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的起源 | 黑猩猩的政治

06-24

勞倫斯·弗里德曼 | 文

王堅馬娟娟 | 譯

人類的祖先是一身毛髮，長尾巴的四腳動物，可能還有棲息樹上的習性。——查爾斯·達爾文

在這裡我主張，人類戰略的基本特徵中存在著若干跨越時空的共性，包括欺騙和結盟的方式，以及暴力的推動作用。這些特徵是那麼原始質樸，以至於可以從黑猩猩身上查找到蛛絲馬跡。黑猩猩具有自我意識，它們對同類的了解甚至達到了足以矇騙它們的程度，當它們有所得或遭拒絕的時候還會分別做出感激或報復的舉動。它們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會仔細思考面臨的難題，甚至還懂得未雨綢繆。

人們原先認為，黑猩猩的社會關係很有限。但是在先後對野生和動物園裡的黑猩猩進行多年仔細觀察後，這種看法受到了質疑。顯然，住在同一個地方的黑猩猩個體之間經常聚在一起，並形成了各種複雜的關係。它們不但一起勞動，還相互打架。戰略研究者特別感興趣的是，黑猩猩的行為和權位、利益有關。它們用梳理毛髮、發生性行為、提供食物等手段拉攏潛在支持者，拉幫結夥建立同盟。它們也懂得控制衝突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才能合作共處。激烈爭吵之後，它們會相互親一親，修補關係。它們還會刻意展示自己的弱點，目的是獲得對方的信任。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弗朗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觀察一群生活在荷蘭阿納姆（Arnhem）動物園的黑猩猩，做了大量內容豐富的筆記，由此揭開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好戲」。他在1982年出版的《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一書中，就黑猩猩社會的複雜性做出了一些令人吃驚的結論。他認為，黑猩猩的結盟方式和權力鬥爭顯示，它們的行為舉止稱得上是「政治性的」。

對黑猩猩來說，天生的蠻力作用有限。掌權的雄性黑猩猩主張權力時全身毛髮倒豎，看起來比實際模樣更大，更猙獰。它撲向成群的屬下，對方立刻四散奔逃。接著其他黑猩猩便會謙卑順從地問候它，或者極為精心地為它梳理毛髮，讓它享受應得的尊崇。然而德瓦爾發現，每當黑猩猩的等級體系發生變化時，攫取權力者並不一定是最強壯的。當有別的黑猩猩「選邊站隊」或「另投他主」時，社交策略更重要。這種等級結構的變化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有條不紊展開的。

德瓦爾跟蹤記錄的第一起「政變」發生在一隻名叫耶羅恩（Yeroen）的雄性掌權黑猩猩身上。起初，耶羅恩受到絕大多數雌猩猩的擁戴。但另一隻雄猩猩魯伊特（Luit）向它的權威發起了明目張胆的挑戰。而耶羅恩面對挑釁卻不知如何應對。魯伊特還當著耶羅恩的面和一隻雌猩猩發生性關係，公然侮辱權威。接著，魯伊特找來雄猩猩尼基（Nikkie）結成同盟，讓局勢發生扭轉變得對自己有利。在權力鬥爭的過程中，兩隻黑猩猩動用了各種戰術，它們不僅展現力量和決心，還想方設法通過梳理毛髮，陪小猩猩玩耍等手段鼓動雌猩猩叛變。過去，別的黑猩猩生怕耶羅恩發脾氣不敢有什麼背叛的舉動，但後來隨著耶羅恩發火的次數越來越多，它的怒氣漸漸失去了威力。最終，耶羅恩認輸，但鬥爭還在繼續。現在魯伊特成了掌權者，耶羅恩準備和尼基一道發起反攻，即便不能重掌大權也要奪回一部分往日的特權。

整個「政變」過程中，實實在在的戰鬥只發揮了很小的作用。黑猩猩們很少撕咬，那是所有攻擊行為中最危險的舉動。德瓦爾認為，與其說戰鬥改變了黑猩猩們的社會關係，倒不如說它反映了社會關係的變化。猩猩們似乎知道要控制暴力，因為它們今後可能還要團結一致對付外敵。它們好像也懂得調停與和解。一旦達到目的，它們的行為方式就會跟著改變，比如輸贏雙方都不再會咄咄逼人地發起挑釁。

