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冠生：江村八十年
費孝通的英國導師馬林諾夫斯基在為其《中國農民的生活》（即後來的《江村經濟》）作序時提到：「作者並不是一個外來人，在異國的土地上獵奇而寫作的；本書的內容包含著一個公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其觀察的深入和描述的確實，顯然不僅是出於純粹的學術興趣。「生命和鄉土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沖洗了」——這大概可以看作費孝通一生寫作的心理基石。
江村八十年文 | 張冠生
（《讀書》2016年7期新刊）
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費孝通在清華研究院修完體質人類學課程，獲碩士學位，取得公費留學資格。其俄國導師史祿國（Shirokogorov）希望他出國前添點本錢，囑其暑假後到國內少數民族地區做一年調查，再行出國留學。
當時，廣西省政府設有特種民族研究課題，需合適人選。吳文藻設法接通路徑，為費孝通爭取到機會，參與「廣西省人種及特種民族社會組織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計劃」。費孝通於當年十月赴廣西，進瑤山，在其計劃推進到百多天時遇險受傷，這次田野調查被迫中斷。
一九三六年夏，費孝通回家鄉江蘇吳江養傷，準備留學。其姐費達生建議他到開弦弓村小住一段時間，休息、養傷之餘，順便了解村裡絲廠情況。該村位於吳江境內，蘇州南部，太湖附近，是個水鄉。村中絲廠屬於開弦弓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是費達生等在一九二九年幫助村民創辦的，旨在改良絲業生產，提升技術水準，復興傳統產業。
費孝通並非一開始就想定，養傷時間可成調查時間。剛住下時，也沒有立即想到要做調查。他串門入戶，閑話家常，敏銳覺察到村民生活正發生歷史性變化——現代工業開始進入中國農村，養蠶女開動繅絲機器。費孝通整個心思被強烈吸引，意識到眼前場面大有意義，應如實記錄，做出分析，他說：
開弦弓是中國國內蠶絲業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這個村子作為在中國工業變遷過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變化是工廠代替了家庭手工業系統，並從而產生的社會問題。……但至今沒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農村社會組織的同時，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此外，在過去十年中，開弦弓曾經進行蠶絲業改革的實驗。社會改革活動對於中國的社會變遷是息息相關的；應該以客觀的態度仔細分析各種社會變遷。通過這樣的分析，有可能揭示或發現某些重要的但迄今未被注意到的問題。一村農民生活之變，可作一國社會變遷晴雨表。這種自覺，當時學界或不多見。費孝通「從毫末辨流向」的意識和本領，此時已相當顯豁。他隨即展開對開弦弓村農民生活狀況的實地觀察和記錄。「一九三六」因此成為中國人類學者起步之初即進入國際人類學前沿地帶的時間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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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自萌芽至成型初期，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一直有「文野」鴻溝。不少學者認為，民族志方法只適合研究文化比較簡單的「野蠻」社區，不適合研究自身所處「文明」社區。故，當時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多在「化外之地」。
費孝通則認為，事實本身無所謂「野蠻」或「文明」。稱「野蠻」，無非表露出主觀蔑視心理，在學科意義上則不能成立。一個學者研究自身所處的文化，欲持守客觀立場固然不易，卻非不能。經過相當訓練的學者，研究自身文化或有優勢，如語言、地理、機會、觀察、訪談等方面，都比外地人更方便。他希望用事實證明，民族志方法也適合研究所謂文明社區。他在開弦弓村的調查，就是「用研究花籃瑤時所用的方法去研究一個本國鄉村」的自覺實踐。
