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論文

試論王莽改制

在西漢和東漢之間,有一個歷時十五年的短命王朝新朝.新朝的主人公王莽曾試圖順應歷史潮流,醫治社會瘤疾,開展了一場社會改革運動, 史稱「王莽改制」。在中國歷史中，王莽確實是位極富傳奇色彩的任務。在許多人眼中，他被看作是陰謀家、偽君子；也有把他作是理想主義者、改革家。王莽廢漢建立國號新後的改制，也是千秋功罪，眾人各執一端，或曰「動欲慕古，不度時宜」，或曰「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但是結合時代背景看，王莽之為人與行動都具有強烈的歷史時代的矛盾衝突。在我看來，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公正地說，王莽是位理想主義者、是封建時代的改革者，作為一個儒學者、作為一代封建帝王，為鞏固新朝的政權，而「托古改制」，但事實告訴了我們，結果是措施不當，慘遭失敗。確切的說，王莽演繹了一部以改革失敗而告終的悲壯歷史劇。

一、王莽改制的歷史必然性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這首廣為傳誦的詠史詩, 是唐朝著名詩人白居易七律《放言》中的名句。大意是說王莽在篡位之前, 矯揉造作, 沽名釣譽, 世人皆受其騙, 因而得以實現其轉移漢柞的陰謀。在歷史上，我認為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對於自身統治的局限以及出於劉漢正統的觀念對王莽的偏見, 將「王莽改制」的失敗也歸咎他個人因素，我想也是未免太唐[1]突了一些。正如孟祥才先生在《細說王莽》中說的那樣「自秦始皇建立統一全中國的封建皇朝之後，他是第一個用『篡弒』的、不流血的方式改變舊皇統、建立新皇朝的帝王。因而被封建社會的歷史學家牢牢地釘在了封建道德的恥辱柱上，作為巨奸大憝的典型遭受了近兩千年無情的鞭撻」。要結合時代當時的時代背景來去分析王莽改制這一事件。

當時西漢末年，國庫空虛，吏治腐敗。豪強兼并，加劇了貧富懸殊，再加上連續罕見的自然災害，社會問題十分突出。王莽做了比較詳細的描述和大致符合實際的分析: 「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於民臣，顓斷其命。……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卻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余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俱陷於辜，刑用不措。」在《漢書·食貨志》記載在元帝與成帝時期，都曾經發生過比較嚴重的洪災和饑荒，甚至出現「人相食」的事情，因種種原因出賣土地的農民與收購土地的富豪之間便形成了地主與佃農的關係，從此地主向中央三十而稅一，佃農向地主交稅可就沒有這麼輕鬆了。這樣各種矛盾不斷激化，百姓生活每況愈下，激起他們改變社會現實的強烈願望；「五德終始」、「三統」、「三正」的觀念，使社會上的各個階層都認可通過改朝換代實現「與民更始」是一種理想的選擇。這樣王莽建立起新朝後，在當時就得解決土地和奴隸兩個當時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問題。

王莽改制也有當時政治資源的局限性，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成為統治階級的主流政治思想，董仲舒糅合儒家思想和陰陽五行學說的《春秋公羊》成為當時讀書人晉身仕途的必備讀物。到了王莽出生的年代，西漢王朝的社會思潮更向純儒學的方向發展，《禮》、《詩》等儒家著作被廣泛地傳播與研究，儒家的思想甚至被當作宗教般頂禮膜拜。儒學在當時的地位已如信仰般神聖，中央朝政和地方的任用官吏，舉賢納能，也無不以儒家作為準則。《劍橋中國秦漢史》曾談到西漢後期的元成二帝受到要求改造皇族和端正他們個人品行的巨大壓力。而西漢末期皇帝及皇族的表現無疑令希望皇帝如儒家聖人般的儒家理想主義者失望,「以致在公元前5 年, 哀帝頒布詔書以表示更改皇帝名號和年號,企圖借新的稱號以恢復其家族所受之天命。這一神秘的手法很快受到普遍的指斥而歸於失敗。」照這種影響的趨勢看, 儒家思想當時呼喚著一個讓儒家滿意的聖人般的皇帝來代替漢家天子, 而王莽本人兼習今、古文, 受《禮經》於陳參, 從陳欽受《左傳》, 從徐宣受《易》, 而且他又謙恭下士, 處處以周公為楷模, 恰好符合儒家的聖人皇帝理想。王莽攝政奪權後的改制，在當時是有其歷史時代的因果關係，自然也有他認為的合理性。在我國西漢時，曾出現過把偽科學當作真科學的歷史現象，董仲舒就認為自然現象皆與人事有關，而他們這些「聖人」已經參透其中的奧妙。深受這些影響的王莽也力求通過種種吏治人事改制，來達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王莽所擁有的政治理論資源其實質仍是儒家學說為主體，因此，儒家經典也就成為最優也是最適合的改革設計依據，若要創新亦是無從借鑒。除此之外，孝元太后的支持，士人的推崇，民間的期待也都是王莽改制的客觀政治條件。

