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國時期的中西醫論爭

【摘要】 鴉片戰爭後, 列強入侵, 西學東漸。西醫學如一陣狂飆, 迅速席捲中國大地, 清末民初在我國落地生根, 成為一支足以與中醫抗衡的力量, 並且逐漸佔據上風, 大有取代之勢。在日益激烈的中西醫論爭中, 醫學界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中醫持歧視甚至反對的態度, 政府更是千方百計地企圖消滅中醫, 從而引起了一場學術論爭與政治鬥爭互相交錯的醫學紛爭。而這場曠日持久的中西醫論爭與上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論爭激化後, 上海一直是論爭的中心戰場, 學術和政治鬥爭的大事件多發生於此。上海作為中國現代文化的策源地, 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以前, 就一直走在對外開放的最前列, 充任了中國現代文明最新潮、最完備的試驗場。上海「海派文化」的特質, 在於它的包容性, 既能包容, 也就造成多元, 因此稱上海為中國文化的大熔爐, 絲毫也不為過。到20 世紀30 年代, 上海已成為中國人口最多、工商業最為發達、對外交往最為密切、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際大都市。 所以, 開闢五口通商後, 上海以其得天獨厚的地域優勢、開放的自由體制和日漸顯露的政治經濟地位, 成為西洋傳教士注目的中心。隨著傳教士進入上海, 西醫也進入上海。總體來說, 西醫在上海的傳播比較順利, 而且較其它城市發展得快。一些新教醫師來到上海後, 建立西式醫院和診所, 興辦西醫教育, 翻譯出版西醫書刊, 通過洋行和藥房銷售西藥。自1844 年上海創辦了第一所教會醫院起, 建立的西醫院有近160 個。1896 年聖約翰書院醫學部的開辦, 標誌著上海近代西醫教育的開始。其後, 震旦大學醫學院、上海女子醫學院、國立上海醫學院、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等中高等院校的開辦使上海的西醫教育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而中醫的發展則舉步維艱, 與西醫形成了巨大反差。比如上海乃至中國僅有的一所以中醫為主的醫院, 就是創辦於1921 年的上海四明醫院。中西醫學發生位置轉換, 中醫的優勢已蕩然無存, 或被壓縮於城鎮一隅, 或散落在鄉村僻野, 西醫取代中醫佔據了上海醫壇的首要位置, 逐漸成為主流醫學。這對中醫界無疑是一個強烈的刺激。但一開始論爭只限於學術論爭, 中西雙方互作評價比較, 後來就攻擊貶斥, 有的言辭十分激烈, 廢止中醫的言論更是高潮迭起。有的全盤否定中醫中藥; 有的只承認中藥有療效, 認為中醫理論不科學, 提出「廢醫存葯」的觀點。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上海醫師公會的余雲岫。他曾留學日本學習西醫, 一向攻擊貶低中醫學, 把中醫視同巫術, 甚至直指「中醫是殺人的禍首」, 要「堅決消滅中醫」。他完成於1916 年的《靈素商兌》是其否定中醫的奠基之作, 文中指出, 醫學只有新舊之分, 而無中西之別, 新的醫學完全可以取代舊的, 中西醫匯通毫無必要, 還公然叫囂:「舊醫一日不除, 民眾思想一日不變, 新醫事業一日不向上, 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 因此被世人譏評為「東西醫奴隸」。一時間, 廢止中醫派的氣焰十分囂張, 中醫界終於忍無可忍, 奮起反擊。中國醫壇上出現了幾位健將, 如惲鐵樵、袁桂生、楊則民、陸淵雷等, 他們在上海與廢止中醫派展開了激烈較量。其中最驍勇善戰的大將是中西醫匯通大師、傑出的中醫理論家惲鐵樵, 上海論戰就以惲鐵樵1922 年著《群經見智錄》批判余雲岫的《靈素商兌》為最早。他在對中西醫學進行深刻剖析之後, 認為應該走折衷中西的道路, 不能單純用他國文化來代替或消滅我國固有的文化。