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還是革命？

　　十年之殤癥結：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基本邏輯美國：霸權國家的苦惱中國：「崛起」之惑出路何在？

　　十年之殤

　　上個世紀80年代後，中國轉向，90年代蘇東集團瓦解，世界資本主義陣營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日裔美國人弗蘭西斯·福山推出了《歷史的終結》，宣稱資本主義加憲政民主就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世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頭大哥美國，高舉華「盛頓共識」的旗幟，力推全球化。在美國本土，則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從1990年到2006年，美國的新增私人住房前所未有地持續增長十六年，即使互聯網泡沫破裂，也只是稍稍干擾而未能打斷這一進程，似乎每個美國人都可以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

　　到2006年1月1日，新增私人住房數據高達歷史紀錄的第二位，僅次於1972年1月1日的峰值，高於1978年4月1日和1984年2月1日的兩個峰值。那三個峰值後都出現了暴跌。短短3個月後的2006年4月1日，烏鴉終於開口了，數據跌出上行通道下沿。到2007年1月，下行已超過上升通道的寬度，且數據回調失敗，遠未回到通道下沿就再次下行，至此，已可確認危機發生。　　

圖1：美國新增私人住房 單位：千套

　　(數據來源：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series/HOUST#)

　　2007年，這一危機被稱為「次貸危機」，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這是美國房地產-金融業的局部危機，資本主義經濟體應對這類危機有豐富的經驗，不難度過。

　　2007年4月4日，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機構New Century Financial裁減半數員工後，申請破產保護。同年7月19日，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宣布旗下兩支基金瀕臨瓦解。接著麥格理銀行、房地產投資信託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法國巴黎銀行、美國KKR金融公司、美林證券、花旗集團、房利美(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房地美(Freddie Mac)、沃爾瑪、家得寶、英國北岩銀行、摩根大通、瑞士銀行、美國國際集團(AIG)紛紛陷入危機。美、歐、日、澳的資本市場暴跌，經濟管理當局亂作一團。

　　對此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稱：

　　目前的美國金融危機還是屬於金融現象，是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出現了問題，而商業銀行傳統的業務如清算、支付、存儲等還沒有受到破壞。從這個角度講，沒有必要認為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一些金融機構倒掉是允許的。(曹遠征《國內金融體系受到直接衝擊很小》 廣州日報 2008-09-17)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教授孫立堅更樂觀地稱：

　　美國政府已經責成高盛和大摩這兩家最後的投資銀行向健全的商業銀行體系轉換,將其中的一部分業務和人力回歸到傳統的支持實體經濟領域上來。這意味著美國投資銀行控制華爾街創造的金融財富的「輝煌」時代宣告結束，從而將徹底告別濫用金融創新所帶來的「虛假的繁榮」的投融資環境，世界經濟將重新回到平衡有序的發展軌道中來。(孫立堅《美國7000億美元救市的副作用太大》2008-09-23東方早報)

　　然而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卻沒這麼樂觀，9月14日格林斯潘稱：美國正陷於「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中，這場危機引發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他說：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所見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能仍將持續相當長時間，並繼續影響美國房地產價格。他認為：美國躲過經濟衰退的幾率小於50%。這場危機將持續成為一股「腐蝕性」力量，直至美國房地產價格穩定下來;危機還將誘發全球一系列經濟動蕩。他預測：將有更多大型金融機構在這場危機中倒下。(《格林斯潘：美國正陷於「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新華網2008年09月15日)

　　言下之義，資本主義經濟體當前遇到的麻煩，其程度不次於1929年美國的「大蕭條」。而那次危機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次日，著名的投行雷曼公司倒閉。

　　而今，2006年已過去10年。那年引爆的危機仍遠未渡過，它已經演化為一場前所未有的總體性世界經濟危機。經濟體從來就不是孤立體，如此巨大的經濟危機必然引發社會危機，於是世界上硝煙四起，美歐爆發了激烈的抗議活動。站在中國的立場觀察，國境外威脅不斷，國內社會撕裂。當今的世界和中國處於什麼境地？向前展望，什麼在等待我們？要看明白這個問題，前提是搞清當今主流經濟體的內在運行機制及其運行的必然邏輯。

