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臨界點

2012年03月25日鳳凰財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敬璉

鳳凰財經訊 ：3月25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敬璉在參加嶺南論壇時表示，目前國家權力對市場的干預，對價格管控，造成很大權力尋租空間，腐敗蔓延不能有效制止。這也同時帶來經濟問題社會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

1992年已明確的頂層設計是市場經濟改革，可如今人們數典忘祖，忘了這個改革目標。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表示，沒有明確目標、明確頂層設計改革就叫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發展30年情況下，國家不再需要另起爐灶，再造一個頂層設計。

以下是發言實錄：

謝謝劉明康院長！前面幾位我們的高級官員都有比較專業的領域，所以講起來就比較言之有物，我是教書的，做研究的，可能講起來就比較空洞。

我想講五點意見：

第一點意見，20世紀最後20年，我們的市場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很重大成就，通過改革開放，在20世紀末期把生活水平、市場經濟的框架建設起來。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變化奠定了中國經濟崛起的制度基礎。這樣一個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就支持了我們30年來的快速發展。它主要有幾個具體因素：

1.把中國人民的企業家精神和創業能力，從舊體制的壓制下解放出來。不用我多說，我們看一看廣東的大地、我們嶺南的大地就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過去民間是不能創業的，並稱之為資本主義為大，資本主義復辟。我們有幾千萬的民間企業成長起來了，這是支持我們經濟快速發展，支持我們經濟崛起的最基本的力量。

2.原來低效利用的資源，首先是勞動力資源轉向比較有效的使用。過去低就業狀態的農民大概將近2億人轉向了城市非農企業，效益得到了提高。另外一個資源就是土地，改革開放以來，相當愛爾蘭面積的農村土地轉城市了非農使用，使資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3.開放。開放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兩個有力支撐：一個有利的支撐就是，我們原有的增長模式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消費率下降，所以最終需求不足。而對外開放以後，凈出口大量增加，也就是出超，彌補了國內需求不足，支撐了高速增長。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我們自主創新、技術創新比較薄弱的情況下，通過引進國外的技術，縮小了我們跟先進國家的差距，提高了我們經濟的效益。所有這些，就在兩個方面使得我們能夠高速的增長，一個方面就是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就是效率的提高。

這裡說的都是我們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即市場化改革所為增長提供的動力。政府也有很大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市場還很不成熟的情況下，動員資源的功能、協調的功能也發揮了作用，這是在市場改革的情況下才能發揮的作用。

在講到這些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第二點，我們在上個世紀末期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很不完善的，離十四次次黨代會，1992年設定的改革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中共十四大確定市場經濟的時候，對市場經濟下了一個定義，所謂市場經濟，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什麼叫做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說到底就是市場自由競爭形成的價格，它能夠引導資源的自由流動，這種自由流動是由價格所引導，所以它能夠實現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按照這樣要求來看，我們在20世紀末期形成起來的市場經濟框架還是有很大的缺點。這個缺點的特點跟我們的歷史有關係，就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還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它主要的表現：一個就是政府對於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仍然過多，另外一個就是國有經濟的規模仍然太大，而且相當一部分的國有企業具有行政賦予的權力，妨礙了市場的有效性作用。所以在2003年，中國共產黨就通過了，即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有關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在若干方面，進一步推進市場化的改造，使它得到完善。

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決定執行得並不好，有不同的原因，我們這裡不能夠詳細分析。有一個很明顯的原因，就是改革進入了深水期，涉及政府官員的權力和利益。另一方面改革有阻力有難度，第三因為上個世紀改革很成功，日子過得很好，官員一方面要很喜歡自己的權力，另一方面又缺乏這方面的壓力和動力，於是改革就放慢了。所以2003年中共中央的決定執行得並不好。