王莽利用這樣一個歷史大背景條件，當時在做大司馬錄尚書事，取得了政治上最高的職權。王莽大封漢宗室子孫為王、侯、關內侯，又大封王氏位數百人，得到了劉氏王氏兩種上層豪強勢力的擁護。為他開展「托古改制」的開展也創造了條件。所以我們研究歷史事件不要總拿英雄創造了時代、還是時代創造了英雄來說事兒。在漢平帝死後，孺子嬰立，王莽繼續輔政，先後稱假皇帝和攝皇帝。漢宗室劉崇和東郡太守翟義相繼起兵反對王莽，但都被他鎮壓下去了。公元六年王莽攝政孺子嬰，公元八年(初始元年)王莽廢西漢劉氏皇朝，建立起國號叫做「新」的王氏皇朝。

二、對王莽改制的反思

范文瀾先生著《中國通史簡編》中記載，曾有吏民四十八萬餘人上書要求孝元太后，重賞王莽的功德。如此大規模的擁護形式在中國曆朝都是罕見的，足見人心所向，王莽得到統治階級的擁護，對勞動人民也有一些好的影響，他的奪權行動第一步完成了。確實我認為王莽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一個很壞的皇帝, 在致力子鞏固封建統治秩序的總目標下, 他一生棲棲逞逞, 不暇寧居。晚年處理政務,「常御燈火至明」。這些都不是一般封建皇帝所能與之相比的。但為何在王莽改制不久，就「人心思漢」，揭竿而起呢？且仔細看看王莽改制的內容，然後探討緣由。

王莽稱帝後，為了扭轉當時貧富不均，豪強富賈兼并壟斷的不公平現象。平息沸騰的民怨，擺脫政治危機，鞏固新莽政權，依照他所相信的古代（夏、商、周），特別是《周禮》中所描述的周代理想社會而進行「托古改制」。王莽改制的內容比較廣泛， 包括（一）

實行「王田」、「私屬」制；（二）實行五均，賒貸及六管；（

三）改革幣制；（四）統一度量衡；（五）更改官名，變易地名；（六）更改少數民族族名,，改變少數民族首領封號。

前文提到王莽建立起新朝後，就得解決土地和奴隸兩個當時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基本問題。措施最主要的是實行「王田」、「私屬」制和五均、賒貸及六管。

關於實行「王田」、「私屬」制。始建國元年（9年）夏，王莽下詔規定：天下土地一律收歸國有，改稱「王田」；奴隸、脾女，改稱「私屬」；「王田」 和「 私屬」 都不允許自由買賣。「 王田」 即以「 井田」 的形式實行封建土地國有制，廢除土地私有制。規定一家男口不足八人而田超過一（九百畝）者，應自動把超過之數，分

