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毛澤東詩意畫」創作之考察(四)
傅抱石 渡江圖 46cm×34cm 1964 榮寶齋藏
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國美術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有人提出了「山水、花鳥能不能反映大躍進」的懷疑,傅抱石和他的同事們在一個月後便以江蘇省國畫展覽會有力地響應了這種質疑,全面展示出山水畫領域內體現「大躍進」的成果,將傳統中國畫在新時代的改革引向了深入發展的道路。實際上,為了烘托「美術創作全面大躍進」的形勢,為了說明山水畫在「大躍進時代」的價值,許多畫家都做出了種種嘗試。顯然,傅抱石率領的江蘇國畫家的努力和成果在當時無疑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傅抱石 毛澤東《到韶山》詩意圖
92.5cm×69cm 1964
一九五八年底,傅抱石開始大量創作「毛澤東詩意畫」並一發不可收拾,儘管他早在一九五零年就開始了其「毛澤東詩意畫」創作歷程,難道是歷史的巧合?陳履生認為:「毛澤東詩意山水畫的出現,伴隨著有關國畫改造的步伐,將傳統山水畫中那種脫離塵世的清高改變為結合現實的歌頌。它在當時所具有的革命的意義,是一般的山水畫難以表達的。而這種意義首先表現了與領袖的關係,這一層關係是當時作品能夠獲得社會認可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再是表現了與毛澤東詩詞中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的關係,它為山水畫的改造提供了一個現時的參照,表明了作品在創作中的一個基本的思想傾向。」如果將傅抱石的「毛澤東詩意畫」創作置於這樣的社會、文化環境下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其題材選擇的潛在意圖。傅抱石想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中國畫創作也能反映新的時代內容,也能體現積極的社會意義。因而,傅抱石的「毛澤東詩意畫」創作顯然帶有強烈的時代特徵。雖然,這裡固然包括傅抱石本身就有「以詩入畫」的創作習慣,也包括毛澤東詩詞正好符合其本人豪邁氣質等各種因素,但是,他在「山水花鳥還要不要的爭論之中」恰好從毛澤東詩詞中找到了有利於中國畫創作的種種契機,尤其是在《江山如此多嬌》完成之後,給那些面對畫什麼和怎麼畫而仍徘徊不前的人們樹立了一個樣板。因而,傅抱石的創作頗具史學意義和風格史價值。由此可見,傅抱石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選擇「毛澤東詩意畫」應該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產物,僅從題材選擇的角度出發,傅抱石的「毛澤東詩意畫」創作應該更多的是外部力量的作用要大一些。
傅抱石 毛澤東《西江月·井岡山》詞意圖
49.6cm×81.8cm 1964 南京博物院藏
如果說,一九五八年底創作的《毛澤東詩意圖冊》還基本受到詩詞情節約束的話,那麼,傅抱石一九六四年以後的「毛澤東詩意畫」則變得自然、洒脫,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反映出傅抱石繪畫本色中之豪放性格,尤其他常畫的「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無限風光在險峰」等題材,就表現出他一九五零年以後「毛澤東詩意畫」中難得的瀟洒和豪邁,這在他的寫生山水中也是相當少見的。就繪畫本體而言,傅抱石迷戀于山水畫的境界,但當隨時代的迫切性使他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投注于山水寫生之中,如果說,傅抱石的寫生山水只是忠實記錄自然生活並通過筆墨形式對其進行提煉和再處理以構成富於形式意味而又不乏現實的畫面,而多少掩飾了他內在的下意識的林泉衝動的話,那麼,他的「毛澤東詩意畫」則是更多地借用特殊題材恢復往昔的本色、充分展示出他極為浪漫、豪放的氣質特徵,並同樣以筆墨的豐富變化去傳達自己對現實生活、社會政治的複雜、真摯的感受。
