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改革家的一個例外

2008年02月06日 08:24:28 　來源：北京日報圖為《帝鑒圖說》是張居正親自編撰，供當時年僅十歲的明神宗(萬曆皇帝)閱讀的教科書，由一個個小故事構成，每個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圖。圖為《帝鑒圖說》清代刻本。改革家的成敗素來是以政績為評判的依據，政績都產生於當朝，那麼何以要認為改革家的評價重在身後而不在當朝呢？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因為歷史上改革家的結局都很悲壯，他們為了富國強兵，鞠躬盡瘁，立下豐功偉績，可個人的下場卻非常慘烈，商鞅被五馬分屍，王安石在孤獨中鬱鬱而終。趙武靈王為了軍事改革，推行胡服騎射，卻被反對派包圍，活活餓死。在大多數改革家功敗垂成、慘遭不測的情況下，卻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張居正。●張居正堪與商鞅、王安石並稱為我國封建社會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張居正是16世紀後期載譽青史的宰相。他在萬曆王朝初年(1573－1582)當了十年首輔，協助十歲的小皇帝推行新政，把衰敗、混亂的明王朝治理得國富民安，史書上稱他為"起衰振隳"的"救時宰相"。他功績赫赫，堪與商鞅、王安石並稱為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中期與後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商鞅廢除井田制，按軍功授爵，獎勵耕織，奠定秦國中央集權制和統一中國的基礎。商鞅時代是從周代的分封制轉化為秦代郡縣制的創始期，這是中國進入文明社會後的第一次社會大轉型，不同社會體制的轉型與同一體制下的變革不可相提並論。王安石和張居正的改革與商鞅變法不同的是，他們都屬於同一體制內部的革故鼎新，具有同一體制改革評價的可比性，可他倆身後的是非榮辱大不相同。以王安石來說，從十二世紀到十九世紀的七百年間，偶有慧眼識俊傑者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給以指責和抨擊，《宋史》把王安石變法視為北宋禍亂之由，這一看法幾乎蓋棺論定，對後世起了主導的作用。清代的《四庫全書》不僅對王安石變法全盤否定，凡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都給以"彰善"的美譽，遇有為王安石變法辯護的概以"癉惡"論定，以致有"受謗七百有餘年"之說，直到19世紀末嚴復、梁啟超才為之徹底翻案。張居正死在任上，雖然得以善終，但身後家族的命運要比王安石悲慘。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同年底即遭彈劾，次年被抄家，兄弟張居易，次子張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圍困餓死十多人，長子張敬修以血書鳴冤，憤而自盡。從張居正家破人亡的結局來說，比王安石要不幸，若從身後的聲名來說，王安石被誣七百年，而張居正死後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禎年間全面平反，恢復謚號榮銜，子孫襲職，並將張居正的故居改成張文忠公祠，以供後人瞻仰。《明史》盛讚張居正為政期間"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張居正被誣之際，為他平反的不僅有他的支持者，還有他的反對者，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當張居正被誣之際，皇帝一聲令下，群臣莫不膽戰心驚，更何況人亡政息，對張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勢一度非常嚴峻。可在這種情況下，為他平反的不僅是他的支持者，還有被他打擊與他結怨的反對派，這還不止是一、兩個人，而是一批人，這在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例如，被張居正罷官的趙錦，直到張去世後才得以復職，但他一復職，即為張居正主持公道，要求寬恕張居正；翰林院侍講學士于慎行復職後，適逢張家被抄，他義無反顧地致信執法人，要求執法時不要株連無辜，給張的家人留有生活的餘地；當初得罪張居正而引退的工部右侍郎陸光祖，復官後任吏部侍郎又因為呵護張居正，再次被降職。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當初因為不同政見被張居正處以廷杖八十，被打致殘的都御史鄒元標稱讚張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面對張居正，他竟然懷抱內疚，聲稱"奚愧矣！"天啟年間他已白髮蒼蒼，拖著一條拐腿為昭雪張居正而奔走呼號。這不能不使人驚嘆！張居正何德何能，竟然使當年力圖推倒他的反對派又呼喚他的歸來，不顧自身的恩怨，前赴後繼地為之鳴冤？可這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竟然發生在明末！明代人說:"居正受遺輔政，肩勞任怨，日久論定，人益追思。""板蕩之後，而念老成；播遷之餘，而思耆俊。"清代人說:"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應該說，上述言論只是後人對張居正評價的很小一部分，但這一小部分卻道出了足以發人深思的背景。他們都從"日久論定"、"板蕩之後"、"封疆危日"等時間的檢驗和形勢的變化著眼，重新評價張居正，這是超越個人恩怨對王朝安危存亡進行反思的肺腑之言。從張居正逝世後，隨著新政的廢弛，時局急劇敗壞，社會動蕩，危機迭起，與張居正執政時的嚴明、富足與穩定形成極大的反差，面對這一動蕩不安的局勢，憂國憂民之士束手無策，又不甘心王朝的沉淪，夢想追回萬曆初年的盛景而又時不再來，張居正就成為"起衰振隳"的偶像。●16世紀末的中國歷史給了張居正與歷代改革者不同的背景和機緣晚明王朝並不乏有飽讀經書、精明幹練的能人志士，可他們所處的16世紀這一特定的時代，已不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敗，而是整個封建制度走向沒落。在王朝末年力圖振興頹勢而鞠躬盡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會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體制再現活力的唯有張居正得到成功。16世紀末的中國歷史，給了他與歷代改革者不同的背景和機緣。 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體制從秦漢到明末，已經延續了一千八百多年。它本身不僅有創立和完善的過程，而且在不斷地加強和削弱的反覆震蕩中發展。發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連宰相的權力都收歸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獨攬，然而就在這高度強化的專制主義王朝的末年，衰敗的景象遠遠超過漢末、唐末和宋末，這樣一種極度強化和極度弱化的勢態，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歷代王朝從未有的境遇。張居正就在這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走上政治舞台，以非常之舉推行新政，爭得王朝短暫的復甦。在這之前，隆慶元年的首輔徐階作過嘗試，繼任首輔高拱也有過努力，都以失敗告終，狼狽離職。只有張居正得到成功，而這一最後的努力後來又遭受皇權的踐踏。十年新政，頃刻間灰飛煙滅，這隻能說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給改革的餘地愈來愈窄，無論改革的成功或失敗，改革者都要遭到滅頂之災，遂至無路可走，這王朝也就走到歷史的盡頭。(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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