　　癥結：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基本邏輯

　　當今世界的主流經濟體是資本主義經濟體，驅動它運行的核心動力是利潤極大化，用當局的標準語言表述，就是：「市場在要素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暫不考慮政府的作用，這個經濟體簡略而核心的的運行邏輯見圖2：　　

圖2：資本主義經濟體運行的核心邏輯

　　當然，圖2是高度簡化的。實際經濟體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忽略。按主流經濟理論的表述，政府的作用在於「轉移支付」、「二次分配」。說白了，就是取富濟貧，以緩解社會分化，防範潛在的危險。可見政府的經濟角色，建立在上述邏輯的基礎之上，沒有上述邏輯，政府就無從著力。

　　另外，投資本身也會成為購買力，也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投資形成的產能，指著望未來的消費，若未來的消費能力不能餵飽這擴張了的產能，就會帶來更大的危機。

　　還有一個因素是進出口，出口意味著國內資本從海外市場汲取利潤;進口意味著海外資本從國內市場汲取利潤。它並未改變上述邏輯，但改變了上述邏輯的作用範圍。

　　因而圖2展示的，是資本主義經濟體最核心的運行邏輯。圖中的邏輯能持續運行下去，取決於一個前提：消費資金與逐利資金間維持某種平衡----由消費資金貢獻的利潤，能滿足逐利資金起碼的胃口。

　　2007年，基於對中國統計數據的系統分析，我曾指出：上述邏輯的運行，其必然結果是逐利資金漸漸積累，而消費資金受制於經濟增長速度和利潤極大化機制，不可能如此增長。長此以往，兩者間的失衡必然日漸擴大(見 王中宇 《利潤極大化與滯漲》科學時報2007-12-30 http://pan.baidu.com/s/1qYciVuO)。更系統的分析見《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透視》(http://pan.baidu.com/s/1o7SdNV8)

　　近10年過去了，經濟體態勢如何?可從哪個視角觀察?

　　消費資金的目的，在於購買商品以獲得其「使用價值」。作為交易媒介，理論上它應滿足費雪公式，具備經濟學家所稱的「貨幣中性」。

　　而逐利資金的目的，在於「以錢生錢」，所購買對象的「使用價值」不在其考慮之列，唯一需考慮的，是能否低買高賣。在現實中，它購買的東西不但有商品，還有土地、廠房、設備、原材料、特許權、各種有價證券甚至貨幣本身。因而它邏輯上應與費雪公式無關，不可能具備所謂的「貨幣中性」。

　　1985年以後，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我國將貨幣發行總量記為M2，它被分解為三個部分：流通中的現金M0、活期存款、準貨幣。它們是否符合費雪公式，可用統計數據分別檢驗之。檢驗結果發現：(見 王中宇 《新平衡：希望與現實》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917127.html)

　　流通中的現金M0大體滿足費雪公式。M0直接用於購買商品和服務，所以它對應於消費資金。

　　而準貨幣(M2-M1)為金融機構的各類存款(除活期外)。它跟本不滿足費雪公式。銀行需為準貨幣付利息，因而必須用它賺取更高的利息。所以它對應於逐利資金。

　　至於活期存款，介於二者之間，其利息率很低，經常趕不上通脹率，它更可能對應於暫存的購買力。

　　由此，觀察流通中的現金M0與準貨幣間的關係，可看到消費資金與逐利資金的消長動態。當二者失衡，現金M0無力為準貨幣提供起碼的利潤時，金融危機就到來了。上述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基本邏輯圖告訴我們，這個經濟體是由貨幣驅動的，其基本動力是追逐資本利潤。所謂經濟危機，不涉及實物資產的損毀，完全是資產負債表與現金流的問題。所以經濟危機≌(全等於)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的實質，在於利潤源稀薄到無力激勵逐利資金，這使經濟機器失去基本驅動力。

　　由於美國公布的數據只有M1(Currency,traveler"schecks,demand deposits, and other checkable deposits)和M2(M1 plu sretail MMMFs,savings, and small time deposits)，它大體對應於中國的M1(M0+活期存款)和M2(M1+準貨幣)。為了以類似的視角觀察對比中、美兩個經濟體，我們M1用表徵消費資金，用M2-M1表徵逐利資金。可得的美國數據從1959年開始，可得的中國數據從1985年開始。

