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下跌了,倒掉了中國經濟學家的信譽

房價下跌了,倒掉了中國經濟學家的信譽

近日,在北京大學110周年的校慶舉行的「校長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對中國高校中的「大學圍繞市場轉」的辦學作法提出了嚴厲批評,同時他提出,有些大學教師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致使學術大師難以出現。其後,北大教授林毅夫指出,北大必須走出「西天取經」的思維定式,在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深入了解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去百多年來現代化成功和失敗的經驗,以及當前國內、國際社會的現實,創造性地構建一套能夠揭示中國現代化的本質、面臨的限制和機遇的新思想體系和理論觀點。

兩位大師看起來好象是在說兩個不同的命題,說的是兩個不相關的事情,其實,貫穿他們語言的思想內核卻能有機地聯繫在一起:即中國具有自己的文化、歷史特點,並由此決定了中國的國情,我們應該建立一套立足於自己文化、歷史的理論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建設和發展,而決不能搞「拿來主義」,思維上走不出「西天取經」的發展模式,決策上全是「舶來品」。但是,我們的大學和大學教師,束縛在物質利益的指揮棒下,拜倒在金錢的石榴裙下,緊擁在利益集團的身邊,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使得學術良知泯滅,學術靈感消褪,創新能力不足,學術研究不是為創新精品,而是為複製贗品,製造了一大堆精神和理論垃圾,浪費了國家大量的資源。尤為嚴重的是,學術只是一張披在拜金主義軀殼上的羊皮,憑藉一張道貌岸然的學者面孔,沽名釣譽,招揺撞騙,欺瞞世人,戴上博士、博導、專家、權威等一大堆高帽,但為國家建設和發展所提出的政策建議驢唇不對馬嘴,對解決民生困苦毫無用處,除了肥了肚皮和錢包,他們對這個世界全是負面意義。

中國經濟學其實就面臨著這樣的尷尬。

中國的經濟學大體經歷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為核心的政治經濟學為標誌,研究的是經濟運行規律怎麼導致一種新的政治制度的產生,其出發點是經濟如何去服從政治;第二個階段是以凱恩斯為代表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主旨是如何利用國家或是行政力量去干預經濟,使得經濟和諧持久地發展,其研究的出發點是政治如何去為經濟發展服務。但是,無論是馬克思為主的政治經濟學,還是以凱恩思為主的現代西方經濟學,其研究的結果和出發點都是對立的。殊不知,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都是相通的,同時又都是偏面的。相通的是因為都是研究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偏面的是各自強調自己的重要性,即政治經濟學強調政治的至高無上性,現代西方經濟學強調的經濟本身(也即市場)的極端重要性。

真實的經濟到底服從於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是服從於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呢?其實,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此就有著十分生動的論斷:計劃和市場只是兩種調節經濟的手段,社會主義國家有市場,資本主義也要搞計劃。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鄧小平是我國最早將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有機統一的理論大師。

但是,自從鄧小平首次提出計劃和市場可以和諧統一的偉大論斷後,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卻裹足不前,沒有沿著偉人所指引的方向深入研究,沒有提出更多的有建設性意義的理論體系,也沒有為國家經濟建設提出更多的有創建性的建議。

稍為有點歷史常識的都會清楚,現代西方經濟學是建立在西方白種人的文化體系基礎上的,無論是自然條件所決定的人類種群特性,還是建立在西方宗教上的文化觀念,都是與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完全不同的。以中國人為代表的東方人形體不如西方人高大,而且東方的文化是建立在佛教和儒家文化基礎上的。自然力量決定人種特性,人種特性決定行為方式,行為方式決定消費方式;同時,不同的宗教和信抑會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決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決定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價值觀念決定不同的獲取生活資料的手段。因此,由於消費方式不同,獲取生活資料的手段不同,需要有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來指導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還是以凱恩斯為代表的現代西方經濟學,都是建立在西方種群特性基礎上和西方文明特質上的經濟學,無論是價值觀念還是行為方式是都與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有著不同特質的,並在此基礎上建立的一系列經濟理論體系並不適合東方人。如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都多次提到的經濟人理性假設理論,在東方人文化尤其是在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中根本找不到蹤影。如佛教中所倡導的修行積德文化,強調的是犧性自我利益來成全別人,強調的犧性物質而尋求一種精神滿足。儒家文化更是把這種文化發展到極致,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更是消滅了經濟理性人假性存在的前提,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專制範圍內,普通民眾既沒有理性選擇的機會,也沒有理性選擇的智力。這種文化,雖經過百年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但在現代東方人的觀念中,依然是強烈存在。如中國現代大多數的父母親對待兒女的那一份感情,恨不能傾其一切來滿足兒女一切的貪婪,何來經濟理性人的任何思想?可嘆的是,中國經濟學完全是「西方取經」,全盤西化,無論是馬克思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還是凱恩斯為代表的現代西方經濟學,所有的經濟理論全是「拿來」,生吞活剝,沒有根據自己的民族特性、文化特性進行任何的改造。試問,拿西方的拳擊規則來指導東方的武術學生,能教出好徒弟嗎?

可悲的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完全失職,一大批所謂的專家、博士、博導、權威們,經常峨冠博帶,招揺於世,每天不沉湎於學術研究當中,而是流竄於一個個特殊利益集團的筵席上,與他們的呼號應拍起舞,與他們的利益沆韰一氣,不做東西方經濟理論的改造者、嫁接者,不做民生福利改善的思想者,不做政府決策的建言者,而只會做嘩眾取寵者,只會做好為人師者,看起來徒子徒孫一大堆,實則濫竽充數。遠的不說,單看近年來的房地產調控,有多少所謂的經濟學家,為國家的宏觀調控支過招,無論是土地政策、信貸政策、稅收政策,在他們有限的思想理論體系中,能想到的十八般武藝都想到了,都向國家決策者提出了,可是最後沒有一個建言管用。近年來,有多少所謂經濟學家,寫出了多少研究報告,可是,我們沒有看到一個貼近經濟實際的報告,也沒有一個真正地能揭示中國房地產價格上漲規律的權威經濟模型。十年調控,國家決策一直處於盲人摸瞎馬境地,沒有一個正確的經濟理論可做指導;十年調控,國民經濟越調越空,房價越調越高,多少發展機會被喪失,多少遠去的民族危機又聚攏來。今日中國經濟發展之困,中國經濟學理論之危扼、中國經濟學家整體水平之低下難辭其疚。有多少象丁學良這樣的海外經濟學家在輕侮中國經濟學家?有多少世界權威經濟舞台拋棄了中國經濟學家?有多少中國蒼生在痛恨中國經濟學家?

我明白,但我無語。今天,中國房價在一批中國新聞媒體人、一批中國經濟實務人多年來的吶喊聲中,在國家終於動用金融手段進行調控當中落下高抑的頭。房價終於下跌了,但中國經濟學家的信譽倒掉了。一代經濟理論人的言語被普通民眾所唾棄,光輝被歷史所遺忘。造成這種後果,不怪別人,只怪中國經濟學家整體失去了自己的靈魂。

面對鄧小平這個偉人的英明指點,中國經濟學家整體應感到漸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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