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與任伯年花鳥畫之審美異同

一、吳昌碩與任伯年之生平和歷史背景　　吳昌碩（1844—1927），名俊卿，號缶廬，老缶，苦鐵、晚號大聾，70歲以後以字行。浙江安吉人。幼年家境清寒，靠刻苦自學逐漸成才。初工篆刻、書法，40歲後曾向任伯年請教學畫。他在書、畫、篆刻三個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他的繪畫藝術，繼承了前海派的文化精神，作為一位大器晚成的花卉畫家，他把文人畫的優秀傳統和寫實的院畫風格相融合，以深厚的書法功底和詩文修養入畫，創造了獨特的古拙、雄健的風格。是晚清最後一位，也是現代最初的一位中國畫大師。吳昌碩在近代繪畫史上生創了一代新風，把中國繪畫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其畫風對中國近現代一些著名畫家有重要影響。　　吳昌碩從小家境清寒，主要依靠耕耘度日。後刻苦努力，自學成才。曾為清末諸生，旋任東安(今江蘇漣水)縣令,走上了這個「酸寒尉」一生權力的頂峰。但只一個月，便因不善於逢迎上司而辭去，「一月安東令」的印文所透露的正是一個失意的正直文人。自辭職以後，吳昌碩已經徹底放棄了仕途乃至以仕途謀生的打算，開始安心於藝術創作。後寓上海。以賣畫為生，他的畫、印、書、詩都以達到了高度成熟，擅寫「石鼓文」，用筆結體，朴茂雄健，古氣盤旋，能破陳規，以書入畫，自成一家。　　任伯年

　　任伯年(1840-1896) ，名頤 ,原名小屬，一說初名潤，字伯年，號次遠，浙江山陰(今紹興),寄寓浙江蕭山。早年因學費小樓仕女畫，又自稱「小樓」。題畫用印有：任干秋，任公子，任和尚，山陰道人，山陰道人行者等。其書齋名「不舍」、「頤頤草堂」、「雁齋」、「倚鶴軒」等。父鶴聲，字淞雲，工寫照，伯年幼時曾得家授。少年時期，曾參加太平軍旗手，這對他以後反映在給畫中的思想觀念起到過重要的影響。　　任伯年出生於紹興。這是聞名的歷史文化古城，地處浙江省東北部，春秋時期的趙國都城。宋以後為紹興府冶。紹興境內氣候溫暖，物產豐茂。歷史上產生過大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愛國詩人陸遊，大書畫家徐渭、陳洪綬等，稱得上山清水秀，人傑地靈之鄉。　　任伯年出身於一個普通人家，家境不很富裕，父親原是民間畫工，後在蕭山開了一家米店。道光年間，由於連年災荒，米店生意難做，故將自己的技術傳授給兒子任伯年。當時蕭山畫壇有「二任」——任熊和任薰弟兄。他們都是浙江蕭山人，畫家陳洪綬，成就斐然，聲名遠播。少小的任伯年，雖非同宗，應有所聞。　　後在寧波期間，任伯年與任阜長己過從甚密，也肯定在這段期間向任阜長學畫。不久，由於胡公壽將他推薦給箋扇店，並為他譽揚，很快即譽滿上海畫壇。任伯年從此長住上海以賣畫為生，其間整28年。在清末上海這樣黑暗的社會裡，又染上嗜酒、吸鴉片的惡習，致使身體體摧殘，染上嚴重的肺病，於光緒二十一年， 56 歲的任伯年在病中去世。伯年客死滬寓，家境蕭條，其女雨華（霞）傳其寫，賣畫養母撫弟。　　二、吳昌碩花鳥畫的審美特徵　　吳昌碩的花卉取徐渭、八大山人、石濤等歷代創新者，也從近代趙之謙、任伯年藝術中吸收營養，可謂師學高格，出手不凡。在融各家之長的基礎上，又貫通他的書、印之力，創造出雄健大度的寫意風格。　　吳昌碩的畫在題材上，喜歡畫梅竹、松石、荷花，寓意清秀高節、剛直不阿；畫的瓜果、筍菜，肥碩茁壯，氣息清新；其他如牡丹，葡萄、紫藤、天竹、菊花等，也為日常所見，給人平凡親切之感。　　他的繪畫主要是花卉畫，尤愛畫梅，竹、松、蘭、菊、荷花、紫藤一類題材，其作畫主張「奔放出要不離法度，精微處要照顧到氣勢」，曾自作詩曰：「（作畫）不知何者為正變，自我作古空群雄」。表明吳昌碩的成功，與他在尊重傳統前提下（不離法度），又刻意追求個性表達（空群雄）是息息相關的。