次年惲鐵樵又著《傷寒論研究》對余雲岫的觀點做了進一步批判。被稱為惲鐵樵羽翼的另一員儒將楊則民,在中醫界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 是用辯證唯物論和自然辯證法分析中醫學的第一人。他所著的《內經之哲學的檢討》從全新的層次和角度批駁了將陰陽、五行學說視作迷信的說法, 令當時醫界耳目一新。中西雙方激烈辯論, 各持一端。廢止中醫論者多為留學日本的西醫, 他們往往帶有明顯的文化意圖和政治傾向, 打著科學的旗號, 否定中醫的科學性,主張全盤西化, 具有較大的氣勢。另一方則勢單力薄得多, 僅有真正認識中醫理論之科學性、維護中醫學的惲鐵樵、楊則民等數人。他們曲高和寡, 中醫界能夠認同擁護者甚少。余雲岫的廢止中醫案出籠後, 輿論傾向也不再注重學術方面。最後的結果是余雲岫廢中醫廢不了, 但他對中醫的攻擊, 特別是對中醫基本理論的否定具有相當影響, 差不多為輿論所接受。雖然大多數人並不像余氏那樣堅決廢止中醫, 但都認為中國醫學的發展應基於西醫而不是中醫。所謂「廢醫存葯」, 幾乎被認為是中醫科學化的唯一道路。上海的中西醫論爭後來發展到不允許中間派存在的地步。1935 年, 力主中醫科學化、中西醫應取長補短、共同發展的譚次仲受到《中西醫藥》幾位年輕編輯的批判, 被罵成非驢非馬的雜種醫、騾子醫。報紙和期刊是中西醫論爭的主要輿論工具, 中西雙方都很善於運用它作為論戰陣地。1904 年由周雪樵在上海創辦的《醫學報》, 是1904～ 1908 年間中國唯一一份中文醫學報刊。該刊是中醫界覺醒的重要標誌, 在早期中國醫學界影響巨大, 是研究清末醫界變遷的重要資料。其內容中西兼備, 提倡引進西醫, 對當時中醫界的混亂狀況以無情地鞭撻, 但也不主張消滅中醫, 全盤西化, 而是支持中西醫匯通的思想。1909 年以前,《醫學報》是醫學界的輿論導向, 其全盛時期, 行銷國內19 個省和香港, 遠及日本。1907年中國醫學會成立後, 它成為該會會刊, 其組織方式和宣傳手段開始近代化。《醫界春秋》和《世界醫報》是由上海醫界春秋社主辦的兩個時間較長、影響較大的中醫刊物, 上海名中醫張贊臣任主編。前者創刊於1926 年, 以反應敏銳、立論謹慎、內容活躍著稱。在中西醫論爭激化時,它始終是中醫界的輿論中心, 在學術上、政治上起著領導作用, 是中醫界團結自身、爭取輿論、與國民黨政府做鬥爭的有力工具, 成為研究這段歷史最重要的刊物。後者創刊於1930 年, 以「發揚中國醫藥的真理, 介紹泰西醫藥新知, 融匯中西醫藥學說, 促進世界醫學的成功」為宗旨, 在溝通中西醫藥, 互相取長補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33 年創刊的《光華醫藥雜誌》, 是當時中醫藥界較大刊物之一, 它集評論、醫著、醫藥消息於一身,對西醫界反對中醫的謬論, 不斷發出尖銳批評, 為維護祖國醫學做出了貢獻。還有一些上海報刊也參與了中西醫論爭, 如力主改良中醫、倡導中西醫匯通、提倡用近代科學方法整理研究中醫藥的《中醫新生命》、《醫學雜誌》、《復興中醫》、《神州醫藥學報》等, 批評中醫多的有《醫學世界》、《上海醫報》、《博醫會報》、《衛生白話報》以及中西內容兼備的《中西醫學報》。當中西醫論爭趨於激烈時, 上海出現了創立醫學團體的熱潮。早期的主要有中國醫學會、上海醫務總會和中西醫學研究會, 其發起人周雪樵、丁福保、蔡小香、何廉臣等, 是中國醫學界的領袖人物。周雪樵在1905 年創辦的中國第一個醫學團體—— 中國醫學會, 是中醫界最早以近代方式介紹西醫者。1909 年11 月, 學會內部突然發生糾紛, 最終導致了分裂, 另立「中西醫學會」和《中西醫學報》。起因是中西醫學研究會創辦人丁福保支持其弟子顧鳴盛發表了一些攻擊中醫的文章, 雖未明顯提出廢止中醫的思想, 但頗以日本的反中醫政策為先進。於是, 以《醫學報》為陣地, 副會長王問樵組織了一場以「肆詆中醫之腐敗濫觴不在東西醫而在甘為東西醫奴隸之醫說」為題的徵文活動, 反駁這種觀點, 從而第一次引發了關於如何評價中西醫、怎樣改良中國醫學的大辯論。