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者不提拔 此舉救不了官員

幫父母做家務，給父母洗腳等體現個人的私德。用公權力去干預私道德，一般不會起到好結果；傳統中國用儒家禮教治理，本質是為了專制皇權的需要。官德評價機制不完善，曲意奉承者反而飛黃騰達，從而鼓勵不道德行為的存在和蔓延

　　先賢孔子的家鄉——山東曲阜最近決定要打造「彬彬有禮」道德城市，形成以「愛」為核心的社會風尚；以「誠」為核心的職業操守；以「孝」為核心的家庭美德和以「仁」為核心的個人品質，以為這樣就不會辱沒作為孔子故里的名聲。「彬彬有禮」道德城市涉及的範圍很廣，我不準備一一談及，重點講講對官員的孝道要求。曲阜市委書記李長勝在10月22日的動員大會上表示，要將孝道作為幹部提拔使用的「紅線」，不孝者不得提拔重用！

　　且看曲阜對官員孝道的要求：每周幫父母做一次家務；每月帶父母理一次髮，給父母洗一次腳；每年給父母的生活費用不少於月平均工資或收入……省略號後還有其他規定，就不一一列舉。

　　如今道德之不彰，有目共睹。曲阜作為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發祥地，素有「文明之鄉、禮儀之邦」的美譽，它本來就該是個道德高地，但連它也要打造「彬彬有禮」的道德城市，可見這些年我國的道德危機到何等程度。不過，曲阜能夠意識到道德喪失的危害，而行動起來，暫且先不講他做得對與否，從積極的角度看，有這種危機感，總歸是好事。儘管如此，我還是要講，用孝來治理城市尤其是官員，則開錯了藥方。因為這一招孔子在2500年前就使用過。孔子帶領他的72門生周遊天下，推銷其「克己復禮」主張，但終究無人理他。他所生活的春秋戰國也沒有回到他推崇的「周禮」上去，而是「禮崩樂壞」了。

　　孔子既然做不到，今天要用孝或者禮來挽救敗落的人心，拯救社會道德，更不可能。但我們的一些地方官卻熱衷於搞這個。除曲阜外，我所知道的還有河北魏縣——所謂「孔融讓梨」的發生地、四川彭山等。前者提出「德孝治縣」，把孝敬父母寫入縣委常委會建設的文件中，明確作為縣委常委行為準則中的一條。後者考察領導幹部的德時，要求提拔幹部先徵求其父母、鄰居乃至小區物管意見。如果說，這些都是小地方，北京則在今年出版了一套《中國古今官德研究》叢書，包括《史說官德》、《大道官德》、《為官史鑒》、《申論官德》四本，要全市領導幹部學習這套叢書，作為官德建設和反腐敗的教材。

　　固然細微處見一個人的品德，但這話也不全對。難道不給父母洗腳，不帶父母理髮就不是孝順兒女和合格幹部了？將儒家禮教的一套規範簡化為一條條具體的生活細節的規定，用來約束官員，並同升遷掛起鉤來，與其說是張揚孝道，不如說是綁架官員，是提升不了官員「美」德的。因為，孝在這裡能不能起作用，它首先面臨的難題是，誰來監督，如何執行？類似每周幫父母做一次家務，每月帶父母理一次髮，給父母洗一次腳，每年給父母的生活費用不少於月平均工資或收入，完全是屬於個人私域中的事情，它體現的是個人的私德。如果我不做難道你還跑到我家去監督不成？因此，它很難動用公權力去監督執行，而沒有強有力的監督，這樣的規定多半會落空。當然，也可以把監督權交給家裡的老人和家人，但如果家人嚴格執行，這其實是鼓勵家人告密，是在撕裂親情，此本身就有違儒家的規範，現實當然不太可能發生這種事，因為天底下不會有哪個父母為了兒子的前程而向組織揭發他沒有孝敬自己？除非這個兒子是個十足的壞蛋。剩下的可能就是微服私訪，但微服私訪的監督效果也不會很大。總之，用公權力去干預私道德，一般都不會起到什麼好結果。

　　禮教之不能救道德與官員，更在於整個時代的大環境與禮教盛行的傳統社會截然不同。傳統中國所以要用儒家的禮教那一套來治理，本質是為了專制皇權的需要。皇權為了維護自己家天下的統治，需要一套能讓臣民內心信服的價值和制度來規範社會秩序，而禮教正符合皇權的要求。禮是道德的標準、教化的手段、是非的準則，是政治關係和人倫關係的分位體系，禮有威嚴的功能，也有親和的作用。所謂「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記?曲禮》）「克己復禮為仁」，「禮」的本質是上下、尊卑、等級、差序、服從，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顯然，這套東西已不合乎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需要的是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發展，民主的討論。倘若講，將禮背後所蘊含的等級秩序的內容抽去，而只保留禮儀的形式，在我們目前尚有可取的話，如果想恢復古制，用禮來治理社會，規範人心，斷不可行。

　　此外，強制官員行孝，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人為製造一個道德判官。傳統中國最高的道德判官是皇帝，皇帝是天子，代天來管理人間，所以儒家假定皇帝是一個在道德上完美無瑕的人，他有資格來教導臣民。實際情形自然不是這樣，所以即使在古代，官場偽善之風也盛行。如今是一個沒有皇帝的時代，也就沒有道德的權威，誰也不敢說自己的道德就一定完美，比別人高，這時候，要判斷人的道德的高下，就只能依賴權力，誰的官銜大，權力大，誰就有資格做道德判官。所以，它最終還是和權力掛上了鉤。這不能不是一種諷刺。

　　可見，用孝來治官，結果是不會好的。其實，中國兩千多來年的禮教歷史對此做了否定回答。在今天這樣一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官員道德的腐敗當然需要拯救，但不能靠孝道、靠復禮來進行。官員道德的沉淪有很多原因，關鍵在於以下幾點：一是市場經濟的實行使市場的等價交換原則滲透進了權力領域，官員把人民賦予自己管理社會的權力變成一種「奇獲可居」的商品，用它出售來交換利益；二是政治運作的制度化和法治化程度低，政務不夠透明和公開，致使官員在運用權力時，更多是靠道德良心制約自己的行為，缺少嚴格的制度規制人們的行為，從而使得官員的道德失范不可避免。三是現有的官德評價機制不完善，公正、守法、為民者得不到重用，曲意奉承者卻反而能夠飛黃騰達，從而導致官員隊伍「劣幣驅逐良幣」的發生，鼓勵不道德行為的存在和蔓延。

　　所以，拯救官員道德，應該放在加強對政府行政行為的道德審視，增強行政的透明度和公開性；發展公民意識，發揮民主和輿論的監督等方面。官德考評需要，但必須把重點放在法的建設上，用法而不是孝來約束官員。傳統中國之所以發展不出西方意義上法治，根源在於儒家用禮來代替法制的建設，或者乾脆將禮入法，作為懲罰的手段。而禮著眼的是人們的倫理要求，規範的是人際關係，中國人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全耗費在如何設置複雜煩瑣的的禮儀上，耗費在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上，這導致中國的禮儀文化發達，而科學、民主與法治落後。強化法治、加強對官德的立法才是社會道德建設的正途。

　　鄧聿文為資深媒體人、民革中央社會與法制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