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條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創造條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

文匯報 2012-07-09

　　◆最近，「延遲退休年齡」的討論備受關注。雖然目前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已經低於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老齡化加速、勞動力短缺等問題相伴而生，人口結構性問題日益凸顯。在今年世界人口日即將到來之際，本報就如何認識人口現狀對未來經濟的影響、如何創造條件延長人口紅利期等問題，採訪了經濟學家蔡昉。 本報記者任思蘊

　　本月11日，世界人口日又將到來，人口問題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題是「關愛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估計，指定去年10月31日為世界「70億人口日」，這一天距離「60億人口日」僅12年。人口增長速度過快所導致的糧食、資源、環境和經濟等問題日益喚醒人們對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危機意識。

　　作為人口大國，中國一直十分重視控制人口總量，實行計劃生育政策30多年來，有效降低了本國人口增長速度。目前，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已經低於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老齡化加速、勞動力短缺等問題相伴而生，人口結構性問題日益凸顯。不久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考慮「推遲退休年齡」和「彈性延遲基本養老金領取年齡」的表態亦引發熱議。

　　對此，長期研究人口問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認為，延遲退休雖然是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參與率的常規途徑，但我國的具體國情有所不同，臨近退休年齡的勞動者更新技能的能力普遍不足，難以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單純提高退休年齡並不能有效提高老年勞動參與率，反而有可能給部分勞動力帶來就業困難和失業的風險。蔡昉認為，更關鍵的是著眼於實際退休年齡，而不是法定退休年齡；更合理的途徑不是推遲退休，而是實行有差別和選擇自由的退休年齡制度。

　　蔡昉於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並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5年和1989年分別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先後在美國經濟學會博爾德經濟學院、斯坦福大學、華盛頓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等地作訪問學者；1998年以來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曾先後多次擔任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等國際組織的項目顧問。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三農」問題的理論與政策、勞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貧困等。

　　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作為人口經濟學家，蔡昉十分看重人口因素對於經濟增長的影響。在他看來，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來得早，「劉易斯轉折點」即勞動力短缺時點早在2004年前後就出現，人口紅利消失得既早且快，中國在較低的收入水平上達到了較高的老齡化程度。他由此警示，中國正面臨「未富先老」的挑戰。

　　針對以上這些現狀，蔡昉通過書面方式回答了本報記者的採訪，就如何認識人口現狀對未來經濟的影響、如何創造條件延長人口紅利期、如何挖掘經濟增長「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源泉等問題，詳細闡述了他的觀點。

應該選擇一個有差別和選擇自由的退休年齡制度

　　文匯報：7月11日的世界人口日又到了，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題是「關愛流動人口生殖健康」。作為一個人口學家，您認為今年的這一主題是否有特殊的涵義？

　　蔡昉：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流動人口成為總人口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全世界有著規模龐大的國際和國內移民。我國流動人口規模也呈現增大的趨勢，目前農村進城務工經商者就達1.6億。生殖健康涉及人類生殖相關的健康問題，關乎兩代人，即作為勞動者的育齡婦女和作為未來人力資源的嬰幼兒童。因此，這個主題既重要也具有針對性。青年是流動人口中的主體，他們在生殖保健服務方面有很大需求。在外來務工者中，男女青年的生殖健康需求往往得不到滿足。知識、信息和服務的缺乏導致諸多不安全生殖行為，增加了健康風險。在世界人口日選擇這個主題，有助於增進這個人群和全社會的認識，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文匯報：當下對中國經濟前景有各種預測，但很多預測基本沒有考慮到人口因素，比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知名經濟學家阿爾文·薩勃拉曼尼亞的《暗淡無光：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的陰影之下》一書（中文譯作《大預測》），在對中國經濟前景做出樂觀預測時，就基本沒有考慮人口因素。我們知道，您多年來一直強調人口因素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並且警示中國面臨未富先老的挑戰。能否為我們的讀者解說一下您所說的「未富先老」？蔡昉：一般來說，人口老齡化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正相關關係。然而，中國卻是在較低的收入水平上達到了較高的老齡化程度。2010年，發展中國家在不包括中國的情況下，65歲以上人口比重平均5.3%。而中國高達8.9%，比其他發展中國家要老得多。因此，未富先老就是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來得比較早，人口紅利消失得既早且快。在過去30餘年中，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隨著勞動年齡人口逐漸停止增長，人口撫養比很快將上升，人口紅利這一增長源泉就要耗盡。很顯然，如果不能找到替代性的增長源泉，其可持續性就受到抑制。早一點認識到人口因素對於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人口紅利即將消失的趨勢，有利於我們順應發展階段的變化，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挖掘新的增長源泉。