「我在去倫敦經濟學院之前就是一個功能主義者」——這是費孝通的一句自白。結束開弦弓村調查後，他帶著瑤山的稿子和開弦弓的資料赴英留學，在將近一個月的海路途中，寫出了描述、分析開弦弓農民生活的大綱。這個大綱為他的英國導師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準備了一份莫大欣喜。
作為人類學功能學派的領軍人物，馬林諾夫斯基曾因該學派獨步一時獲得足夠聲望，也因其逐步趨向於「過分標準」的職業化狀態而「感到不耐煩，厭煩它的好古、獵奇和不切實際」。他曾主導了人類學研究從「搖椅」向「田野」的重要轉折。當他主張人類學者「離開對所謂未開化狀態的研究，……對印度人、中國農民、西印度群島黑人、脫離部落的哈姆勒非洲人同樣關注」的時候，費孝通帶著中國江蘇開弦弓村農民生活的調查資料，到LSE（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他門下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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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敏銳地記錄開弦弓村民生活因機器下鄉發生的變化。馬林諾夫斯基敏銳地藉助費孝通的調查素材蘊含的學科發展活力。師徒之緣，釀出人類學史上又一次歷史性轉折。
馬林諾夫斯基把這一轉折的意義寫進費孝通博士論文出版序文——「我敢於預言費孝通博士的《中國農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經濟》）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有一些傑出的優點，每一點都標誌著一個新的發展。本書讓我們注意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作者並不是一個外來人，在異國的土地上獵奇而寫作的；本書的內容包含著一個公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此書的某些段落確實可以被看作應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憲章。」
為雕刻這塊「里程碑」，馬林諾夫斯基以獨特方式指導這位中國學生。他幫助費孝通融入英國市民生活，囑咐費孝通留意浸潤學術空氣，請費孝通參與自己著作的修改過程。到論文撰寫階段，他時常躺在床上，用白布蒙著眼，聽費孝通逐段逐句念自己的博士文稿。聽到某處，他會「突然從床上跳了起來」，說哪一段寫得不夠，哪一句說得不對頭，嚴厲中裹著詼諧，無妨談笑風生。他還把費孝通的論文拿到其主持的「今天的人類學」研討班上，宣讀、討論、修改乃至重寫，以確保「憲章」文字的應有水準。
經由這一過程，費孝通經歷了嚴格、充分的學術訓練，拿下學術前沿成果；開弦弓在其論文中獲得學名「江村」，從此和費孝通一起名揚天下。
《江村經濟》以一九三六年為時間節點，如實描述了開弦弓村的土地制度、人口、家庭、婚姻、倫理、親屬關係、農業、蠶絲業、副業、工業、貿易、教育、醫療等方面實況，內容遠遠超出「經濟」概念。對此，馬林諾夫斯基「不無嫉妒」地說，該書「對農村生活、農民生活資料、村民的典型職業的描述以及完美的節氣農曆和土地佔有的準確定義等，都為讀者提供了一種深入的確實的資料，這在任何有關的中國文獻中都是十分罕見的」。
因其「完美」「準確」「深入」「罕見」，江村成為國際人類學界乃至更多人士觀察、了解、研究中國農民生活的一個窗口。
格迪斯（W. R. Geddes）是費孝通在LSE的低年級校友，對《江村經濟》及其描述的村莊或多些親近感。他後來掌門澳大利亞悉尼大學人類學系，教學中一直使用《江村經濟》，並關注一九三六年後的江村變化，頗想實地造訪。