給族人、鄰居或同村朋友，沒有土地的按一夫一婦百畝授足。這樣土地收歸國有,重新分配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 防止人們對土地的兼并和擴張, 縮小地主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差距, 固然是件深得民心的好事。（確實有儒學的核心體系在裡面）但我認為並不是一時心來潮的盲目行動, 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和總結了實踐經驗之後所得出的結論。王莽在頒布王田制的詔書中有這樣幾句話, 很值得注意「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所謂「 大麓」 ,按顏師古注「 大麓者, 謂為大司馬乖衡時」。王莽擔任大司馬宰衡之職, 始於平帝元始四年公元四年所謂「 反虜逆賊」 , 當指居攝二年公元七年東郡太守翟義之亂。這說明王莽在稱帝之前, 曾經在局部地區作過均田的實驗達二、三年之久, 而且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由此可見, 王田制如果在比較安定的環境中, 採取適當的步驟,作為一時救濟之方,並不是絕對不可實行的。並不是像有些書所言，王莽堅持恢復三百五十多年前（公元前350年, 商鞍變法廢「井田」）的「井田制」。客觀的講「王田」 制旨在以封建土地國有制代替私有制, 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 且使許多地主、官僚因「買賣田宅」而獲罪；另外,廣大貧苦農民並沒有通過改革而獲得土地, 這也引起了廣大農民的不滿。王莽知道民間怨怒日升, 實行「王田」制還不滿三年, 不得不下詔撤銷土地收歸國有及禁止買賣制度，「王田」制的改革運動遂告失敗。只能說是生產關係不適應當時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王莽在頒行王田制的同時，還宣布了一項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社會政策,即改稱奴婢曰「私屬」,禁止買賣,禁止虐殺。西漢自武帝以來, 由於土地兼并日趨發展,破產農民往往被迫「嫁妻賣子」,淪為豪民富賈的奴婢,備受非人待遇,西漢末年這種情況尤為嚴重。一些射利之徒,甚至以販賣奴婢為職業,「因緣為奸,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悖人倫, 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造成無數社會悲劇。王莽通過政府法令形式宣布此項政策,無疑會大大提高奴婢的社會地位, 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奴婢的人身安全。這雖然還不能算是一項解放奴婢的政策, 但其進步意義則是無容爭辯的。

關於五均、賒貸及六管。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王莽出台了五均六管改製法。六管是由國家掌管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等事，不許私人經營，同時控制名山大澤以稅之。「五均」「六莞」,基本上是沿襲武帝時舊制,王莽這套改制之意在於節制商人和富豪對農民的過度盤剝，制止高利貸者的猖獗活動，打擊豪民富賈的投機活動，以保證人民生活的安定，同時也是為了在不加重人民負擔的情況下,增加封建政府的財政收入。錢府官所管理的稅收則名目繁多，計算複雜，主要方面也是希望能節制商業資本。五均賒貸法對保障貧民生活和抑制高利貸與囤貨居奇是很有積極意義的。但在實施過程中，相關的官吏是否能公平地執行，以漢末吏治之腐敗推斷，很難保證官吏們不從中漁利，中飽私囊。

由於王莽繼承了西漢末年以來腐朽的吏治而未能加以切實的整頓。因此,在推行新制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但對於一般貧民來說,則肯定是利多弊少。在執行政策比較平穩的地區尤當如此。地皇元年公元二十年,王莽宣稱「惟設此一切法以來,長安六鄉巨邑之都,抱鼓稀鳴,盜賊衰少,百姓安土,歲以有年」。這雖然不免帶有一些誇張的口吻,但也決不會是毫無根據的捏造。

在王莽改制過程中,真正給人民帶來嚴重危害,同時也因之而動搖了他的統治基礎的主要是屢改幣制和輕啟邊釁二事。特別是後者, 更可說是王莽政權走向衰敗的起點。

王莽多次進行幣制改革,給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引起社會劇烈的震蕩。王莽即位前的居攝二年(7年),進行了第一次幣制改革,新發行的大錢、契刀錢、錯刀錢與已流通一百多年的五鐵錢並用。王莽

當皇帝後,始建國元年（9年）,又進行第二次改革,廢除契刀、錯刀及五殊錢,另外發行「寶貸」,計有五物5金、銀、龜、貝、銅）、六名（錢貸、黃金、銀貸、龜貸、貝貸、布貸）,共二十八品之多。因市場難以流通, 僅一年就被迫廢除, 只留小錢值一、大錢五十兩種繼續