　　他作花卉在布局上力求新意，或從左下面向右斜上，或從右下面向作斜上，互相穿插交叉，緊密而得對象傾斜之勢，從中再加以變化。款題、印章的位置經營，更是煞費苦心。題款根據畫面整體需要或短題或長題，有時題在空白上，有時偏要題在緊密處，敢疏敢密、參差交錯、亂中求整，以氣勢為主，這正是吳昌碩繪畫布局的特點和審美特徵。　　吳昌碩作畫時用篆籀草隸的筆法寫花卉蔬果，追求拙純而活脫的筆墨，既能力透紙背，又能奔騰飛舞。奔放處離不開法度，精微處仍照顧到氣魄，他的作品「雄健古茂，盎然有金石氣」。他畫葡萄、藤蘿、瓜瓢等藤本植物，如龍蛇飛走；一氣貫通；寫枇杷、天竹、紅梅等瓜果雜卉，古樸生動，深沉雄厚。　　精篆刻，初學徐三庚，繼法吳熙載等，並追溯秦漢墨印，後獲見齊魯泥封，漢魏六朝瓦當文字，一變而為逋峭古拙，雄渾蒼勁，擺脫浙、皖諸派而自創面目。西冷印社成立於杭州後，曾為同道推任社長。40歲左右，作畫博取徐渭、朱耷、石濤、趙之謙諸家之長，兼取篆、隸、狂草筆意入畫，色酣墨飽，雄健古拙，亦創新貌，50歲以後方以畫示人。其作品重整體，當氣勢，有金石氣。主張作畫要用草書法，曾有詩曰：「草書作葡萄，動筆走龍蛇」。其作品對用筆、施墨、敷彩、題款、鈐印等頗有研究，匠心獨運，配合得宜。其藝術風格尚在我國和日本均有較大影響。　　吳昌碩接受的基本是傳統的封建士大夫文化教育，他周圍也不乏遺老遺少，他的藝術形式與審美情調也基本上是傳統文人士大夫的，但他的藝術中也侵滿著濃郁的市民情調，具有平民文化的因素，他使用西洋紅顏料入中國畫也帶有某種探革新色彩。就其世界觀來講，他身遭兵亂之苦而優恨太平天國革命，欲求仕進實現救國安家的儒志卻又官場失意，淪落坎坷，因而嘲諷達官俗世；他仇視外海曾投筆從戎卻又與日本友人交往密切；他標榜崇仰清高卻又在早年為生計不得不做「酸寒尉」，「走炎暑」之苦；他交遊遺老卻又從未攻擊過革命黨人。所有這些都是吳昌碩本人的當時處世狀態，這對於他的繪畫審美取向影響很大。　　吳昌碩的繪畫藝術集文人畫之大成，是傳統文人畫在近現代的一個歷史高峰。大家都知道，吳昌碩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人。他出於書畫門第，詩人世家，父親是詩人兼印家。因此，他 8 歲能做駢語， 14 歲始學篆刻，青年時期便習經史，中年所交遊者皆為文人墨客，詩酒唱和，書畫交往，過的基本上是一個傳統士大夫文人型的生活。為私塾先生，為小吏，為幕僚，為職業藝術家，他都未脫離傳統文人的藩籬。相較而言，他是一個大半生失意落魄的文人，但早年的那種坎坷流離失意也成了他刻苦好學洞悉世事終能超然視之的一個資本。他本色上是一個詩人，對詩的嗜好已近痴迷。這都是傳統文人的特徵。他推崇的藝術家，如陳淳、徐渭、八大山人、石濤等。他的繪畫題材，表現內容多為傳統文人畫為之的梅、蘭、竹、菊、荷花等花卉和一些蔬果、山水。　　他繼承的是傳統的寫意畫風，不僅接續了傳統，且獨立門戶，有所發揚，具有創造力。，震聾發聵地提出「苦鐵畫氣不畫形」的著名文人畫主張。　　吳昌碩的寫意花卉，一是重氣當勢，以渾厚豪放為宗，二是「從書法演畫法」（吳昌碩詩句），以書入畫，以印入畫，以金石氣入畫，如寫如拓，高古凝重。比之於白陽，更顯得磅礴；比之於徐渭，更厚重蒼茫；比之於八大山人，顯得爛漫；比之於李復堂，更沉雄；比之於趙之謙，更辣。