),曾領導過一個部落聯盟。由於游牧經濟的分散性,反映在聯盟內部便是組織十分鬆懈和渙散,因此當「代」政權一旦搜亡,聯盟也就隨著瓦解了.拓跋珪東山再起(386年)時,收集舊部,重新建立起一個部落聯盟。這時,由於農業地區不斷擴大,農業和畜牧業繁盛,部落聯盟的組織已不能適應日益發展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形勢的需要;又由於拓跋部的經濟、政治力量強大,對於聯盟各部以前出現過的那種擁眾自雄、時附時叛(如鐵弗、高車等部)、難於控制的情況不能容忍,這是拓跋部與其它各族各部統治者之間的一種矛盾,而各族各部統治者的擁眾自雄,也是易於進行分裂的一種潛在因素。因此在北魏建國之初,特別是在佔領了愈來愈多的中原農業地區和人口之後,拓跋部的統治者採取了「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的政策,即解散原來參加聯盟的「四方諸部」(包括「內入諸姓」)各個部落的組織,強迫各部落大人和他的部民(牧民)脫離關係,使各部牧民不再成為各部大人的私屬,而變成北魏國家的編民,由北魏政府把各部牧民轉移到一定的地區(在平城京畿周圍)定居下來,分給他們土地,使他們從事農耕或進行定居放牧,不准他們隨便遷徙。而各部大人中,反抗的被處死,抵制的被驅逐,擁護的給予官職,保留統治者的身份和地位,態度消極的則與部民同被列為編民,參加生產勞動。這樣,不僅消除了分裂的潛在因素,鞏固了北魏政權的基礎,加強了中央集權和對各族各部部民的統治,還從各部大人手中奪取了大量的勞力,用以開闢財源和兵源。本來部落是一個以血緣為紐帶的組織.對於以地域為基礎的國家政權來說,是不相容的。在「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之後,拓跋鮮卑及其所建立的北魏王朝,從此完全做到經濟農業化,組織地域化、行政統一,部落消滅。這在實質上也就是對各個非拓跋鮮卑部落的一種強迫同化。在這個政策的實施中,拓跋部本身的部落組織也隨同解散。這時除拓跋部的統治者已上升為北魏政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宗室已變成皇族、屬於最高統治集團的優越地位之外,其餘一般的氏族成員也分土定居、從事農業或定居放牧。從此,這些分土定居的牧民被迫脫離游牧生活,轉向定居。這也是拓跋統治者迫使拓跋部民隨同他們一起加速封建化和漢化過程的措施。

拓跋鮮卑貴族從建立北魏王朝的第一天起,就面臨著一系列的嚴重問題,陷入了複雜的社會矛盾之中。其中最突出、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矛盾就是北魏王朝的統治民族是處於早期奴隸制階段的、以游牧生活為主的拓跋鮮卑,這個王朝的統治者是奴隸主貴族,而他們所統治的主要地區卻是早已處於封建制高度發展階段的農業地區。歷史車輪總是在前進,業已高度發展的封建制絕不可能倒退、回復到落後的奴隸制。鮮卑統治者深知,如果不改變原先那一套統治方式,他們的政權是難以維持長久的.不僅如此,北魏王朝是拓跋鮮卑奴隸主貴族依靠武力征伐建立起來的,這個王朝的建立和發展過程,同時也就是對被征服的漢族、柔然、救勒等族的殘酷的民族掠奪和民族壓迫的過程,也是對包括鮮卑人民在內的各族人民的殘酷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過程.故在北魏王朝所統治的地區,充滿了尖銳複雜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隨時都有爆發民族反抗鬥爭和人民起義的可能性.拓跋鮮卑貴族為了避免使自己在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的烈火中毀滅,不得不被迫把自己溶化於中原漢族地主階級的行列,與中原地區的豪門士族結合,依靠和利用豪門士族的權勢和統治農民的經驗,來加強和維繫北魏王朝對各族人民的專政。

