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　談】一生一首翰墨詩——周慧珺訪談　■本報記者　韓秀芳

一生一首翰墨詩

——周慧珺訪談

本報記者　韓秀芳

　　撥開塵封的記憶，人們一定會想起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上海出現的一位名滿大江南北、影響了整整一代學書人的奇女子，她就是中國書協顧問、上海市書協名譽主席周慧珺！

　　20世紀70年代初，是中國書壇的荒蕪季節，老書法家們被迫擱下了筆。而在上海的東方紅書畫社（朵雲軒），卻活躍著一支由一群年輕人組成的「工農兵通訊員」隊伍，周慧珺便是其中的一員。和當時的學書人一樣，她學書的初衷完全是非功利性的，從沒想過要成為書法家，只是在酷愛書法的父親庭訓之下，做一些日課練習。對於書法，從蒙昧到熱愛並為之傾注一生的心血，走過了一個不短的過程，她在自序《書道苦旅》一文中曾為此作過敘述。在碑帖稀少、書法理論尚處在討論技法的30年前，「創新」「流行」等詞語對周慧珺來說聞所未聞，遙遠得如望星空！周慧珺不曉「創新」，無意「流行」，卻在不久以後成了「創新」與「流行」的代言人。近日，本報記者就讀者關心的問題，對周慧珺先生作了訪談，今作刊出。

周慧珺　草書扇面　隴阪長無極，蒼山望不窮。石徑縈疑斷，迴流映似空。花開綠野霧，鶯囀紫岩風。春芳勿遽盡，留賞故人間（同）。

　　書法報：周老師您好，您從什麼時候開始走上書法這條路的？

　　周慧珺：我從小學就開始學書法，父親要求所有子女都要學書法。學什麼也是應父親的要求，他希望女孩子可以像管道升一樣成為留名青史的女書家，我也開始學習他眼裡的正統書家——趙孟頫。有一天，我無意間在家中的書櫃里發現了一本帖，是宋代書家米芾的《蜀素帖》，它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靈，我似乎找到了米字與自己氣質的感應點。從此心摹手追，沉浸其中。1962年秋天，上海舉辦市級書法展覽，我臨摹的米芾《蜀素帖》入選，並被刊登在《新民晚報》上。首獲成功的喜悅，令我振奮不已，也因了這一偶然的機會，使我叩開了書法的大門。

　　書法報：您曾經在上海市青年宮學習書法，得到沈尹默等前輩親授，您覺得受益最深的有哪些？

　　周慧珺：最初，我只在父親的指導下臨臨帖，但真正學書法是在1962年進入上海市青年宮書法學習班後，才正式拜師學藝，這裡雲集了上海頂尖的書法師資隊伍，有沈尹默、白蕉、拱德鄰、翁闓運等一批享譽書壇的名家，齊整而高水準的師資和嚴格的基本功訓練使我書藝益進。臨帖是青年宮學習班的必修課程，我在這裡臨了很多碑帖，楷書從顏真卿、褚遂良、歐陽詢入手，行書以宋四家為主，一直學到1966年「文革」開始，通過三四年的學習，得名家指點迷津，我才茅塞頓開，拿起一本帖時，不再像初學時那樣茫然無措，而是能比較迅速地領會各種範本的用筆技巧和結構特點，始知「寫字不必筆筆中鋒，要妙於起倒，達到四面靈動、八面出鋒的境界；字的結構就是布白，字由點畫組成，空白處也是字的組成部分，虛實相生、相守，才成藝術品」。除了技法以外，在理論上我也得到了提升。在青年宮的學習對我來說，最初的收穫很大，基本掌握了書法的用筆技巧。

　　書法報：您的書法創作在當代很有影響，能否介紹一下您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經歷了哪幾個階段？其中有哪些感悟？

　　周慧珺：第一個階段是青年宮學習時期，我得到了沈尹默、拱德鄰、翁闓運等前輩的親炙，打下了堅實的基本功。這些前面已經提過，此不贅述。

　　第二個階段是「文革」時期，此時書法老師們被打倒，青年宮書法班也停止了。父親成了專政對象，我也成了黑五類子女，家被抄，住房被緊縮。嚴重的類風濕關節炎再次發作，不得不請長病假在家中休養。這段時間對我來說是痛苦而漫長的煎熬。此時，書法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託，於是臨了大量字帖。一直到70年代初，各方面情況有了好轉。上海東方紅書畫社（朵雲軒）開始招聘工農兵通訊員搞書法，邀請部分年輕作者，參加一些書法活動，我也是其中一員。從那時起，朵雲軒的櫥窗里經常展示我的作品，市、區級展覽會也常有作品亮相。這樣，我最初的書法風格基本形成，應該說從那時開始了真正意義上對書法的探索。