使用。天鳳元年（14年）,王莽又廢除大、小錢，另作貨布、貨泉兩種並行使用。因改革頻繁, 貨幣種類繁多, 換算困難, 流通不暢, 使市場陷於混亂,商品交換幾乎消失。貨幣喪失功能,人民怨聲四起,懷念漢王朝的五株錢,因此市場上仍舊暗中使用五株錢。王莽深為煩惱和震怒,在第二次幣制改革以後,下詔,凡攜帶、儲蓄五蛛錢者,比照「誹謗井田制」罪狀,一律放逐到四方蠻荒地帶。於是人們被指控「 盜鑄錢幣」而犯法人獄、貶竄遠方的不計其數。人民流浪無依,田地荒蕪, 市場蕭條, 全國經濟行將崩潰,人民的反抗不可避免。

王莽屢改幣制的目的,可能是為了要打擊「 積貯倍息」、「操其奇贏」的大商人和兼營商業的豪強地主。（我認為和實行無均、賒貸及六管）因為從文帝以來, 隨著西漢王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商人勢力已蒸蒸日上。晃錯上文帝書中就曾指出「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巳富貴矣」的事實,武帝時更有「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民諺, 可見經商已成為當時發財致富的捷徑。對於這一「棄本逐末」的嚴重趨勢, 統治階級中曾不斷有人提出過警告, 並建議皇帝及時加以制止。甚至有人認為「 民心動搖, 棄本逐末, 耕者不能半, 姦邪不可禁, 原起於錢」。主張廢除貨幣,停止商業活動,「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意農桑」。我在《略論王莽及其改制》中提到王莽改革幣制，「對於廢除貨幣的措施這正如馬克思所說『貨幣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為任何人的私產的外界物。這樣,社會權力就成為私人的私有權力。因此,古代社會咒罵貨幣是換走了自己的經濟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輔幣』」。王莽試圖通過不斷改鑄貨幣的手段,來達到最大限度地減少貨幣流通,阻滯商業活動的發展,以達到驅民歸農的目的。但在商品經濟已相當發展的西漢社會中,擾亂了貨幣制度,不但打擊了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而且也給一般平民帶來損失和不便,從而使他們對於王莽政權喪失了信心。

自漢宣帝（前74年）以來，西漢政府對周邊少數民族一直巫民族和解政策, 對少數民族首領採取和親、賞賜、封爵等懷柔辦法。所以邊疆一直安定，民族關係友好，天下太平無事。王莽稱帝後，在儒家「正名」思想支配下，為了顯示自己的威德，對周邊少數民族貶抑壓制，更名稱，換印信，不斷挑起爭端直至發動戰爭。其中歷時最久，規模最大，失敗最慘的是對匈奴的戰爭。

始建國元年（9年），已身為帝王的王莽派專使收回單于「璽」，重新頒發「新匈奴單于章」。始建國二年（10年），王莽一面下令把匈奴單于改為「降奴服於」，一面又大發北方各郡國及烏桓、鮮卑十二部兵馬，由十二將率領，分十路進攻匈奴，引起匈奴的強烈反抗。結果新朝人馬損失慘重，邊塞空虛，國家衰弱。天鳳六年（19年），王莽又發兵擊匈奴，募集所有適齡丁壯及被判處決的囚犯和所有奴隸、僕人，組成「豬突兵團」、「稀勇兵團」作為精銳，命全國吏民捐獻資產三十分之一以助軍費。王莽對周邊少數民族的窮兵默武，頻繁戰爭, 造成邊疆不寧, 戰亂迭起, 民族仇恨日深, 百姓賦役沉重, 民生凋敝, 國勢日危。內憂外患, 王莽難以自保。

王莽對外用兵,雖然不無種種借口,例如他指責匈奴「威侮五行,背叛四條,侵犯西域,延及邊睡,為元元害」 等。我們觀察當時的情況, 這些理由也確屬事實，但促使王莽輕啟邊釁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由於他對於形勢的估計有嚴重錯誤所致。他認為當時中國力量強大,而四夷軟弱，想乘此時機一舉而吞滅四周各族，建立一個規模空前的大帝國，以奠定萬世之基業,永除邊患。始建國元年,王莽詔書中說「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 違於古典, 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僧號稱王者, 皆更為侯」。可見他早有統一天下的雄心。

