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革命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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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

2011年是往日革命的整數紀念周年，也是新革命的頻發之年。突尼西亞人在年初敲響了新一輪革命開場的鑼鼓，大戲還在後面。

本報在4月22日刊登了《革命的邏輯》。我在那篇文章中試圖證明，革命導致權力向下擴散，至少是暫時的擴散；革命領袖總要做出民主的承諾，但他們卻經常欺騙民眾，走向獨裁；如果革命沒有建立民主制度，沒有維護自由，這場革命就沒有完成，但也不會長期偃旗息鼓，一定將再次發生。歷史一再顯示，趨向自由民主是「革命的邏輯」必然，各國尚無例外。

歷史並非線性地向前發展。人類無力預測遙遠的未來，不可能知道歷史是否在奔向一個前定終點。但是在歷史涌動的大潮中，常人也能夠看清潮流在湧向何方，知道什麼樣的制度對國民、國家和世界更為有利。現代文明的傳播速度正在日益加快，官府謊言的壽命經常不到數小時。因此，沒有任何一個獨裁政府能夠在「特色」之下長久維護恐怖統治。《革命的邏輯》只是回顧了世界多個國家的歷史，而非展望某一個國家未來。但在歷史之光的折射中，不遠的未來已經隱約可見，呼之欲出。

如大多數的報人文章一樣，《革命的邏輯》也是一篇急就章。我簡述了粗淺的看法，意猶未盡。

8月9　日傍晚，在寫《再論「革命的邏輯」》之時，狂風乍起，雷電交加，一場暴雨如預報的那樣準時來臨，一掃連日的燠熱與沉悶。我打開窗子向外望去，雨點正有力地打在細密排列的香椿樹葉上，彷彿鋼琴師急速按下琴鍵，彈奏出雄渾而歡樂的樂曲。夏天是北京的雨季，雨雲總會如期而至，而今夏的雨水格外充沛，北京人彷彿多次經歷了地質史上的滄海桑田，得享「盛世」之盛景——京城觀海。

大自然有明確的運行節奏，對自然的破壞必然受到懲罰。歷史也自有節奏，該發生的都會發生；那些拒絕變化的統治者從不停止令人噁心的自我吹噓，卻終將淪為「歷史的傻瓜」。

法國革命的後裔

歷史潮流不可抗拒。然而，順應歷史潮流不同於預定歷史的目標和終點，兩者有決定性的差別。後者起源於一神論，在啟蒙時代表現為歷史進步論。那時的哲人們相信，在理性的引導下，人類歷史將日趨完善。毫不奇怪，進步論是現代專制與屠殺的思想源頭之一。那些掌握「真理」的人相信他們在「辦大事」，有權為「進步」掃清障礙——不在他們的「真理」範圍之內的所有人。為此，他們建立並依賴毫無道德感的冷血的官僚體系，以之煽動和壓服百姓；專制的官僚體系不可避免地走向腐敗和墮落，官僚們的「大事」也隨之垮塌消亡，穩定系統突然崩潰，被愚弄和壓迫的民眾起來反抗——這是專制制度不可抗拒的宿命。

革命激情的屠殺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就已經盛行。吉倫特派的孔多塞說：「『革命的』一詞僅適用於以自由為目的的革命。」這與「革命須指向民主」的判斷其實是一樣的，因為自由與民主互相依賴。以這個標準判斷，以權力為目的的鬥爭根本不是革命。

在《論革命》中，漢娜·阿倫特引用了孔多塞的這句話。她又說，人們對自由的新體驗，並由此認識到他們的創新能力，這兩件事產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她說：「只有在創新性激發出的這種感召力，並且與自由之理念相聯繫之處，我們才有資格談論革命。這當然就意味著，革命不只是成功的暴動。」

革命也未必很快帶來自由。革命家羅伯斯庇爾把孔多塞送入監獄。這兩個人以及更多的人都死在他們的革命同志手中。

法國大革命是現代諸革命的先行者。它在「前進」的路上灑滿了鮮血，但理想猶存，並在不斷革命中一再破滅、被喚起。俄國革命是法國革命的私生子，卻更注重現實的權力，「理想」主要是宣傳鼓動家的工具，維護統治者的權力成為領導人唯一的目標。在制度方面，納粹德國和蘇聯沒有本質區別。這兩個國家有不少模仿者，它們雖然各有「國情」，制度設計卻毫無「特色」。