當時對於中國需要引進和學習先進的西醫已是共識, 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如何認識中醫, 是否承認它的效果和科學性, 是不是非消滅不可的問題上。雙方各執一詞, 互不相讓,《醫學報》有幾期是王問樵、顧鳴盛各編一種。最後決定《醫學報》繼續由王問樵辦理, 顧鳴盛所編改為《中西醫學報》。後來, 中國醫學會改名為中西醫學會,《醫學報》改名為《醫學公報》, 但只維持了幾個月即停刊, 中西醫學會也無形中解散。上海醫務總會是代表了正統中醫界的上海醫、葯兩界組織, 極具民族性, 以「中醫凌夷腐敗極應整頓, 外醫風牆陣馬極應抵制」為宗旨。它非常重視中醫教育, 主張改進中醫教科書, 開辦醫科學校, 並最先意識到廢止中醫的危險, 其主要成員在民初中醫救亡請願中起了領導作用。中西醫學研究會因其創辦人丁福保熟悉西醫的組織方式, 並有充足的人力、財力, 使得該會及其會刊《中西醫學報》一直延續到1930 年左右, 是清末醫學團體中唯一跨過辛亥進入民國的。它受改良主義思想影響最大, 以研究中西醫藥學、交流知識、振興醫學為宗旨。最早主張用近代科學方法研究中醫, 以輸入近代醫學為主要目的, 提出「以中學為本, 西學為輔」, 在早期醫學團體中, 其章程最詳細, 理論水平也較高。1926 年4 月, 上海一些中醫人士成立了上海醫界春秋社。它以「結合國醫同志, 共策學術之進展, 增進民族之健康; 喚醒同仁, 團結一致, 抗禦外來侵略」為宗旨, 創辦了《醫界春秋》、《世界醫報》、中國製藥社和上海國醫講習所, 設立醫書代辦部和出版醫藥書籍。該社在與民國政府歧視迫害、妄圖取締消滅中醫的鬥爭中, 發揮了重要作用, 除了在《醫界春秋》上刊載大量文章外, 還參與了反對「廢止中醫案」的鬥爭, 揭露了汪精衛阻撓「中醫條例」實施的陰謀。1915 年, 我國最大的全國性醫學團體「中華醫學會」在上海成立, 該會對中國大規模引進西洋醫學起了重要作用。會刊《中華醫學雜誌》一直維持不衰,是中國醫學界最具權威的學術刊物。因為它的創辦人、幾任會長和成員幾乎都是留學英美歸國者或我國教會學校的畢業生, 在中西醫問題上自然傾向於廢止中醫。但大多數成員並不像余雲岫等人那樣過激, 早期負責人伍連德、俞鳳賓等對中西醫均持慎重態度。20 年代末中西醫對立日趨嚴重後, 該會的西醫傾向才逐漸明顯。從1934 年起, 余雲岫在《中華醫學雜誌》任主編長達5 年, 大塊的反中醫文章開始在該雜誌上發表。中華醫學會的領導人與政府有著特殊的關係。顏福慶的胞兄顏惠慶在北洋政府任國務院總理兼外長。1928 年, 劉瑞恆於第六任會長任滿後任南京政府衛生部副部長, 是有美國人在背後支持的。他上任後, 支持余雲岫等人的意見, 企圖用行政手段廢止中醫。第八任會長牛惠生與蔣介石有著密切關係。所以, 民國政府的衛生方針受中華醫學會的影響較大。1931 年偽滿洲國成立後, 主要由留日歸國者組成的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成為日本殖民地上的醫學團體,它的關內成員大多轉入中華醫學會, 使得廢止中醫派中的德日派和英美派結合在一起了。1925 年, 中醫界發動請願爭取加入學系, 幾乎成功。以余雲岫為首的廢止中醫派開始意識到中醫界的力量, 於是聯合全國西醫學術團體, 號召西醫界「應組織一聯合會對付中醫」。一批廢止中醫論者恰好集中在當時的輿論中心上海, 這就是上海醫師公會成立的背景。從此, 中西醫論爭從學術觀點轉向廢止中醫問題上來了, 中西醫矛盾日益加劇, 中西醫之爭陡然激化, 持續多年。在論爭初期, 西醫界的三大全國性學術團體——博醫會、中華醫學會和中華民國醫藥學會, 只限於討論西醫, 對中西醫論爭持慎重態度。這樣一來,上海醫師公會對於廢止中醫派就起到了組織力量、製造輿論的作用。該會1925 年11 月1 日成立, 發起人余雲岫、汪企張是廢止中醫派的核心人物。余雲岫任首屆會長, 創立時會員近百人, 這批核心人物都發表過大量的論爭文章。該會是反中醫色彩最濃的組織, 一直被廢止中醫派牢牢控制, 是歷次廢止中醫輿論和政治行動的策源地。在中西醫鬥爭白熱化的1929 年, 上海又成立了全國醫師聯合會。余雲岫以最高票當選執委會主席,會員無一不是激進的廢止中醫派。受醫學界反中醫潮流的影響,原本就崇洋媚外的政府對中醫更是橫加摧殘,千方百計想用行政手段消滅中醫。