當然,王莽的估計也不是毫無根據的,自宣帝以來,匈奴已臣服於漢,西域諸國也在西漢政府的控制之下周圍其他各族更不能與漢朝相抗衡。元帝時,深通邊情的陳湯曾經指出由於兵器利鈍懸殊,「胡兵五而當漢兵一」。王莽時, 校尉韓威也說「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虱」。可見當時中國兵力的確遠勝於周圍各族。但由於王莽政權新建，制度未定，人心不固，而兵不習戰，將不知兵，戰鬥力已大大減弱。因此，王莽興師動眾的結果，雖然予周圍各族以沉重的打擊，但自身力量也因而衰耗，致使原來就不很穩固的統治基礎，更形動搖，這是王莽始料所不及的。王船山在評論王莽失敗的原因時說「莽之招亂,自伐匈奴始，欺天周人，而疲敝中國，禍必於此而發」。這裡除了一些例行的咒罵套語可以置而不論外，他指出伐匈奴是王莽致敗的開始，還是很有見地的。

此後，隨著對外戰爭的日趨頻繁，天災人禍也紛至沓來，王莽的改制所引起的混亂也愈來愈大，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災情嚴重的地區，終於暴發了農民起義。

我們可以看到，初期的農民起義,多屬自發性質，人數雖眾多，但並無明確的政治目的。起義者大都是一些「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聚眾，常思歲熟, 得歸鄉里,……轉掠求食, 日闋而已」的饑民。（這也是所有農民起義的共通之處）隨著農民暴動風起雲湧，西漢宗室舊臣反對王莽的鬥爭也不斷發生，而且逐漸與農民的起義發生了聯繫。確切的說，從王莽開始篡政氣，擁留派地主分子的反莽起事和零星的農民起義即接二連三的爆發。公元17年呂母起義之後，以農民為主題的反莽鬥爭進入高潮，形成了南方綠林、東方赤眉，北方銅馬為代表的三支起義大軍。他們互為犄角，縱橫馳騁，從四面八方向王莽政權發起猛烈的衝擊。劉氏豪強地主集團也混入農民起義隊伍，打起了反莽復漢的旗號，而對於主莽改制早懷不滿的各地豪強，也乘機紛起響應，終於蔓延成燎原之勢。隨之全國範圍的農民勢力逐漸變強。更始元年(公元23年)，西漢王朝宗室舊臣統治集團利用農民戰爭推翻了短命的王莽新朝。更始帝劉玄稱帝三年，赤眉軍攻長安推翻了劉玄

。公元25年6月，劉秀在鄗南（今河北柏鄉）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漢的國號，建武元年劉秀定都洛陽，史稱東漢。劉秀恢復了漢朝地主階級的統治之後，繼續鎮壓各地農民起義軍余部，削平了各地的割據勢力，於建武五年（公元29年）統一了中國北方主屬地區。建武九年（公元33年）他平定了割據隴西的隗器，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平定了割蜀地的公孫述，實現了全國的統一。東漢王朝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主莽政權並非亡於農民起義, 而是亡於地主豪強集團之手」。任何一個堅固的堡壘往往是從內部先瓦解的，我想政權也是同樣如此。總之，我認為王莽改制」以喜劇始，以悲劇終，上演了一幕歷史悲喜劇，有留給後人無數值得探討和深思的地方。

三、王莽的政治經濟思想

一直以來，由於受到《漢書》等史書中貶抑撻伐王莽及「新莽代漢」及王莽「托古改制」的內容的束縛。在分析這些事件時，將很多失敗的原因歸咎於王莽的個人的因素，在前文我也提到，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對於自身統治的局限以及出於劉漢正統的觀念對王莽的偏見, 將「王莽改制」的失敗也歸咎他個人因素， 而很少去著眼於西漢末年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狀況和儒家思想的發展情況, 以及西漢末年王莽的個人表現等因素, 從客觀和主觀方面綜合分析王莽的托古改制的歷史必然性。