一九五六年，機會降臨。新中國成立數年，治理成效顯著，《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認為：「中共的領導人可以以相當滿意的心情回顧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一段時期。」自己回顧之餘，也想請西方人來看看，改善對新中國的印象。紐西蘭文化代表團受邀訪問中國，格迪斯作為該團成員，據說是經周恩來認可，得以走進江村，做了短期調查。後來，這位「第一個到這個村子來訪問的歐洲人」寫出《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生活》（副題：對開弦弓村的再調查）。
格迪斯在「結論」中說：「一九三六年的開弦弓和一九五六年的開弦弓，它們之間的差別是巨大的。……今天開弦弓的人民，看來確實比二十年前，在物質上要富裕得多，而且他們有了更大的安全感。」
費孝通稱許格迪斯的調查和成果，說是「好的工作」，「相當好的書」。他被格迪斯所激勵，「安排重訪江村」。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十六日，他帶著中科院經濟研究所選派的助手，到江村住了二十天。
1957年5月，費孝通下鄉調研時，回到兒時讀書的蘇州吳江縣雷震殿小學，坐在當年的教室里
（三聯生活周刊《費孝通：<江村經濟>與<鄉土中國>》）
要弄清楚江村二十年里的主要變化事實和數據，調查工作十分緊張，夜以繼日。打算盤，搖計算機，每晚平均用掉一斤燈油。
費孝通敏銳依舊，感慨鄉村巨變，也發現「問題就是一大堆」，如「糧食有點緊張」、「哪裡有錢念書」、蠶業衰落、繅絲不再等等。結果是，「農業增產了百分之六十，而還是有人感覺到日子沒有二十一年前好過」。
「問題出在副業上」，這是費孝通的看法。歷史上，因人多地少，江村農民吃飯靠種田，花錢靠副業，故副業發達。一九三六年前後，村民年收入中，四成半來自副業。費孝通重訪江村時，限於當時政策，「農業社只搞農業，所有加工性質的生產活動，都要交到其他系統的部門，集中到城鎮里去做。甚至向礱糠加工這樣的事情都不準在農業社裡進行。……以蠶繭說，烘繭過程也要劃歸商業部門去做」。蠶農靠繅絲掙錢的門路不通了，只能賣蠶繭，收入自然減少，念書的錢也成了問題。
在費孝通眼裡，農民生活有難處，國家利益也受損。他寫《重訪江村》時說：「看來國家遭受損失事小，逾越清規卻事大。我希望在農業社經營範圍這個基本問題上，是否可以放開來爭鳴一下，多從實際研究研究，農業和工業之間究竟怎樣配合聯繫，才最有利於我們在這個人多地少的具體情況中發展社會主義？」
有人認為，這是在批評當時農村政策，屬於犯上。反右運動隨後到來，費孝通未能倖免。正在《新觀察》連載的《重訪江村》遂遭腰斬。
從反右到「文革」結束，費孝通的學術工作中斷二十多年。一九八〇年六月，其被錯劃「右派」問題得到「改正」。費孝通在座談中表示，有兩筆欠賬要還，第一筆就是關於江村歷史變遷的追蹤記錄。
一九八一年十月，費孝通第三次訪問江村，看到「農民不僅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還有了錢花」。究其原因，是恢復傳統副業，重建繅絲廠，新建絲織廠和豆腐坊。據此實證，費孝通重提當年話題並做擴展——「鄉村工業的發展使這個農村集體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20世紀80年代，開弦弓村絲織廠女工（文匯報《江村經濟:歷史、變遷與現狀》）
見微知著。費孝通在《三訪江村》一文中說：「在開弦弓村所見到的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在中國並不是個別的特殊現象。即使不能說中國幾十萬個農村都已發生這樣的變化，但是可以說這是中國農村的共同趨勢。」
後來的事實一再證明費孝通的判斷。稱謂上，從「鄉村工業」到「鄉鎮企業」；狀態上，從「星星之火」到「異軍突起」；地位上，從「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再到「三分天下有其二」；功能上，用費孝通的話說：「鄉鎮企業幫了中國的大忙！」
從三訪江村開始，費孝通熱切追蹤這一歷史過程。一年一次，一年兩次，積累資料，深化認識。當初看重的是「草根工業」有效增加農民收入，後來看出了一條中國工業化的獨特道路。一九八五年八月，他在《九訪江村》中寫道——