他重天趣，亦重古趣，所作多淋漓揮寫、奔放無矯、勢如草書，卻又沉重雄健，古意盎然，但他的古意，不弱怯，不酸冷，不輕淡，不單薄，不荒寒，是古而艷，是古而鮮，這或許與他熱愛生活，熱愛自然，適度吸收市民文化情調有關。總之，他的畫、審美精神是高古厚重，樸野自然，大大方方的，我認為這是吳昌碩極古極新，獨張一軍的所在。其藝術風格：重、拙、大、鮮、飽滿向上，一派磅礴氣象。這種美感創造，正是吳昌碩作為一代宗師對於中國畫藝術的歷史性貢獻。　　他的畫意是蓬勃於胸次的積鬱之氣。這股氣飽含了他的生活壓抑與憤世嫉俗的全部憤慨，也深寓了他的高潔自負的遺世獨立的情懷，借梅花、墨荷、葫蘆、紫藤等而深出。畫寫意先要有真意，有深意，有大意方後可。吳昌碩是金石畫派的傳人，更是金石畫派的鼎足。他繼承歷代文人畫脈絡是通過詩文，通過畫氣不畫形，通過書法中的草法作畫，但他直取金石畫派的脈絡則是以三代金石古意術美感，求古厚樸野，求斑蒼茫，就書法入畫而言則是參篆法入畫，因而「臨撫石鼓狼玡筆，戲為幽蘭一寫真」，形成他的草篆法入畫，這就比清同以前的文人畫多了一些籀之氣。金石畫派的金石篆籀氣加上文人畫派的草書入畫，畫氣不畫形，終成一新的審美世界。　　吳昌碩的畫，古而新，朴而雅，質而艷，狂而秀；非深解中國文化者，難知其中樂趣。吳昌碩的畫，以印論畫，世論不多。我認為吳印藝早成，功力深厚。他如何移印入畫？就在於古艷這一點上。吳昌碩的以印入畫，我認為是體現在其設色求單純，求厚重，求飽和，這是其印風的作風。有人認為吳昌碩作畫好用複色，有其合理性，但總體而言，他用色更喜歡濃重飽滿，單純樸厚，講究諧調色，鄰近色，互補色，講究大塊面的色塊分布，有整體感。他的用色鮮艷固與他用西洋紅有關，與他受別影響有關，但不能不看到那是他的個性氣質和審美精神的流露。其中就吳昌碩的綜合素質而言，使典畫筆墨，富於表現力，氣息文雅，富於文人氣息。吳昌碩構圖豐實飽滿，好作豎幅長屏，氣機暢旺，中間繚繞盤行，得縱橫氣勢，富於視覺張力，正與民初國人志欲國強精神相一致。吳昌碩畫重氣勢重氣韻過於重意境重情趣，的確是大寫意繪畫發展到近現代的一個歷史必然。因此，吳昌碩之崛起東南，領袖現代，實與整個民族文化歷程相推移。

　　三、任伯年花鳥畫的審美特徵　　任伯年的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吞吐古今，廣收博取，既有傳統，又吸收民間作畫的營養，並受到西洋美術某些方面的影響，使他的畫風具有一定程度的現代感和群眾性。自到上海以後，視野大開，又受到同代名家的啟示，畫風大變，鑄入化境，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逐漸成為一代大家。　　任伯年的畫，以雅俗共賞的形式，迎合了觀照過西洋繪畫形態的市民階層的審美心理而備受歡迎。他的畫，由於吸收了西洋水彩畫的不少技法，所以在再現自然外在物象之真實和表現畫面空間**等方面有著特殊成就。不過，也正因此，表現在傳統中國畫中的中國人的人生觀念與人生態度，也就在任伯年的畫中有意或無意被消解，被棄置。這說明，一方面傳統的中國畫面對一個開放的世界，面對一個走向商品化經濟的社會現實，它本身需要變榮以後適應時代發展變化的步伐；另一方面，也說明傳統的中國畫在失去它賴以生存的古典文化環境之後，如何重建適應它的哲學本體依據和人文本題依據，則成為刻不容緩的大問題。　　任伯年在花鳥畫上有突出的成就。他的花鳥畫的重要特色，是構圖奇肆多變，但卻又雅俗共賞，無論是疏落的山花野卉，還是濃密的老樹，畫面上首先映入觀者眼帘、最為奪人眼目的還是那些棲止飛鳴的禽鳥，這主要是作者平時對生活有過深入的觀察，善於捕捉對象最生動的情態，並巧妙運用布局的虛實、疏密關係和形象動與靜的對比變化。