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戊戌變法 續七

明治維新前日本政治的沿革

與鎌倉幕府相比，室町幕府的內部爭鬥更加頻繁，權力角逐也演變成武力對決，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其政治權威。1439年（永享十一年）關東管領持氏與第六代將軍義教因繼承人問題爆發衝突，被剿滅（永享之亂）。設在鎌倉的關東管領統轄十國政務，由足利尊氏的次子基氏擔任，並成為其子孫世襲職務。1441年（嘉吉元年），義教在出席播磨守護赤松滿祐的宴會上被殺（嘉吉之亂）。赤松氏在幕府機關擔任僅次於管領的所司職務，這種犯上行為是幕府時代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其結果就是「繼位將軍年幼、幕府權威更加削弱」。（《日本史》第213頁）到第八代將軍義政時，又出現了將軍繼承問題。義政無子，他讓本已出家當和尚的弟弟作為繼承人，改名為義視。不料其後日野富子為義政生了一個兒子叫義尚，於是義尚母親就想讓義政廢掉義視，改立自己的兒子義視為繼嗣。為此，日野富子求助於山名宗全（持豐）。「山名氏雖在明德之亂時，遭受義滿的討伐走投無路，但不久就東山再起，尤其是持豐因討伐弒殺義教的赤松有功，擴大了領地，勢力已恢復到昔日全盛時期的水平。」（《日本史》第213頁）但是，與足利氏同族的管領細川勝元卻不願看到山名氏的勢力擴張，想扶持赤松的遺族與之對抗。其他家族也都選邊站隊，畠山持國的親子義就依附山名氏，而養子卻依附細川氏，斯波義廉依附山名氏，而斯波義敏卻依附細川。也就是說，同一家族也在細川氏與山名氏的對立中分裂了。1467年（應仁元年），兩派因畠山一家的武力對抗而拉開戰幕（應仁之亂）。細川方面（東軍）集結了號稱16.15萬人的軍隊，山名方面（西軍）也集結了號稱11.6萬人的軍隊。雙方以京都為中心進行了長達十一年的拉鋸戰（至1477年，文明九年），由於西軍企圖擾亂東軍的後方，戰禍因此波及各地。戰爭的結果是兩敗俱傷，誰也奈何不了誰，最後是各自罷兵，以平局收手。其間，山名宗全和細川勝元都死了，幕府將軍義政也死了（1473年12月19日），義政的兒子義尚也繼承了將軍的職位。但是，義尚並沒有使幕府獲得政治威信，他把近江佐佐木高賴的領地視為非法佔據，親自出兵討伐，卻不料部將不予協助，在鉤里相持僅兩年，把自己的命也搭上了（1489年3月26日）。應仁之亂造成的破壞是巨大的，京都因戰爭引起的大火而變成一片焦土。不過，對經濟和建築所造成的破壞會很快得到恢復，而朝廷貴族因戰爭所失去的政治地位恐怕就永遠不會恢復了。舊貴族們「因生命危險和經濟窮困而離開京城，到地方去投親靠友。關白一條兼良逃到奈良，其子前關白教房逃到土佐，其孫權大納言政房在兵庫落入武人之手，結束了短暫的生命。前關白近衛房嗣之子政家逃到宇治，前內大臣九條政忠、前關白鷹司房平等逃往奈良，前權大納言町資廣逃往伯耆，前權中納言小倉實右逃往加賀。因莊園的沒落而失去經濟基礎的貴族，因應仁之亂使他們連住居和生命都受到威脅，已完全從統治階級的地位上跌落下來。」（《日本史》第215頁）所以說，應仁之亂對日本政治的影響是深遠和長久的。

應仁之亂後，幕府已經「不是號令天下的中央政權，充其量不過是畿內的一個地方政權，將軍徒有虛名。……他們雖身居最高軍職，實際上卻被權臣任意擺布，顛沛流離，經歷著一般人都很少有的坎坷命運」。（《日本史》第248頁）義尚之後，幕府的權力掌握在細川氏手中。義稙被細川政元罷免將軍職位囚於龍安寺，後逃至周防。義澄繼位十餘年後，被義稙乘細川氏內訌打回京都給攆跑了。但是，再次出任將軍的義稙還是在十三年後被細川氏給趕跑了，死在阿波。細川氏兩派內訌的結果，就是權力落入家臣三好氏手中（將軍義晴、義輝時）；再後來，三好氏的權力又轉到其臣下松永氏手中，第十四代將軍義輝就是被松永久秀所殺（1565年，永祿八年）。室町幕府將軍的際遇實際體現了日本傳統政治文化也同樣侵蝕著武家政治，即「主人的權力，越來越轉到家臣手中」（《日本史》第215頁）。

但是，史學家把應仁之亂後的一百年稱作戰國時代，倒不是因為幕府內鬥和將軍的顛沛流離，而是因為地方勢力的你爭我奪。這當然與幕府將軍的衰弱有直接關係。1491年（延德三年），「北條早雲征服了伊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首次成了一國之主，由此造成了戰國的開端」。（《日本史》第247-248頁）這個北條早雲（最初稱伊勢新九郎長氏）原本是個流浪漢，投在駿河的今川氏門下，後因戰功當上駿河興國寺的城主。關東管領與執事因內鬥而分裂為兩個對立集團，這個亂局給了北條早雲以可乘之機，遂出兵侵佔了關東管領的領地伊豆（1491年），移駐韮山。1495年（應明四年），北條早雲又越過箱根，攻佔了小田原城（大森藤賴領地），「接著又在新井城（三浦郡三崎）消滅了相模的三浦氏，平定了相模。早雲死後，由其子氏綱、孫氏康等人繼承並進一步發展了他的遺業。」（《日本史》第249頁）把關東執事上杉家族消滅後（1551年），在關東只剩下房總的里見氏和常陸的佐竹氏，北條氏則成為關東勢力最大的領主。