因此,從太祖拓跋硅登國元年(公元386年)至孝文帝太和年間(477一499年)先後採取的「計口授田」,「離散諸部、分土定居」,建立「宗主督護制」,實行吏治改革和「三長制」,頌布推行「均田令」和新的「租調製」,以及孝文帝使鮮卑漢化的措施等等。,都是為了解決上述各種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而制定出來的。但其結果卻進一步促使鮮卑奴隸主貴族本身的封建化、北魏王朝統治制度的封建化、及使鮮卑族統治階級與漢族地主階級更加緊密的結合,以便強化北魏王朝的封建國家機器,加強對各族人民的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然而歷史發展的規律是:「在長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徵服後存在的比較高的經濟情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還不得不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拓跋鮮卑統治階級正是一個這樣的典型歷史事例。

北魏建國之初,鮮卑拓跋部人仍操鮮卑語。據《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的記載:「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夷語就是鮮卑語。可見當時鮮卑語非但流行,而且還作為一種官方語言而貫徹於「號令」之中.因此鮮卑族的文武官員固然都能說鮮卑語,就是漢人之在魏朝為官者,亦多精通鮮卑語言。如《魏書》卷九一《術藝·晃崇傳》載:道武帝拓跋硅時,崇弟晃鼓,「以善北人(鮮卑人)語,內侍左右,為黃門侍郎」。隨著鮮卑的逐漸漢化,鮮卑語也日趨冷落,及至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正月遷都洛陽(今河南洛陽市)之後,更有了很大的轉變。因為孝文帝銳意改革,積極採取漢化措施,嚴令禁止鮮卑人說鮮卑語,故鮮卑語更易為一般人所遺忘。《隋書·經籍志》一記其事日:魏初軍容號令雖皆用鮮卑語,及遷都洛陽,「後染華風,多不能通(多不通鮮卑語)。」

北魏王朝的改革,推動了鮮卑族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化,這是一種社會的進步。同時,北魏王朝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客觀上使北魏王朝的上層建築與封建的社會經濟基礎相適應,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至於孝文帝所強制推行的漢化政策,目的在於使鮮卑貴族完全溶化於漢地主階級之中,並想從表面上抹煞民族差別,妄圖消滅被統治的漢族、柔然、救勒等族的民族意識,緩和民族矛盾,歷史證明這是徒勞的。但是在北魏王朝的統治下,眾多的不同民族的人民,共處於一個統一的北方政權之下,長期勞動、生息和鬥爭在一起,卻有利於各族人民之間的互相幫助和互相學習,這對於加強各民族的團結、消除民族隔閡,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實際上,北魏統治時期,是一個北方各民族大同化、大融合的時期,其中主要的是鮮卑族和其它少數民族如匈奴、烏桓等同化於漢族。宋遼金元時期的契丹、女真、蒙古各族在中原建立政權之後,為了適應中原地區的「經濟情況』,及確保政權的長期存在,也曾接受中原漢族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文化思想,不過具體措施與北魏略有不同而已。

例如契丹建立的遼王朝,因它統治的對象,除了「漁獵以食、車馬為家』的從事游牧的契丹、女真、回鵲、蒙古之外,還有「耕稼以食、城廓以居」的從事農耕的大量漢人,因此分別採取了「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兩套不同的統治辦法;而官僚制度也分設「北面官」(掌游牧之政)和「南面官」(掌農耕之政)兩個系統,.對於文化思想,早在太祖阿保機建國之初,就確定了尊崇儒家學說的政策,建孔子廟,詔令皇太子每年春秋二季向孔廟祭祀。。阿保機死後,太宗耶律德光繼續執行這個政策,在攻滅後晉(漢人石氏所建)、進入汁京(後晉都城,今河南開封市)之後,盡取後晉的圖書、禮器北去,於是文教制度逐漸建立。至景宗、聖宗之時,則科舉肇興,儒士有由低級官吏攫升高位,漸漸有「崇儒之美。漢族的許多重要文化典籍,如《五經疏義》、《史記》、《漢書》等都被朝廷刊印頒行。興宗重熙年問(公元1032一1054年),朝廷更詔令翻譯群書,諸如《貞觀政要》、《五代史》及白居易的《諷諫集》等漢文名著也都被譯成契丹文字,在契丹人中廣泛傳誦。這樣,漢族文化遂普及到契丹社會的各個階層。因此契丹上層人物中精通漢文及善長詩、畫者甚多,並留下了不少優秀的文學作品。這在《遼史·文學傳》及有關傳記中都有記載。至於一般民眾,據宋人洪邁的《夷堅志》「丙」部說:「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漢文)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如「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把它讀成「月明裡和尚門子打,池澹里樹上老鴉坐」之類。可見契丹人在各方面都受到漢族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強烈影響,以致出現「華夷同風」的現象。這自然會促使契丹族向漢族同化,所以到了元代,很多契丹人都改用了漢姓。