　　第三個階段是1975年後，我在昔日青年宮老師翁闓運先生的介紹下，進入了上海中國畫院成為專業書法家。青年宮學習班停止後，翁先生總是主動上門指點，此時的我已然擺脫了臨摹的困惑，開始尋找新的感應點，其間難免遇到瓶頸，翁先生便不厭其煩地為我解惑。翁闓運先生是研究古籍碑帖善本的專家和收藏家，每次都會帶上幾本給我講解，這對我楷書形成「帖形碑質」的書風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多年來，我們的關係亦師亦友，我始終對翁先生存有一份感恩、一份敬重。

　　書法報：進入上海中國畫院後，您的書法又有什麼新的追求？

　　周慧珺：進入上海中國畫院後，我開始了真正意義上對書法的探索。真、草、篆、隸，大字榜書、蠅頭小楷，無所不涉，並在學帖的基礎上，臨了很多北魏碑版、簡牘帛書，努力想成為一位具創造性的書家，作品力求豐滿並具立體感。

　　書法報：20世紀70年代，您出版了《魯迅詩歌選行書字帖》，當時出版書籍包括字帖是很難的，您也憑藉此帖蜚聲書壇，能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況嗎？

　　周慧珺：我參加上海朵雲軒工農兵通訊員學習，經常有寫字任務，當時有個出字帖的任務。我經常開玩笑說這是一個誤會，因為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老先生被打倒還沒有解放，出書人只能在工農兵隊伍里選拔，因為我的作品經常在朵雲軒櫥窗里展覽，大家也還比較認可。所以在老先生的推薦下，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當時也覺得自己水平不夠，不敢寫，一再推辭，最後在老先生和父親的鼓勵下接下了這個任務。寫寫撕撕，寫了一大堆，大概過了一個月時間才把任務完成。《魯迅詩歌選行書字帖》比較受歡迎，是因為上世紀70年代經典碑帖出版不多，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書法報：您擔任過上海市書協主席，您認為一個協會的工作重點應該放在哪裡？

　　周慧珺：我擔任了兩屆上海市書協主席，期間，我的身體、水平、能力各方面都比較有限，還是靠書協的工作人員一起幫我勉強維持了12年。我比較看重協會工作，覺得應該大力培養中青年創作骨幹，所以舉辦了很多活動，比較大的有海派書法進京展，反響還不錯。但是上海書法人口少，跟大省不能比，總體創作水平在全國來說比較落後。

　　書法報：您覺得上海新一代書家對老一輩書家的繼承方面做得如何？

　　周慧珺：上海的老一輩海派書家力量都很強，在近百年的時間裡，曾出現了吳昌碩、沈尹默、白蕉、潘伯鷹、王蘧常、謝稚柳等名震遐邇的書畫、篆刻大家，他們共同鑄就了老海派書法的不朽豐碑。在他們的倡導下，上海的書畫活動開展得轟轟烈烈，並培養了大量的書畫、篆刻人才。新一代書家沒能完全繼承下來，做得有點不夠，這是我覺得比較遺憾的。

　　書法報：您對現在上海的中青年書家有什麼建議？

　　周慧珺：總體來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上海書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現在年輕人的水平比我們那一代提高了很多很多。行草書的創作，我認為把它說成書法史上的一個高峰也不為過，現在的人很會寫，書寫的水平和技法難度都很高。但是走到一定的高度，再往上走會遇到瓶頸，這就上升到學問的問題。所以，我建議他們，除了提高創作水平，還要在理論方面加強學習。近年來，上海市書協也承辦了一些研討會，做了一些理論研究工作，也出版了論文集，效果不錯，這些我覺得非常有必要。

　　書法報：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曾給您的傳記寫過序，請問您與張五常是怎麼結緣的？

　　周慧珺：香港的著名攝影家簡慶福先生很喜歡書法，尤其對我的書法比較感興趣。20世紀90年代初，他邀請我到香港去旅遊，在簡先生家裡，我認識了張五常。當時，張五常想學書法但不知道怎麼入門，經過簡先生的牽線搭橋，我開始教他書法，當時到香港去過幾次，當面教過幾回，後來大部分時間都是通過電話教，當時的國際長途電話費很貴，算起來學費也蠻昂貴的，這樣斷斷續續學了十來年吧，然後他就自己寫了。

　　書法報：張五常先生怎麼描述學書法的感覺？

　　周慧珺：他說學書法太難了，有一次聊到這裡，他笑哈哈地說：「我從一名大學生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正教授只花了9年時間，學書法學了10年，還沒有學到頭。要是把學書法的時間用在學習上，都可以拿好幾個博士學位啦。」他現在在國內，經常會來我家裡坐坐，帶著他寫的字讓我看看、提提意見，看來他真的把書法當成一生要攻克的難題了。

　　書法報：當今不少書家有名氣後反而做功夫少了，應酬多了，您是怎樣保證創作時間的？

　　周慧珺：我不知道別人是怎樣，我的應酬不多。我也不是每天必須寫，有任務就寫，平時沒任務時，自己臨臨碑、讀讀帖、看看書，不刻意去做一些事情。

　　書法報：祝您身體健康，感謝您接受本報的採訪。

　　周慧珺：也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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