然而就王莽其人來說，處於當時的時代、王莽改制的動機是純正的。那麼，為什麼改革慘遭失敗，事與願違呢？

從王莽改制的政治思想方面看，王莽基本上承襲了董仲舒的君權神授說和三統、三正、五德的歷史循環論。在之前的篡漢過程以及改制過程中，他把每個精心策劃的活動都說成是上天的有意安排，他把自己打扮成虞舜的後裔，一邊把代堯的後裔劉氏做皇帝說成是合乎規律的一次循環。在政治體制上打出來得是復西周之古的旗號，他多次更改官吏名稱，不厭其煩的變更行政區劃，力圖製造出濃濃的古代盛世再現的氣氛。這一方面，王莽在骨子裡堅持絕對的皇帝專制，千方百計把一切權利掌握在自己手裡；另一方面，在表面上，他又虔誠地搞出五等爵位制和四等封地制，煞有介事的宣布要實行周代通行的分封制度，演出什麼授茅土的鬧劇。但實際上，他又使分封停在紙面。如此一來，就是他的政治思想充滿著明顯的矛盾和混亂。他的想像沒有董仲舒思想那麼精緻和嚴密，從而有時顯得淺陋，粗鄙，停留在實用層面上。

就王莽的經濟思想，在中國的經濟思想史上理所當然佔有一席之地。例如，實施「王田」政策的詔令顯示了他對土地問題的非同一般的深刻認識。看出這一問題導致的連環效應就是將西漢末年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的極端尖銳化。他這一認識是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的。但他採取的廢除土地私有而代之以封建的土地國有，同時禁止土地的自由買賣。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個對症下藥、抽薪止沸的解決方法。但這項改革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在當時的形式下，想徹底的一勞永逸的解決土地問題是不可能的。再如，王莽實行的「五均六莞」政策，現實了他對由封建國家控制壟斷性生產事業必要性認識。他的思想可足與桑弘羊的經濟思想媲美，政策的細密周全也可與漢武帝的工商政策比肩。然而，由於王莽實行此項政策的目的是把富商大賈的利益據為己有，而同時任用昔日的富商大賈主持此項政策的推行，這項政策最終也就變成傷民害物的舉措了。貨幣改革就表現了他對貨幣的極其混亂的認識，他否認貨幣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運行規律，認為一切貨幣問題都可以運用封建法權加以解決。因而他多次改革幣制，使用多種幣材，任意規定貨幣價值，用嚴刑峻法強行推行心貨幣，結果導致社會經濟生活一片混亂，成為加速王莽政權崩潰的重要原因。也不得不承認，王莽對貨幣問題的認識的荒唐無知。

王莽的政治經濟思想和政策表明：錯誤的認識固然導致錯誤的政策，但是，即使正確的認識也不一定導致正確的政策，而正確的政策如果沒有良好的外部環境條件相配合，也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徹底失敗。

四、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王莽作為一個代表豪族地主階級利益的政治家，其哲學思想、政治經濟思想基本上都沒超脫董仲舒思想的桎梏。他的改制的政治活動及帝王生涯，從一定意義上說，可算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與讖緯迷信的一系列有趣的示範演習。儘管導演和演員們都認真投入，但結果確背道而馳。總體來看，王莽並不能稱得上地主階級的思想家，而是作為地主階級的政治家活動的。因此我們不難看出,在改制過程中,未能建立起一個有威信、有效率的中央集權的領導機構, 以保證新制的正常進行；又未能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而隨時調整其政策的適應性。盲目的照搬自己看起來所謂的正統思想，甚至可以講造成了他的改製成了展示封建正統思想糟粕的展板。結果使得一些本來可以有利於人民的政策在執行中走了樣, 或者半途而廢, 或者未能貫徹,從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們分析王莽改制，要結合當時的大背景，不能盲目的去否定，王莽改制中的一些條款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的，有一部分甚至是值得肯定的，我們不能忽視，縱使他是維護以王莽為首的王氏外戚集團利益為實質的。而其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它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

王莽改制的失敗，說明西漢王朝兩百多年累計起來的社會矛盾是統治階級自身無法解決的，只有農民階級的暴力手段才能夠使這些社會矛盾得到暫時緩解，從而為生產力發展創造可能。所以，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有著推動歷史發展的作用，我們不能不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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