　　美國：霸權國家的苦惱　　

圖3：美國的(M2-M1)/M1

　　(數據來源：Board of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datadownload/Download.aspx?rel=H6&series=67c512c9f4eb51a20a5b6da52135b09b&lastObs=&from=&to=&filetype=csv&label=include&layout=seriescolumn&type=package)

　　戰後，作為唯一一個沒有被戰火波及且大發戰爭財的戰勝國，美國迎來了20年的黃金時期。在羅斯福新政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經濟持續發展，金融日益深化。其結果就是逐利資金的穩步積累，使得(M2-M1)/ M1穩步上升。到70年代後期，終於導致了逐利資金與消費資金的失衡，美國陷入了滯脹。這迫使美國進入了艱難的調整，(M2-M1)/ M1從1985年1月的峰值318.8% ，經過整整十年兩輪下降，到1995年1月降至203.0%。這一調整使逐利資金與消費資金的失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復。　　

圖4：美國的(M2-M1)和M1

　　(單位：百萬美元 數據來源：同圖3)

　　觀察圖4中的(M2-M1)和M1，可看出這一調整是以降低(M2-M1)的增速和提升M1的增速來實現的。伴隨美國國內的調整過程，其國外環境發生了戰略性的變化：中國於80年代的轉向，使美國資本有了一個巨大的新擴張空間;蘇東集團於90年代初瓦解，再次為其提供了巨大的擴張空間。更重要的是，以前制衡美國的蘇聯乾脆消失了，留下俄羅斯在瓦解的邊緣掙扎;中國則轉而「韜光養晦」、「不出頭」。這使美國可以在全世界為所欲為。打著「全球化」旗號的美國資本攻城略地，使全世界成為其利潤源。至此，單極世界已經出現，一個以美國為核心，建立在「華盛頓共識」基礎上的「世界政府」已在眼前，恰如當年的德軍，已經看見了克里姆林宮頂上的紅星。

　　於是，90年代成了美國的黃金時代。逐利資金再次穩步積累，於2000年，(M2-M1)/ M1超過了歷史最高點318.8%，到2006年7月突破了400%。結果引發了次貸危機。危機爆發後，為了「止血」，美國當局不得不「坐著飛機撒錢」，援救那些「大得不能倒閉」的金融機構，結果(M2-M1)/ M1於2008年5月升到新的高點451.5%。此後，有了多次金融危機經驗的美國，回歸降低(M2-M1)/ M1的道路，到2015年2月，(M2-M1)/ M1降至295.3%，低於滯脹時期的最高點318.8%。

　　從歷史經驗看，美國擺脫滯脹的那次調整用了十年，將(M2-M1)/ M1砍掉了1/3，這次又用了近十年，(M2-M1)/ M1也砍掉了1/3，調整是否到位了呢?上次調整有有利的外部環境配合，日漸擴大的海外利潤源降低了(M2-M1)對國內 M1的壓力。這一次，能否重演歷史，海外態勢至關重要。如果美國不能維護甚至擴大現有的海外利潤源，就只能回歸「孤立主義」的老路，那(M2-M1)/ M1的調整肯定尚未到位。這意味著今天美國基於全球利潤源的金融-經濟結構，勢將面臨顛覆性的變化。美國精英集團願意接受這樣的變化嗎?能夠承受這樣的變化嗎?

　　如果要在滯脹期高點附近再次展開一輪黃金時代，就需要有比當年更大的擴張空間，獲得比當年更大的外來利潤流，才能保持國內(M2-M1)與 M1間的大體平衡。而全球化已經將幾乎整個世界都攤到了美國資本面前，導致各地區的反抗此起彼伏。致使世界局勢動蕩不已。且不說以上世紀80--90年代的速度大幅度擴張海外利潤源，維持現有的格局都要絞盡腦汁，費九牛二虎之力。

　　站在這樣的態勢面前，美國的統治集團難有其他選擇。儘力圍堵正在膨脹的中國和不再試圖融入西方的俄羅斯，是他們的必然選擇。由此觀查，奧巴馬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和與俄羅斯的激烈交鋒，是合乎邏輯的。