德瓦爾認為，黑猩猩們這一戰略性行為的核心要素在於，它們能否在個體之間相互交流，能否意識到各種社會關係，比如別的黑猩猩如何結成同盟關係，以及如何瓦解這些聯盟等。在做出決定之前，黑猩猩們要完全了解自己行為的潛在後果，並在某種程度上規劃一條通向目標的路徑。果然，黑猩猩們展現出了上述所有特性，德瓦爾因此得出結論「政治的起源比人類更古老。」他在後來的作品中以這些獨到的見解為基礎，用各種證據表明，靈長類動物具有表達容忍、自我犧牲、約束克制的能力，這意味著它們有心靈溝通，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要做到心靈溝通，至少對他人要有一定的情緒敏感度，最高的境界是具備理解他人觀點的能力。德瓦爾認為，這是「社會交往、協調活動以及合作應對共同目標等行為規則的核心。」

戰略的另一個至關重要的特性是欺騙，即為了改變他人的行為而故意發出不真實信號。有些猩猩會趁強勢的雄性黑猩猩不注意的時候騙取同類的食物，或者開小差偷偷追求母猩猩。同樣，做出這些行為也需要和其他猩猩進行一定程度的溝通。要想誤導別人，就得先明確理解他們的正常行為。

不管是黑猩猩還是人類，所謂「戰略智慧」是從嚴酷物質條件下的生存需求出發，通過複雜社會環境中的相互作用發展而成的。試想人類的大腦，它的重量只佔成人體重的2％，卻消耗人體20％的能量，遠超其他任何器官。既然它的運行成本如此昂貴，那就必然有極其重要的用處。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和納迪亞·科普（Nadia Corp）研究了所有靈長類動物主要分支中的18種，將它們的新大腦皮質大小和實施欺騙行為的數量進行比照。他們認為，大腦尺寸和一般社交智慧之間存在某種聯繫，後者包括合作共事、應對衝突以及施展詭計的能力。按照進化論原則，當遇到更強壯、更缺乏智慧的其他物種發起挑釁時，這些技能無疑極具價值。如果新大腦皮質的規模限制了某個動物的精神世界，那麼與其相關的其他同類也會受到牽連，這也決定了當它遭遇衝突時能夠找到多少個同夥。因此，腦部尺寸越大，該物種運作大規模社會網路的能力就越強。伯恩提升了「馬基雅維利智慧」這個概念，在戰略和進化之間建立了聯繫。尼可羅·馬基雅維利為十六世紀義大利人找尋到的這一基本生存技巧，竟然與大多數原始社會群體的生存需求如此相似。

這個概念的發展部分結合了對大腦生理髮育的研究，對靈長類動物和人類的密切觀察，並考慮到了生態和社會因素的影響。我們的祖先早期遭遇了種種智慧挑戰：他們要仔細琢磨如何才能高居樹上而不掉下來；如何造個安全的住所並在那裡睡上一覺；按照什麼樣的順序操作才能得到並吃到那些或外表長刺、或外殼堅硬，但卻營養豐富的稀有食物。體力勞動涉及一連串的動作，需要事先計劃。無論促進人類大腦進化發育的是何種生態需求和實際需要，在某種情況下，這個關鍵性驅動因素演變成了維護具有一定規模和凝聚力的社會群體的需求。要想在群體中有效發揮作用，就需了解其他成員的各自個性，他們在群體中的等級地位，他們喜歡誰、忠於誰，以及所有這些情況在特殊條件下可能意味著什麼後果。

暴力戰略

有一種重要的複雜情況是，動物們需要對付與自己沒有社會聯繫的其他群體，並同它們展開較量，查爾斯·達爾文稱其為「生存競爭」。潛在的合作與限制衝突意識或許塑造了群體內部的社會關係，可一旦和外來群體發生對峙，這些意識就會被別的指令所替代。個體攻擊行為是動物們的家常便飯，但群體之間的搏殺幾率就低多了。螞蟻是最好戰的動物之一。有人說，它們奉行的外交政策是「永無休止的侵犯、武力爭奪地盤，盡其所能消滅鄰近群體。如果螞蟻掌控了核武器，它們很可能不出一個星期就毀滅整個世界。」螞蟻群體中有專門負責打仗的兵蟻，它們沒有生育能力，因此即便在戰鬥中陣亡也不會威脅部落的數量規模。螞蟻的作戰目標很明確：搶奪食物，佔領地盤。一群螞蟻戰勝其他群體後，勝利者會把敗軍的糧食儲備轉運到自己的巢穴中，敗者不是被殺死就是遭驅逐。螞蟻打仗毫無戰略可言。它們憑藉的是殘忍無情的蠻力消耗。螞蟻們緊緊貼在一起，形成一大團，肆無忌憚地不停猛攻敵人的防禦工事，完全沒有談判和協商的餘地。