1912 年,北洋政府以中西醫「致難兼采」為由,在新頒布的學制及各類學校條例中沒有涉及中醫,完全把中醫排斥在醫學教育系統之外,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引起中醫界極大的不滿。上海神州醫藥總會評議員袁桂生首先提出批評,拉開了中醫界與政府抗爭的序幕。他說,清末民初兩次制定學制都以日本體製為藍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就已推行廢除中醫政策,其不列中醫的意圖十分明顯,決非「漏列」二字可以遮掩過去的。1913 年,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汪大燮公開主張廢除中醫中藥,拒絕中醫界提出加入醫學系的要求,引起中醫界的極大憤慨和強烈抗議。上海神州醫藥總會會長余伯陶通告全國各地醫藥團體組織,要求成立「醫藥救亡請願團」,以便向北洋政府力爭,得到19個省市的響應。余伯陶在上海代表離滬赴京請願的歡送會上致詞勉勵說:「這次赴京請願是我國醫藥界數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創舉,對今後醫藥前途關係極大,希望代表們以堅定的毅力,百折不撓的精神去達到保存中醫中藥的目的。」請願團先後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及其各部呈送了請願書。政府為了息事寧人,託詞搪塞說廢除中醫的政策不會實施,並批准成立了上海神州醫藥專門學校和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對中醫歧視、摧殘最酷的莫過於國民黨政府。北伐成功後建立民國政府,中醫界對高喊革命口號的國民黨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以為發展中醫的時機到來了。然而不久,中醫界就遭受了最沉重的一次打擊,使中醫存廢之爭達到了最高潮。1929 年2月24 日,國民政府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通過了余雲岫等人提出的「廢止舊醫(中醫)以掃除醫藥衛生之障礙案」,並規定了6 項消滅中醫的具體辦法：1、施行舊醫登記,給予執照方能營業,登記限期為1 年。2、限5 年為期訓練舊醫,訓練終結後,給以證書。無此項證書者停止營業。3、自1929 年為止,舊醫滿50 歲以上、在國內營業20 年以上者,得免受補充教育,給特種營業執照,但不準診治法定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等。此項特種營業執照有效期為15 年,期滿即不能使用。4、禁止登報介紹舊醫。5、檢查新聞雜誌,禁止非科學醫學宣傳。6、禁止成立舊醫學校。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廢止中醫案」。這個徹底消滅中醫的提案,是把當時的中醫當末代中醫處置了,一是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是不準辦學,使後繼無人。如此倒行逆施,加劇了中西醫的矛盾,中國醫界因此大混亂了10 年。上海《新聞報》首先報道了提案通過的消息,全國一片沸騰,中醫界空前大團結、大覺醒,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廢止風潮。《醫界春秋》出版號外「中醫藥界奮鬥號」,揭露余雲岫等人的陰謀。這時,余雲岫主編的《社會醫報》竟然出版中央衛生委員會特刊,登出了還沒有宣布實行的「廢止中醫案」。這無異於火上澆油,雙方劍拔弩張,直面對峙起來。幾天之內,數不清的各地中醫藥團體的質問函電飛向了南京政府。上海中醫學會、上海醫界春秋社、上海神州醫藥總會、上海特別市商民協會葯業分會、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中國醫學院、上海市葯業職工會、上海醫報公會等8 個團體聯名向正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政府各部門、各省市政府發出快郵代電,堅決要求取消提案,同時聯合上海17 個醫藥團體組織,成立了「上海特別市醫藥團體聯合會」。