女真在建立金王朝之後,也大量汲取漢族傳統的典章文物制度和文化思想。金太祖阿骨打在早期發布的詔令中,就曾特別囑咐群臣,在攻入中原之後,必先把中原的禮樂、儀仗、圖書、文籍搜尋運往京都。,其後並以暴力手段迫使宋朝很多士大夫歸附於金」。熙宗於皇統二年(公元1142年)親祭禮廟,稱「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金朝統治者還以漢族的傳統制度為依據,「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這不能不使女真文化和女真民族日趨漢化。但金朝統治者一方面為了確保政權,不得不摹仿漢族的政制和吸收漢族的文化,另一方面為了防止女真民族的漢化,又採取一些阻止漢族文化蔓延的措施。史載金世宗對臣下說:自入中原,女真人漸忘舊裕,今之讌飲、音樂,皆習漢風,僅以備禮,非朕心所好兮。因此,他制定了各種阻止女真人漢化的辦法;

但是民族的同化是一種自然趨勢,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一一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一文中所說:「民族大遷移後的時期中,到處都可見到，征服者很快就學會了被征服者的語言,接受了他們的教育和風俗。』故女真族後來的日益漢化,並不因金朝統治的阻止而減弱。

蒙古族建立元朝之後,世祖忽必烈也在大力推行「漢法」。不過由於蒙古族在統一中原前後,業已征服了中亞和東歐的廣大地區,而西域各地的色目人在元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領域也都佔有重要的地位,故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國開始,中經窩闊台汗,直至蒙哥汗(元朝建立前),汗國的政治重心始終偏向西方,故在先對於征服了的中原地區,仍用「西域法」或「蒙古法」加以抬理,即所謂「以馬上得天下,仍以馬上治之」。及至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後,收羅了一大批中原的漢族士大夫,他們力主實行「漢法」,並多次向忽必烈進言。如徐世隆說:「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即法)。」。許衡也上書言《時事五事》,總結歷代北方少數民族統治中原的經驗,認為北方少數民族據有中原,必行漢法,才能長治久安,故北魏、遼、金各朝都能維持一二百年,其它王朝因不實行漢法,大多亂亡相繼。因此他得出結論:「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

由於忽必烈大力推行漢法,激起了反對派的攻擊。史載「西北藩王」派遣使者入朝責問:「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廓,(仿漢族)儀文制度,其故如何?』後來「西北藩王」與忽必烈展開了長期的戰爭,雖原因不止一端,但「西域法」或「蒙古法」與「漢法」的矛盾,自屬原因之一。正是由於「漢法』,反對派的存在,「西域法」或「蒙古法」在元朝的強烈影響,故元朝把漢人、南人列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下,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均居第三、四等;加以元朝存在不到一百年便被推翻,大部分蒙古人退回漠北,所以漢化的進程和結果均與契丹、女真不大相同。

