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假若活在1957年

鍾沛璋2002年第5期 炎黃春秋雜誌1263過去常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魯迅活到1957年，會不會被打成右派？」對此我只是一笑了之，從來沒有深思過。近讀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其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載：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老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我看了不禁愕然，心像鉛一樣沉重。毛澤東不是把魯迅稱之為「中國第一等聖人」，並說他的心和魯迅是相通的嗎？為什麼如果魯迅活到被稱為人民的新中國，卻會格格不入，甚至可能成為新中國的階下囚呢？魯迅的思想究竟是怎樣的，魯迅的主要主張是什麼？我想還是應該從魯迅本人和魯迅一生的著作中尋找答案。魯迅出生在一個敗落的士族官僚家庭。他親眼目睹、親身感受到，在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非人的世界。他強烈地感受到對人格的羞辱和對人性的扭曲。他深刻地刻畫了一個可悲又可憐，被異化的人阿Q這個典型。他看到這個世界的治人之道是「獸道」、「鬼道」。他痛感在專制主義統治下奴隸們的麻木不仁。在《葯》中，他痛心地寫出革命烈士的鮮血竟被偷著做葯饅頭。他感到自己是被囚在令人窒息的黑暗的鐵屋子裡，他要吶喊。他震驚人們對舊禮教吃人的漠然，而不得不以「狂人」的口吻大聲疾呼，予以揭露。魯迅一生的寫作都在拼全力為人格的尊嚴、人性的尊嚴、個性的尊嚴、思想的尊嚴而吶喊。魯迅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在他晚年，冒著隨時被殺害的危險，與其他傑出的人道主義戰士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共同組成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為抗議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國共產黨人、革命者的迫害、屠殺而呼喊、奔走。魯迅青少年時，就立志要為自己所熱愛的祖國和人民獻身。他在世紀之交的自題小像詩中寫道：「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盤喑故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他對自己的境遇是悲觀的，卻要肩著黑暗的閘門，放青年到光明的地方去。中國的出路在哪裡呢？他在留學日本的時候讀了大量西方啟蒙思想家的著作。他在20世紀初的1907年，寫下了他經過深刻思考的思想力作：《文化偏至論》，對西方文明史、特別是19世紀西方國家現代化道路進行了專門考察，提出了新世紀中國文化的戰略選擇。他說無論是「以富有（指物質）為文明」、「以路礦（指科技）為文明」、還是「以眾治（指議會民主）為文明」，都是片面的。他根據自己對中國的深入觀察，認為「根柢在人」。中國在新世紀，要「生存兩間，角逐列國」，「其首在立人」。何以立人？魯迅說：「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魯迅的結論是：「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而稱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天下。」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魯迅非常重視作為個體人的精神自由。個體人有了精神自由，「沙聚之邦」（在過去中國曾被認為是一盤散沙），由而轉為「人國」。什麼是「人國」呢？也許可以用毛澤東曾經用過的一句話來比喻：「六億神州盡舜堯」，每一個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都得到充分的發揮。讀到這裡，我不禁想到魯迅的話，與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是何其相似。《共產黨宣言》中就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寫道：「代替那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宣言》中說，首先要每個個人的自由發展（即魯迅說的「立人」），而後達到所有人的自由發展的聯合體（即魯迅說的「人國」）。我也就不禁想到，魯迅的心靈與馬克思是相通的。人的解放，是馬克思主義貫徹始終的最高理想。馬克思在1844年發表的《〈黑格爾哲學批判〉導言》中，明確地作為「一條絕對命令」指出：「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而這又正是魯迅所反覆思考的。這是不是巧合，或僅僅是我的臆測呢？魯迅當時有沒有讀過《共產黨宣言》？據周作人回憶，1906年10月1日，魯迅曾到日本社會黨人所辦的《平民新聞》社訪問，購買了《社會主義研究》雜誌一套五冊，其中全文連載了《共產黨宣言》的日文初譯文。魯迅並與《宣言》的日文譯者利彥作過詳談。後人曾有人認為，魯迅主張發展個性是僅僅受尼採的影響。而上述的事實說明，魯迅是從深刻觀察中國的現實，而從馬克思主義那裡得到了啟示和理論支柱。說明寫《文化偏至論》當時23歲的魯迅，已是一位深邃、成熟的思想家。從那時開始的魯迅的一生，就是為實踐「立人」思想而吶喊、拼搏、奮鬥，「用骨頭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進行徹底的反抗和犧牲，成為我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中國第一等聖人」。魯迅與共產黨人的心是相通的。在生前，從陳獨秀、李大釗始，魯迅與許多共產黨人都有過戰鬥的友誼。其中最突出，感人至深的例子是在白色恐怖下與瞿秋白並肩戰鬥。1932年、1933年，瞿秋白曾三次到魯迅家避難，與魯迅促膝深談。瞿秋白在險惡、困難的條件下，通讀魯迅的全部著作，化名何凝編輯了《魯迅雜感選集》，並寫了一萬三千言的序言。瞿秋白是第一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魯迅的思想雜文及其意義作了精闢而高度評價。對魯迅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幾篇早期著作，瞿秋白也作了高度評價，認為是被「沉沒」的「幾篇歷史文獻」，「目的正在於號召反抗，推翻一切傳統的重壓的『東方文化』的國故殭屍」，「這種發展個性，思想自由，打破傳統的呼聲，客觀上在當時還有相當革命意義。」瞿秋白認為：「魯迅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友人，以至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他終於宣言：『原來是憎惡這熟悉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在黑暗的艱難環境的奮戰中，能得這樣知音的評價分析，魯迅十分激動和感激。