張贊臣建議在上海舉行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並在上海《新聞報》、《申報》兩家大報刊登會議通告,通知國內各主要中醫藥團體、學校。3 月17 日(後來這天定為國醫節) ,15 個省市、132 個團體、262 名代表雲集上海總商會大禮堂,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會場上懸掛著「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等巨幅標語,高呼口號「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國主義」、「中國醫藥萬歲」,並成立「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上海中醫藥界停業半天,並提供全部交通工具表示支持,全國總商會、醫藥新聞報館、南洋華僑代表等電請保存國醫,社會輿論也聲援支持,提出「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於死命」、「反對衛生部取締中醫的決議案」。運動的浪潮頗似「五四」運動在中醫問題上的重演,可見廢止中醫政策是何等地違背民心。為期三天的會議結束後,與會人員組團赴京請願,提出取消議案、承認中醫藥合法地位、加入學制系統等建議。國民黨政府沒料到會造成如此軒然大波,為了平息事態,譚延愷、葉楚傖等政府要人出面接見,並說了一些安慰之辭。衛生部也被迫公開表示對中醫並無歧視,面允代表:提案暫不執行,改稱中醫為國醫,並同意成立「中醫學社」。然而政府的廢止中醫政策並未改變,廢止中醫仍在以變相的手法進行著。不到半年時間,衛生、教育兩部就通令禁止中醫參用西法西藥;中醫學校降格為傳習所;中醫醫院改為醫室等。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尤其為南京政府忌恨。該會人力、物力、財力雄厚,動輒通電全國,號召力極強,是中醫藥界與南京政府鬥爭的強有力組織。1931 年,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會(國民黨的最高決策機構) 以該會不符合法津為由強令解散。這又一次引起了中醫藥界的憤怒。12 月1 日,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再次彙集上海,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會議通告提前一月發出,有17 個省及南洋、菲律賓等地共223 個團體、457 名代表出席。會議的規模及聲勢比上次更大、頭腦也更冷靜。這時的中醫界已清醒意識到要爭取生存地位,關鍵得有行政權。因此在5 天會議中,明確提出中西醫平等對待,中醫參與衛生行政,編纂中醫藥字典和中醫教科書,加強宣傳以爭取社會輿論等,並選代表赴南京請願。這一次驚動了蔣介石,他煞有介事地以國民政府文官處的名義發函答應撤消教育、衛生兩部的布告,於是代表們欣然而回,可是這不過是緩兵之計,代表們一散,身兼教育部長的蔣介石馬上以教育部的名義推翻了自己的諾言。全國性的抗議活動加強了各中醫學校之間的聯繫。1928 年,在上海中國醫學院召開中醫學校教材編輯會,會上交流了各校教材,全國醫藥團休總聯合會負責收集新教材,分發各校參考,然後集中修改,定為課本,為再次要求列中醫教育入學制系統做準備。這次以及1929 年在上海召開的教材編輯會議是近代中醫教育史上重要事件,標誌著近代中醫教育已經成熟,它完全依靠民間的力量,聯合全國的中醫學校,在統一中醫教育方面邁出了一大步。抗戰後,國民黨政府變本加厲,對抗戰中僅存的中醫愈加摧殘,反中醫事件迭起。除了不許中醫設醫院、辦學校、登廣告外,還嚴禁中醫使用新葯,制定非法的考試、審查制度,使中醫無法開業。上海是我國近代中醫教育的主要基地,醫校林立,名醫薈萃。