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化問題

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化問題

近代化是指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化社會的轉化過程。通過進一步的學習使我們了解到各個國家的轉化，由於所處的不同時代和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有著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變革道路。英、法等國通過自下而上的工業革命實現了近代化；日本和俄國通過自上而下的明治維新和1861年農奴制改革逐步走向了近代化。那麼中國呢？一個在封建制度下發展了2000多年的文明古國她又是通過怎麼的方式走向近代化的呢？

19世紀中期的清王朝，在外國列強侵略和國內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雙重打擊下封建官僚統治集團內部分化出了洋務派。洋務派是清朝統治集團中具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封建官僚士紳，稱之為地主階級開明派。在中央以奕忻為代表，地方上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為代表。與封建頑固派不同點在於，洋務派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奮圖強。他們繼承了林則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並把這種思想付諸實踐。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們掀起了一場學習西方自強求富的運動，先後創辦一系列的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訓練新式海陸軍，設立新式學堂，翻譯西方書籍，並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通過這一系列措施，當時的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培養了第一批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聯繫的企業家、工程師、知識分子和產業工人，具備了一支新式國防力量。他們試圖以「洋務」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卻從客觀上拉開了中國在各個方面走向近代化的序幕。

一、思想方面

洋務派面對新的形勢，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最早的近代化思想。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中，洋務派把中學和西學的關係解釋為「體」與「用」的關係、「道」與「器」的關係、「本」與「末」的關係、「主」與「輔」的關係，進而提出了兩者的相對價值，即中學具有精神價值，西學具有物質價值；同時提出了兩者的不同功能，即中學「治心身」，西學「應世事」。在這裡，中學和西學的地位雖略有高低之分，如強調中學是「本」「體」，而西學只是「末」「用」，但同時又強調這兩者是互相補充、不可偏廢的。儘管在這一自相矛盾的思想體系中，企圖用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力來維護落後的封建生產關係，是一種既肯定新價值又不否定傳統價值的相對主義錯誤論調，但「中體西用」的思想畢竟承認了中學還有不足，還有待於西學來補充，西學確有超越於中學的地方，這就動搖了「禮義至上」的傳統倫理價值觀的權威地位，因此是鴉片戰爭後中國思想界的一大進步，它使中國人的價值觀由「傳統人」開始向「現代人」轉變。

二、器物及經營管理方面

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化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及管理經驗。洋務運動不是一場成功的近代化運動，但在30多年的時間裡，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從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在各地先後創辦了大約20個製造槍炮、彈藥和船艦的近代軍用企業，40個近代民用工礦企業，還修築了共計 477公里的鐵路，架設了溝通全國主要省份的通訊線路數十條，基本上形成了全國的電訊網。洋務企業儘管機械化的程度還很低，各企業內部仍大量使用手工勞動，但它們畢竟引進了西方先進的機器和工藝，在生產技術方面發生了空前的大變革，使中國破天荒地出現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曙光。

洋務派創辦企業，由於缺乏經驗，在經營管理方面走了不少彎路。如張之洞籌辦漢陽鋼鐵廠時，沒有仔細考慮冶鍊鋼鐵的原料和燃料問題，便向英國訂購機爐，結果因所購設備與辦廠用礦的礦質不符而無法使用。選廠址時，為了能在自己的總督衙門就能看到工廠的煙囪冒煙，硬將廠址定在遠離鐵礦、煤礦的漢山腳下。為此不僅大大增加了煤鐵轉運的開銷，還使選廠址築廠基多耗了100多萬兩白銀。經過多次失敗，洋務派逐漸摸索到了一些辦廠經驗，並在後來的經營中加以改進。這些經驗教訓，對稍後出現的民族資本主義的成長是大有裨益的。

三、資本主義經濟

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鴉片戰爭前，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孕育著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遭到破壞。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洋務企業的興辦以及商品生產的出現，一些地主、官僚和富商也投資於近代工礦企業，這樣，民族資本主義就產生了。洋務派在創辦民用企業時，由於資金不足，採取了招引私人投資的辦法，通過「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的方式創辦企業，這些企業後來或轉化為官僚資本，或發展為單純的商辦，成為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這就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開闢了道路。

