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古代社會代表著較先進生產力和較高生活水平的地方,但是在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畸形的副產品,如流氓、賭徒、娼妓。他們的存在成為籠罩城市生活的陰影。 流氓早在先秦就有了,可以說他是伴隨著城市的產生而產生的。世事總易變,流氓古今同。縱觀古代流氓,其所作所為與今日的流氓相差無幾,而且隨著城市發展越來越流氓,或欺行霸市,或把持渡口,或敲詐勒索,或倒換紙鈔,或盜墳挖墓,或為妓院拉皮條,或專門行騙,設下各種騙局,如美人局(假娼優為妻妾,誘人上當,明代叫扎火囤,清代叫仙人跳,民國叫拆白黨)、櫃坊賭局、水功德局(即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詐騙錢財),或抄家放火,簡直無惡不作。 由於流氓到處遊盪,因此很容易扎幫結夥,聯合起來為非作歹,氣焰囂張得有時把官府都不放在眼裡。流氓幫伙常常以結社的方式組織起來,就更為恐怖,如宋代揚州有個「亡命社」,元代有「清樂社」、「扁擔社」,明初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剷頭社」,清代有「老洪會」、「洪連會」、「添弟會」、「千刀會」等,四處作惡,嚴重危害治安。有的流氓團體還以起義為名,反對官府。
應該說官府與流氓是對立的,但實際上,官府(至少是某此集團和官吏)又常常和流氓勾結在一起,一個明火作惡,一個背地撐腰,共同違法營私。這樣一來,流氓怎麼可能真正被繩之於法呢? 賭博這種活動很富刺激性,又能不勞而獲,正合流氓的口味,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成為騙錢的手段,因此,從事賭業的人,大都與流氓分不開。但是賭徒卻不只是流氓,還有生活艱難的小手工業者、家財萬貫的紈絝子弟和富商,前者迫於生存壓力想去碰碰運氣,後者則沉湎於千金巨資忽而得之、忽而失之的刺激之中。賭徒的心理反映了賭徒的心理反映了賭博業存在的社會基礎。 賭博的結果只有兩個,或贏或輸,贏了的花天酒地,隨意揮霍;輸了的往往傾家蕩產,無路可走,就敲詐索偷,無惡不作,於是世風日壞。 基於賭博的種種弊端,歷代政府都想法禁賭,但是好賭的人太多了,甚至很多皇帝、大臣也如此,例如漢景帝、漢宣帝登基前都好賭,東晉大司馬桓溫、南朝劉宋時尚書鄭鮮之、司馬何尚之年少時也是好賭之徒。據說漢宣帝曾經輸給賭壇高手陳遂,當上皇帝後就賜封陳為太原太守,為的是還賭債。而南北朝時齊明帝犒賞三軍的方式竟然是賭博!
於是,賭博成為城市的不治之症,並最終成為社會的一個產業,上至朝士,下至黎民,幾乎無人不為。 同賭博一樣,賣淫也是一個產業,並且同世界各國一樣,賣淫業也是中國最古老的產業。 娼妓的起源,在殷代,據說那些才情色藝兼具的女巫就是早期的妓女。明明白白地以女色為業,則是在春秋時期,而且,創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賢相管仲。他在宮中設置官營女市,有女閭(妓女)700人。 於是,這股禍水從封建統治的後宮中流出來,一發而不可收。各朝大都市都有著名的紅燈區,如北宋東京城的潘樓一帶、相國寺外一帶、東雀門外,妓院林立;明代京城東城,廣陵城內有著名的九條巷,道路曲折,精房密戶,妓女多達五六百人,每到傍晚沐浴薰香,走出巷口,到熱鬧處拉客;清代北京城更有著名的八大胡同。 追究起來,娼妓的存在與封建禮教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為了可觀的稅收,國家不能取締,只能嚴格管理,限制政府官員嫖妓,例如唐朝規定五品以上官員不許進入市場(妓院當時設在市場內),宋朝柳永因為流連青樓雖有才亦不能得功名。但對於商人和士兵,政府決不干涉,從某種意義上說,妓院也正是為他們開的。
招待商人、士兵等下等人的是單純出賣色相的普通妓女。教坊培養出來的能彈會唱、懂詩善畫、氣質優雅、色藝俱佳的歌伎,伺候的是「道德高尚」的上等人,她們和前者沒有本質的不同,都是男人的玩物,充其量算是高級妓女。雖然歌伎可能「一曲紅綃不知數」,名噪一時,但一旦年老色衰,一切繁華就都如同春夢一場。她們的地位也不比普通妓女高,一樣要戴上「妓女」的「標籤」,比如「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民妻同」(明代規定)。普通妓女就更慘了,連父兄也要受株連,必得裹綠頭巾。 中國的娼妓業還有一個特點,每逢社會盛衰,這個行業就尤其興盛:社會穩定、生活富庶時期,飽暖思淫慾,嫖妓當然成為一種消費;而當政治黑暗,士人落魄之時,經民濟世之學就只能消磨於為青樓知己填詞譜曲之中,比如魏晉時(門閥制度黑暗),元朝時(一度輕漢人,廢科舉)。 清朝時取消了官營妓院,但結果只是促進了民間娼妓業的發達。事實上,如果不能消滅它存在的社會基礎,娼妓業是不可能消滅的。 古代城鄉生活之異同 同一個社會制度統治下,城市與鄉村具有相同的等級制度、相同的道德標準,換言之,本質的東西是一樣的。但是城鄉生活表現出來的更多是差異。
從起源上看,城市是在鄉村的基礎上誕生的,催生素首先是政治,其次是經濟。這兩個不同的原因造成了中國南北方城市的差異:北方政治色彩濃,南方經濟意識強。而鄉村是生存自然需要的產物,為其自然,才能數千年不變,發展緩慢。 從謀生手段看,城市居民做工、經商、提供服務,提供服務的同時也從別人那裡獲取服務,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鄉村居民世代以農為業,目的只是滿足自身的需要;有限的交易也只在實物方面。 居住環境生存手段的不同,決定了鄉民和市民思想意識、言談舉止、風俗習慣諸多方面的不同。由於村落散居,鄉民接觸的新鮮事物極其有限,視野狹窄,所以思想守舊,易安於現狀,愚昧無知。例如鄉間沒有專門從事娛樂業的人,娛樂活動很少,只在社祭和重大節日的時候才有,而且充斥著濃濃的封建迷信色彩,簡陋粗俗。人們追求的就是衣食飽暖,子孝孫賢,安於勞碌清貧的生活。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家族勢力在鄉村的影響很大。 而市民每天都在人群中穿梭,生活的各個方面均衝出了家庭局限,思想開放,謀求進取,追求的不僅是飽暖,還有精神享受,奉行享樂主義,過的是安閑舒適的生活。聯繫市民的是地緣關係,血緣關係對城市生活影響不大。另外,由於各種交易的頻繁,城市生活顯示出快節奏的特點,而農村則是靜穆的一片。
城鄉生活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兩幅風格各異的畫卷,如果把它們合起來,恰恰就是古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全景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