元朝覆亡(公元1368年)之後,除了大部分蒙古人退回漠北以外,還有不少蒙古人留居內地:這些蒙古人包括原來的蒙古軍官兵;北徙漠北後,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重返中原內地的蒙古民眾;還有在戰爭中被明軍俘獲的大量蒙古官兵和蒙古人民。明朝把這些蒙古人分別加以安置,而大部分則散居各地,耕種自食。明朝對於這些蒙古人採取強迫同化的政策,不准他們與本族人自相婚配,迫令他們改用漢姓,改穿漢服。在長期雜居和被迫同化的過程中,他們很快就同化到漢族及其它民族中去了.只有極少數例外,仍能保持蒙古人自己的民族特點,如聚居在今天雲南省通海縣的4,200餘蒙古人,即其一例。.

(三)漢人被北方民族同化的各種事例

當今有些人諱言同化,尤其對於少數民族的漢化,更多顧忌和慎言.這是不必要的。其實,歷史上不僅有大量的少數民族同化於漢族,同樣也有不少漢人同化於少數民族。單從漢人被古代北方民族同化而論,就可舉出下面眾多的事例。

(1)因奔往北方少數民族地區而被同化。

《漢書》卷九四《匈奴傳》下載漢大臣侯應上元帝書,書中提到邊郡有很多漢人偷越邊塞,私自逃往匈奴地區居住。又載:王莽執政時期,西域戊己校尉屬官陳良、終帶二人背叛,脅逼戊己校尉所屬吏士及男女二千餘人往投匈奴;陳良、終帶自往單于庭,匈奴把那數千漢人置於零吾水上田居.《匈奴傳》上又載:漢初燕王盧給因反對朝廷,率領他的部眾一萬餘人往投匈奴。武帝時,漢將李陵、李廣利亦曾因兵敗帶領一部分漢族士兵投往匈奴。《後漢書》卷九十《烏桓傳》載:東漢末,幽、冀二州(今河北省一帶)的漢族官吏和人民投奔烏桓族的計有十餘萬戶,姑以每戶五口計之,當不下五、六十萬人。

《晉書》卷一O八《慕容廆載記》載:因西晉末年中原戰亂,漢族人民大量逃亡,其時據地遼西(郡治在今遼寧義縣西)的鮮卑首領慕容廆(音危)。刑政修明」,很多漢人遂奔往他的轄區, 廆設置了冀陽郡」等郡縣以安置這些流人。

《隋書》卷八四《突厥傳》載:隋末亂離,中原漢人逃往漠北突厥地區的不計其數。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錄》一載:遼初,幽、琢(今河北省北部)漢人多逃入契丹地區,遼太祖阿保機乘機依漢制設置縣城給他們居住,「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廓、邑屋、厘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

以上這些漢人,在他們進入少數民族地區之後,雖然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並不比中原地區先進,但這些漢人既長期在那些地區生活,自然會受到各該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語言、習俗等方面的強烈影響,因而不可能不與當地少數民族逐漸同化,加上互相通婚,那麼同化的進程更會加速。《昭明文選》卷四一有《李陵答蘇武書》,書雲:「自從初降,以至今日。……終日無睹,但見異類(異族的匈奴人)。韋韝毳幙(住氈制帳幕, 韝音勾, 毳音脆),以御風雨。擅肉酪漿(食肉飲奶汁),以充饑渴。……胡地玄冰,邊土慘烈(天寒地凍),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朔風凜冽)。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天氣冷得早)。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茄互動(匈奴人吹動胡茄樂器),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

李陵答蘇武書雖為南北朝人民作,但上引的那一段話,卻可反映作者所描繪的漢人生活在塞外的游牧地區,住帳幕,食畜肉,飲奶汁,天天與牧民交往接觸,被牧民包圍,被畜群包圍,夜聽邊聲(即風聲、胡茄聲、牧馬悲鳴聲),如此耳濡目染,天長日久,縱令不與少數民族人民通婚,也不能不逐漸被同化。

(2)被少數民族俘掠而被同化.