由於原來的社會系統崩潰，然後又被搗毀和掩埋，革命之後只有一張理想的白紙，建立的「新社會」要麼仿照舊制度——中國的王朝興衰周期因此綿延不絕——要麼照搬外國那一套，這種與社會、時代脫節的異質國家不具備自我生存能力，當權者必須使用更多的暴力來維持。

政治制度還有第三種源流：外來的意識形態統合了本土的舊制度。這種混合制度結合了兩者的強大毀滅能力，對社會和文化的破壞更為嚴重。

在法俄類型的革命中，最為突出的典型是柬埔寨。在這個東南亞國家，革命不僅升級為對本民族實施的種族屠殺，而且把幾乎所有非文盲都當作敵人。柬埔寨革命也許最為激進，但一點都不特別。紅色高棉領導人在法國留學，從蘇聯獲得意識形態，從中國得到實際支持。

這樣的革命往往從美好理想開始，在恐怖和屠殺中達到高潮，在幻滅和人性之惡的爆發中結束。

但是，還有另一種革命。

社會基礎之上的革命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中描述了大革命前的法國：公路上到處設卡、政府強行拆遷佔有土地、凋敝的農村、無告的城市貧民、受人憎惡的封建權利、正在崩潰中的制度，等等。我們很熟悉這些情景，不會認為200多年前的法國有什麼特色。當時的法國人有理想，更有對舊制度的怒火。更糟糕的是，托克維爾說，法國革命是任意進行的，最有勢力、最有知識和最有道德的階級沒有尋求駕馭革命的方法。於是革命一發而不可收，最後毀滅了自己，而專制仍然挺立。

托克維爾的兩卷《美國的民主》（1835、1840）的出版晚於《舊制度與大革命》，法國革命也晚於美國革命。不過，在讀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後能夠更好地理解《美國的民主》，而不是相反，這個順序至少對中國讀者是可以理解的。

托克維爾在美國發現了民主的社會基礎。他在考察中看到了英裔美國人的法律、對平等和自由的熱愛、鄉鎮的自治，讓每一個人都能分享權力，獨立之後的法律保障，等等。這些都是法國不曾具備的條件，托克維爾對之讚美不已。他說：「美國是由人民統治的。」

因此，美國革命是與法國革命不同的另一個類型：革命者只要改變陳舊的政治制度，從宗主國英國把持權力奪回來歸還給民眾，而普通大眾沒有對社會懷有強烈的不滿，自由的傳統使他們不會接受奴役，也不想奴役別人（當時人們對黑人的態度與今天大不一樣，而自由與民主仍在發展中）。在美國革命的過程中，社會結構沒有發生劇烈變化。

此外，英美與歐洲大陸的政治哲學傳統不同，這也是美國革命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後發工業國在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屢遭挫折，它們焦躁不安，試圖同時進行社會和政治革命，把徹底而廣泛的革命當作轉型的催化劑，最後卻證明那是一劑毒藥。這個革命的不利因素是英美兩國沒有的。

當朝向現代的社會轉型已經取得成就之時，該國的政治制度也必須隨之轉變，不可在政治上向後看，艷羨世界上那個最封閉、最停滯的國家。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轉說本小節的陳述，可以這樣說：經濟基礎推動的上層建築的革命成功了；奪取上層建築並由此徹底改變經濟基礎的革命則失敗了，而且整個過程充滿了血腥與艱難。此外，當社會及經濟基礎已經邁入現代的門檻，而把持上層建築的統治者還死守舊制度的獨裁，則必然招致革命，今年阿拉伯國家的革命就包含有這個因素。

後發工業化國家在接受現代文明，建立民主制度之前，上層建築不可能符合經濟基礎的需要；因此，這些國家的革命只會暫停，不會結束。這也是《革命的邏輯》一文的結論。

下層的造反

以上兩小節分析了革命的社會基礎，這兩小節探討革命的領導者。

當權力過於剝削和壓迫的時候，反抗也更為激烈，革命將從社會下層爆發。

各個階級都會產生傑出人物。但作為一個整體，下層人物在革命中更擅長破壞，而不是建設。革命在社會下層醞釀和爆發之後，往往一發而不可收。

在1789年7月14日晚，巴黎人攻陷巴士底獄，法王路易十六聞訊驚呼：「這是造反。」拉羅什科夫伯爵告訴他：「不，陛下，這是革命。」這個著名的對話揭示了造反與革命的辯證關係。法國「革命」很快變成「造反」。開始時也許造反有理，但很快就會陷入無理的瘋狂。