　　中國：「崛起」之惑　　

圖5：中國的(M2-M1) /M1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從形態上看，中國的曲線類似於美國戰後20年的曲線，(M2-M1)/M1持續穩步走高。所不同的是，起點1985年僅為26%，遠低於美國1959年1月起點的106.3%。但增速驚人，到1996年就達到了167%，正是這一年，中國從「短缺經濟」轉為「過剩經濟」。

　　此後中國經濟管理當局一直在試圖「刺激內需」，直至將教育、住房、醫療市場化，以圖逼出老百姓兜里的鈔票。結果內需沒上去，社會矛盾卻激化了。缺乏內需支撐的經濟體不得不依賴海外市場，致使外貿高速增長，外貿依存度高速上升。外貿由互通有無轉而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2006年，外貿依存度竟高達43.89%。　　

圖6：中國的外貿依存度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這期間的(M2-M1)/M1增速明顯放緩，可見這期間GDP高速增長的背後，獲利最大的是海外資本，而非國內資本。2006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其影響逐漸傳遞到中國，出現了企業倒閉、老闆跑路潮。2008年11月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了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以刺激岌岌可危的經濟。強刺激使次年的外貿依存度升至48.24%的峰值，但2011就年跌至31.12%，以後雖有回升，卻再沒回到2006年的水平。與此同時，(M2-M1)/M1則飆升至2014年的253%。逐利資金與消費資金間的失衡明顯擴張。在美國將(M2-M1)/M1降低1/3的同時，中國的(M2-M1)/M1卻從2006年的174%升至2014年的253%，擴張了45.4%。這相當於將美國國內的貨幣結構失衡轉移到了中國。

　　緩解金融危機的根本出路在於降低高企的(M2-M1)/M1，使內需的消費能力能夠為逐利資金提供起碼的利潤。而中國計不出此，在(M2-M1)/M1處於150%到178%之間(1995年至2007年之間)時，內需已不足以餵飽逐利資金了，不得已形成了對海外市場的依賴。當美國進行調整以降低(M2-M1)/M1時，中國卻大幅度抬高(M2-M1)/M1，此後相對更為孱弱的內需如何為暴漲起來的逐利資金提供起碼的利潤？

　　經濟管理當局已經明確宣布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亦即進一步擴張利潤極大化原則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範圍，使之成為社會資源配置的核心原則。由此可以預期，(M2-M1)/M1持續擴大將是大概率事件。對已經暴漲起來的逐利資金而言，國內利潤源將更加稀薄。邏輯上唯一的出路，是向海外市場擴張，尋找新的利潤源。「一帶一路」戰略印證了這個動向。

　　然而，保護並擴張海外利潤源同時是美國維持其現狀之所必須，於是中美兩國資本集團的利益，形成尖銳對立的態勢。

　　出路何在？

　　經濟數據分析告訴我們，中美對峙不是象某些人認為的那樣，是「緣於政治偏見或相互缺乏了解」。以為「中美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合作是中美關係的主流」，那是幻想。奧巴馬多次稱，美國歡迎中國和平、繁榮崛起，不希望兩國關係被定義為競爭和對抗。那是地道的外交辭令。所謂「亞洲再平衡」戰略，才揭示了美國心目中真正的中美關係。在台獨分子蔡英文上台之前的4月20日，美國聯邦眾議院無異議通過由共和黨眾議員夏波(Steve Chabot)提出的88號共同決議案(HCR 88)，重申「與台灣關係法」及1982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對台灣提出的「六項保證」。再次證實了這一點。

　　事實上，中美對峙與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無關。蘇聯瓦解後，俄羅斯一廂情願地想融入西方，而得到的卻是北約東擴、步步緊逼。在美國看來，俄羅斯還是太大，只有進一步瓦解才能讓人放心。今天的中國體制和意識形態，比上個世紀後期更接近西方，而中美關係比那時緊張得多。至於所謂「相互缺乏了解」，更是無稽之談。以美國對中國研究之深、在中國各類人員之多、對中國滲透之深廣，怎可能「缺乏了解」？