他曾書寫了一副對聯給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對魯迅作出最高評價的則是毛澤東。早在中央蘇區，毛澤東遭到王明「左派」勢力打擊排擠時，通過魯迅的學生馮雪峰對魯迅情況的介紹，得知魯迅也是反對王明的所作所為，感到自己的心與魯迅是相通的。到延安後，毛澤東在多次講話，特別是1940年1月9日一次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講演中全面地高度地評價魯迅，稱魯迅是中國文化新軍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向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評價魯迅的短短四句話中，毛澤東使用了四個「偉大」、九個「最」和「空前」等最高級的形容詞和副詞。在我們見到的毛澤東對古今中外人物的評價中，沒有見到第二人受到過這樣高的評價。從1938年毛澤東第一次得到《魯迅全集》後，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近40年間，他從未停止過閱讀，並且多次告誡全黨幹部和他的子女，都要讀魯迅的書。魯迅受到這樣高的評價，人們是否都已理解了魯迅了呢？如何解讀魯迅，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過去如此，新中國建國以後更是如此。有人認為，建國了，魯迅說的奴隸已經成了主人，魯迅已經過時了。有些人則總是按著一時的政治需要來打扮魯迅。「四人幫」甚至把魯迅變成為他們整人的工具。還有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就是企圖把魯迅重要的著作，從魯迅遺產中分割出去，例如把《文化偏至論》中「必尊個性而張精神」的思想歸諸為尼採的資產階級觀念。解放後出版的《魯迅全集》對該文就有一長段批判性的注釋，認為這是一篇有錯誤的文章。這樣，《文化偏至論》這篇重要著作又重新長期被「沉沒」了。這種做法，正如有人企圖把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從馬克思主義中分割出去一樣。其實，正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貫徹始終的核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的立人思想，也是魯迅思想遺產中貫徹始終的核心。正如瞿秋白所剖析，魯迅思想有一個發展過程，而考察魯迅畢生奮鬥，都沒有離開過為求得每一個人的個性解放和做人的尊嚴。1977年，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茅盾重新發掘《文化偏至論》等著作的重大思想意義，指出魯迅「所謂『重個人』即是『要求思想解放』」，「所謂『立人』即現在所謂『人民的覺悟』。魯迅這結論作於70年前，在當時是少見的，幾乎是惟一的有遠見的呼聲。」「在當時是一聲驚雷，可惜這雷聲在曠野中自行消失了」。（引自茅盾《學習魯迅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的精神》）可惜，茅盾重新發掘的呼聲，又沒有被引起我們重視，依舊使它「在曠野中自行消失」。1980年茅盾在臨終前給《羊城晚報·花地》副刊題寫的詩中，憂心忡忡地寫下了這樣兩句：「雙百方針需貫徹，未來魯迅屬何人。」直到上世紀的90年代，仍有人認為「尊個性而張精神」是錯誤的。無獨有偶，《共產黨宣言》中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的思想，在中國也長期不被重視。而恰恰是這點，是《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主義中的重中之重。恩格斯晚年，有記者問他：你認為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信條是什麼？恩格斯回答：是《共產黨宣言》中的這句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1894年1月9日，恩格斯在回答義大利社會主義者卡內卜·朱澤培問什麼是社會主義新紀元的本質時，就引用了《共產黨宣言》中的這段話。可是，我們黨的有關部門在最早編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時候，恩格斯這個極為重要的觀點，竟沒有被收錄進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們中國，個人自由一直被認為是不好的東西。還在革命戰爭年代，反對自由主義，在「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中，曾經發揮了很大的積極作用。新中國剛建立，為要破滅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幻想，提出了要在我們內部批判「民主個人主義」。我國的許多專家、學者、教授，紛紛在報上發表公開檢討自己思想的文章，開展了全國範圍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之後，從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主觀精神開始，開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從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鬥爭」，到連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從批判「一本書主義」、「白專道路」，到「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閃念」，我以為無不是要整掉知識分子個人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長期以來，我們只推崇做「革命螺絲釘」，做「黨的馴服工具」，而不同時注重個人思想自由。甚至到改革開放之後，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仍嚇得許多人紛紛作檢討。由此可以不難想像，魯迅「必尊個性而張精神」的思想，被我們看成是不合時宜，是必然的了。魯迅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和專制獨裁，深惡痛絕。他把建立民主自由的「人國」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與此同時，他對當時斯大林的所作所為，也有察覺而十分反感。他在《文藝和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對自己主張的可能遭遇，早就有令人深思的預見。文中說：「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應該指出，不光是中國，就是在曾被我們尊為學習榜樣的「老大哥」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條最基本信條，不但從未得到信奉，相反的是遭到更徹底的背叛。