心懷不滿的人容易受到宣傳鼓動，如果他們又迷信權力、蔑視生命，集體的暴力活動就會層出不窮。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納粹獲得了強大的組織和動員下層的能力。政治學家都對暴民政治保持警惕。

造反在權力結構瀕臨崩潰時發生。系統論告訴我們，系統會發生突然崩潰，國家也不例外。在中國，秦朝之後的2000多年，王朝更替20多次（還不包括分裂時期地方王國政權的更替），舊王朝大都因昏庸或暴戾而毀於下層的造反，有時崩潰得很快。新王朝建立了，基本制度卻無大的變化。

從外部來看，導致崩潰的直接原因無非三個：外部的、下層的、上層的。在中國歷史上，在外部力量打擊下滅亡的王朝只有宋朝：北宋亡於遼，南宋亡於蒙古。也許還要算上西周，不過主要原因不是獫狁入侵，而是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在外部入侵下，西周、北宋的氣數未盡，皇室遷移後還能偏安一隅，於是有東周、南宋。這是內部崩潰時所沒有的「好」結局。

大多數時候，內亂是王朝崩潰的直接原因。造反曾經被稱為「農民起義」，但農民領袖在造反之後往往並無「義」可言。他們甚至比原來的統治者更加兇殘，如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洪秀全等許多人。在他們肆虐之後，社會的復甦需要上百年的時間。

當變革由上層來推動時，情況會好很多。周打敗殷是一場來自上層的革命。中國在殷周之際進入人文時代，奠定了此後3000年的思想，今天仍望塵莫及。隋唐兩朝之間雖然戰亂和權力更迭，仍被史學家看作是一個連續體，在唐太宗時出現了「貞觀之治」。一般情況下，上層人士受的教育程度較高，他們建立的王朝能夠較好地保存以往的成就，保證文明的連續性，如唐、宋。如果開國皇帝來自下層，如漢、明，王朝初期總不穩定，至少要經過三代（未必是血親意義上的「代」）統治者的重建才能恢復原來的文明高峰。不過，雖然起點不同，這兩類專制王朝的下降曲線倒是很相似。

所以，當崩潰已經不可避免，下層瀕臨暴動之時，有勢力、社會責任感和道德心的上層人士必須站出來，挽救國家免於陷入動蕩和戰亂，把崩潰變成革命。這將是一場完成自由與民主進程的革命。

來自上層的革命

社會崩潰是問題多年積累的結果，到最後之時已不可逆轉，任何人都沒有回天之力。這時，即使統治者願意做一些小的改善，也不可能積小善而成大善，更不足以維持他們的權力的穩定。

在社會壓力下，清朝在末年時宣布要實行憲政。但慈禧是「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她死後，3歲的宣統皇帝與他的26歲的攝政王父親載灃無力掌控大局，權力更多地下移到封疆大臣。這樣的格局當然比皇權專制要活躍得多，但與自由民主並不在一條道上。清末大臣中有開明人士，亦有酷吏，如趙爾豐。清廷無心憲政民主，革命黨人的重點目標是「反滿」，也不是民主。因此，辛亥革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最多只是一場長期革命的開始。

余英時曾指出，激進與保守之爭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主題，總體是趨向激進。激進與保守是一對矛盾，互相刺激和制約。在清末，激進因保守的壓制而壯大，清朝滅亡之後的社會混亂是激進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社會下層被動員起來了。在當代的突尼西亞、埃及等國，激進的是專制統治者，他們不能容忍權力的和平過渡；平民卻很溫和，雖然並不很保守。

清廷試圖逐步改善統治，卻不免趨於崩潰。這正如在一座搖搖欲墜的土坯房子上加蓋一個華麗的屋頂，結果只能是壓垮房子。清朝滅亡，不是激進戰勝保守，而是系統突然崩潰——那個系統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革命在偶然中爆發，在偶然中取勝，大廈呼啦啦傾覆，突然出現一堆廢墟。這也算是符合中國傳統吧。

秦暉正確地指出：「我認為恰恰從『中國傳統』來說和平立憲的可能是極小的，即便當時中國是個漢族王朝。當然，傳統並非固定不變，中國絕不是任何情況下都沒有和平的政治改革機會，但在當時，幾乎可以說是沒有。」（《「演員」越來越清晰，「劇本」越來越模糊》）