例如西漢時,匈奴奴隸主貴族經常把邊郡漢族人口俘掠至匈奴地區充當奴隸,據史書所載,有數字可考的,從漢初至詔帝這一百年左右的時間中,就不下十萬人以上。。由於匈奴人的習慣是「得人以為奴蟀」,即掠得人口歸自己所有,故被俘的漢人大多分隸各戶,與主人同居並被主人奴役,因此異族的社會環境和異族的日常生活,迫使他們不得不同化,因而學會了匈奴的語言,習慣於住彎廬(氈制的帳幕,彎音窮),食畜肉,騎馬、放牧等等。又如唐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一載,他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行抵中亞但邏斯河畔南十餘里時,見有一小孤城,內有三百餘戶(約1500一2000人),本為中原漢人,以前被西突厥汗國奴隸主貴族俘掠,後來不知基於什麼原因得以擺脫奴隸的命運,糾集在一起,共保此城,在此居住。他們的「衣服去就」遂同突厥(生活已經突厥化),言辭儀範猶存中國(僅語言、體態仍保存漢人本色)」。此外,東突厥汗國的奴隸主貴族掠去的漢人也不少。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於擊滅東突厥汗國之後,一次便從突厥奴隸主貴族手中贖回被俘、淪為奴隸的漢人八萬口。.直至武則夭帝時,後突厥汗國的奴隸主貴族仍繼續俘掠漢人為奴隸,僅聖曆元年(公元698年)一次就掠去男女八、九萬口.。這些漢人長期在突厥地區生活和被奴役,自然會日趨突厥化,其被同化的程度,當會超過在但邏斯河畔的漢人(因這些漢人後來已單獨在一起生活,與突厥人分開)。

《遼史》卷二《太祖紀》載:唐昭宗天復二年(公元902年),契丹首領阿保機率領大軍,侵入河東、河北九郡(今山西、河北二省一帶),虜掠了漢人九萬五千口.阿保機虜掠時,將「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系之於木』心.可見這些被掠的漢人也是淪為契丹的奴隸。不過這些漢人奴隸, 他們的契丹化可能會進行得緩慢一些,因為阿保機把俘來的漢人集中在一起,並叫這些漢人建築城廓,在城內生產手工業品,在城外生產糧食。因此他們的身份地位雖已改變(由自由民變為奴隸),但生產勞動的種類卻沒有變(仍從事農業和手工業)。且因阿保機後來建立的遼王朝,其疆城相當於今內蒙古自治區轄境,與中原地區緊密毗鄰,有一部分原來就是中原地區.加以遼王朝後來在政治體制和文化思想方面也在漢化,社會制度也日益封建化,故不僅遼王朝轄境內的漢人契丹化受到契丹人漢化的緩解,而且契丹人的漢化進程反而加劇了。

居官於少數民族地區,世代相承,子孫繁衍,「因習其俗」,遂被同化。例如《北齊書》卷一《神武帝紀》上載:北齊神武帝高歡,其先原為渤海郡(今河北滄州市及南皮縣一帶)漢人.六世祖高隱,曾任晉朝玄冤太守。傳三世至高湖,仕於慕容鮮卑建立的後燕(公元384一409年存在).及後燕主慕容寶敗滅,高湖率眾投歸北魏,為右將軍。高湖生四子,第三子高謐(音密)仍仕北魏,官至侍御史。因犯法滴徙懷朔鎮(北魏防衛北邊的六個軍鎮之一,在今內蒙古固陽縣西南)。高謐生高樹生,遷居白道(今呼和浩特市西北).樹生生高歡,歡落生而喪母,由他的姐姐撫養.他姐夫尉景為北魏軍鎮獄吏。高歡一家「既累世(仕於)北邊,故習其俗(習染鮮卑人的習俗),遂同鮮卑」。也就是說被鮮卑人同化,成了鮮卑人了。故北齊皇族雖名為鮮卑,實即鮮卑化了的漢族.魏晉以後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市)的胡人,其祖先也是胡化了的漢人。《北史》卷九七《高昌傳》載:高昌乃漢代車師前王之地,漢武帝時派兵西征,因師旅勞困,有很多士兵遂留其地;後來的兩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也都曾駐節於此。「五胡十六國」時,匈奴的別支盧水胡首領沮渠蒙遜建立北涼政權後,曾派太守統治高昌。高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漢人)」。北魏太武帝時,有一個名叫闡爽的人自立為高昌太守.公元443年蒙遜之子沮渠無諱進據高昌,不久(46年)柔然族攻並高昌,立闡伯周為高昌王。公元481年,高車(鐵勒)族首領阿伏至羅在西域立國,殺伯周后裔,改立敦煌人(漢人)張孟明為王。不久國人殺孟明,改立馬儒為王.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馬儒請求內附,孝文帝派軍隊前往迎接,但「高昌舊人(漢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麹嘉為王。麹嘉也是漢人(金城郡榆中縣人),既立,因迫於外部的壓力,初臣於柔然,及柔然主被高車王所殺,麹嘉又臣於高車.永平元年(508年)仍求內徙。延昌(512一515年)中,北魏冊封麹嘉為「開國伯」,王如故。熙平初(516年)孝明帝元翎立,詔賜麹嘉日