　　文匯報：人口快速老齡化、未富先老，很大程度上同比較低的人口生育率有關。從國際比較的視野來看，中國是不是已經提前進入到低生育率國家的行列了？

　　蔡昉：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生育率下降的結果。因此，認識目前的實際生育水平，是判斷人口變化趨勢乃至經濟發展階段的必要前提。獨生子女政策已經實行30餘年。這一政策的實施，用一代人的時間實現了人口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緩解了人口與就業、資源、環境的矛盾，創造了長達30年的人口紅利期。中央在2000年已經確認，我國已經進入低生育水平階段。根據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許多學者計算的總和生育率（即按照現有生育模式，一個婦女終生生育的孩子數）已經多年低於1.5，聯合國在2010年發表《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把中國2006年的總和生育率修正為1.4，歸入低生育國家行列。這個生育率不僅低於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於發達國家1.6的平均水平。一般認為，總和生育率2.1是人口處於穩態的替代水平，我國則把均衡型人口所要求的生育率定在1.8水平上，即便如此，我們也處在相當低的生育水平上了。

　　文匯報：近日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撰文指出：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的人口是新加坡兩個最大隱憂，將來不得不依靠移民來補足人口數量，否則新加坡就會面臨勞動人口數量萎縮、經濟停滯的局面。低生育率和老齡化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嚴峻挑戰。李光耀提出了包括補貼生育者在內的多項提高生育率的社會措施。面對相似的問題，中國應該怎麼做？

　　蔡昉：目前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總規模高達9.8億，佔總人口的比重也很大，遠未達到新加坡那樣的勞動力數量制約階段。此外，提高工資和社會保障水平，改善勞動條件和勞動關係，創造將來延緩退休的條件，都有利於提高勞動參與率；戶籍制度改革也能夠挖掘勞動力供給潛力。可見，勞動力數量不足對中國經濟的制約，雖然將來會表現出來，目前還是可以解決的。我們要進行政策調整以應對挑戰。例如可以創造條件延長人口紅利期，包括通過戶籍改革進一步清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等等。我們還可以創造條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

　　當然，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前提下，生育政策也是要完善和調整的。但是，人口老齡化趨勢終究是不能逆轉的。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見到哪個國家能夠靠鼓勵生育的政策，成功地提高了生育水平。因此，出路是加快經濟和社會發展，加快解決「未富」的問題，以應對「先老」的問題。

　　文匯報：那麼，眼下熱議的延遲退休年齡的設想，是延緩老齡化進程、推遲中國人口機會窗口關閉的有效措施嗎？

　　蔡昉：長期來看，延緩退休確是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參與率的途徑，也有利於緩解養老金不足問題。發達國家大都是這樣做的。例如，有大約半數OECD國家已經或計劃提高法定退休年齡。2010年OECD國家男性平均退休年齡為62.9歲，女性為61.8歲。然而，我國國情有所不同。