　　站在美國的立場，一個分裂而不得不依附於西方的中國，更符合其戰略利益。沿海從南到北分裂成相互競爭的兩三塊，充當他們的買辦，成為其控制全中國的橋頭堡；內地則依資源稟賦分解為幾塊，各自側重提供農產品、礦產品、能源、基礎工業材料和勞力。至於西藏、新疆、內蒙則使其獨立，讓中國徹底失去戰略屏障，永無崛起之日。清王朝垮台後，這樣的局面就出現過，中國人經過幾十年的戰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才恢復了國家的統一。

　　今天中美關係的實質，是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高速崛起的國家與已有的霸權國家間的關係。這類關係在歷史上有多個案例。俄羅斯、德國、日本的崛起，均遭到過當時霸權國家的阻擊。

　　在這些國家的崛起過程中，資本主義展示了強大的力量，其國力在數十年內有了驚人的提升。這快速提升的基礎，是新生資產階級（少不了與官僚集團合謀）高強度攫取社會資源。這導致國內社會撕裂，社會矛盾激化。國內統治集團需要向外擴張，獲取外部資源，以緩解內部矛盾；並以愛國主義的名義壓制國內的反抗聲浪；而當時的霸權國家則竭力利用其國內矛盾，以削弱其崛起的勢頭，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

　　歷史告訴我們，這種鬥爭之慘烈，決不亞於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間的鬥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都首先在資本主義國家間爆。相反，在蘇東集團存在的時期，東、西方關係倒是限於冷戰。

　　可見中美之間的利益對立，是不可調和的。在戰爭破壞力不可控的新時代，政客們都不敢輕易發動戰爭。但這不等於根本對立的利益可以調和。使用戰爭之外的手段，將對方搞垮，無疑是理性的選擇。於是有了貨幣戰、信息戰、心理戰、……。

　　中國政府的合法性是歷代共產黨人在大半個世紀中，用血汗逐步積累起來的。而30年來靠資本主義道路謀求崛起，官商合謀攫取社會資源，導致國內社會撕裂，民間積怨甚多，一步步透支著這合法性。時至今日，前輩積累的合法性已透支殆盡。這是中國最大的軟肋。從這裡下手，無疑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殺招。於是人們看到任何可能破壞政府信用的事件，都在網路甚至正式媒體上被炒得沸沸揚揚。至於後來證實與事實有出入，並不重要，反正已經讓懷疑、抵觸政府的情緒發泄出來，籠罩了社會。

　　這股潮流已經奔涌了至少十年以上，人們已經能看到其後西方第五縱隊的身影。以目前的態勢看，還會更加洶湧地奔流下去。因為三十年的資本主義高速發展，製造了無數可被利用的話題。有這縫隙不利用，人家傻嗎？

　　「不戰而屈人之兵」，西方將孫子兵法用得出神入化。但這並不等於戰爭可以避免。看看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案例，擁有最強大戰爭機器的美國，只要判定有必要，就會毫不猶豫地動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其整個執政期間，一直在打仗。如果貨幣戰、信息戰、心理戰等手段沒能達到目的，其國內危機又耗不起了，戰爭危險是無法排除的。

　　有人以為，由於核武器的存在，戰爭不再是解決問題的可行手段。然而如果經濟危機持續拖延，國家矛盾、階級矛盾將同步激化，各種極端思潮將左右社會。別忘了，希特勒是通過民主選舉合法上台的。一旦出現類似局面，在狂躁的社會思潮面前，誰能保證各國政客的理性?事實上近年來美、日選出的政客對中國越來越強硬，當前聲名大噪的特朗普對中國發表了一系列極具敵意的言辭，其競爭對手希拉里更一慣敵視中國。前不久爆發的美國「民主之春」，揭示了美國內部矛盾之激烈，在這樣的背景下，誰能保證美國不會需要向外轉移矛盾和注意力?

