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美學精神」探析之一：天地有大美

中國紀檢監察報20170811第五版

徐碧輝（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美學研究室主任，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

在當今全球對話、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化格局中，繼承、弘揚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美學精神對於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增強民族凝聚力、使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都具有重要意義。

到底什麼是中華美學精神？如何提煉、概括其精髓？中國傳統美學博大精深，內涵豐厚，對其精神實質的認識則是見仁見智。從不同角度、側面去探究，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中華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幾千年的文明積澱下來，可以繼承發揚、在新世紀進行「轉化性創造」的思想和精神財富車載斗量。筆者以為，要理解「中華美學精神」，必須聯繫整個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說，中華傳統文化是一種審美文化。它把整個宇宙自然和人世社會看成一個生機勃勃、氣韻生動、充滿生命和情感的世界，一個「大美」與「大善」的世界，人在這個世界上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與天地萬物齊一，在精神上、心靈上達到高度超越而具有現實精神的境界。中華傳統文化的這種審美特質決定了廣義上的「審美」是其本質。也就是說，中華美學精神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

理解中華美學精神，得從中國人看待宇宙自然的宇宙觀和看待人生社會的人生觀層面，來探尋其最根本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一種審美文化，中國傳統哲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美學理論。反之，中國傳統美學是一種哲學一種人生觀。因此，理解中華美學精神，不得不「從頭講起」，從中國人看待宇宙自然的宇宙觀和看待人生社會的人生觀層面，來探尋其最根本的特質。

如前輩學人所指出的，中國古代哲學對於「本體」的思考和感悟是此世的、現世的。中國哲學是「一個世界」的哲學。中國古代沒有西方文化那樣與此岸分離的彼岸世界。形而上就在形而下之中，超越就在現世之中，彼岸就在此岸之中。古人以「天人合一」的觀念建構了包括宇宙、自然、社會和個體的人在內的「天人圖式」，社會和人世受自然宇宙的影響、控制和決定，即由「天道」所決定。「天道」的「天」是某種自然性的規律、法則，它有著不可抗拒的神聖性；另一方面，人的行為、德行、人格在某種程度和意義上又可以對「天道」有所影響、改變。好的行為感動「上蒼」，降下甘霖或出現某種「祥瑞之兆」；而惡行則招致「天怒人怨」，上天降下災禍對人予以懲罰。因此，「天」與「人」是交會感應的，宇宙非冰冷的物理存在，而是充滿生機情韻的有情世界。

在這樣一個有情的世界中，人便是要以自己充滿主動精神的實踐作為去迎合併體現和展示出「天道」。正因如此，人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地位崇高。人的主體性一直得到高度強調，特別是在儒家思想中，積極入世，建功立業，從來就是主流。當然，不僅是要建立功業，德行也更是儒學所強調的。但無論道德或是功業，都有一種積極樂觀的精神，一種「樂學」「樂生」「樂活」「樂道」的精神，也就是以一種審美精神作為底蘊或基礎。所謂「孔顏樂處」，是強調在任何境遇之下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樂」。孔子言，「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便是一種「樂生」精神。而孔子最為稱道的學生顏回，生活拮据，飲食簡單，身居陋巷，別人都替他難過，他卻「不改其樂」。這裡，苦依然是苦，並非以苦為樂，而是身處苦中，卻有一種內在精神支撐，以至於處於困苦之境依然能夠真心悅樂。

這種「樂學」「樂道」「樂生」精神背後，便是一種有情宇宙觀的支持。

在中國古人看來，世界由陰陽兩極對立統一運動變化而生成，陰陽五行周流圓轉，生生不息，相生相剋而成萬物。古人講「道」，以道作為世界「本體」「本源」——老子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但「道」並不在世界之外、之上，而是就在世界之中，甚至就是世界本身。所以「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莊子認為，道是「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然則道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既是世界的又是超越的。

