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毀掉了三次實現民主共和的機會

袁偉時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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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也有自己的打算。作為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的袁世凱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異常積極。接任臨時大總統後，他任用張謇、周學熙等主管經濟、財政，皆一時之選，為完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平衡預算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在政治領域，他卻是一個目光短淺的庸人和勤勉的專制主義者。

辛亥革命後，期望他成為「中國的華盛頓」的呼聲非常強烈。但他一連毀掉三次機會，走上帝制自為的不歸路。

第一，沒有充分利用國民黨的合作願望。

當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他面臨在議會中佔有多數席位的革命黨的掣肘。現代政治是在不同政治勢力相互制衡和妥協中運行的，不能籠統把掣肘看作壞事，何況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國民黨當時有強烈的合作願望。1912年8月24—9月16日孫文與袁世凱在北京會談十三次。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報》民國元年第149號公布了這些會談的主要成果之一：袁世凱、孫文、黃興、黎元洪《協商訂定內政大綱八條》：「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承認之根本。」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733頁。這八條追求的是國家的統一和富強，沒有顯示民主共和制度的特點。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國最後10年的新政時期，朝廷和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會欣然接受。妥善運籌，適當分權，袁世凱有可能與國民黨、進步黨合作，維持政權穩定，推動民主制度逐步走上正軌。可是，他所要的國務總理不過是「伴食宰相」，幾任總理，稍不如意，即予撤換。當國民黨當權的政黨內閣有可能成為現實之際，不惜用黑道手段消滅政敵，終於釀成巨大的政治風波，成為他覆沒的開端。

第二，蕩平「二次革命」後，沒有讓國會繼續運作。

「二次革命」失敗後，多數國民黨籍議員繼續參與國會活動，不願與袁世凱決裂，國會仍在繼續運作，完成了選舉正式大總統和草擬憲法兩件大事。如果袁世凱有足夠的智慧和度量，接納梁啟超的建議，不要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剝奪國民黨籍議員的議席，使國會不致因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繼續運作，中國的民主政治仍會有一線生機，袁世凱也有望善終。不幸，他一意孤行，喪失了一次救贖的機會。

第三，國會被迫關門後，沒有善待諮詢機構。

為了裝飾門面，他指定一些人組成御用的諮詢機構——參政會。假如他真的虛心求教，吸取這些參政員的內政、外交智慧，政局仍有可能在「開明專制」或威權統治下運行，出現拿破崙式的專制統治若干時日。不幸，他白日做夢，念念不忘黃袍加身，參政會成了復辟帝制的群魔亂舞的場地，終於把他送進了墳墓。

作為大清帝國的重臣，他當然渾身浸透了傳統專制文化的毒液。但是，某些西方文化也是他倒行逆施的思想資源。

1913年10月16日，袁世凱向眾議院提出增修約法案。他的草案要求把「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職員」、「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的大權都付諸總統，並且「於國會閉會時，得制定與法律同效力之教令」和「得以教令為臨時財政處分」。歸納起來，這些要求被接納，從內政到外交，他都可以為所欲為。為此，他援引美國、法國、葡萄牙、德意志等國的制度為根據，沒有半句涉及中國傳統。其實，他或是割裂西方現代文化，或是以政治制度尚未現代化的國家為榜樣，實質是延續中國歷代皇朝由皇上獨攬大權的制度。《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467-468頁。1914年他召開的約法會議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滿足了他的這些專制要求，唯獨不見開明。

（摘自《昨天的中國》，浙江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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