相比之下，研究發現大猩猩身上體現出了戰略智慧。其他物種的雄性之間可能會為了爭取和雌性交配的機會展開一對一的廝殺。值得注意的是，有時候兩個鄰近的黑猩猩群體之間會發生衝突，並導致有些黑猩猩死亡。這種情況不符合黑猩猩生活的常規特性，它更可能發生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下。這也再次表明，黑猩猩之間的戰鬥是策略性行為而不僅僅出於攻擊本能。

在有關黑猩猩交戰的觀察記錄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珍妮·古道爾（Jane Goodall）的研究成果，她是研究黑猩猩社會生活的開拓型學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她在坦尚尼亞岡貝河國家公園觀察研究黑猩猩。她好幾次發現，單獨活動的猩猩會被附近其他部落的雄性黑猩猩殺死。一次，兩隻掌權的雄性黑猩猩吵翻了，導致部落分裂成卡塞卡拉（Kasekala）和卡哈馬（Kahama）兩部分，敵對雙方由此在岡貝河國家公園裡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這場曠日持久的衝突從1973年延續至1974年，最終以卡哈馬部落不復存在而告終。卡塞卡拉部落搶佔了卡哈馬部落的地盤，並掠走了母猩猩。古道爾發現，採取防守行動的時候，黑猩猩們會呼朋喚友地去打仗，很快趕到最需要它們的地方。為了實地察看存有潛在爭議的地區，黑猩猩們還要在部落邊界附近巡邏。由於存在被強勢部落抓獲的風險，巡邏的大猩猩表現得異常謹慎，盡量避免發出一切不必要的聲響，還要不時察看有沒有敵對部落留下的任何蛛絲馬跡。它們收起了平日的喧鬧，直到返回自己熟悉的領地才恢復常態。這些巡邏行動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當黑猩猩們跨過邊界深入敵人領地時，它們會一下子變得比平時更具掠奪性。黑猩猩們不惜花費大量時間，一聲不響地等待機會攻擊弱小的受害對象。一旦它們出其不意地抓到獵物，就不會輕易放手，對手即便不死也是奄奄一息。

有人認為，從上述研究中歸納得出結論過於草率，因為黑猩猩的棲息地已經被人為地縮小，而且古道爾對它們的食物供應施加了一定的外力影響。她用設置投食站的方式把黑猩猩從密林深處引誘出來，這種做法加劇了猩猩部落集團之間的競爭。與她相反，德瓦爾觀察黑猩猩的手段則是操控干預猩猩們的食物分配，降低衝突水平。古道爾曾經不無遺憾地承認，她的干預確實慫恿了猩猩們採取更多的攻擊行為，但同時也指出，這並不妨礙她得出結論，即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大猩猩們的行為舉止會變得很獨特。況且，古道爾的發現並非一家之言。研究人員對其他地方的黑猩猩群落進行密切觀察後也發現，雖然打仗的事情只是偶爾發生，但這顯示出它們的確有戰爭能力。

黑猩猩們為什麼打仗？進化生物學家理查德·蘭厄姆（Richard Wrangham）認為，衝突的根源是它們「希望改善獲取食物、母猩猩，或者安全感的途徑」。黑猩猩以食成熟果實為生，而果實的數量和分布反過來也是它們自身消化系統的產物，因此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相鄰部落之間的權力關係就很重要。當果實數量不足的時候，黑猩猩們會獨自上路，或者三五成群組成小隊去尋找食物。食物分布地點很不均衡，某個部落的領地上可能食物非常充足，而有些部落則沒果子吃。這就是造成衝突的原因，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麼強大的部落總想尋找機會欺負弱者。蘭厄姆認為，成年雄性黑猩猩會「評估暴力行為的成本和收益」，當「可能凈收益足夠高時」就會出手進攻。殺戮行動的後果之一是，某個部落的相對地位會大大提高（這些猩猩部落一般規模都不大，任何一名部落成員死亡都會產生很大影響。）蘭厄姆把這種現象稱作「權力不平衡假說，它說明造成大猩猩之間相互攻擊殺戮的因素有兩個：一是部落之間的敵意，二是競爭對手之間巨大的權力不對稱。」這就是產生殺戮的原因，但並非潛在衝突的根源，真正的衝突根源是爭搶稀缺的重要資源。