傅抱石 毛澤東《如夢令·元旦》詞意圖
46.5cm×33cm 1964
顯然,傅抱石的「毛澤東詩意畫」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如果我們不把它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中,是很難準確把握其內在涵義的。作為一種特定題材,肇始於一九五零年的「毛澤東詩意畫」是在日益政治化的社會現實中,使中國畫作品能夠順利獲得主流社會認可的一個重要媒介,進而成為當時中國畫家普遍選擇的公共題材,反映了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和文化生活的變化,呈現出一種特定的風格趣味和思想觀念。然而,「毛澤東詩意畫」同時被中國畫家看作是在特殊時代進行中國畫改革與發展的突破口之一,揭示了中國繪畫在政治至上、階級至上的歷史條件下謀生存、求發展的艱難歷程,也反映了一代畫家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社會環境下所做出種種努力,並呈現出他們對繪畫發展的煌煌業績。
傅抱石 毛澤東《沁園春·長沙》詞意圖
49.6cm×81.6cm 1965 南京博物院藏
作為一個具有憂患意識又善於審時度勢的美術家,傅抱石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自然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面對中國畫於特殊年代的種種生存危機,傅抱石沉著冷靜,他以自己的思考和實踐來處理傳統技法與現實的關係,表現出一個有作為美術家的睿智才能和獨創精神。他首先從毛澤東詩詞中找到發展的契機,突破傳統題材的束縛,不失為在逆境中實現自我保護而使自己的藝術生命得以延續的有效方式;然後在繪畫技法上探索新技法與新題材的結合途徑,並憑著自己的可喜成績,為那些在題材選擇面前感到手足無措、技巧表現面前還在猶豫徘徊的畫家們指明了方向。
傅抱石 韶山圖 46cm×34cm 1964 榮寶齋藏
如今,大多數研究者都不約而同地肯定了傅抱石在「毛澤東詩意畫」方面的開創之功。誠然,「毛澤東詩意畫」題材的開創解決了中國畫不能為現實生活、為政治服務的山水畫的出路問題。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傅抱石的選擇是頗有意味的。撇開純粹的政治色彩,這裡顯然還包括了畫家自己的筆墨習慣。不可否認,由於某種精神上的契合,毛澤東詩詞也為傅抱石的個人創作提供了一個適合的舞台。但在政治光環的庇護下,毛澤東詩意畫更能適合傅抱石自己的繪畫創作習慣。一九四九年前,傅抱石創作了大量的「唐人詩意畫」「石濤詩意畫」等作品,與一九五零年後的「毛澤東詩意畫」創作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契合和傳承,這種契合和傳承給予他極大的影響。雖然兩者之間存在社會思潮、審美風尚的差異,但是,這種從「唐人詩意」到「毛澤東詩意」的傳承關係,在形式表現上有著很多關聯的問題。
傅抱石 桃花源里可耕田
42cm×28.9cm 1964 榮寶齋藏
因此,「毛澤東詩意畫」給傅抱石帶來了極大的迴旋餘地和創作空間,能較大程度上展現自己的本性。當然,這可能基本屬於純粹的繪畫問題了,傅抱石為自己的創作找到了一個「保護傘」,雖是無奈的權宜之計,但至今不失為暫時的發展方式。其間足以表明傅抱石的聰明睿智,雖然絲毫掩飾不了內在的政治意圖,但同時顯示出他曲折的求生之道。時至今日,不管傅抱石努力的原因到底如何複雜,其創作道路選擇本身反映出他與眾不同的智慧。
傅抱石 無限風光在險峰 68cm×137cm
1965 南京莫愁湖公園管理處藏
在「毛澤東詩意畫」的創作中,傅抱石所做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由於社會政治生活的不斷變化,傅抱石在生命最後的十幾年裡,在繪畫語言上做了不同的調整和探索,儘管某種共性的時代審美特徵略勝於個性的真情流露,但他總是試圖在藝術個性和時代精神之間找到自己適合發展的契合點,並保持了相當的個性特徵,從而確立了他在二十世紀中國繪畫史上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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