此時，他的花鳥畫還有用筆輕快、活潑，設色悅麗秀雅，很善於處理色彩的對比與調和的關係等特點。他的大多數傳世花鳥畫基本上都能真實地體現他的繪畫藝術的這些特色。　　任伯年重視繼承傳統，融匯諸家之長，吸收了西畫的速寫，設色諸法，形成自己豐富多彩，新穎生動的獨特畫風。他對花鳥、人物、山水、魚蟲、翎毛無所不能，無所不精。　　任伯年精於肖像，是一位傑出的有像畫家。他的有像畫重視寫生，勾勒，點族，潑墨交錯互用，賦色鮮活明麗，形象生動活潑，且題材相當廣泛，多繪歷史故事，民間神話傳說等百姓喜聞的題材。人物畫早年師法蕭雲從，陳洪綬，費曉樓，任熊等人。工細的仕女畫近費曉樓，誇張奇偉的人物畫法陳洪綬，裝飾性強的街頭描則學自任薰，後練習鉛筆速寫，變得較為奔逸，晚年吸收華岩筆意，更加簡逸靈活。傳神作品如：《三友圖》、《仲英小像》等，可謂神形畢露。　　任伯年的花鳥畫更富有創造，富有巧趣，早年以工筆見長，「仿北宋人法」 ，純以焦墨鉤骨，賦色肥厚，近老蓮派。後吸取惲壽平的沒骨法，陳淳、徐渭、朱耷的寫意法，筆墨趨於簡逸放縱，設色明凈淡雅，形成兼工帶寫，明快溫馨的格調，這種畫法，開闢了花鳥畫的新天地，對近、現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王雪濤先生說：「任伯年用色非常講究，尤其是用粉，近百年來沒有一個及得過他」。　　任伯年的山水畫創作不多，早年師法石濤，中年以後兼取明代沈周、藍瑛，並上追元代吳鎮、王蒙，以縱肆，勁真的筆法見長。任伯年的書法也很有特色，早年學鄭板橋，書法參以畫意，奇警不凡，提款書法大小傾側，一氣呵成。

　　四、吳昌碩與任伯年審美特徵之異同之處　　任伯年早年專門學過鉛筆素描，擁有紮實的寫生造型能力。他的畫題材廣泛，幾乎無所不包，且具很強的平民意識。他開創的清新流暢，雅俗共賞的風格，作為中國畫商品化的最佳形式，提供了傳統繪畫向現代轉化的成功契機。這也是他的畫廣受歡迎的一個原因。但是，他的畫雖迎合大眾，卻絲毫不俗媚，仍居自己獨特的創製格局，任伯年的花鳥畫在他的創作中也占相當比重，那些畫多是他到上海賣畫養家以後的創作，全然上海畫壇風氣和市場需要使然。任伯年的花鳥畫與他的人物畫不可同日而語，與他畫友吳昌碩的花鳥也難成軒輊。吳昌碩以書法金石入畫，而這些恰是任伯年的弱項，儘管任伯年也寫的一手好書法。吳昌碩三十歲上開始習畫，四十歲遇到任伯年，由任伯年牽手步入畫壇，任伯年對吳昌碩有知遇之恩。任伯年病故，吳昌碩在蘇州風聞噩耗，急奔上海，揮筆為任伯年寫下輓聯畫筆千秋名，漢石隨泥同不朽，臨風百回哭，水痕墨氣光知音。有如此眼光的，定不是凡人。作為海上畫派巨臂的任伯年，以人物肖像和花鳥畫為主攻。其雅俗共賞的藝術風貌，反映了風衰俗怨，怫鬱昂藏的時代氣息；吳昌碩在承續海派通俗應世的同時更傾向於文人畫，以朴茂、雄健的書法用筆，將清中期以來金石與繪畫的相融推向極致，，筆墨恣肆雄奇，氣象蒼茫古厚，發展了大寫意花鳥畫內蘊旺盛的精神。　　任伯年的作品，多變而又豐富的構圖、流暢的筆墨和清新明艷的畫面，創造性地將前人的筆墨與色彩融為一體，乾濕濃淡相得益彰，並吸收了西畫手法，繪畫語言非常獨特，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儘管人們對任伯年的藝術成就仍然有所爭議，但其雅俗共賞的美學特徵以及在中國畫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是不可否認的。　　