與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相對照，草根工業無疑是中國農民的一個了不起的創舉。……他們有力量衝破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初期的老框框，他們根據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變工業的性質，讓工業發展來適應自己。在草根工業中，農民表現出了充分的主動性，這不是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大特點么？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費孝通三訪江村之後，遠赴英倫，到母校LSE接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頒發的赫胥黎紀念獎章。在領獎演說中，他當眾許願，到一九八六年，將根據江村五十年變遷的第一手資料寫出《江村經濟》的續篇，即設想中的《江村五十年》，「在那個時候送到在座的朋友們的手上」。遺憾的是，由於大量調查資料被某「年輕的研究工作者」帶走不歸，其鄭重許願竟至無奈落空。
轉眼已近江村六十年。為籌劃費孝通江村調查暨學術活動六十周年紀念事，吳江、廟港、開弦弓村三級領導都認為村容不能讓人滿意，準備「大搞一下」。費孝通聽後說：「這個事順其自然，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不能為開弦弓開小灶。你們條件不錯，名聲不小，現在還是中等偏下的水平。老是中不溜溜地混日子，不行啊！人家都可以更好，你們為什麼不可以搞得更好？」
六十年里，費孝通一直都期待江村鄉親們能過上更好的日子，卻從未借自己的名望、地位為江村爭取特殊待遇和條件。這個村莊聞名中外六十年，從沒有因其名聲而大紅大紫，也沒有大起大落，一直是自然生長，尋常狀態，也因此保持了觀察中國農民生活變遷的樣本價值。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國文化對世界未來發展的貢獻研討會暨賀費孝通教授學術活動六十周年」會議開幕。費孝通說：「六十年前，帶我到開弦弓做調查的人，是我的姐姐。我帶著調查的材料去英國學人類學，寫了博士論文，出版了《江村經濟》，向關心中國的讀者講了中國農民的生活。……開弦弓的問題，是文化接觸問題。當時村子裡的工廠，是文化接觸的產物。……我們看人家怎樣生活，實際上是研究文化的變遷。……假如我能活到九十歲還能寫文章的話，我希望能寫一篇我們這個時代在我身上表現出來的社會結構是怎樣的。」
二〇〇二年九月，費孝通第二十六次走進江村，訪問了第十三村民組周文昌家。這是費孝通一生最後一次江村之行。這次家訪的照片，收錄於《開弦弓村志》，也陳列於「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該館落成於二〇一〇年，是費孝通百年誕辰的年份。館中一塊展板上，「二十六訪江村」歷次時間表旁，有一段文字——「初訪江村是我這一生學術道路上值得紀念的歷程界標。從這裡開始，我一直在這一方家鄉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養，受用了一生。……我的祖祖輩輩在家鄉養育了我，我雖則已由老而衰，但我沒有忘記家鄉，有生之日總想為家鄉這片土地上多加上一點肥料，能長出比我這一代更有出息的子子孫孫。生命和鄉土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沖洗了。」
這是費孝通《吳江的昨天、今天、 明天》一文中的一段，讀之眼熟。那年有幸參與這篇文章的起草，當時情景還記得。時光忽忽，江村調查六十年轉瞬已延為八十年。如今江村什麼樣？多年暌違，今春重訪。
遊走小清河邊、村中公路，傳統民居已不多見，零星夾在別墅小樓之間，隱於在建新樓之後。有該村「農民教授」姚富坤引路，才得見殘餘的清朝建築，找到當年絲廠水池遺址。在姚富坤的幫助下，還見到了一九三六年費孝通初訪江村那幅三人合影中站在中間的小男孩、現年近九旬的沈寶法；見到了費達生的學生、村中第一代繅絲女工周亥金，今年九十九歲。
兩位老人家都坐在自家門前的春日陽光中，乾淨，安詳。接談間，沈的兒子在旁勞作，敦實、憨厚；周的孫輩聚談，歡笑。見來客舉相機，指著院落一角說：拍拍這邊吧，過去種桑樹，現在改草坪啦！
費孝通曾用「有祖宗，有後人」描述中國文化特點。面前這老人健在、兒孫繞膝的生活場景，實在可做江村八十年來農民生活變遷的生動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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