許多中醫界人士為爭取祖國醫學的生存、振興和發展,不懈努力,興辦教育,培養人才。據統計,1905～1949 年,上海創辦的私立中醫教育機構達30 多所,許多近代中醫名家均出於此。其中大多數辦學時間較短,規模不大,但也有幾所學校辦得十分出色,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如1915 年由丁甘仁、夏應堂、費訪壺、謝利恆等創辦的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是我國最早的中醫學校,也是最成功的一所(後改名為上海中醫學院) 。後來由丁濟萬接任主持並不斷發展,為近代辦中醫教育者提供了經驗和人才。該校的早期畢業生如丁濟萬、陳存仁、張贊臣、章次公等均為近代中醫名家,它對近代中醫教育史影響深遠,說起中醫教育多首先提到它。由上海市國醫公會創辦的上海中國醫學院,以「發揚中國醫學,融合現代知識,培植國醫人才」為辦院宗旨。首任校長章太炎,蔣文芳、包識生、秦伯未等名家也主持過校務,兩次教材會議都由該校發起組織,足見其領導人的遠見。另外還有上海國醫學院、新中國醫學院、神州中醫大學等。然而,由於國民黨統治當局採取歧視和壓制中醫的政策,使得近代上海的中醫教育一直受到排斥。1946 年2 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以「設備簡陋,辦理欠善,未經呈准,擅自設立」為由,勒令上海中醫學院和新中國醫學院停辦,遭到兩校的堅決抵制,經多方交涉無效,終於轉為公開鬥爭。8 月,校長丁濟萬的護校宣言在《新聞報》刊出,堅決反對南京政府的無理取締,呼籲全國中醫界支持。丁濟萬、蔣文芳等進京向教育部請願也無結果。9 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將上述兩校及上海中國醫學院同時取締。此訊一出,全國震動,在三校負責人的呼籲下,11 月成立全國中醫藥請願團向政府請願。國民黨政府喪心病狂,竟毫不理會,在全國沒有一所中醫學校立案的情況下,卻以三校未經立案為由,於1947 年4 月強令關閉,使這三個在近代中醫教育史上最有影響的學校終於沒有維持到解放。因此,近代中醫學術的中心、近代中醫教育的發祥地———上海,解放時反而在中醫教育上一片空白。綜上觀之,受當時全盤西化思想的影響,在整個中學都遭到抨擊、破壞,整個西學都受到推崇、提倡的大環境下,中醫學不可能不遭到抨擊和破壞,西醫學不可能不受到推崇和提倡。同時,兩種醫學的內在因素也決定了這是一場持久艱難、力量懸殊的戰爭。中醫學除了藥物、外治法有較大成就外,整體發展較為緩慢,一度讓國人失去信心。相比之下,西醫則直觀得多,也更具活力,它在治療上卓有成效,使人們能夠很快信服和接受。不可否認,西醫的介入打破了幾千年傳統的醫療局面,為我國醫學增添了新的內容,擴大了中國醫界的視野,促進了我國醫學的發展。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學基礎上的西醫,即使沒有教會和教會醫生的媒介,中國的主動引進也遲早會發生,廢止中醫思想的產生和盛行,有其必然性的一面。然而也應該看到,對中醫的批評雖不無合理之處,但往往是片面的。廢止中醫在理論上是錯誤的,事實上是行不通的。中醫具有西醫所不能替代的實效,而且通過與西醫的衝突,中國醫界不斷地重新審視自身和認識西醫學,並通過權衡、比較,做出何去何從的選擇。就此而言,論爭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它為如何正確處理好中西醫兩種醫學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歷史經驗,對實現中西醫二者優勢互補,最終雙贏,必定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來源：中醫文獻雜誌　作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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