上海開埠後，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口之一，隨著貨物的吞吐，財富也源源流入。一大批「以硯田為生」的畫家雲集滬上。為生計流入上海的畫家，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將作品變為商品而推向市場。在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是影響一切的主導規律。實利、寬容、敬業，求新時期要旨，價值規律從內在機制上要求人們有進取精神和求新開拓意識，這就使得畫家不得不為適應市場要求而改變畫風，趨利就俗，追新求異。當繪畫當著商品進行交換時，它所依存和評判的基礎就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繪畫不再是沉澱於書齋的文人墨客把玩品評的獨立品，而是廣大民眾指掌間的玩物、廳堂壁的補白了。畫家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報酬，就要儘可能的遷就市場，以適應「通俗娛樂」和「新奇變異」的審美時尚。任伯年是「海上畫派」畫家中求新變異意識最強的一位大師，為了創新，他甚至跑到天主教會在上海徐家匯土山灣開設的圖畫館學習西畫，從中大量的吸取營養，巧妙地將西畫中的明暗處理，用色技巧，造型方法和空間關係揉合到自己的作品中，用一種既在傳統筆墨韻味，又顯時尚元素的「雅俗共賞」的形式恰如其分地詮釋了「海上畫派」的時尚精神。　　吳昌碩作畫時用篆籀草隸的筆法寫花卉蔬果，追求拙純而活脫的筆墨，既能力透紙背，又能奔騰飛舞。奔放處離不開法度，精微處仍照顧到氣魄，他的作品「雄健古茂，盎然有金石氣」。吳昌碩以書法入畫，勝於任伯年，從氣勢上大於任伯年；而任伯年在構圖方面遠勝於吳昌碩，他們兩位大師在構圖布局上都有創新之處。吳昌碩在表現人本精神的問題上已超過任伯年，更具有文人畫的精神內涵。他畫葡萄、藤蘿、瓜瓢等藤本植物，如龍蛇飛走；一氣貫通；寫枇杷、天竹、紅梅等瓜果雜卉，古樸生動，深沉雄厚。　　任伯年的花鳥畫在經營位置上，並不牢守一種格局，而是根據畫面意境的要求，變化無窮，時出新意。注意物象間的內在聯繫，取捨得當，露藏自然。對花鳥畫中的出枝，他留心於體勢的安排，既具有處在舞姿，而又具有內在的彈性，顯得勁建而富有生命力。　　對於色彩的使用，任伯年也有著不同過去花鳥畫家的特點。用色明麗、爽快，即使使用較多的顏色，也能使之統調，毫無凝滯，混亂之感，依然保持明麗的特點。他的花鳥畫合了工意結合的技法，色彩上具有水彩畫的影響。有一些花卉、樹葉的處理，成片揮寫，略事點垛，效果有滋潤未乾，飽含春澤的感覺。　　吳昌碩的繪畫繼承了文人畫書寫胸臆，詩書畫印相結合的傳統。憑著他的聰明才智和深厚的國學基礎以及刻苦的努力，他把詩、書、畫、印真正熔為一爐，創造了獨特的古拙雄健的風格，把中國繪畫推進到一個嶄新的境界。任伯年的繪畫以花鳥畫成就最大，他所創造藝術水平至今都尚未有人超過。他的花鳥畫內容和形式的高度統一，造型準確而生動，色彩富麗而和諧，章法自然而巧妙，即富中國傳統風味，又有西方人能夠接受的藝術語言，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花鳥畫的藝術寶庫。任伯年和吳昌碩兩位都是「海上畫派」當中的領袖人物，他們的繪畫及其創造精神在中國畫壇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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