　　不要以為這是不可想像的。美國財政與外貿雙赤字由來已久。危機以來，外貿依舊赤字，同時為了應對危機，政府赤字大增。2006年4季度財政赤字占當期財政收入的7.26%，到2009年2季度赤字竟佔到當期財政收入的60.46%。以後雖有縮小，到2013年，赤字仍在當期收入的20-30%之間。　　

圖7：美國財政盈餘/財政收入

(數據來源：BEA published： Federal Government

Current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 Quarterly)

　　財政盈餘-赤字是會逐年積累的，1970年4季度以前，累計的財政盈餘是正的，但此後就成了累計赤字。2007年1季度，累計的財政赤字占當期收入的816.27%，此後累計的財政赤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到2012年3季度，累計財政赤字竟占當期收入的1646.09%。僅支付國債利息一項，就給美國政府的運行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圖8：美國累計財政盈餘/當期財政收入

(數據來源：BEA published： Federal Government

Current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 Quarterly)

　　觀查其數據的歷史趨勢，1969年2月以後，美國就進入了財政赤字期，除了1998年2季度到2001年3季度這暫短的時段外，美國政府一直是赤字，且其大趨勢是赤字規模越來越大。完全看不到消除赤字的前景。加速累積的高額赤字越來越重地壓在美國政府肩上，它必定要在被壓垮之前，找到擺脫負擔之途。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與戰爭不可分割，在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世界上，戰爭始終在威脅著人類。中國只要堅持資本主義道路，繼續靠資本利潤極大化原則來配置社會資源，就一定會與美國的利益迎頭相撞。奧巴馬早就看清了這一點，所以他說：「10多億中國人如果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　　

　　對付資本主義體系中後來崛起的國家，老牌的霸權國家美國輕車熟路，曾經有效地打斷了德、日的崛起，迫使其安於小跟班的地位。它清醒地認識到對撞的必然性，熟知後來高速崛者的軟肋何在，經濟、金融、傳媒、技術、軍事、網路優勢使其擁有充足的手段。而中國這樣後來崛起的國家，卻懵懵懂懂地將兩者的關係理解為師生關係甚至「夫妻關係」。一廂情願地認為「兩者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合作是兩者關係的主流」。次貸危機爆發後，一批學者甚至鼓吹「救美國就是救中國」。

　　當年德、俄、日崛起時，其國內由貴族轉化來的資產階級中，出現了一個有強烈民族主義傾向的集團。對內，他們固然要壓制底層社會成員，以獲得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對外卻以本國利益為重，謀求國家的富強。而今的中國，富豪移民潮和裸官證實，中國相應的群體遠不如當年德、俄、日那樣具有家國情懷。至於主流學界、傳媒界，則被西方深深地滲透，早就有人以「世界公民」自詡，以至於「愛國賊」竟成了他們肆意揮舞的緊箍咒。渴望「顏色革命」、熱衷於當帶路黨的不乏其人。這樣的精英集團，如何帶領中國衝破霸權國家的阻擊，實現民族復興？

　　即使精英集團中類似於當年德、俄、日的民族主義分子們能聚集起來，清除這批「世界公民」(其可能性甚微)，帶領中國重走當年德、俄、日崛起的老路，其前景依然可疑。德、俄、日都被當時的霸權國家壓制，在帝國主義戰爭中，都失敗了。除俄羅斯因十月革命而另闢蹊徑外，德、日都不得不臣服於美國的霸權。在這條道路上，決定勝負的，是所謂「綜合國力」，是龍王與龍王比寶。霸權國家擁有巨大的戰略優勢。當年中、蘇兩國之所以不受制於所謂「綜合國力」，而能讓美國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因為走了一條依賴底層大眾、而非利潤極大化的道路。當蘇聯推出所謂勃列日涅夫主義，將社會主義陣營當做自己的殖民地時，它就回到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上。其結果是東歐各國離心離德，最後導致了整個集團的瓦解。

　　當年英國本土只有1500萬人，走殖民主義道路建立起「日不落帝國」，靠全球包括中國人在內的近10億人口為其輸血，才演化為資產階級民族。當今的美國剛過3億人，靠「全球化」讓世界70億人為其輸血，才得以維持其霸權地位。如果中國也走這條道路，按類似的比例，需要有多少人為我們14億人輸血?這些人存在嗎?中國如何控制他們?