　　在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中，30歲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3年，到60歲只有6.1年。臨近退休年齡勞動者更新技能的能力不足，難以適應產業結構變化。如果這時不能退休，就意味著面臨就業困難和失業風險。可見，至少就我國目前而言，單純提高退休年齡並不是提高老年勞動參與率的有效辦法。應該選擇一個有差別和選擇自由的退休年齡制度，在近期內主要著眼於提高實際退休年齡而不是法定退休年齡。應該通過立法和嚴格執法、發展教育和培訓，建設勞動力市場制度和社會保險制度逐步推進。

解決未來儲蓄率問題是一個巨大挑戰

　　文匯報：經濟學家林毅夫最近指出：中國經濟未來20年還可以保持8%的高速增長。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您怎麼看這樣的預測？

　　蔡昉：這是一個比較樂觀的判斷，既非不可能，也不是不講條件即可達到。在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勞動力無限供給抑制了資本報酬遞減，人口紅利帶來高儲蓄，生產要素供給充分滿足；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創造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微觀激勵機制改善帶來技術效率提高；通過引進外資，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轉化為自身的技術進步。因此，過去30餘年中國享受了極高的潛在增長率，並實現了大體相同的實際增長率。

　　隨著二元經濟特徵逐漸減少，中國經濟越來越受到新古典增長條件的約束，即出現勞動力短缺及其導致的資本報酬遞減，資源重新配置窗口縮小，未來增長既受到投入要素約束，全要素生產率改進潛力也會減小，因而潛在增長率必然下降。在此條件下，政策面臨諸多選擇。追求一種超過潛在增長率的實際增長速度，必然要採取扭曲性政策手段，造成宏觀經濟不穩定，加劇經濟增長中的不平衡。然而，潛在增長率並非不可以改變。通過必要的制度建設和公共政策，可以從要素供給和生產率等方面提高潛在增長率，實現更高的實際增長率。

　　文匯報：您認為「劉易斯轉折點」，即勞動力短缺的時點，在2004年前後就在中國出現了。這一拐點的出現，是否意味著重新配置城鄉勞動力的進程隨之結束了？

　　蔡昉：「劉易斯轉折點」只是意味著工資不變而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結束了，但不意味著資源重新配置過程的結束。與相同發展階段國家相比，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至少還高出10個百分點。並且，隨著戶籍制度改革深入、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在農業和非農產業之間重新配置勞動力的效率仍有潛力。不過，急風暴雨式的重新配置過程的確即將結束。提高生產率越來越依靠技術進步以及優勝劣汰的方式，在更加微觀的層次上進行。這就是常規意義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對於一個超越了二元結構的經濟發展來說，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就沒有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所以我們要學會認識和挖掘新的生產率源泉。

　　文匯報：不少學者預測，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會在2013年結束，即明年就會出現人口紅利的轉折點。從國際比較看，在「劉易斯轉折點」出現八九年之後就迎來了人口紅利轉折點，是不是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非常不利？

　　蔡昉：從「劉易斯轉折點」到人口紅利轉折點，日本經歷了1960年到1990年30年的時間，韓國將經歷1972年到2013年40餘年的時間，而中國只有9年。這給我們的調整時間非常短促，的確帶來更大的挑戰，急迫地要求我們認識到發生的變化，形成共識，而不要再停留在名詞之爭上面。就是要研究如何消除那些阻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認識上和體制上的障礙。具體包括諸如怎樣才能通過推進改革，真正啟動消費需求、挖掘勞動力供給潛力、提高人力資本水平、鼓勵技術進步和創新、實現優勝劣汰。

　　文匯報：除了「支撐比」意義上的「第一次人口紅利」之外，也有學者提出，中國未來其實還潛藏著「第二次人口紅利」，也就是人口結構變化促使居民積累財產、從而導致資本快速積累，整個經濟的資本深化則推動單位勞動者產出提高。老年人為應對老齡化的風險而加快的財富和資本積累，真的能給中國未來帶來「第二次人口紅利」么？

