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進取」的中國人和「不思進取」的日本人

現在未滿35歲的日本人，從懂事以來就面對「失落的二十年」，經歷過通貨緊縮、市場不景氣的暗黑時代，大多數人的心態不只是不願意背負房貸或結婚生子，所有的風險及責任都不想承擔。

這是大前研一描述的日本「低慾望社會」。 在他的筆觸下，這一代日本人缺乏物慾、成功欲，是「不思進取」的一代。

作為鄰居的中國，因為和日本千絲萬縷的聯繫和瓜葛，自然而然成了比對的對象。中國人的「樂觀向上」，無疑是對日本人「萎靡不振「最大的「羞辱」。當然，這樣的對比帶來的快感，可能只有」野心勃勃「的中國人才能深刻體會。

這是一個複雜的話題。在對比「積極進取」的中國人和「不思進取」的日本人的時候，我們不能忽略2個因素，當前的社會背景和傳統的文化熏陶。

日本的「停滯不前」和中國的「欣欣向榮」

日本近百年的遭遇可謂跌宕起伏。

20世紀初，工業革命的基本完成，日本收穫了經濟發展的紅利；緊接著，野心勃勃的對外侵略擴張，卻最終以戰敗收尾；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

而1947年到1949年出生的「團塊世代」，直接支撐了戰後日本經濟的騰飛。他們是日本二戰後出現的第一次嬰兒潮人口，是日本經濟的脊樑。

而他們的孩子一代，即出生於六七十年代、現在四五十歲的日本人，因經濟的極大提高，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一窮二白：

1964年，日本舉辦了東京奧運會；

1968年，日本的經濟總量超越了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70年代，日本經濟已經相當繁榮；

80年代，日本走向「政治大國化」，提倡國際奉獻。

泡沫經濟崩潰之後，日本經濟不再像70年代那樣蒸蒸日上，而是開始走下坡路。

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日本人，不幸趕上了：他們的成長時期經歷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父母所有的辛苦付出付之東流；在走入社會時，又遭遇了「就業難」。

連番挫敗後的日本人，對生活沒有信心，對前途甚是迷茫。

作為日本經濟的支撐，這個群體直接作用了當前日本的經濟和社會。表現出來的，經濟的幾乎「零增長」和極低的自住房率。基於這些硬性指標，我們說，日本「停滯」甚至是「衰退」了。

而中國，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戰亂和孱弱後，急於擺脫貧窮和衰弱，更急於重新拾起「東方雄獅」的信心。

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慢慢與世界接軌，並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以其「快速的學習能力」和「博大的包容力」吸收著世界各國的技術文化。

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同樣是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有著傳統中國人的「奮鬥精神」和「家庭責任感」，也帶著西方文化傳達的「自由精神」，在社會各個角落「翻滾打鬥」。

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貸款買房、買車的慾望很強，他們渴望成功，渴望這個社會的肯定。甚至在「力求進取」的路上，表現出一種「浮躁不安」。

只是，現在的中國與70年代的日本有點相似。換句話說，現在的中國正在經歷著日本的曾經。

唯一不同的是，我們的渴求和慾望更多。我們不像那個時候的日本人一心追求溫飽追求繁榮。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我們不僅要求物質上的滿足，還渴望精神上的富裕。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表現出更大的衝勁。

而這讓已經處在「發達國家」的日本人偶爾表現出來、卻被深刻反思的「頹靡」相形見絀。

日本人的「自我反思」和中國人的「自我肯定」

日本是一個島國，一個幾乎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小國家。可能就是出於這個原因，日本從上到下都充滿著危機感。

在「恥感文化」的熏陶下，每個日本人都很在意別人對自己行為的評價，需要時刻揣測別人作出的判斷，來及時調整自己的行為。

在這兩重因素的「脅迫」下，日本人很擅長自我反思。這種反思，一方面可以規避風險，有備無患，一方面可以維護自身形象。

也就是在這種氛圍下，日本人崇尚「報憂不報喜」。

在日本，如果你翻開報紙、雜誌或者打開電視想看新聞的話，你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因為日本的媒體充滿了負面消息。

政治層面上，日本的首相以及其政策永遠是眾矢之的。

日經網抨擊安倍政府

社會層面上，各種事件、醜聞不斷。

至於經濟層面，更難找到正能量的消息。有人天天擔心日本的財政朝不保夕，有人擔心日本企業被韓國、中國企業超越，也有人為100年後日本人口減少到最後1人擔心地夜不能寐。

甚至還有替中國經濟操心為中國敲警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