一個浪人出身的武士經過三代人的征伐就奪取了關東管領的大部分領地，這在迄今為止的日本歷史上從未有過，所以《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把這種現象稱之為「下克上」。因為這是室町幕府時代的普遍現象，「從各國情況（註：這裡的國，是區域單位名稱，相當於我國的省），幾乎都是舊的領主被新興的部下所排斥掉，統治階級像走馬燈似地在不斷變化。主被臣討，父被子弒，既無道義，亦鮮廉恥。有的只是貪圖個人安逸、富貴的利己心。所依仗的，僅僅是壓倒敵人的武力和策略。……社會也不再承認一切舊有的形式和約束，只知道實力可以決定一切」。（《日本史》第251頁）在此前的日本社會，權位世襲觀念是普遍共識。正像掌控朝政的權臣不能取代天皇一樣，掌控將軍幕府的家臣也不能取代將軍；他們所以不能，是因為他們沒有這個宗法資格，他們擔心這樣做會招致眾怒。所以我們看到，迄今為止，一個家族的地位被另一個家族取代，卻從未出現家臣取代家主的事例。而室町幕府時期，雖然衰弱的幕府沒有被家臣取代，但是在地方上，這種家臣取代家住的事例層出不窮。因此，《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才發出政治道德淪喪的感慨。其實，所謂道德喪失，只是因為這些下層武士沒有上層貴族的傳統觀念而已，譬如北條早雲，你就不能指望他去遵循上層貴族的傳統道德，且不說他不曾受過這類教育，就是有過類似教育，讓他去遵守傳統道德就等於切斷了向上爬升的階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室町幕府時期的所謂戰國時代，與我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有著不同的政治含義，不可同日而語。在我國歷史上，西周之後的東周，先是春秋時期，而後才是戰國時期。春秋時期是傳統政治道德喪失的時期，而戰國時期則是新興政治文化孕育和發展的時期，前者屬於封建分權政治文化，後者則是集權文化發展時期。而日本的所謂戰國時代，只是武力征伐時代，並未伴隨政治文化的演變，也就是說，仍然是封建社會的分權政治文化。戰亂也沒有改變封建社會的分權政治，只是傳統的舊貴族在政治經濟領域被新興的武士貴族取代而已。

但是，長期以來遺留下來的一些原始氏族社會的傳統在戰國時期都被改變了。譬如長子繼承製的確立，此前的習慣是所有兒子都享有同等的繼承權。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都經歷了這種轉變，所以何時確立長子繼承製是一個民族脫離氏族文化影響的重要標誌。此外，即使在鎌倉時代依然盛行的家族血緣紐帶在這一時期也日漸淡化，這也許與長子繼承製的確立有直接關係。在鎌倉時代，血緣家族通常作為一個整體從屬於某個領主，如今因利益紛爭，同一家族也會揮戈相向。為了維繫利益關係日本發展出了寄親、寄子制度，即義父義子關係，「用假設的家族制度來加強隸屬程度」（《日本史》第252頁）。此外，為了控制部屬，各封建領主還建立起一套嚴格的制度。譬如，禁止部屬與其他領主往來和結婚，禁止部屬之間私自結黨、訂立契約、為他人效勞、變更義父義子關係，婚姻和家業繼承必須得到領主認可，部屬的領地不得買賣等等。違反領主律令的行為要受到極為嚴酷的刑罰，連坐制度的範圍也擴大了。顯然，這些變化，都是領主應對當時的形勢逐漸發展起來的。

所以，戰國時代也可以認為是日本社會關係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當然，土地制度在這個時期也發生了變化。「隨著守護勢力的擴大，理論上屬於不在地主朝廷貴族的莊園實際上被瓜分了。」（《日本小史》第二章第55頁）以前，土地關係極為複雜，被分割為所有、領有、管理和耕作等諸多權利；現在簡單了，過去的遠離土地的中央貴族都被剝奪了土地，直接分給了住在當地的武士，他們成為領主，擁有管理和徵稅的權利，土地耕作者獲得了領有權。

令人不解的是，這些憑藉自身實力奪取領地的領主們，無視室町幕府將軍的存在，卻對皇室表現出好感。「當時皇室式微已達極點，不要說政治權力，就連經濟基礎也喪失殆盡，按慣例或臨時舉行的儀式，都難以舉行。這些消息傳到強有力的諸侯，如大內、今川、北條、朝倉、毛利、上杉、織田等處以後，他們便紛紛捐獻舉行儀式所需的費用，或儘力修理皇宮。依靠這些諸侯的支持，朝廷才得以勉強維持了它的體面。」（《日本史》第252頁）他們為何要這麼做？坂本太郎的解釋是：「已失去實權的皇室，對來自鄉村的武士來說是陌生的。唯其如此，在他們眼裡，卻是一種神秘莫測的權威，因而對他產生一種新鮮的感覺。為了鞏固領內的統治，或是為了進一步號令天下，都需要藉助皇室的權威。」（《日本史》第253頁）說實在的，我並不贊同坂本太郎的說辭。坂本太郎前面已經說過這些領主漠視傳統政治道德、以下克上。雖然他們的行為並未與皇室直接對立，但是幕府將軍也是朝廷的高官，蔑視幕府將軍與蔑視朝廷並無區別。我以為，這些領主對皇室的恭敬來源於傳統風俗，即神道教。儘管佛教在日本十分盛行，但是日本人自氏族社會帶來的傳統風俗從未改變，天皇的政治權利雖然時大時小、時有時無，但是作為日本民族的最高祭司的角色從未失去過。所以這些領主對皇室的恭敬只能說明日本社會依然敬重傳統風俗，而與政治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