　　蔡昉：我曾經討論過「第二次人口紅利」，即利用新的人口結構特徵，在老齡化條件下，創造新的制度環境，挖掘經濟增長長期可持續源泉。包括建立有利於資金積累的養老保障制度，以彌補儲蓄率的降低；加強培訓和教育，提高人力資本以適應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發育和完善勞動力市場，消除勞動力供給制度障礙。面對人口紅利消失，我們應該樹立這樣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紅利」終究會枯竭，而「第二次人口紅利」潛力則是無限的。

　　從研究的角度看，「第一次人口紅利」以及「第二次人口紅利」中如人力資本等因素的作用，是被經濟史所檢驗過的，而促使財產積累實現儲蓄率的提高，作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一部分，還只是有待檢驗的理論。解決未來儲蓄率問題是一個巨大挑戰，從理論上說，某些體制必然比另一些體制更有利於提高儲蓄率，比如積累型的養老保障制度與現收現付式的養老保障制度相比就是如此。因此，在選擇模式、權衡優劣利弊時，把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因素考慮進去終究是有益的。

延長勞動者受教育年限以提高人力資本

　　文匯報：您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定論：世界上未富先老的國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到現在還沒有出現過。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想問您的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在您看來是否如有些人所說的是一個虛假命題？

　　蔡昉：科學上講的偽命題或不真實命題，是指一種判斷既不符合客觀事實，也不符合理論預期。因此，進行研究和提供更多正反兩面證據，才可能判別是否虛假命題。一個概念或者命題，只要可以用一定的理論框架加以分析，有統計意義上顯著的經驗證據，並且具有特定的針對性，就值得提出來，以推動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討論。過早做出偽命題的判斷，不利於健康的討論。

　　當我說未富先老國家還沒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先例時，其實我強調的是迄今尚未見過中國這麼突出的未富先老現象，所以挑戰是前所未有的。雖然是否一定要用「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詞語並不重要，但是我們的目的是避免在中等收入階段上的停滯。把這個意圖放在未富先老的特殊國情中，來探索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潛力，不是很有意義嗎？

　　文匯報：如果說人口紅利消失了，進入而立之年的中國市場經濟未來要創造怎樣的制度紅利來保持發展可持續？延長義務教育年限以創造人才紅利，是切實可行的一條途徑么？

　　蔡昉：人口紅利的消失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及其生產率，所以潛在增長率會下降。然而，通過改革可以挖掘各種生產要素供給以及生產率提高的潛力，從而改變潛在增長率。改善人力資本既增加要素供給，也是提高生產率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條件，因此具有提高潛在增長率的作用。提高人力資本的途徑是增加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目前義務教育毛入學率已經很高，進一步提高受教育年限，需要把教育普及向學前、高中和高等教育延伸。

　　在勞動力短缺情況下，低技能勞動者就業機會增加，產生了教育激勵不足的問題。目前，在學前教育和高中階段政府預算內經費支出比重較低，家庭支出負擔過重，加上機會成本高和考大學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這兩個教育階段成為未來教育發展的瓶頸。這時就需要政府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矯正市場失靈。因此，我主張把義務教育延伸到學前和高中階段，關鍵是政府埋單。

　　文匯報：從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來看，資本、勞動、人力資本乃至低人口撫養比等等因素的貢獻率都在降低，因此，您在多個場合特別提到了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如何理解您所說的這個「全要素生產率」？

　　蔡昉：全要素生產率是指在各種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條件下，通過更有效率的配置和技術進步，而達到的額外生產效率。過去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有一半來自農業勞動力轉移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後，在挖掘這種效率的同時，更多的效率需要從產業內和行業內的資源重新配置，以及技術進步來獲得。這迫切要求通過改革消除應用技術的制度障礙，並形成一種優勝劣汰的機制，使高效率企業在經濟中占更大的比重。

　　政府有必要熟悉「全要素生產率」這個概念，以及如何才能促進其不斷改善。上世紀90年代前期的一場論戰，促使新加坡政府認識到了這個指標對於增長可持續性的重要性，因此設立下全要素生產率每年提高2%的目標，對於其成功的經濟發展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