當崩潰已經在望，動亂不可避免的時候，以何種方式進行制度創新就成為「革命的首要問題」。最好的革命方式是自上而下的。

當北美殖民地人民起來反抗英王的統治時，他們的領導人來自一個有聲望、有財富的階層。華盛頓、傑佛遜、漢密爾頓等人沒有強烈的權力慾望，而崇尚自由和平等的北美人也不允許他們成為新貴。獨立戰爭有傷亡，責任在英國。英國統治的崩潰沒有給北美帶來混亂，相反，美國從此更加繁榮。

東方也適合這種模式。中國台灣地區也發生了自上而下的政治轉型。因為沒有戰爭與屠殺，以至台灣和平的民主化在革命敘事中被忽略。

在蘇聯的後期，革命領導人喪失了革命熱情，巨大的私利更讓他們趨於保守。但在官僚階層中仍有人希望改革，即使其中有私利的驅動。改革最後成為革命，因為蘇聯已不可維持。有一本書（《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把蘇聯解體稱為「來自上層的革命」，可謂一語中的。雖然蘇聯解體過程中有很多苦難，卻比1917年前後的第一次革命時平穩多了。

下轉46版

上接45版

蘇聯的歷史再次證明，在自由民主最終建立起來之前，革命並不一定結出革命者承諾的果實，可能走向民主，也可能走向專制。但是，蘇聯在相隔70多年再次發生革命，這個事實證明，只有自由民主的建立才能夠宣告革命的完成。

自上而下的和平的革命為自由民主的成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在革命之後，社會、文明都會自發地繁榮，經濟增長不僅有更好的長期前景，而且增長結果的分配也將更加公平。自上而下的革命屬於約瑟夫·熊彼得所說的「創造性破壞」，自由民主在專制的壓制下破土而出，帶來和平與穩定，保持過去取得的成就，不會留下一片廢墟。

專制只有一種，一切都離不開謊言與暴力，不會有真正的進步。自由民主有很多種，各國都可以到達並且安住在那裡。

人民與革命

即使在上層的革命中，人民也是最大的支持力量，並且還必須是革命的宗旨所在。

因為被長期濫用，「人民」一詞早已失去原意而變得模糊不清，經常萎縮成極少數人的指稱，他們以「人民」的名義謀求專制與私利。

但仍有人把人民的同意作為統治合法性的最大要素，他們在為人民的自由與利益作奮鬥，希望把權利歸還給人民。在代議制建立之前，這大概算是另一種版本的代議制，不得已而為之。沒有被統治者的同意和授權就沒有真正的代議制。

任何一場革命的成功都離不開覺醒的人民——不是憤怒的人民——即使他們只是革命的後來者。

20世紀各種大屠殺層出不窮，屠殺的目標遠不止猶太人，集中營也不限於達豪或者奧斯維辛一種——還有綿延的古拉格群島、無數的夾邊溝，更有遼闊的大陸。專制的罪惡不是一個或幾個人完成的，官僚的冷漠、大眾的沉默都在助紂為虐。在專制之下，善良人性與高尚道德成為奢侈品，不願捨棄者必須付出高昂代價，乃至自己的和親人的生命。

大眾的平庸是專制的因，也是果。納粹黨徒們堅決執行黨的屠殺令，阿倫特把原因歸咎於他們的平庸之惡。專制者也本能地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最鼓勵平庸。

當人民不再甘於平庸，不再冷漠旁觀，他們的自由即將到來。他們轉變的臨界點不可準確預知。

在過去30多年，穆巴拉克一直是埃及的最高統治者。他聲稱代表埃及人民卻忽視了他們。在今年年初的12天之內，埃及人民突然鼓足了勇氣，不畏鎮壓，聚集在「解放廣場」，為自己的自由和權利而奮爭。但是，缺乏組織的人民只能完成革命的前半部分，還需要軍隊來收拾僵局。軍隊拒絕對本國人民開槍，並做出在短期內還政於民的承諾，從而保證了權力的平穩過渡。埃及革命是由人民與軍隊共同完成的。在互聯網上喚醒埃及人的古納姆把這場巨變稱為「革命的2.0版」。

也許還會有革命的3.0版——從最初到完成都明確為了人民的自由和權利的革命。革命者將對這個目標做出承諾，並按時履行承諾。他們在完成了歷史使命之後，不會貪戀權力，不會要求「坐天下」的回報。他們將再次成為普通公民，同時也成為歷史英雄。他們的國家由此跨入現代文明，社會將自發地穩定，擺脫一再發生的暴力事件和流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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