這樣就造成了一個問題，政府干預市場使得市場在發揮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限制的情況沒有完善，甚至有的時候出現了惡化的跡象，這就出現了兩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一個就是經濟增長方式，或者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轉不過來。這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問題，已經提出來幾十年了，特別是在1995年制定第9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正式把它寫進了五年規劃中，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型。「九五」計劃因為是在十四屆三中全會大改革的情況下推進的，所以在改革上有所進步。到了21世紀之初，放慢了，改革的缺點越來越突出，加上21世紀最先開啟的城市化的加速，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向舊的粗放式增長方式回歸。我們想一想，大致上在2003年以後，大規模向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投資，用這種方式來支撐高速的增長。各個地方都要求走產業的重型化，增加對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所以雖然要求轉型，可實際上轉不過來，甚至有惡化的狀況。「十一五」就再次規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到了「十一五」最後一年的時候就發現沒有轉過來。所以「十二五」在制定的過程中，就把這個議題提到更高的要求上。所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又是「十二五」的主線。連續了這麼多個五年計劃，但是執行得不好。

舊增長模式造成的問題，已經到了沒有空間給我們了。我們資源匱乏的狀況，環境的破壞的狀況，以及宏觀經濟上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造成的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壓力增加，一直到勞動者的收入提高緩慢、消費不足等一系列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權力對市場上午干預，對於價格的管控，造成了很龐大尋租的蔓延，這個腐敗的蔓延，當然就會造成許多社會的甚至變成了政治上的問題。

所以最近幾年，經濟上的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到處出問題。這種形勢，中國的改革都是在壓力下近些年個的，大家上下一心採取的措施，所以這是一個壞事，但是也是好事。這種矛盾的激化、問題的到處發生，就使得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識，推動我們改革的前進。現在「十二五」規劃的主線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是這個主線能起作用，它的動力是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所以全面的推進改革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而且「十二五」計劃都提出來，要全面的推進改革，要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各整體規劃。也就意味著我們在「十二五」的執行過程中，特別是今年要開始黨政領導換屆，在換屆以後，有可能出現一個全面促進改革的新形勢。

第二個針對性就是到了本世紀的初期，出現了另外一種頂層設計，各種毛病出現了，甚至看病貴，看病難，上學的問題都是因為市場化的問題，說是我們的改革被經濟學家所誤導了、方向錯了。應有什麼正確的方向呢？這思想的影響越來越大，出現了所謂的北京共識，後來又叫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是十四代表大會以來的模式，它不是一個模式，這個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強勢政府。

今年年初的時候，英國的一本經濟雜誌里有一個專輯，說有一個世界潮流，叫國家資本主義，裡面舉了很多例子都是講中國的，所以說我想這個頂層設計不是說我們要在改革開放30年後另起爐灶，而是繼續我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十四次代表大會把它確定下來頂層設計。當然，經過這麼多年的研究、實踐，我們會有很多新的進步。另外我們這個市場本身也有發展，我們市場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就是沿海地區，這個市場是很低級的市場，用經濟學的話來說，叫做人格化的市場；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熟人之間的本地的小規模的市場。它對於制度的要求，對於法制的支撐，是很不一樣的。所以我們頂層設計不是照搬原來，是在原來基礎上有所突破。

現在大家正在議論，在這個頂層設計問題上，有沒有可能達成共識？我覺得現在歷史事件提供了一種機會，一個就是矛盾，各種矛盾，改革停步會造成什麼問題？另外這種新模式的一些典刑的事例，比如說以強勢政府為主要特點的中國模式，它最突出的表現是什麼呢？叫做「高鐵奇蹟」，因為高鐵這個問題，它的真相，它的後果，用這樣一種模式來，我不是說不要發展高鐵，而是高鐵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我們應該達到共識。達成了共識，就做自己的規劃，在整體規划下，各個方面的改革都可以設計出互相互動的各方面的子系統的改革方案。

說到頂層設計，不是說我們就否定整個改革，並不否定我們基層的，從下到上的各種改革創新和制度創新。剛才幾位部長的講演裡面，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已經進行了，因為他們的頂層設計上沒有違背十四次代表大會。所以在外匯體制上，剛才易綱做了非常清楚的發言，在他這個行業里，改革已經在按照這個頂層設計進行。還有剛才肖部長講的，這個改革就是從上海市啟動的，它很快就得到了響應。

當然我剛才已經說了，頂層設計得到了共識，然後有個從上到下的響應，我們就可以推進，但是現在怎麼辦呢？現在各個地方都可以在產業轉型升級和改革上採取主動的行動，通過這兩方面的互動來進行推進。我講一講廣東在這兩年在這兩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這需要我們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