洋務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它打破了中國市場上外國商品一統天下的局面，為中國經濟逐漸近代化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同時也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歷史進程。

四、無產階級階級的產生

洋務運動使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發生了變化，使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產生和成長起來。19世紀四五十年代，在中國通商口岸的外商企業中產生了中國第一批工業無產階級。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中國的產業工人進一步增加。同時在洋務運動中還形成了中國資產階級。新的生產力的產生、新的階級力量的形成，不僅是對封建社會的衝擊和破壞，也為向近代社會邁進創造了條件，客觀上也為後來的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奠定了初步基礎。

五、外交方面

洋務運動使中國外交開始向近代化轉變。1861年1月20日，清政府正式建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衙的成立，意味著清政府開始放棄閉關鎖國政策，這是順應世界形勢的變化、適應國際交往的需要的明智之舉，後來又在總理衙門之外另設南、北洋通商大臣。這項改革是我國近代外交領域劃時代的變革，對於開展近代化事業產生了積極作用。在建立外交機構的同時，清政府派遣了第一批駐外使節，打開了中國通向世界的大門，使中國近代外交出現了新局面。

六、軍事方面

洋務運動為中國軍事近代化創造了條件。洋務運動之初，為實現「自強」目標，大量購買進而製造新式槍炮，組建新式軍隊，以促進軍隊和國防的近代化。同時還籌劃海防，建立新式海軍，到1884年建成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師。中法戰爭中福建水師在馬尾遭法軍偷襲，幾乎全軍覆沒。戰後，清政府決心大治水師。其中北洋海軍發展最快、實力最強，到1888年，北洋海軍擁有鐵甲戰艦2艘、巡洋艦7艘、其他船艦14艘。另外，還修建了旅順船塢和威海衛軍港。通過以上的海陸軍建設，清軍的戰鬥力和抵抗外國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強，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歷史進程。

七、培養人才方面

洋務運動為中國培養了一批近代化人才。洋務運動造就了一批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創辦近代工業的過程中，洋務派為了培養所需的技術人才，擺脫在生產技術上依靠外國人的狀況，他們興辦了一批新式學堂，第一次將西方自然科學和工業技術帶進課堂，從而培養出我國第一批造船、航海、機器製造以及近代醫學等方面的人才。至1896年為止，各地開辦學堂34所。到甲午戰爭前後，各洋務學堂畢業的學生約計1000多人。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洋務派又先後向外國派遣留學生。鐵路工程師詹天佑、飛機設計師馮如以及改良派代表人物嚴復等均為留學生中的佼佼者。據統計，洋務運動時期派遣出洋留學的人數共200餘人。另外，洋務運動中還培養了大批新型知識分子，近代數學家華蘅芳、化學家徐壽和徐建寅父子等人就是在辦洋務的實踐中成長起來的。此外，洋務派設立的翻譯館，翻譯印發了大量書籍，引進了聲、光、電等自然科學知識，這不僅有利於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國的傳播，而且影響了一代進步思想家，為戊戌變法準備了條件。同時，在洋務派所辦軍事、民用企業的近4萬名工人中，還鍛鍊出了一大批掌握現代大機器生產的技術工人，成為中國無產階級中早期的技術力量。毫無疑問，洋務運動中鍛煉和培養出來的科技人才，為稍後現代民族資本的發生準備了條件。

雖然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洋務運動的破產，但是，它作為中國現代化運動的起點，是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的。在文化觀念意識上，洋務思潮衝擊了傳統的封建價值觀念、建立了「以工商立國」的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觀念意識；在社會經濟方面，洋務派通過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以機器生產為標誌的先進生產力，在社會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諸領域推進了現代化運動，或多或少地改變了傳統社會的若干特徵，使古老的中國終於向開放和現代化邁進了一步。因此，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階梯。可以說是中國邁向近代化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