人類的發展是由必然王國逐步向自由王國過渡的過程。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發展。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消滅人對人的剝削、依附和束縛。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勞動者擺脫了人身依附狀態，同時提出人權的概念。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權宣言》中規定，人生來是平等的。人人都有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的權利。一切公民都有言論、出版的自由。資本主義造成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為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號召的無產階級革命，就是要進一步推動人類社會向更高層發展，成為人的解放和自由發展的聯合體。這在經濟上就要使勞動者掌握生產資料，從而消除剝削。在思想文化上，就要體現人是思想的人的本質，在精神上得到空前解放。但是蘇聯的實踐正與此背道而馳。斯大林在上世紀的30年代，強行全盤集體化，大搞所謂「消滅富農」，剝奪農民，使廣大農民群眾成為既無土地，又無生產資料，又無大牲口的集體農業無產者。其結果是造成農業生產的大倒退。蘇聯農業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的沙皇統治時期。與此同時，斯大林從那時開始，一直延續到他去世前，在國內反覆進行大清洗、大鎮壓，清除一切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異端。在這過程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還是一個未查清的謎。人們說，斯大林消滅的革命者，比所有沙皇殺掉的革命者還要多。這樣，連人的生存權都沒有了，哪還談得上人的自由發展呢？只要我們了解了這樣的歷史事實，那麼對成立了70多年，並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為人類作出輝煌貢獻的蘇維埃共和國，竟在人民極度泠漠中自動瓦解，也就不會奇怪了。再說我們中國，土地改革使農民獲得了土地。但是後來的公社化，使農民喪失了生產積極性。許多地方農民的溫飽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連年發布進行農業和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使農民獲得了農業生產和經營的自由權，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我國農村面貌立刻改觀，並進而推動了我國的全面改革開放。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我黨我國中興了，奮鬥20年，將個千百年來未解決的溫飽大難題解決了。這前後兩者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權和個體人的積極性，對社會發展是何等重要。但在精神領域要得到自由和發揮積極性，要艱難得多。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特別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究竟整掉了多少知識分子，甚至迫害致殘致死了多少人，誰也無法統計。更嚴重的是：這對我們整個民族精神的深層傷害，是難以彌補的。「這就使中國知識分子徹底喪失了主體人格、喪失了理性和良知，喪失了判斷力、想像力、批判力。」「這樣的民族是既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知識分子的民族。難怪20世紀的中國給知識分子的職業功能作出了如此重大的改變：掃廁所、種莊稼、遊街、挨打、坐監牢、吸收子彈、寫認罪書和告密信。而知識分子對新職業安排則非常恪盡職守，果然不成其為知識分子。」（以上均摘自摩羅《知識分子的覆滅》）可以想像，要治癒這樣的民族精神創傷，重新煥發出中華民族的創造精神，要造就出能肩負起新世紀重任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將需要我們今後幾代人付出多麼大的努力。為什麼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發展，在蘇聯和中國都遭到這樣的命運呢？我想首先是革命鬥爭和戰爭年代的嚴峻環境，敵強我弱，鬥爭與戰爭非常殘酷。我們黨，我們黨領導下的團體與軍隊非常需要鐵的紀律，絕對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需要個人無條件的服從整體，不可能過多照顧個人自由，這在那時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條件下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這些革命戰爭時期的成功經驗，以後變成理論搬到和平時期，這便不妥了。這是一方面。另外，更深層的原因我想還是歷史傳統的嚴重影響。俄國和中國在歷史上都是落後封建農業國。在專制制度下從來沒有出現過人的解放、個性的解放的歷史過程。魯迅說過，中國人自古以來從來沒爭得過人的地位，永遠只在亂世之奴和盛世之奴間來回顛簸。在俄國，曾經受歐洲文藝復興影響湧現出一批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曾經對包括魯迅在內的我國知識界產生過很大影響。相比之下，我國知識界這個時期的情況比俄國還要弱得多。偉大的「五四」運動起了很大的啟蒙作用，我國原來的士大夫讀書人，向「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現代知識分子目標，作了積極的探索，出現了一批光彩照人的先驅。但是，在現實的民族存亡危機、救國救亡壓倒一切客觀情形下，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又走了一條階級鬥爭為綱的彎路，這樣，我們對民主自由的探索就不幸中斷了。魯迅的「立人」思想因種種客觀原因與主觀原因，自然不可能引起足夠重視。魯迅的吶喊曾經震動了社會，如巨石投水引起波瀾，但接下來卻是沉寂。回顧20世紀中國人民走過的艱難道路，展望未來，我們將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上世紀初竊來的神火——民主、科學、人的自由發展，必將繼續照亮我們新世紀的道路。中國人民在現有經濟政治成功的基礎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必將進一步通過「立人」達到「人國」，我們在世界全球化的過程中將立於不敗之地。（此文是與《魯迅的世界》作者、著名畫家、魯迅研究專家裘沙同志討論寫成。裘沙詳註《文化偏至論》一書，並提出了該書與《共產黨宣言》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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