中國哲學所言的這種物質性的世界並非物理事實的世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物質世界。這個世界固然是物質的，卻並非冷冰冰的物理現象，也不是在人之外、之上，支配人、統治人的異己力量。相反，這個物質世界與人之間有一種精神、情感或心靈上的互通互感。天地有德、有情、有信，在活潑昂然之中蘊藏著無限的生機。此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也。因而它也是一個美的世界。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在莊子這裡，世界的三個維度——空間、時間和運動著的物質都有了情：從空間看，宇宙空間所組成的「天地」是一個生機流轉、大美儼然的世界，天地有大美，卻無言自在，如王維詩曰：「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芙蓉開在山中，花紅花落，有情有信，卻並不張揚言語。因此，這與西方「太初有言」完全不同。大美不言，自在充盈。從時間看，正因為天地有情而無限，世界才可以從無而為有，所謂「有無相生」「有生於無」是也。宇宙無限，而人生卻短暫而有限，人才有那麼多形而上之感喟嘆息，「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才可以「為天地立心」，可以化瞬間為永恆。有了充溢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有成理而不說的宇宙世界，人才會創造與自然世界共感和鳴的「曾點氣象」，才會體會「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大美無言之境界。

經過種種艱苦的修養和提煉，日常生活具備了審美化、精神化，甚至神聖化的可能性

既然形而上的追求都只是在此世、此岸實現，既然世界只有一個，沒有像西方那樣分割為現象與本質、此岸與彼岸兩個有著巨大鴻溝的方面，則對於中國人來說，生存的意義和目標便也就在此世、此岸，就在生活的當下過程中。

每個個體都生活在當下，因此，人生的目標、意義、價值也就在當下。但是，另一方面，當下的生活是短暫的。人生苦短，生命有限，如何能抓住有限的生命，使之超越短暫，達於永恆的無限之境，也是每一個人所關心的。

中國人的超越觀是通過身心兩方面實現的，一方面是肉體生命的延續，即家族的繁衍、綿延，另一方面通過樹立德行、建功立業、著書立說，從而創造出能夠長存於世的精神價值，在肉體死亡腐朽之後把精神留存於世，並傳之後代，即所謂「流芳百世」。

對於當時當下的人生，中國人的態度是洒脫逍遙，通過暫時超脫日常生活的庸碌狀態而達於心靈的自由境界。換句話說，中國人的生存觀是一種現世的逍遙觀。所謂「曾點氣象」，如朱熹所言，便是「不規規於」具體的日常事務，把自己從日常生活中抽離出來，在與自然山水的親近、體認之中，達於胸次悠然、氣韻周流、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的境界。這既是一種「不關心的滿足的藝術精神」(徐復觀語)境界，也是一種道德上的完滿自足、人格達於極致、從而能夠體認宇宙自然之「本真」特質的心靈境界。它既在世又出世，既疏離又關心，既是個體生命向自然的體察，也是在自然之中建立的一種新的社會關係。

在這一點上，儒家與道家的差別並不是那麼巨大。眾所周知，莊子的逍遙遊境界便是一種「無待」之境。所謂無待，即無所期待、無所牽掛、無所持守。《逍遙遊》里的大鵬，由於體量巨大，活動範圍也極其廣大，因此有一種驚心動魄的崇高感，氣勢磅礴的壓迫感。「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即便如此崇高巨大、動人心魄的大鵬，在莊子那裡也未達於最高的境界，因為它仍然「有所待」。在莊子看來，真正的逍遙遊是一種「無待」的境界，這是一種超越了經驗世界、只能以理性去把握的境界。但這種理性並非西方哲學意義的純粹理性，而是積澱了感性情感和想像的理性，因而更接近於現代所謂審美直覺或審美判斷。這種「無待」之境，一方面包含並超越了大鵬的崇高、博大、雄渾，另一方面，又有一種深沉的人生智慧，能夠審時度勢。就像莊子筆下那「無用之用」的大樹。大樹在惠施看來大而無用。但莊子卻由這種「無用」之中發現了巨大之「用」：「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如此一來，大樹之用便成為一種超越具體日常生活，即不再「規規於事」的審美之用，而大樹也成為逍遙遊世、自由超越的審美意象。

生活大多是現實的、世俗的、物質性的、平凡的，很多時候是具體而瑣碎的。但是，在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國人還是登山臨水以遣懷，畫船聽雨而逸興，在楊柳彎月下歌詩，於雪落無聲處賞景，以這些暫時脫離日常生活的行為求得一種對日常生活的「疏離」，從而尋求一種現世的精神自由與超越，使平庸的、瑣屑的日常生活又具備了超越的可能性。就在種種日常生活的煩瑣之中悟得本體，在各種紛擾繚亂的世俗行為中求證大道，亦即禪宗所言「平常心是道心」，擔水砍柴無不是「道」。經過種種艱苦的修養和提煉，日常生活具備了審美化、精神化、甚至神聖化的可能性。