相比極端暴力行為更讓人矚目的是黑猩猩對待衝突的審慎態度。古道爾在觀察中發現，「當一小支巡邏隊遇到規模稍大，或者雄性成員較多的隊伍時，即便在自己的領地範圍內，它們也會轉向逃跑；反之，一大群黑猩猩即使走出自己的領地，只要來者在數量上不佔優勢，它們十有八九要追打對方。」有時候兩群黑猩猩不期而遇，雙方無論在成員數量還是成年雄性的力量方面都旗鼓相當，那麼典型的結局是雙方「互相打量，發出各種聲音進行展示交流，不會發生衝突。」因此重點在於，黑猩猩在實現權力平衡的過程中表現得精明而狡猾。當遭遇強大的對手而自己處於劣勢的時候，它們會設法避免爭鬥，隨時準備撤退；而當自己的實力強於對手時，它們則長驅直入。因此，研究者從來都沒有記錄過進攻方的黑猩猩遭對手殺死的案例，這也就不足為奇了。可見，輸贏雙方的差別不在於絕對戰鬥力量的強弱，而在於「雙方隊伍的相對規模及其組成結構」。這種對待暴力的務實態度凸顯了黑猩猩的手段。

因此，進化論者認為，戰略是關鍵資源稀缺和生存競爭二者造成的自然結果。但它所涉及的不止是就天生力量、進攻本能而言的適者生存問題。在競爭中倖存下來的動物比對手更善於思考，能夠更好地把握社會關係並懂得如何去操控它們。成功既來自智慧也離不開強壯的體魄，從競爭一開始兩者的重要性就不相上下，而通過外力協助來戰勝對手的做法尤其聰明。

雖然現在只能從「行為和戰爭效果」兩方面進行推斷，但人們認識到，在通常所說的人類原始戰爭中也存在相似的行為方式，只不過這些「戰略」一直被當成了「習慣性的默契」。它們看上去大多屬於消耗型戰略，靠經常性的戰鬥和突襲來拖垮敵人，造成的傷亡不大，但也不排除偶爾發動一場出其不意的大屠殺。這樣的勝利往往是絕對徹底的：掠奪財產和食物，破壞房舍和田地，殺死或擄走女人和孩子。由於缺乏後勤支援，食物和彈藥很快會消耗殆盡，因此這樣的戰鬥不可能持續太長時間，也不可能拉開戰線。突然襲擊具備諸多優勢。由於原始人部落一般安全防衛措施薄弱，而且在夜色下難以覺察小股部隊的活動，因此突然襲擊往往令人防不勝防。而且一旦發現時機不利，襲擊者還可以選擇撤退。阿扎爾·蓋特（Azar Gat）指出，人們有充分的動機來避免公開戰鬥。在謀劃殺戮之前，人們巴不得受害者「毫無防備地束手就擒，最重要的是，他們最好無法對攻擊者形成有效傷害。」這些因素促成了一種「高度統一」的戰爭方式，它在「任何採獵和原始農業社會中」均有體現。

通過對早期人類社會和黑猩猩群體的研究，我們發現了戰略性行為所具備的一些基本特徵。這些特徵源於引發衝突的社會結構。它要求實施戰略性行為的人能夠辨別個體之間的差異性特徵，判斷對方是潛在對手還是盟友；能設身處地地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以便通過傳遞印象或誤導等手段來影響他們的行為。雖然暴力行為通過展現優勢、表達敵意在戰爭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最有效的戰略不能僅靠暴力，還需憑藉結盟的能力。本書餘下章節所論及的各種戰略行為，其基本特徵也沒有超出這個範圍。戰略性行為的基本特徵從來沒有發生過改變，改變的只是其所應對局勢的複雜性。

本文選自勞倫斯·弗里德曼《戰略:一部歷史》（暫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