「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內遷,雖來誠可嘉,(但)於理未貼。何者?彼之甿庶(高昌國中的黎民百姓)是漢、魏遺黎(是兩漢、曹魏時期的漢族遺民)。……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愛在肘腋(恐內部會發生變亂)」

直至隋文帝開皇十年(公元590年)突厥攻破高昌四城時,仍有二千當地漢人逃回中原。但高昌地區經過數百年的政治變化,當地漢人先後被盧水胡、鮮卑、柔然、高車、突厥等族直接或間接的統治,並與各該族人民接觸交往,互相錯居雜處,民族混雜,因而受到各族的種種影響,自然會或深或淺的被各族同化。加以魏晉以後,東西交通大開,佛教東來,而安息(在今伊朗高原北部)、大月氏(在今阿富汗北部興都庫什山以北一帶,氏音支)的僧侶及康居(在今中亞哈薩克東南部)、羅馬的商人亦有前來高昌貿易者,故高昌的漢人,除雜有上述盧水胡等各族人民外,後來還雜有中亞胡人.因此到了隋朝之後,政令方面雖仍保留很多中原色彩,但「服飾,丈夫(已)從胡法,婦人裙孺,頭上作髻(也是胡裝)。……文字亦……兼用胡書」。漢字仍舊通行;對於《毛詩》、《論語》、《孝經》等漢文古籍,「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用胡語習讀)」。尤其是突厥的統治者有時還採取強制的辦法,迫使高昌人按照他們的風俗習慣行事,更不能不大大加快高昌人胡化的進程。例如麴嘉後裔麴伯雅,其大母(其父麴堅之妻,伯雅異母)本突厥可汗女, 麴堅死,突厥統治者令伯雅依突厥婚俗「妻其大母」。伯雅不從,突厥統治者逼之,不得已,乃從。又,高昌人早已「被發左枉」(胡化)。後來伯雅因隨軍征戰有功,得尚(娶)隋朝宗室女華容公主,因上書請求「庶人以上,皆宜解辯削枉」(即恢復中原服飾)。隋揚帝雖復詔嘉獎,並賜衣冠和頒發製造衣冠的樣式。但結果因突厥統怡者派有「重臣」在高昌國監視,伯雅終不敢改。

上引《北史·高昌傳》所載高昌漢人同化於少數民族的事例,清楚地反映了被同化的過程頗有典型意義。唐朝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漠北回鵲汗國覆亡後,有很多回鵲人遷到高昌,建立了高昌回鵲政權,以後高昌漢人胡化的程度更日益加深了。

此外,還有因軍隊駐防,戍卒守邊,平民屯墾,或其它原因遷往或留居少數民族地區而被同化的,歷代多有,不過史書記載,或詳或略而已。

九色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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