　　可見，走資本主義道路，無論是「賣國賊」還是「愛國賊」領導，都是死路一條。資本主義道路是少數人奴役多數人的道路，人口基數決定了，中華民族不可能成為英、美那樣的資產階級民族。中華民族不得不探求為大多數人有尊嚴地持續生存的道路。這無疑是艱難而布滿荊棘之途，但我們別無選擇。

　　有人會說：中國不搞資本輸出，怎能發展?連維持都不可能!難道你要將中國悶死嗎?

　　資本輸出一方面意味著覬覦海外利潤，另一方面意味著將本可用於國內的資源投向海外。高企的(M2-M1)/M1意味著逐利資金創造的產能已經遠遠高於國內消費能力，卻不意味著國內建設沒有短板，不再需要投入。事實正好相反，從社會安定、國家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視角看，國內有大量的領域需要巨額資金投入。比如：貧困人口脫貧、國民的住房、醫療和教育、修復已被嚴重破壞的生態環境、提高國民的身體與精神素質、提升整個國家的文化與科技水準、提升國民的社會與國家認同、……。

　　然而這些領域的投入邏輯上不可能有利潤，實踐已經證明，如果「讓市場在要素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這些方向上要麼長期極度缺血，要麼被資本的貪慾扭曲成戕害國民的妖魔。教育、住房、醫療的市場化實踐，就是明證。而這些領域的投入對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是絕對必須的。由此可見「讓市場在要素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之悖謬。

　　在已有的歷史經驗中，社會資源配置的機制主要出現過以下幾類：

　　在自給自足的小生產中，各家長根據自家的條件和目標配置資源。其配置範圍很小，幾乎談不到「社會資源配置」;

　　在傳統的大家族經濟中，由族長和長老們根據世代積累的經驗配置，其追求的目標是家族的長盛不衰。其配置範圍在其家族勢力範圍之內，例如一個村、一個鎮、一個縣;

　　在官僚控制的社會中，由官僚們依各自的權勢配置，其正式的目標是「長治久安」，但實際上，具體的官員們往往以公謀私，於是對官僚的監督與激勵就成了持續存在的難題，至今沒有理想的機制與手段。中國大一統的郡縣制使官僚配置社會資源的範圍很大，但由於「皇權不下鄉」，官僚配置資源的深度有限。

　　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分工高度深化，客觀上需要在全社會的範圍內配置資源。在資本主義經濟體中，依賴利潤極大化機制配置資源。主流經濟學竭力論證其合理性，而馬克思早就揭示了其必然導致的自我否定。當社會主義在全球陷入低潮，馬克思主義被宣布失敗，資本主義高歌猛進的30年後，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再次招回了馬克思的靈魂。

　　蘇聯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取代利潤極大化的偉大嘗試。它讓這兩個落後孱弱的國家在短短數十年間站了起來，其經驗尤其寶貴。這兩國社會主義的失敗說明，這嘗試中帶有致命的缺陷。理性地總結其經驗、深入地探討其缺陷，是前進的必要前提。

　　坦率地說，如何在全國(甚至在全球)範圍內合理地配置資源，以謀取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尚無經得起檢驗的機制。馬克思的歷史貢獻在於：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內在邏輯，指出它必然被取代的原因。但用什麼機製取代它，這個機制如何運行，馬克思只提出了原則性的構想。這是歷史給我們這代人，尤其是左翼學者提出的急迫課題。我們應從歷史上已經存在過的各種配置機制中獲得啟發，吸取其經驗教訓，但不能指望前人給我們現成的答案。即便偉大如馬克思，也沒有這個責任。一個半世紀前的他，沒有觀察過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也沒有統計數據可用，更不知道計算機、網路、人工智慧……，他的洞見已經遠遠超越了當時的歷史條件。作為站在巨人肩上的後人，如果我們還不能回答自己的問題，給後代留下更深刻的洞見，實在愧對歷史。

　　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和今天的統計數據告訴我們，堅持「讓市場在要素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然導致帝國主義戰爭（包括武力的和非武力的，亦即奧巴馬所謂的「Smart power」），而戰爭終將引發革命。另一方面，放棄「讓市場在要素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則意味著一場極為深刻的社會革命。 「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that is the question。

　　來自科學網王中宇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